“儿挖金，不稳定，在非洲丧命”——中非跨国掘金者暗流（一）

【编者按】《黄金海岸：中非跨国掘金者的暗流》是三个颠沛流离在非洲的中国掘金者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财富梦想的编织与幻灭，支配著平凡生命的悲欢离合。本文分为三章，将连续三周发表。这是第一章，一位名叫阿辉的中年劳工去到了非洲那个口口相传的“黄金海岸”加纳；为了一粒一粒的诱人砂金，阿辉最终命丧他乡⋯⋯

本文选自“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第二季获奖作品，由端传媒免费联合发布。“在场 · 非虚构写作奖学金”是端传媒的内容合作伙伴，由 Matters Lab 与文艺复兴基金会发起，为独立写作者提供奖金与编辑支持。端传媒期待与更多独立创作人与时代纪录者同行，你可以通过订阅支持我们寻找、制作更多深度内容，或联络我们成为合作伙伴。

中非，雅诺凯：阿辉
5°18’52.3″N 17°05’51.1″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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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送黑头，真伤心。儿挖金，不稳定，在非洲丧命。我心惊，又怎么顶过这一辈子”——电影《夏至》

2020年12月1日中非共和国当地时间12时30分，广西上林籍的淘金工人阿辉在位于雅诺凯（Yaloke）镇的矿区突发胃出血，送往医院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仅44岁。阿辉短暂的一生浓缩在一张简易的，由中非首都班吉圣布兰丁医院开具的死亡证明单上。死亡证明单上写著他的姓名、出生日期、死亡时间（2020年12月1日20时05分）、职业（矿业经理人）和死亡原因（胃出血与心肺震荡），证明单印著中非共和国外交和海外侨民部的印章和当地医院医师的签名。

阿辉的遗体被放置在当地医院的太平间里，他的死亡还需要各种各样的证明：当地医院的医学鉴定、当地警局的死亡鉴定书、驻中非大使馆的死亡认证、中非共和国矿业协会的死亡通知……这些死亡的告示和确认的语言冰冷而精准，像是为这位来自中国南方籍籍无名的矿工所写的官方墓志铭。12月4日，阿辉的老板老覃总算拿到官方的死亡认证书，办理好了遗体火化的许可证。许可证上这样写著：辉，生于1975年，广西，男，于2020年12月1日班吉圣布兰丁医院休克后去世，尸体将于12月5日8点30分送往火化。

阿辉的遗体静静地躺在在粗壮的木材堆上，当地运尸工淋上汽油，点上一把火，要等上六七个小时，才能完成火化。阿辉的妻子和孩子因为旅途遥远和疫情爆发，不能陪他走完这人生最后一旅路。熊熊大火，发出滋滋的响声，陪在他身边是他矿区的几位工友和老板老覃。漫长的火化拉长了这备受煎熬的时刻。蹲在一旁的老覃沉默不语，一支接一支抽著苦闷的烟。在非洲淘金这些年，他亲眼目睹和见证太多工友的死亡：挨马啦痢（Malaria）死的同村发小、在工地上被当地劫匪乱枪打死的表叔、在去勘探矿区的路上遭遇车祸身亡的工人，去集镇卖金时被劫丧命的合伙人……都是老覃为他们处理身后事。

老覃说挖金这一行挣的钱都是拿命搏出来的，黄金带著人血。他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是为一个感染疟疾，不治身亡的同村矿工处理后事，才36岁，年纪轻轻就在异国他乡送了命，由老覃负责送他的骨灰回国。那一天，因为大雾天，阿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场的航班大面积延误。晚上他与骨灰盒同处一室，挤在机场旁旅社一间狭窄的小屋里。那一夜他一直睁著双眼，开著灯，整夜未眠。他说不是因为害怕，而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他不敢想象如果骨灰盒里装的是自己的遗骸，他农村年迈的双亲和妻儿该如何度过余生。

老覃为这个逝去的矿工单独买了一张机票，他的骨灰盒用书包包著，坐在老覃的旁边，靠窗的位置，这是他人生最后的一段路了，老覃说不想委屈他挤在行礼箱里。经过十九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终于落地，入境时却被海关人员拦了下来，怀疑骨灰盒里是非法的东西。老覃拿出一叠叠死亡证明材料、病例单和使馆证明反复解释后，才得以放行。他抱著骨灰盒连夜从上海虹桥机场飞回南宁，又驱车三个多小时，才终于到逝者的老家，天已经蒙蒙亮了。临近村口时，老覃摸了摸骨灰盒，心里默念道：“老表，回家咯！”。

