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性侵加害者？性犯罪事件的“色狼”迷思

小华（化名）那天意外地出现在社工督导钟佩怡面前。他身材高大，因为务农的关系，身上还有些工作时留下的脏污，脚上穿著蓝白拖鞋，露出粗糙的脚皮，因著钟佩怡的问候，他不好意思地将手伸向前，脸上露出惊讶又开心的神情。

小华是钟佩怡的性侵加害者个案，曾犯下对近亲儿童性侵害的案件，当时，他正接受司法处遇（注：在司法上，对犯罪者进行矫正，透过教育训练等方式让犯罪者回归社会），不过，他已经多次无故缺席。

以司法角度来看，小华患有轻度智能障碍，又有恋童、性侵儿童的纪录，无故缺席处遇，得依法对小华开罚。而对进行危险性评估的社工人员来说，上述条件的加总，则是危险因子提升的征兆。

钟佩怡问他，为什么没来“上课”（指接受处遇），小华这才说，平时带他上课的家生病了，没人可带他出门、便要他不要去上课，并交代他“没有人带、不能随便外出”。

这不是钟佩怡第一次遇到无故未出席处遇的案例，像小华这样的未出席理由，其实也颠覆了许多人的刻板印象，以为小华是故意不出席、没有悔意、或是藐视法律。她说，就像小华，他依照家人的指示受到约束，反而是属于安全的类型，但如果人们不就探究，就只是再次强化了既有的偏见而已。

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抱持善意与加害者互动，在既定的刻板印象下，许多关于加害人的剧本早已深植人们心中。钟佩怡告诉端传媒，你得让加害者知道你没有敌意、与他们建立关系，才有机会得知他们真正的想法，“司法系统可以更细腻的处理，不是只有处罚而已”。

台湾卫福部统计，性侵害事件通报中，近五年的年均件数约在一万件左右，而加害与被害人的关系中，陌生人性侵的比例非常少。根据司法官学院进行的性侵犯罪统计中，进入司法程序的性侵案件多以熟人犯罪为主，陌生人的性侵大约只有一至两成。

不过，台湾社会却对加害者普遍存有错误迷思——也就是陌生或随机性侵等刻板印象。国立台湾大学法律学系特聘教授／纽约大学法学院Hauser Global Professor陈昭如指出，台湾社会对于性侵犯有著根深蒂固的想像，性侵害事件更容易成为“倒霉鬼遇上变态”。她强调，“许多性侵犯其实是所谓的‘正常人’，而不是人们想像中色狼的形象”。

端传媒曾深入追踪林于仙疑似遭遇主管权势性侵后坠楼事件，在采访中发现，除了受害者陷入“完美被害人”的困境，加害者也落入“变态、色狼”的刻板形象，然而在林于仙的案例中，涉嫌加害的前主管有著良好形象，亦是一名成功的长照界领袖。许多分析指出，在多数性侵案中，加害者拥有受社会主流认可的外在表现，例如是名认真教学的好老师、是体恤部属的温柔主管，与传统所认知的加害者形象差异甚巨，为什么会有如此歧异？

加害者为什么这么做？

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满足性欲，更核心的是权力支配的问题。

根据司法官学院对于性侵害的相关研究指出，无论从卫福部性侵害事件通报，还是地检署、法院的司法统计数据上皆可显示几个趋势：女性受害者为八到九成、男性加害者为九成；性侵案件多为“熟人性侵”，最高的关系比例是朋友、男女朋友，接著是网友与亲属；地点多发生在住居所；不起诉人数高于起诉。励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执行长王玥好也表示，在一线服务的妇女团体也观察到，陌生人性侵在实务上少于一成，大多数的性侵案件是“熟人性侵”。

女性主义学者苏珊·布朗米勒（Susan Brownmiller）在1975年时提出“强暴迷思”（rape myth）理论，她认为在父权社会下，人们对女性遭受性侵害存有普遍的误解。学者玛莎·柏特（Martha R. Burt）进一步将强暴迷思定义为：“一套对被害人、加害人与强暴行为错误的想法、刻板印象或偏见。”

《性侵报导的强暴迷思与转变》分析台湾三大报在2002年到2013年间的性侵报导，研究者蔡雁雯与苏蘅发现，台湾报导中一直存在强暴迷思，将加害者描绘为“可怕和怪兽般的存在”，并强调被害者的“顺从性”。研究结果符合学者布朗米勒所称，为巩固父权体制的“强暴支持文化”，也就是愈强调女性被性暴力攻击，愈容易引起女性恐慌，但男性较少恐慌。且在《性侵害犯罪防治法》通过后，基于对受害者的保护，隐去受害者的姓名，但却更加详细描述案件过程，并强化加害者的兽性与心理不正常。

