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中国母女的避孕选择：当身体自主遇到国家规训

【编者按】“我的身体，我的选择”，一句来自1960年代末的口号，万未料到，会在半个多世纪的未来，再次撞到一堵堵令人心寒的高墙，还是那一堵父权、还是那一堵暴力。这个系列的故事，来自2022年，她们——我们——时而被视作生育机器、时而被道德甚至法律绑架，时而奋力维护自主权、时而被同为女性的至亲质疑⋯⋯想问未来，这些故事还要重演多久？本文来自端传媒七周年专题报导“Not My Choice”，欢迎点击阅读更多关于生育与身体的故事。

2018年8月的某个下午，21岁的李虞躺在N县妇幼保健院的手术床上，左臂被绿色布帘遮挡，她把头僵硬地偏在右侧，紧闭双眼，一动也不敢动。

N县是中国东南内陆的一座小县城，李虞的出生地。这座县城的妇幼保健院保留着上世纪事业单位建筑的所有特征——窗户排列整齐森严的三四层楼，方正，老旧，李虞所在的二层手术室甚至简陋得像旧教室，严实的窗帘更塑造出一种恐怖片的氛围。

“我当时真的超级无敌害怕，”李虞回忆，那是她第一次皮埋，整个过程不过10分钟；但她脑海里已闪过武侠电影中手脚经脉被挑断，再也无法动弹的片段，“我没有做过什么‘大’的手术，又很怕痛，上一次需要打麻药躺在手术床上，还是拔牙。”

“她觉得很害怕，但我觉得没什么。”李虞的妈妈陈慧是一名医务工作者，50出头，对医院和手术器具早已见惯不怪，她平静地站在手术室外等待著。

皮埋是皮下埋植避孕法的简称，将含孕激素的埋植剂放在女性手臂皮下组织中，向人体缓慢释放孕激素，以停止排卵、宫颈粘液变稠阻碍精子的方式实现避孕，有效期可达3-5年。除了用于高效、可逆的避孕，皮埋也是有效缓解痛经的方式之一，部分国家或地区还会用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不过，因需到期更换，部分人会出现不规律的突破性出血、月经延长等后续影响，持续问诊概率高，因而在中国大陆未被普及。

与此同时，放置时间更长、成本更小、避孕效率同样高的宫颈内节育环（IUD），尤其是铜制节育环，则成为中国计划生育时期执政者推行强制节育的首选。但与皮埋一样，节育环也非人人适用，除宫颈型态可能导致脱环、不匹配等，同样可能引起经期延长、血量增多、或痛经加剧等症状。

陈慧就因月经时间过长、出血量过多，40岁时在医生的建议下摘掉了节育环。

李虞与陈慧，是诸多站在不同世代路口的中国母女的缩影：她们一面对于性、婚姻、生育、甚至女性的身体，有不同的理解，做不同的选择，一面又在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变动里共同颠簸，共享或见证著一些相似的生命体验。

皮埋

难忍痛经，是李虞提出做皮埋时，对陈慧摆出的最主要、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几乎每次来月经的头两三日，李虞都是靠吃布洛芬渡过的。某次年底回家恰逢月经周期，半夜12点痛到无法入睡的李虞，哭喊著要吃布洛芬，陈慧一面觉得心疼劝她早点睡，一面总担心“是药三分毒”，于是安慰说第二日早上去买。

“不！我现在就要吃！”李虞怒气冲冲地拿起手机搜索外卖，并立刻下了单。

布洛芬是一种常用来止痛、退烧、消炎的口服药，可用于治疗痛经和偏头痛等。作为医务工作者，陈慧虽了解布洛芬的药效原理，却仍担心产生“依赖性”，总觉得痛经这种“小事”用不到“吃药”。但同时，同样饱受痛经困扰的她深知生理期的不好过，因此在李虞提到皮埋可以缓解痛经时，陈慧就被说动了一半。

找寻手术医院时，李虞特意查看了市区两家大型医院的妇产科网站，确定写有皮埋手术后才致电询问，然而，对方甚至没有询问李虞的个人情况，除了“这个手术我们不做了”的回复，没有更多信息。无奈的李虞只好求助在医务系统工作的母亲和外婆，二人得知这一情形反而有些“逆反心态”，在“这有什么不能做的”心理驱使下，在县城妇幼保健院找到了愿意“操刀”的熟人医师。

躺在手术床上的李虞，因为打了局部麻药，触觉变得很迟钝。

她隐隐感到左上臂内侧被划开一个小小的切口，但没有痛感，两根4厘米左右如火柴棒一样的物体，顺著切口被缓缓推入。医生一边很快缠紧绷带，一边交代前三天她洗澡时留意不要打湿伤口。为了防止瘀青，医生将绷带缠得很紧，即使麻药药效未过，李虞仍有明显的束缚感。

虽然早知道皮埋后可能会停经，但李虞并没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甚至在最初的几个月里，她还是有几分不习惯。

事实上，斯坦福大学儿科副教授Sophia Yen在2020年曾推动 #PeriodsOptional 的运动，试图倡导女性通过服用短效避孕药停止月经，她已停经11年。北京和睦家医院妇产科的张珮医生也曾在科普平台丁香园中撰文提到，月经只是生理现象，并不是所谓“排毒”的方式，不来月经不会影响健康，反而避免了经前症候群、缓解痛经、改善贫血，月经过多才是妇产科医生关注的问题。