而这一次因为新冠疫情的爆发，国内严格的入境隔离和熔断政策，从非洲回国内的航班少的可怜，也异常的贵。在非洲的上林矿工们想回国变得十分困难。阿辉的爱人找不到带阿辉骨灰回国的同乡，最后只好请老覃把他埋葬在异国他乡。在去往雅诺凯镇矿区一条土路旁，有一片棕榈树，阿辉被埋葬在小小的土丘里，没有墓碑，没有名字。

在寄回家的遗物中有阿辉的两本护照。第一本护照上的证件照，是阿辉2011年3月在县城出入境大厅拍的，35岁的他穿著黑色的POLO衫，眼神笃定。这是他第一次办护照，第一次出国，将去往一个从未听说过，却又令人向往的，被称之为“黄金海岸”的西非国家——加纳。国际黄金的价格从2008年开始一路飙升，在阿辉办理护照的2011年3月份，伦敦金银市场的黄金交易价格已经从2008年1月855美元/盎司飞涨至1426美元/盎司。大世界的黄金热潮，开始席卷上林这个华南边陲的贫困之地，撩动著这个有著深厚采金传统的地方的人们的心弦。

在阿辉办理护照两个多月后，当地的银行和信用社突然在一个月涌进十二亿多的汇款，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如此异常的资金流动，甚至惊动了北京有关方面，官方怀疑这些钱可能是“黑钱”，担心与境外的洗钱、赌博和电信诈骗有关。证监会、银监会和公安部等多部门派出联合工作小组前往上林县调查此事，当地基层干部带著他们看集镇上正热火朝天生产的砂泵制造厂，走访非洲淘金者的家庭，指著村里一栋栋新起的楼房对这些北京官员说道：“这些都用‘非洲钱’盖的，都是我们金农在非洲挖金挣的血汗钱”。那一年的年末，县信用社挂起巨幅的红色横幅，写著“热烈庆祝我社居民储蓄存款达到30亿元”，镇政府挂起“一人出国务工，全家脱贫致富”红色宣传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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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的Bre-X金矿）这是一场表演，一出戏剧，一个魔术和一种集体的幻觉……利润必须先想象，然后再提取。魔术越是壮观，投资狂热的可能性就越大”——Anna Tsing，2001

那时在阿辉生活的村子，黄金、加纳和投资非洲成为打架茶余饭后最重要的话题。村里人在老槐树下聊著这股淘金热中的财富传奇人物：在加纳的工地上挖到“狗头金”的幸运儿、负债累累的赌博佬靠在非洲挖金实现了咸鱼翻身、曾经混江湖的“三毛”在非洲淘金暴发后在县城买豪宅购豪车、某个命里带金的老板在加纳机组一夜净赚数十万……这些传奇亦真亦幻，像彩色的希望泡泡机，不停地给当地人造梦，俘获人心。清明祭祖后的家族聚餐，变成了投资股东大会，亲戚们热火朝天地分享著投资加纳，投资非洲的秘诀，商量著怎样集资入股，抓住这个千载难得的致富机会。酒桌上，村里的年轻仔们拿著像素不高的手机，互相传看著一张张从加纳传回来的照片：在加纳矿区拿著一根根金条、一块块金砖的上林淘金者，与印度老板卖金交易时一捆捆塞地（加纳的官方货币）和一叠叠百元美元的现钞，上林人在库马西的矿地上一台台轰鸣的卡特牌挖掘机和上林制造的砂泵……这些照片，这些表象的碎片，像一幅财富宝藏图的拼图，像一块具有魔力的吸金石，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足三千元的贫困之地，激发出人们对于发财和暴富的强烈渴望。加纳——这个被称之为“黄金海岸”（Gold Coast）的西非遥远国度，成为这群充满旺盛能量的草根淘金者眼中新的“金山之城”，新的希望之地和财富沃土。

在阿辉生活的集镇上，与非洲有关的事物如雨后的野蘑菇一样涌现。

集镇公路旁的一栋五层的天地楼顶，矗立“投资非洲”的巨幅广告牌，这是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门店招牌写著“上林—塞内加尔—马里”，门店内左右两边悬挂著镶著金边的毛泽东像与习近平像，墙上挂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标语。外贸公司对面的砂泵制造厂棚外，堆积著密密麻麻地砂泵机和柴油机，在淘金者眼里它们就像一台台胖胖的印钞机。

狭窄的村镇公路边，停著长长的集装箱货运车。这满满一箱物资将运往深圳的盐田港，从那里出发，漂洋过海运往上林人在西非的矿地上。代理销售挖掘机、柴油机和零配件的公司纷纷成立，他们的老板在办公桌上关注著国际金价，墙上贴著一张张大大的非洲地图。电线杆上贴著“专业签证：专业办理加纳、加蓬、津巴布韦等国家及世界各地的签证，保证让你快速、顺利、安全的到达目的地” 签证代办广告。

