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既是社会缩影，也是创作者内心创伤的存照。从事影像创作刚好十年的香港导演曾庆宏，拍过独立电影、纪录片，写过电影专书，既是文化评论人、大学讲师，也一直在电影圈中不同岗位挣扎、学习。直到这一年，曾庆宏终于交出第一部剧情长片。据说《过时．过节》改编自他自己当初离家出走的经历，曾因为愤怒、价值观不同与家人决裂，后来又因为谅解，选择回去修补关系。
他冀望自己的一去一留，能成为同代人的共鸣，并且道出离散潮下香港人来人往的另一种“家事”。过去从不想被牵著鼻子走的独立电影人，如今却尝试进入商业主流，面向更多主流观众。曾庆宏形容，是要带著自己的家庭故事走远一点，把讯息传递给理念不同的人。离开，又再回头，似是有所参悟，同时重新思考著自己与电影的关系。
在香港电影，你很少看到一部认真涉猎、探讨家庭关系、但又不是喜剧形式的作品。到底我们可否好好讨论香港的家庭问题呢？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近年不少香港新导演，都是从“首部剧情电影计划”脱颖而出，获得拍摄他们第一部电影的资金，譬如黄进的《一念无明》、陈小娟的《沦落人》、陈健朗的《手卷烟》。曾庆宏亦不例外，《过时．过节》其实早于 2019 年获奖，最时作品取名《阳》。
“除了是故事男主角（吕爵安饰演）的名字，同时寄意有阳光的感觉。”曾庆宏忆述，虽然打从一开始便想描写自身的家庭故事，但有调整过心理状态才投入创作：“我最终想要表达的，毕竟并非那种对家庭的愤怒、无法沟通的状态，相反地，是更想呈现每个人面对困局时都能看见一丝希望。我已经不再是那个离家出走的儿子的情绪，也不想停留在那个纠结的状态。经常想起韩国导演李沧东在《绿洲曳影》最后一场以蒙太奇手法拍摄阳光，也尝试将这种意识带给观众。”
曾庆宏笑言，后来片名改为《过时．过节》，最重要是中间那一点，因为电影名语带相关：“‘过时过节’固然是指一家人团聚、庆祝节日，但‘过时’和‘过节’两个词语都有 Double Meaning。另一方面又仿佛问，过去产生的矛盾、仇恨和创伤（过节），是否真的会变、会成为过去（过时）呢？”
除了戏名有变，最终拍成电影的版本，结构上都有不少改动。“我一开始是想用儿子的角度出发，再逐渐发展成六段关系，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是用了很多时间去提炼，想写出整个家庭全局，但最后又还原基本步。”
事实上，交出这个故事之前，曾庆宏已选择冰释前嫌，回家跟家人修补关系，电影某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前传’：“既然是我相信的，我就先做，然后才有能力跟观众讲述自己的信念。”他接著说：“拍摄完成后，团队和部分朋友都有看过试片，他们确实因为这部电影而想起自己的家庭，会跟我讲起自己的家人，或是相熟朋友的一些家庭状况。”而他印象较深刻的是，电影于香港上映前，曾入选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有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散场后哭著说起自己的家庭问题，至少这部戏令她觉得自己并非孤单一人。”
“这才发现身边很多人都在这个故事里找到自己的投射，最终大家看到的并不只是我的家庭故事，而是这部电影令大家想起自己曾经面对的家庭问题。”曾庆宏感慨道：“或者许多香港家庭，甚至是整个华人社会，都有著很多类似的父子离异情况。”而他深信，把自己的经历拍成电影，不是要为自己拍一部传记，却是希望抛砖引玉，藉著这部作品connect其他家庭：“一部能够感动到观众的作品，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挖出自己内心，有它最真实的部份。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很想用我的创作去说自己最想传达的话。”
既是电影原创者，也是这段经历的当事人，曾庆宏对《过时．过节》不无社会抱负，但愿电影能作为一个开始：“起码尝试推动少少。在香港电影，你很少看到一部认真涉猎、探讨家庭关系，但又不是喜剧形式的作品。到底我们可否好好讨论香港的家庭问题呢，我希望这是可以‘攞出嚟讲’（端出来讲）的事情。因为传统华人家庭的最大问题，就是事事都不喜欢‘攞出嚟讲’。”
以电影创作面对家庭创伤
“做电影创作有时都有所纠结，到底我用电影去处理一个跟自己如此切身的问题，是在逃避还是在面对呢？但对于一个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创作本身某程度就是一种你去面对的方法。”