简言之，“对幼性交”与“随机性侵”成为性侵报导中的多数类型，但并非实际最多数的性侵案件。

利伯他兹台北心理咨商所所长、心理师才炜民，曾入监所进行性侵害受刑人的心理评估。才炜民指出，心理师对加害者的再犯因子、心理评估将影响司法处遇及后续治疗的模式，他认为，加害者的样貌十分多元，只从心理评估去判断加害者是否再犯、治疗是否有效，他认为虽有争议，但仍是目前被广为采用的方式——因为“再犯与否”以及“治疗有没有效”是社会最关心的部分。

才炜民说，性侵加害者的犯罪因素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身体因素，如因老化、退化造成脑部状况，或是反社会人格；另一则是环境因素，像是经历人生低潮期、饮酒、用药等。才炜民强调，这两个因素也会同时发生。

至于性侵犯罪如何从念头到付诸行动？才炜民指出，有些加害者会在脑海中演练过无数次性侵，最后身体自动化实施犯罪行为，成为一种犯罪的模式。他曾在监所进行加害者评估时，一名女性社工经过，加害者问他，女社工是谁？什么名字？他认为，想认识感兴趣的对象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性幻想也不代表一定会著手性犯罪，但某些加害者明知将触法但还是会下手，像是那名监所的加害者，在他脑海中已经浮现与对方性交的画面，对这类的加害者而言，“女性就是可以发生性行为的对象”。

励馨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社工督导颜莉璟认为，加害者除了有性侵的动机，还可能失去自制力，因而突破了外在的保护以及被害人的防线。她也说，有些加害者不只想满足性欲，更核心的是权力支配的问题。

受访社工与心理师均指出，许多性侵加害者的共通点，在于缺乏同理心与良好社交能力，像是加害者在犯后会极小化被害人的痛苦、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他们同样认为，这也是台湾教育常年不足之处。

“多数加害者第一时间皆否认犯行，就像小孩子做错事一样，”钟佩怡反问，“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事吗？我认为不是，就是因为知道犯错，感到羞愧才否认。”

张妙如则说，过去陪伴受害者上法庭时，所观察到的是加害人一味否认自己的犯行，或是为了获得减刑才道歉。“但是，加害人诚心道歉对多数被害者而言，才是至关重要的部分。”

性侵案件中的权力支配问题

加害者并非如刻板印象多为底层与弱势族群，不乏在上位者利用权力伤害下属。

权势性侵大多是对社会角色的混淆，才炜民举例，“社会大众一般认为在父女、师生等的身份关系中，不会发生性行为，但对某些加害者来说，对身份界限的认知模糊，甚至享受在这样的权力关系中。”他认为，有些加害者甚至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已经超越辩解的程度；也有些加害者活在自己的世界，这类型的加害者倾向归属于人格问题、缺乏同理心。

分析性侵加害者的群像，才炜民以过往承接的案例经验提醒，加害者并非如刻板印象多为底层与弱势族群，不乏在上位者利用权力伤害下属，属于利用权势施以性犯罪的范畴。

才炜民说，受到环境因素而犯罪的加害者，犯后不乏展现出懊悔并愿意道歉的案例，他们普遍也较容易改变。他举例，曾有加害者遭逢人生低潮，在酒精的催化下，侵犯了一起饮酒的女性友人，犯后，这名加害者坦承犯错，再犯的机率也较低。他说，在药物、酒精的作用下侵犯他人，若是初犯，多为一时失控；然而若是再犯，便是拿药物、酒精来助兴，成为一种犯罪工具。

不过，若属于人格的问题则难以改变，才炜民指出，除非当事人经历重大事件，对他自己造成伤害，为了降低自己的痛苦，才愿意做出改变。

权势性侵的案例上，颜莉璟以师生案件为例，也就是形象良好的男老师挑选女学生下手。她说，一名国中女生因家庭因素经常旷课，在校与其他同学连结薄弱，这名老师则利用这样的处境，对女学生特别关心，并约她多次出游。女学生虽感到一丝怪异，但也说服自己，老师是基于关心，不可能对她做出不好的事。直到她长大成人，回头检视那份诡异的感受，逐渐走出自我怀疑，才确信当时被老师侵犯了。她找上励馨后仍害怕“有人会相信我吗？”

这样的案例不断出现，今年8月，人本教育基金会召开记者会，揭发一名资优生A女在25年前遭到国中数学老师性侵，该名老师以单独辅导为由，将她带到教室、保健室甚至旅馆发生性行为长达四年。期间，A女曾想从这段关系脱离，却遭到老师利诱威胁，甚至到她就读的大学跟踪监视。让A女饱受焦虑症之苦。