小店门前立起“加纳签证，北京正规发证，上林一条龙”的招牌，私人药店的门前贴著“本店长期供应非洲药品，青蒿琥酯片”的海报。在集镇公路旁学校的白色围墙上，刷著“从非洲回来的到县疾控中心检查是否患有疟疾”的标语。在非洲发家的金老板在当地开了一家“淘金乐园”的农家乐，在园区中央，放置著一套已经报废的非洲淘金设备，旁边摆放著一群西非部落的黑人女性塑像。园内西非农村草屋样式的包厢上面写著“加纳厢”、“喀麦隆厢”、“尼日尼亚厢”、“刚果金厢”和“马里厢”……销售淘金设备配件店的大厅前摆著关羽、财神爷和观音像，老板办公室墙壁上挂的毛主席像下面，一个身上写著“黄金万万两”的金色招财猫在不停地招手。

老板的记账簿记著各种要发往加纳的机器零件，账簿的金灿灿的封面，像是用砂金铺成的一样，扉页写著“Today you do things people will not do, tomorrow you will do things people cannot do”。开砂泵厂的老板娘带著老花镜，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在Excel表格里敲国际物流的发货清单。

砂泵厂的工人们昼夜不停地赶工生产，厂子里都是刺耳的机器轰鸣声。开叉车的工人一趟接一趟往集装箱里“喂”淘金设备和机器零件：砂泵、增压器、转盘、直流焊机、链板、斗齿、斗轴、黄油枪、链条、收金袋和机油。女工们正在打包矿地工人所用的生活必需品，像回力牌的男装工矿的雨靴、雪花啤酒、真龙香烟、金银花茶、红牛饮料、八宝粥、太阳伞、卷纸、挂面和面粉等。

载著集装箱的大卡车在狭窄的街道上排起了长龙，司机不耐烦地疯狂按著喇叭，刚修好水泥路被压得坑坑洼洼。这一个个集装箱将被运往深圳盐田的国际集装箱码头，经过五十六天的海上航行，抵达加纳的特马港。这些设备和物资在清关后将被运往塔诺河（Tano River）和奥芬河（Offin River）沿岸，那里蕴藏著丰富的砂金，来自上林的淘金者们在这两条河流沿岸，由北至南不断开辟新的砂金矿区，游动的淘金足迹遍布库马西（Kumasi）、奥布阿西（Obuasi）、顿夸（Dunkwa）、萨姆雷博伊（Samreboi）、阿桑克兰瓜（Asankragua）等多个加纳的采金重镇。

国际黄金市场的强势脉动，深深地影响这个华南边陲人们的生计和对财富渴望，这个小地方开始刮起一股“投资加纳！”的热带风暴。卖肉的小贩、服装店的店主、小卖部的老板不再甘心地做薄利的小本生意，纷纷拿出他们积攒多年的积蓄，在上林人的加纳淘金机组占上一股。有的农民卖掉牛、羊和庄稼，七拼八凑到非洲淘金的差旅钱。民间放贷者夹著公文包往村子里跑，四处放款给那些渴望想登上这列“投资非洲”财富快车的人们。开厂的老板、基层的公务员、信用社的主任也眼红那些有“金命”的暴富者，鼓起勇气纷纷“下海”，投身于这股淘金热之中。朋友之间见面的寒暄，从“你吃饭没？”变成了“你投资非洲了没？”。

在这个小地方，去“黄金海岸”淘金成为财富和希望的代名词，像一股从非洲大陆吹佛而来的灼热而充满魅惑的热带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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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城的狭小的出入境大厅，挤满了前来办理护照的人，长长的队伍一直排到街边很远很远的地方。2006年，这个偏僻的县城办理护照的人数才不过378人，但到了2010年和2011年，全县办理护照的总数飙升到5229人。很多人拿到了他们人生的第一本护照，他们即将动身，第一次出国，前往未知的“黄金海岸”加纳，去找寻一粒一粒的诱人砂金。

阿辉就是这群出国人潮中的一员。随著2012年国际黄金价格创下1970年以来的最高记录，在最高峰时飙涨至1920.8美元/盎司，一股股淘金的热浪不断席卷南中国这块边陲之地。这一年，全县办理护照出国的人数飙升到6941人，创下了历史最高记录，县出入境大队不得不开设“绿色通道”，以应付洪流一般的出国人潮。