在故事里，男主角离家独居，大学毕业之后投身 IT 行业，并开发了一款 VR 游戏，借助虚拟角色代替玩家不能、不想见面的亲人，有时却被揶揄只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法。然而，在男主角心目中，却是一个跟家人重新沟通的练习。
曾庆宏形容，这一段情节的设计，跟自己小时候的想法有关：“从小便觉得，人与人之间常有冲突，但如果所有争执都有录音，然后再让双方亲自听一遍，他们会更清楚自己说了什么，也会开始理解对方是如何接收自己的话。很多时候，矛盾就来自你无法同时说出自己的想法，而又思考著别人如何接收。”
“但如果可以练习，可以彩排，会否令你表达得比较好，从而减少对双方的伤害？当然，这种想法并不现实，我们明白人际关系并非如此运作，有些冲突是必然会发生，无法避免的，不过就将这种小念头放进故事里，变成男主角所设计的虚拟游戏。”说罢，他再想起另一件事，补充道：“其实都投射了我和电影之间的关系。做电影创作有时都有所纠结，到底我用电影去处理一个跟自己如此切身的问题，是在逃避还是在面对呢？但对于一个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创作本身某程度就是一种你去面对的方法。”
然而，以作品去发声，是否真的比直接当面沟通有效？曾庆宏笑著表示，这个连自己都没答案的想法，唯有放进作品里，留给观众再三思考：“拍这部电影，就是想去处理自己的切身问题，正如主角开发 VR 游戏，动机都是想主动修补跟父亲的关系。最后他选择回家，跟我自己一样，想从面对面开始处理。比较不同的是，我的电影创作亦同步进行。”
他接著说：“以前我比较极端，累积了很多冲突和矛盾，是有想过努力解决但没效果，觉得失望。因为想不通才会离家出走，要想到行得通才愿意回去。但后来渐渐明白，关系破裂不一定出于每个人的选择，更多的是源于限制。父亲不是不想跟你交谈和好，但他不懂，所以他只是默默地留意身边很多事情。而我们往往习惯了用自己的想法去量度别人所做的事情有无效果。”他说，既是因为内心的想法有变，驱使自己写了这份剧本，同时也因为电影创作，改变了他当初的某些执念：“现在，我反而觉得两件事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就继续用创作表达某些想法，但我也选择回家，继续与家人相处。与其去等它改变，我决定自己主动回去。”
然而，问到为何改变想法，决定回家，一直表现得健谈而思路清晰的曾庆宏，始终没直接回答，说得有点隐晦：“有时并不需要去找最有效的相处方法，而是去多想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做。由此出发，我忽然就原谅了亲人。”或许，将最私密的爱恨情绪曝光，把自己的家庭故事、父子问题拍成这样一部公开作品，想感染别人的同时，也是自揭疮疤，他点头承认：“系呀，某程度上是挺尴尬的，特别是创作过程会想起自己过去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或一些已经离世的亲人，都会掀起情绪。”
转念一想，曾庆宏坦言：“屋企人（家里人）其实还没看过，我想他们会低调入场吧，但他们是一直知道我在拍这个故事的。”
从离家出走到一座城市的离散
“要离开的时候，你就会重新思考哪里才是真正的家园。”
《过时．过节》从 2019 年得奖，到 2022 年正式上映，无独有偶，创作期间见证了香港最动荡不安的时势。短短三年，城市面貌变化甚大，思潮起伏，一个离家出走的故事，是家庭问题，但无数个离开家园的决定，便不再只是一个家庭，而是一座城市的离散，是香港人的“家事”。
曾庆宏忽然说得唏嘘：“最初构思只是关于家人的离离合合，但今日大家脑海里都另有一个题目，很多人打算离开，或者正考虑著离开之后还会不会回来，有没有永远的离别，现在香港就弥漫著这个情绪。”他认真一想，继续说：“在剧本里，都想反映关于这几年的情况，譬如故事一开始，父亲就开计程车送人到机场，移了民的表妹回港寻亲，同时又有留在香港的人考虑带著孩子移民。要离开的时候，你就会重新思考哪里才是真正的家园。”
“到写完剧本，筹备拍摄时，当时是监制鼓励我，如果要将这些讯息传递给更多观众，要找行内的最资深演员参与，于是找了 Mo 姐（毛舜筠）。”他形容，毛舜筠於戏里戏外都对自己有著莫大的鼓励：“确实没预计过她会支持这部小众作品，毕竟并不是拍一位知名导演的贺岁片，而是一个新导演尝试拍的，在香港并不是那么普遍的作品。也证明了自己相信的理念，做出来未必一定就是曲高和寡。”
独立电影人的转变与初衷