人本指出，该名老师形象良好，曾任校主任、校长，并曾获资深优良教育行政人员。直到A女也成为教职人员，才意识到自己曾是校园性侵受害者，她认为自己的遭遇并非个案，决定向台中市性平教育委员会举发这名教师，并呼吁其他可能的受害者出面。台中市教育局表示，今年4月已收到举发，召开性平会议后，决议暂缓这名老师的退休申请，待调查后决定行政处分。

直到9月2日，台中市教育局召开性平会审议调查小组报告，性平会同意调查报告及惩处建议，该教师遭解聘、永不录用且失去退休金。教育局指出，已主动告发，除了行政惩处外，后续该教师也将面对司法侦办。人本曾表达A女因法律追溯期已过，不愿面临司法程序的压力，不愿提告，但台中市府还是向地检署举发。

家内性侵的特殊性与“关系修复”之难

修复不代表原谅，也不代表伤害会消失。但对于受害者来说，听到道歉后，他们才能去面对创伤，决定如何与创伤共存。

北部一处市府家防中心的社工吕庭欢表示，家防中心承接的权势性侵加害者案件中，集中在家内性侵的案件以及未成年人。而这些案件又以“父对女”最多，手足之间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年龄也有下降的趋势。

而家内性侵的主因为家庭功能的缺乏。“夫妻吵架、女儿太像前妻、控制不了自己、过去曾被性侵，”这是钟佩怡看到最多的犯后理由，她分析，有些父亲因为人际、社交功能的缺乏，无法得到同龄的交往对象，因此将性欲发泄在他能掌控的孩子上。而手足之间的性侵，则多在成长的性探索阶段，想透过A片等方式模仿，却缺乏对象，因此朝家内年幼的弟妹下手。

家内性侵案件涉及亲属关系，有些受害者并不完全希望关系破裂，失去亲情。因此，当家内性侵案件由社工介入处理后，他们会询问当事人是否有意愿进行“关系修复”。

道歉、关系修复通常是被害人需要的，但能走到这一步的案例少之又少，有些加害者在案情曝光后，畏罪自尽；即便如此，仍有成功修复的案例可循。

钟佩怡提及，一名少女被通报疑似为性侵个案，并受到政府安置，她的法定代理人是单亲爸爸，同时也是加害人，这名父亲收到通知的同时，作为社工的钟佩怡问他是否知晓孩子遭安置，这名父亲哭著坦承犯行，钟佩怡说服他去投案。他是少数坦承犯案，也向女儿道歉的案例，却遭重判7年徒刑确定。

“就算嘴上不直接承认，但加害人愿意跟我们配合，来到辅导的现场就是一种承认，”吕庭欢曾遇到已遭司法判决确定入监服刑还打死不承认的加害人，直到出狱那天，他才跟请吕庭欢向孩子转达歉意，“孩子听完，在电话另一头大哭。”

曾担任社工，现为心理师的王钰婷承接政府转介的权势性侵加、被害者服务，她说：“愿意自主进到咨商室，就有机会。”但她也表示，成功修复关系或愿意道歉的加害者，她至今只见过一例。

虽然这些案例很少，但仍是支撑社工与心理师不断服务的动力。

现代妇女基金会受政府委托，每年大概会进行300名左右的性犯罪受害者服务，在加害者服务部分，大多是双方希望修复关系，才会由基金会协助。不过，现代妇女基金会社工督导张妙如表示，这样的案例非常少。

家内性侵不只让加害与被害者的关系破裂，也会影响到其他亲属的关系。近年让张妙如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件亲属间的性侵，受害者小妍（化名）在未成年时，遭长辈侵害，小妍曾告诉妈妈，却遭到苛责。小妍憎恨该名长辈，也埋怨妈妈，但她不知道，妈妈当时冒著与家族决裂的风险，为她出面处理性侵案件。

多年后，小妍寻求民间团体的协助进行关系修复，加害者在修复过程道歉、赔偿，小妍才知道妈妈曾为她出面，她们的母女关系才逐渐修复。成人后的小妍因当年的创伤，严重影响到生活及工作，但母女俩冲突化解，也互相扶持生活。

张妙如强调，修复不代表原谅，也不代表伤害会消失。但对于受害者来说，重要性在于，听到道歉后，他们才能去面对创伤，决定如何与创伤共存。

yes means yes！我说好，你才可以碰我

“老司机被认为是一种能力，也就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是常态，加害者不认为自己做错事，反而是受害者做错了哪些事，才导致了负面的后果。”