阿辉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了两万块，找了一位“北京”中介代办加纳的签证和代购机票。没过多久，签证就顺利下来了，加纳的签证官在入境居留的最长时限“30 days”上画了黑色的圈圈。和许多同乡一样，阿辉拿的是30天短暂居留的旅游签证，办理签证所需要的双程机票也在那位“北京”中介的运作下，在出发登机那一刻变成了单程机票。这趟未知的出国淘金之路，很多上林人将归来的日期定在了投资回本、清偿债务和发财的那一天，而那一天也许很短很短，也许很长很长。这是阿辉人生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去遥远的非洲大陆，他对非洲的印象只有“动物世界”里的荒蛮燥热的沙漠、狂暴的狮子和湿漉漉的热带雨林。

阿辉这一次非洲远行，就像在十五年前阿辉和他三叔第一次出远门，坐七天七夜的绿皮火车，从南中国的南宁到遥远的北方黑龙江，去有著“金镶边”之称的大兴安岭采金。在“万名金农闯关东”的淘金热下，阿辉从深圳的电子厂离职，离开了干了三年的流水线。列车狭窄的通道上，大家背著沈甸甸的蛇皮袋子，列车里面像春运一样拥挤。火车上的厕所和过道挤满了去黑龙江淘金的上林人，有的踡缩著身体挤在车厢的行李架上，有的困了就躺在座位下狭小空地瞇会眼打会盹，有的歪在厕所门口打瞌睡。在当年广西《南国早报》一篇“桂西金农闯关东”的报道中，这样描述这股声势浩大的淘金热潮：

“从1994年到1996年，上林县每年都有3万多淘金者裹挟著1000多万元资金北上黑龙江，如此大规模的民工、资金大流动，在上林县是空前的，在广西亦属罕见……在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生活和劳动环境中，这支为强烈的发财欲望所驱使而千里大迁徙的农民‘远征军’要上演出一幕幕动人心魄的悲喜剧”。

回忆起当年和阿辉一起“闯关东”吃的苦，阿辉的三叔仍然历历在目：“绿皮火车走走停停，我们从黎塘火车站到北京站，然后转车到哈尔滨站，再坐班车到达县城，到长途汽车站搬托运的设备。矿区在深山老林，砂泵、柴油机、铁锹、月刮、水枪和铁锤，都得我们自己扛上山。六个壮汉扛著七八百斤的砂泵，四个男的抬六百多斤的柴油机，一步一步从山脚扛到山上。山路十八弯，颠簸的要死，磨的我们的脚起了血泡，用针穿破了继续走。扛机器的人每爬一段山路，就大口喘气，重重的机器压弯的腰，把肩膀都磨脱了皮。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我们一落脚就开始搭工棚，砍些树当木桩，再用彩条和粗布围好，吃喝拉撒睡全都在那里。四月份，北方的地还没完全解冻，三四个人拿著高压水枪冲地层，被冰水弄湿全身，刺骨的冷，我的风湿病就是那时落下的根。一伙人沿著河沟探好‘金路’“，圈好矿地后，就开始架砂泵，搭木质的溜槽，搬柴油机，然后挖土、打井、抽沙、清溜，最后用舀金桶淘洗出砂金。工棚的木板床上不时溜进去蛇、刺猬和老鼠，我们就杀了当打牙祭的野味吃。我们二三十天才下趟山，平常一日三餐都是土豆、白菜和黄豆。早上吃，中午吃，晚上炒了再吃。矿地上的女工少的可怜，但干的活一点不比男工少，要给一大群人做大锅饭、洗碗、洗衣服、买菜、记账……晚上一伙人睡大通铺，夫妻两口子和我们之间就拉了个布帘子做隔断，他俩说悄悄话我们都听得见”。

那些年，阿辉就像北上南归的雁鸟一样，清明祭完祖后就坐著绿皮火车北上黑龙江，七月十四中元节前后回来。他淘金的足迹遍布大兴安岭、黑河、嫩江和呼玛。有一次从北京站转车回家时，他特意去了天安门、去毛主席纪念堂看毛主席，一叠褶皱破旧的钱他藏在三角裤裤边缝的小口袋里。

讲到这里，阿辉的三叔突然说道：“我有个好东西你看看”。他从杂物间的木箱子里翻出一包东西，它用发黄陈旧的信纸包裹著。阿辉的三叔小心翼翼地打开，黑色泥土中夹杂著金灿灿的细小颗粒，他对我说道：“这就是我在黑龙江淘到的砂金，是我和阿辉在矿井里用月刮一下一下刮出来、舀金桶一点一点淘出来的”。16年后，阿辉这只不知疲倦的雁鸟，又将踏上淘金的旅程，这一次，他将奔赴在一个被称作“黄金海岸”的西非国度——加纳，在遥远的非洲大陆寻找这样一粒一粒、细细发亮的黄色砂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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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6月，在南宁吴圩机场航站楼入口，阿辉和抱著𫄶褓之中孩子的阿莹，请路人给他们拍了一张失焦模糊的合影，谁也不曾想到这张照片会成为他们夫妻俩最后的一张合影。阿辉从广州白云机场出发，在亚的斯亚贝巴转机，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的波音客机，经过19个小时10分钟漫长飞行，最后降落在加纳阿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场。在那一班航班上，还有很多讲著壮话的阿辉同乡，他们都怀抱著淘金梦，奔赴加纳这个被誉为“黄金海岸”的神秘国度。