“是否一定要不够钱去拍的作品才是独立电影呢？又是否一定花很多钱去做的作品就是主流呢？”
从几年前“鲜浪潮”屡次得奖的年轻电影人，到如今获得首部剧情片资助，交出了相对贴近主流的温情作品，难免被视为一名独立电影导演的创作生涯转捩点。“唔，我想我明白你的问题。”曾庆宏答得很淡定：“如果我要追求票房、名利，就不会十年之前才拍第一部长片，而且选那么沉重的题目。认认真真去讲家庭伦理的作品，其实有几主流呢？在香港电影工业里，都是一种新尝试。”
“或者很多观众因为有心仪的偶像而入场，但那 120 分钟是我控制的，仍然是一个我坚持要独立自主完成的作品。两件事并不相冲，既然我相信那件事，想把它传递出去，而且是诚实的，为何不给多些人看到呢？”他试著反问，然后说：
“外界往往会用作品主不主流去衡量创作者的位置，但我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很多赢到奥斯卡的荷里活主流大片，那些创作者都是从辛丹斯（Sundance）影展成名，是独立电影人出身。是否一定要不够钱去拍的作品才是独立电影呢？又是否一定花很多钱去做的作品就是主流呢？这种区分太过片面，资源本身无分主流还是独立，你并不是收一笔钱替人拍片，那始终是属于自己的创作。应该要问的是，作品是不是你最想做的，有无受到其他因素影响？”
当然，曾庆宏形容自己比较幸运，第一次拍剧情长片，不算有太大限制，首部剧情片既是完全属于中选者／导演的作品，连演员阵容都是自己的选择。然而，从最初尝试拍短片开始，他一直思考主流和独立电影的分野：“读书时代已经决心‘要自己嚟’（要自己来），我总共参加了六届‘鲜浪潮’，2013、2018 年是导演，另外几届都做过监制、摄影和剪接等不同岗位，目的就是想训练自己可以独立自主去控制一部作品。要每个决定都是自己的选择，包括主动找资源去做自己的作品，所以才会参加鲜浪潮和首部剧情片。我想，只要一部作品能够有其自主性地表达主题，就已经有其独立性。”
同样以“鲜浪潮”出道的同校师弟李骏硕早在几年前已尝试走进电影工业，但曾庆宏对此仍有所保留：“当然，在电影工业里是可以学习到属于工业范畴的电影知识，但我不想走这一条路。所以，当初没有去读电影，直到今日都没有跟大队进入电影工业，就是不想跟随别人那种拍电影的 Formula，找自己的方法。”
毕业十年，拍过不少纪录片、实验短片，而《过时．过节》上映以来，票房成绩相当不俗，适逢近几个月也是香港电影的“小阳春”时期，来自商业主流的诱惑很大，在这名独立电影导演面前，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正在挥动。但曾庆宏直言，初衷从来不变：“我所追求的电影，就是靠自己去策动一部作品，然后找资源把它完成，而完成品能够跟我的初衷一致。都会一直提醒自己，相信以后都是如此。”
“作为第一次的剧情片创作，或者会令更多人认识我，但我不会用作品去定义自己的创作定位。”他形容，未必因此就会卷入商业主流，尤其是自己仍然有许多关心的议题：“但《过时．过节》会对我的 step two 更有帮助，当下一次想说另外一个小众题目，就会有多些空间和资源去做。”他接著补充道：“半年前已经开始拍一个关于香港饶舌音乐文化的纪录片，这几年留意到香港有很多新兴的饶舌团体和地下音乐人，有些只有十四、五岁，用饶舌音乐表达自己。”
诚然，对曾庆宏的第一印象，是来自 2013 年的“鲜浪潮”参赛作品《杨明的夏天》，一部关于大学校园、民主女神像的短片。及后 2018 年参赛作品《下雨天》，故事讲述宿舍里大学生们的思潮躁动与意见争执，翌年《木已成舟》则描写独居渔岛上的寡妇，出城为友人寻亲，惟知悉真相后不忍如实相告。过去作品不乏鲜明的社会关怀，故此，也难免担心像他这样年轻而胸怀抱负的导演，即将会被票房数字与主流声音磨平。访问那天，曾庆宏说得督定，从“鲜浪潮”的《下雨天》、《木已成舟》到今日的《过时．过节》，电影创作是他的一种社会实践：
“我是，你也是，我们都生于理想主义年代，曾经可以说好多改变社会的想法，大家会热烈讨论，但最终做到什么？我们在谈理想，争夺话语权的同时，可否真正撼动你身边的人？例如今次藉著电影去说家庭问题，就是去关心最不想、最难相处的人，不是说要彼此化解仇恨，达成一致意见，而是可以表达大家的异见。”
“特别是那些跟你价值观、立场不同，有著最多矛盾的人，是否可以跟对方沟通呢？”十年一觉，但愿抬头会有阳光，不是扬州梦。“要追求社会改变，或者先从最微小的部分开始。”这个曾经离家出走的导演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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