当提到如何预防下一起悲剧再发生，民间团体与专家学者告诉端传媒，“只有加害者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

在台湾传统的性别框架下，陈昭如指出如果台湾社会普遍弥漫的氛围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像是夜店捡尸，男性认为错在对方，妳自己要去夜店还喝醉——便难有根本翻转的可能，加害者不会意识到犯错。

陈昭如强调，我们不能期待有一天台湾社会就突然改变，除了从体制进行改革外，社会意识与个人的转变也很重要。她说，每一名受害者的发声都是改变社会文化与认知的契机，当人们“听见”这样的声音，也才能进一步从被害者的视角，看见她眼中的世界；有些加害者可能也才发现，他的认知与对方的感受完全不同——他以为的“两情相悦”，甚或是性互动的“欲拒还迎”，原来是自己主观的想法，而不是客观的情境。

特别是这样的性别文化已经渗透到各式日常互动与对话情境，进而如“迷因”般快速传播、甚至成为一套得以共享的“时代经验”。陈昭如语重心长的说，“老司机被认为是一种能力，也就是男人可以取用女人的性是常态，加害者不认为自己做错事，反而是受害者做错了哪些事，才导致了负面的后果。”

老司机

陈昭如强调，一旦我们将性犯罪加害者当作身心有问题的人，因为“疾病”导致“变态”行为，人们就会想治疗他们的疾病，而忽略实际上许多加害者是透过“权力”控制对方、利用与受害者之间的不平等来施加伤害，问题不在变态与否、偏差与否，而是在于性别中的权力关系。

“我们的文本不应该出现霸道总裁这类内容，强调女性喜欢被强势的男性壁咚，进而强化性别刻板印象，让不尊重他人身体的行为，成为合理且帅气的男子气概，”钟佩怡说，这样的内容不断潜移默化阅听人，导致男性认为侵犯别人、不尊重他人是一种正确的追求方式。

钟佩怡认为，面对不愉快的性接触，许多人也许还不敢说不，是因为社会文化并未让他们够勇敢，人们应该认知到“yes means yes”的意涵，“我说好，你才可以碰我。”

在追问“加害者会不会再犯”以外

“如果有时光机，可以回到一个人变糟前，或许我们就有机会预防。”

史丹佛大学心理系学者菲利普·金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一书中，揭示1971年他主导下的一场“史丹佛监狱实验”的发现。

这场实验，由大学生各自担任监所管理员以及犯人，一开始，双方都努力扮演角色框架，不过随著实验的发展这些学生却逐渐失控，学生转变为残暴的监所管理员，另一方则是情绪崩溃的犯人。金巴多及其他观察者也沈浸其中，直到他们发现不对劲才紧急喊卡。

金巴多认为，在情境框架与权力关系的引导下，这些受试者因而做出某些逾越角色规范与道德的事。也有不少研究以“路西法效应”来解释纳粹，才炜民指出，这也可以解释权势性侵，在师生关系中，学生基于对老师的信任，老师则利用角色的权力去侵害学生。也有人指出，在性犯罪中，应该改变权力关系、社会氛围，像是职场氛围、父权压迫、苛责被害人等，才能降低性犯罪。

才炜民认为，职场中应建立伦理规范训练，让每个职位的人都理解关系界线并尊重他人，而非利用上司的职权来霸凌、侵犯下属。

从事妇女运动、服务性侵被害人多年的王玥好也反省，过去社会多强调对于被害人的“自我保护”，一旦事件发生，就好像是被害人做错什么，才导致这样的憾事，而此便落入了谴责被害人的迷思中。她强调，有性欲很自然，但人们要懂得管理自己的性欲。回到问题的根源，应该是加强性别意识，从小建立起“尊重他人”的想法；最重要的，是看见加害者的需求，不要戴著有色眼镜看待他们。

事实上，台湾社会对于性侵加害者的服务资源不足且限制重重，人们只关注治疗几年后，他会不会再犯？治疗时间多长“才够”？加害者“会不会好”？钟佩怡认为上述都是大哉问，实际上目前没有良好的环境能够服务加害者。

任何一个大的关卡都可能是转捩点，因为有机会让加害者“改变”。

在许多案例中，才炜民看著加害者如何走上犯罪、生病的路，大多都是遇到了无法解决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好的事，进而产生愤怒、负面、反社会的历程。如果早期介入、辅导，有很大的机会可以避免一个人犯罪，也可以为国家、为社会省下很多资源。他在治疗时经常会想，“如果有时光机，可以回到一个人变糟前，或许我们就有机会预防。”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吕庭欢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