阿辉的第一本被剪去边角的护照旧得像老人的皱纹和皮肤，上面盖满了西非各国的签证戳。从2011到2020年，他淘金的足迹遍布加纳、刚果布、刚果金、喀麦隆和中非的矿区。他和工友们去热带雨林和溪流勘探金矿，与当地的大呐呐（Nana，即当地的酋长，不仅是掌握著许多农村土地的所有权，而且是地方社会的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和村民谈判矿地，和老板一起驾车将黄金卖给边境和集镇上的印度老板，将工人的工钱请福建和浙江老板走地下钱庄汇回国内。他们还去当地集市上赶集，买菜、买一袋装的水、买Made in China的中国货。碰到“达不铁”（当地信徒礼拜、祷告的时间，禁止开工生产）休工的时候，他们就跑到当地的“上林街”吃一碗家乡风味的粉，去福建佬开的赌场玩一把老虎机，再去KTV跟宁德的小妹唱唱歌调调情。单单2017到2018这一年时间，阿辉就在喀麦隆边境出入了34次，像一条在西非海域自由游弋的野生鱼。

2020年，阿辉在班吉中国驻中非的大使馆更换了第二本新护照，到2030年才到期。阿辉当时非常高兴，因为在护照被严格管控、众多出国淘金者护照被拉黑的上林县，一本能长期正常出国的护照简直比黄金还珍贵。第二本护照证件照里阿辉的模样与第一本护照里的他，判若两人。长年在热带的矿地里苦作，昼夜颠倒的工作时间，饱受马啦痢、痛风和胃病折磨的身体，让44岁的阿辉尽显老态。证件照里的他，皮肤被热带毒辣的太阳晒的黝黑、眼眶凹陷两眼无光、昔日浓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额头上一道一道的皱纹或隐或现。

如今，这本曾经让阿辉欢喜的新护照被剪去一角，像一纸无情的死亡判决书，正式宣告了这个曾经在野黄金的世界里自由流动的草根生命的终结，留下他43岁的妻子阿莹和两个年幼孩子，度过艰难的余生。

阿辉的爱人阿莹和孩子去保险公司办理理赔手续那天，她在保险理赔协议书上颤颤巍巍签下自己的名字。两个孩子低头刷著手机，似乎在荧屏世界的壳里躲避现实的残忍。父亲对他们来说好遥远，好陌生，是越洋电话那头每次简单的“听妈妈的话”、“还有没有钱”的重复而简单问候；是信号微弱，时断时续的远程视频通话里的模糊形象；是每两年才回来一次的陌生中年男人……他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叫过“爸爸”了。可是如今，这个遥远的、常年缺席的父亲客死他乡，永远地离开，不再归来。

保险员让他们三人拿著父亲的保险理赔单拍了一张照片，作为理赔的证明材料。他的妻子说这就像是他们家最后一张“全家福”，阴阳两隔。尽管有六十万元的死亡理赔款，但是他的妻子说这是拿命换的钱，要像挤牙膏一样一点一点省著用。现在她每天要出去打几份零工，孩子的学费、家里的生活费、还有前些年阿辉投资非洲挖金没有还清的债，如今全都要靠她一个人来扛了。离开保险公司时，阿辉的妻子小心翼翼地拿著他的两本护照，徬佛捧著他爱人的骨灰一样，眼角落下两行无声的泪水，真的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从远处看阿辉的家，在村子一堆新起的房子中并不起眼。未封顶的楼顶上挂著生锈的绿色起重机，第二层还是红砖瓦的毛坯房，钢筋架漏出了尖尖角。红色生锈的大门两侧贴著已经泛黄的“财源广进富贵家，出外求财财到手”的春联，堂屋左侧的墙上挂著“家和万事兴”的十字绣和两个孩子的奖状。来到阿辉的家的时候，他的爱人阿莹刚从隔壁村子的柑果园做工回来。阿莹用长著厚厚一层茧的手指著房子说道：“这个家家一点一点建的，房子是一层一层起的，有的用的是“黑龙江钱”，有些用的是“非洲钱””。家里的每一块石砖、每一扇门窗，每一寸空间，都有漂泊在外阿辉的影子。前年清明阿辉回来的时候，他告诉阿莹说再在中非矿上做两年，回来就把一直未动工的二层给装修了，可阿辉和阿莹没有等到那一天。阿莹垂下头，泪珠滴落在她沾满灰土的褶旧牛仔裤上，留下一道一道的泪痕。堂屋前的先人牌位前的残烛燃烧著，发出微微昏黄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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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莹摘下遮阳帽和袖套，头发已经被汗水浸湿，脸颊和脖子被毒辣的太阳晒得通红，她用力捶了捶酸痛的老腰。收果的忙季她在村子附近的果园做工，一天一百块钱，管一顿午饭。在柑果园里施肥、剪枝、嫁接和打农药。她做工的这片柑果园，是隔壁村一位在喀麦隆淘金的金老板承包的，金老板的老婆在家负责管理。前几年在非洲发了财的金老板们，听说在家种柑果有前途，就一窝蜂地跟风包几百亩的大田种柑果，家乡的土地和风口上的柑果变成了新的“金矿”。 这几年，当阿辉在中非的上林老板的矿地做工时，阿莹在老家给金老板的果园修枝、施肥和收果。阿莹说：“柑果不像金子，金子保值，柑果一年一个价。前两年柑果的价格跌到请人来摘果和选果都不能回本，很多老板就让果子烂在果园里，地上掉的全都是熟烂的果子”。

如果将时光倒流到三十六年前的1986年，阿莹辛苦做工的这一片百余亩的柑果园及其周边农田，被国营的“上林金矿”公司曾视作为一片蕴藏丰富黄金资源的财富沃土。广西地质勘探队和国营的东南金矿公司对这片矿床的开采前景信心满满，整个上林金矿的基建投资总预算就高达1212万元，预计开采的生命周期长达14年之久，砂金预测总储量多达2233.9公斤。经过复杂的测算，这将是一个年产值高达485.53万元，投资利润率16.5%、返本后利润总额可达1355.982万元的大型的优质金矿项目。在“上林金矿”的宏伟的蓝图里，上林这块南方贫困的边陲之地将变成一座富庶而丰裕的“黄金之城”，金矿业将如同一台马力强劲的“发展机器”，带领这个贫困县的人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1990年，在绵延起伏的大明山下，矗立著一艘重达1164.4吨，耗资498万元打造的巨型采金船，这艘200升桩柱式连续链斗采金船是由冶金部黑河采金船设计院设计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采金船之一。

在矿区的围墙外，每天挤满了成群结队的围观的人，大家目不转睛地盯著这个庞然大物，期待著它从地下挖出无穷的黄金宝藏来。还有排著长队，带著红领巾的学生，来参观这艘像变形金刚一样的采金船，回去写老师布置的关于“采金船”的命题作文。在这些孩子们的眼里，这艘淘金船，像外星球来的天外之物，像亦真亦幻的梦航船，像一头钢铁巨兽。谁也不曾想到，在这群孩子们中间，有很多人将在二十多年后驾驶著一台台挖掘机，在西非一片片被铲平的热带雨林和可可树林里，挖掘著埋藏在土地下的黄金宝藏。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仅仅过了三年，这个雄心勃勃打造的大型金矿工程就突然停产解散，“死因”至今未明，昔日喧闹的矿区陷入了死一般的沈寂。淘金船和采金设备杂乱的丢弃在矿区，一片狼藉，这片昔日的希望之地和财富沃土沦为废墟。常年征地未获赔偿的农民，被矿区开采损坏农地的乡亲，开始将这艘淘金船当做替罪羔羊。他们开始悄悄地“肢解”这艘巨无霸式的采金船，船上的电气、吊车、供水和液压等设备被全部盗光，顶棚和房板被悉数拆毁，三台220型的推土机被卸得只剩下底盘。到最后，这艘巨型的淘金船被周边村民拆得只剩下光秃秃的船体和钢架，当时的一份县黄金局的汇报中描述了矿区的惨状：

“从六月份起，管护人员不知去向，采金船和队部的资产设备也随即失管，资产被盗、被转移、被卖的情况不时有人反映。到十月廿七日前。采金船上的设备也被盗、被拆得所剩无几，从电路、电气设备到机械配套设备。从易拿易要的另配件到固定的设备，从船头船尾到船里船外，都已是被拆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惨象）。好端端的一条采金船，就因为失管失护，变成了如此惨不忍睹。再看看金矿的情况，大门敞开，进出自由，院内杂草丛生，满目荒凉，车间仓库门窗破落。贵重的仪器、设备、零件已大多不翼而飞。”

这艘魔幻现实般的淘金船，犹如外星飞船突然降临在大明山脚下，又突然剧烈的夭折死亡。它那犹如黄金般的“铠甲”，被拆卸成一根根、一条条的废铜烂铁，被愤怒的村民当做废品贱卖。而它如猛兽般身躯，被肢解的只剩下光秃秃的骨架，昔日梦幻般的“黄金之城”变成了枯枝败叶的荒凉废墟。如今，这段魔幻的历史永远深埋在这片柑果园的地下，而这片柑果园的主人正在喀麦隆的偏僻农村，开著挖掘机，推掉农户的可可树，在十几米深的地层中采掘出一粒粒的砂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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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来，阿莹已经习惯与阿辉相隔八个多小时时差的两地生活。阿莹上午做零工时，阿辉还在矿区的工棚里睡觉。阿辉早上醒来吃完一碗粉、在像蒸笼一样的操作室启动挖掘机时，阿莹已经收工，去学校接两个孩子放学，喂猪、喂鸡、给孩子们做饭和洗澡。阿辉干完一天活，阿莹和孩子们早都已经熟睡了。最早去加纳的几年，阿辉每个月从丛林密布的矿地驱车一百多公里到库马西的“上林街”，给阿莹打一通报平安的越洋电话，问有没有收到他的工资，问她和孩子过得好不好。后来，阿辉的工地上装了卫星锅，但信号总是不太好。

他俩的最后一通电话是11月26号中非的时间八点多。阿辉打给阿莹，那时儿子和女儿刚放学，准备上工的他说想视频看看两个孩子。阿莹对我说：“他是个常年缺席的爸爸，去非洲那年，大女儿四岁，儿子才一岁两个月，小的连爸爸都还不会叫。他去非洲两年多才回来一回，在家里呆个把月又上去。他在外面其实也很想家的，小儿子跟他爸爸视频通话说‘爸爸吃饭哦！’，他爸爸说：‘挖不出金子，爸爸没工做，都快饿死了啦！’，小的说：‘家里有那么多饭，有菜有肉，你回来吃，我留给你’。有一年清明他回来，他吃完饭冲完凉，小儿子问他：‘爸爸，你今晚还回家吗？’，他爸爸说：‘我回哪里去啊？’，小的说：‘回你家哦！’，他爸爸问他：‘我家在哪里啊？”。小的说：‘你的家不是在飞机上面吗？’。”小儿子看到他爸爸是坐飞走，坐飞机回，以为飞机就是他爸爸的家。

“飞机是爸爸的家”就像是一个稚嫩却残酷的童话寓言，我不禁想起当地一位年轻导演拍的电影《夏至》：故事取材于他老家村子里的一个真实故事。女孩小童的语文老师让他们写“我的爸爸”，可是她的爸爸在非洲采金。小童常年跟著爷爷一起生活，她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写“我的爸爸”。她想了很久很久才动笔：“我想念我的爸爸。上星期我收到了爸爸托人给我买的新书包，我非常喜欢。但是我依然盼望著他可以早点回家，跟我和爷爷团聚，再也不用跑到那么遥远的地方淘金了”。可是这个画著冰雪奇缘艾莎公主的新书包却是个残酷的童话。小童的书包是和她的爸爸的骨灰一起带回家的。当女孩在教室里念著“我的爸爸”的范文时，她的爷爷在荒山里他儿子的坟头前烧纸祭拜。而在小童读书的小学门口，画著一张世界地图，上面写著“放眼世界”四个大字。

这些年，阿莹既盼望，又害怕著从非洲打来的电话。因为电话可能是报平安，也可能是报丧。这些年，村子时不时传回谁家的男人在非洲挨抢劫死，谁家的儿子挨马拉痢不治身亡，谁的侄儿又被当地移民局逮捕入狱……尤其是午夜凌晨的突然来电，总让村子里留守的人揪著心。阿莹清楚地记得有一次，从电话那头，阿辉咯吱咯吱地笑个不停，说自己做梦都是甜的。那个月矿地出金多，他的工资加上提成拿了二万多，去非洲前他在家这边的工地上干活才拿两千多。可没过多久，2013年六月的一天，阿莹接到阿辉一通急匆匆的来电，压低了声音细声说道：“放心，我很安全，没事”，就匆匆挂掉了电话。后来，阿莹才知道阿辉和六个工友那时正躲在库马西一个乡村附近的山林里，他们赶在荷枪实弹的部队进场清理前逃了出来。

那时一场声势浩大的清理外国人小规模采矿的联合行动，如热带风暴般席卷加纳全国。数万名在加纳的上林淘金者和上千条采金生产线首当其冲，遭受重创。荷枪实弹的部队和警察突袭达芬河和奥芬河沿岸的上林人矿区，一台台还未偿清贷款的挖掘机被淋上汽油，在熊熊大火中焚毁；一台台汽车被扣押，工地被砸被毁，夷为平地；部队开始到处抓捕上林的淘金者，库马西、顿夸和奥布阿西等地的上林人都在逃命。那时阿莹和村里留守的妇女日夜揪心，他们在从新闻上、从加纳发回的照片里看到很多上林人在加纳的工地像飓风后的受难现场，一片狼藉。

逃命的淘金者抱著枪踡缩在可可树林里，不敢作声。赤膊上身的工人，抱著双头蹲在地上，被拿著冲锋枪的当地军人围捕。当地移民局不足二十平的监房，里面羁押四五十名被捕的上林淘金者，每天还陆陆续续有上林的矿工被收押进来。

阿莹在电视上看到央视新闻频道播放著“加纳政府逮捕169名中国淘金者”的新闻，心提到嗓子眼了。阿辉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她心急如焚，她不知道这169名被捕者里有没有阿辉、不知道阿辉是死是活、不知道一个籍籍无名的中国打工者在非洲失联后应该求助于谁。

6月6号，将近千名淘金者的家属，拉著“加纳军警暴力执法，中国同胞遭遇洗劫”、“请求父母官为同胞做主”的白色横幅，聚集在县政府门前抗议，愤怒无助的人群中也站著焦灼不安的阿莹。

十天后，阿莹终于等来了阿辉那通报平安的急电，她悬著心才暂时放下。一个月后，阿辉从加纳匆匆回国，像一个劫后余生的逃难者。他的背上是一道道被劫匪砍的刀伤疤痕，腿上和背上全是被雨林里的毒蚊子盯著红色发肿的包。神情恍惚的他胡子拉碴，人一下老了很多很多。可在家呆了四个月，阿辉又再一次踏上去往加纳的航班。他投资入股的矿地在清理行动中付之一炬，数十万的债务和家人的生活开支如滴滴答答的警报，让他没有选择和退路。渴望“翻身”的他只有再次赶赴这生死未卜的跨国淘金之路。

这十六年来，数百位和阿辉一样来自中国南方这个贫困地方的籍籍无名的草根淘金者，丧命于这趟生死未卜的跨国淘金之路。他们的死亡和噩运，最后以几句直白、冰冷的叙述句，出现在外事公报文或协会公告里，成为一则新闻、一个官方的警戒、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一则在这个小地方流传的轶事和一声叹息：

“2020年4月8日，一名45岁的上林县公民在刚果金遭抢劫身亡，亡者生前与2017年11月到非洲喀麦隆在其表姐的采金矿点务工，2020年1月起才辗转到刚果（金）为林姓浙江老板打工。2006年离婚，其子已成年，无业”。 “2020年8月6日下午，加纳顿夸原始森林金矿附近，4名持枪劫匪袭击了两位从工地返回住处的上林籍的淘金者，钟某被劫匪开枪射中腿部，送医途中，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其家属希望当地大使馆能够协助运死者骨灰回国”。“2020年8月13日，非洲刚果（金）共和国发生一起3名上林籍公民被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绑架事件，生死未明”。“ 2020年11月10日一名广西上林籍公民在马里身患疟疾，因肾衰竭不治身亡。生前曾在加纳、刚果金、刚果布从事采金工作。今年九月，赴马里共和国打工，家属大使馆能够协调帮助将死者骨灰带回国内安葬”。“各位呗哝（壮话音译，兄弟姐妹的意思），圣诞节与加纳大选即将来临，近期劫匪非常疯狂。2020年11月28日晚，加纳阿散蒂省奥布阿西地区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案，两名上林籍公民当场死亡，亡者生前与朋友共同在加纳投资淘金，其工地刚开工不到两月”。“2021年3月21日，马里一位上林县的中国公民因感染新冠肺炎导致呼吸衰竭不幸去世。患者三月初有咳嗽、乏力等症状，在美国医院治疗期间确诊感染新冠肺炎，3月10日转院至马里医院新冠病房，CT显示肺部炎症（受损面积约50%），血氧饱和度约90%，诊断为重型新冠肺炎。住院期间，患者胃口和睡眠较差，病情发展较快，3月19日复查CT结果显示广泛肺部炎症（受损面积约90%）。3月21日凌晨，患者因病情恶化，经抢救不治身亡”……

这些如在沙漠里顽强生长的风滚草般的跨国矿工，满怀旺盛的能量和躁动的希望，满世界淘金；但他们的流动却以死亡这种剧烈的形式夭折、终结，以“某”、“某”的代名出现在简短的官方公告里。籍籍无名的他们最终变成野生流动性世界里的黑暗亡灵，成为漂泊不归的“野鬼”。而他们死亡的余波，将在中国南方边陲一个个像阿莹这样的家庭里不断地震荡。

（为了尊重受访者的隐私，文中所有人物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