不过，也有学者如新泽西学院心理学系的 Jessica Barnack-Tavlaris 提出，这样的运动可能会强化月经耻辱感，让人们过度关注月经周期的消极方面。有学者则提醒激素类避孕药具与情绪波动之间的关系，不过由于其引起的情绪波动有负面也有积极，目前也尚未有研究可以确定，因而避孕方式对情绪的影响被普遍认为个体差异很大，需与医生讨论。

皮埋之后，李虞倒没有感受到任何情绪困扰，反而因摆脱了痛经而轻松起来。每4个月到半年，她会经历一次断断续续的突破性出血，但没有痛感，只需护垫便可应对。

相对于皮埋带来的身体变化，第二次到医院更换埋植剂时的遭遇，更让她觉得不适。“这个经历带有很强烈的性别刻板印象，”李虞叹了一口气。

2021年年末，月经再次造访，李虞预约了第二年年初的更换手术。两次为她做皮埋的都是男医生，他们在老旧的妇幼保健院里代表著技术和权威，手术过程中或沉默，或只是谈及手术相关信息。但第二次她没有熟人医生领路，独自经过挂号、签同意书等道道手续时，普遍是女性的行政人员与护士们，看到年轻的李虞很惊讶，一遍遍问到：“你怎么来做这个东西？”

李虞说，类似的羞辱感在看妇科疾病时也会出现，尤其是非一线城市，很难期待妇科检查时可以被当作一个无性别、不被审视的身体，最好的情况是对方保持沉默，而沉默的往往是男医生，遭受的羞辱却多来自女性，例如“不干净”、“味道好大”等。“我觉得很不是滋味，凭什么好人让男医生去当。”李虞有些忿忿不平。

而面对行政与护士们问题，李虞只好一遍遍搬出听起来最容易被信服的理由：“我痛经太难受了。”

“痛经生了孩子就好了，结婚后老公会要你取出来的。”虽然仍被这样七嘴八舌地回复著，但还算是个过得去的理由。李虞说，无论是那些行政护士，还是搪塞她们的自己，都在这场对话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避孕中与性有关的那一部分

值得一提的是，李虞第一次皮埋并未花费任何手术费用，2018年恰逢计划生育体系退场的最后一年，使用国产的避孕器具可以填表报销。此前，中国曾每年花费数亿元采购避孕药具免费发放。2022年更换埋植剂时，国内没有医保的李虞便需要自行支付200元的手术费用。

性

其实21岁时，出于性生活避孕的需要，才是她做皮埋最主要的原因。

和很多处于稳定异性恋爱关系的女性一样，李虞最初是使用避孕套和服用短效避孕药。短效避孕药需要在一个月的21天中连续每日同一时间服用，发生过多次避孕套中途滑落、忘记吃短效的时间后，李虞开始找寻更长效、便捷的避孕法。

她原本的打算是鼓励当时的男友去做输精管结扎。在李虞模糊的印象里，社区计划生育宣传栏上曾见过不同避孕方式统计数据的科普，其中，男性输精管结扎避孕效率很高，且复通率高达95%。

“能复通，效率还这么高，那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兴奋的李虞将这一信息告知当时的男友，没想到一向不喜欢小孩的男友，却顿时顾虑起自己是没成功、却在40岁忽然想要孩子的5%。

需要指出的是，男性结扎的复通率与个体差异、结扎时长、医生及技术水平有关，并没有非常明确复通数据；即使是无法复通的男性，仍然可以通过试管婴儿（IVF）的方式进行生育。

不过，在父权文化的影响下，人们往往会将男性结扎等同于阉割，认为此举会影响男性气质，因而即使是中国计划生育时期，平均每年男性输精管结扎在总计划生育手术中所占比也不足3%。其他计划生育手术还包括放置与取出节育器、输卵管结扎和人工流产。

“我身边没有男性去做结扎的，”陈慧回忆，她的前夫、李虞的父亲也没有考虑过，“大家好像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地认为节育是女性的事情，虽然学医的都知道男性可以结扎，但没有人会主动提出这个想法。”

大多数避孕措施都是针对女性的，也因此，不少女权主义者提出，生育的风险不应只由女性承担。例如，Holly Grigg-Spall就在其《美化避孕药：我们如何对荷尔蒙避孕着迷》一书中写到，要求每个月只有6天可能怀孕的女性，替每天都可能使得女性怀孕的男性承担避孕责任，这本身已是性别歧视。

由于存在性欲减弱、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等副作用，及市场可接受度低等种种原因，过去男性口服避孕药一直未有太多进展。2022年3月，明尼苏达大学的学者研制出非荷尔蒙的男性口服避孕药，动物实验已通过，预计下半年将会进行人体实验。在此之前，针对男性的避孕药具只有男用避孕套和输精管结扎。

在当时的男友想著自己可能是无法复通的5%时，李虞却在为避孕套失效、可能意外怀孕需要堕胎的概率担心。

“高中的时候，听到一个小学同学在初三时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在李虞的成长过程中，意外怀孕，堕胎，未成年结婚，是不时就会冲入耳朵里的关键词：某年寒假回老家，午休时偷听到上大学的表姐与朋友讲电话，说准备陪闺蜜打胎；表哥在听到她有男友后，提到有前女友因为自己而流产，并特别嘱咐李虞“保护好自己，做好避孕”；而李虞做皮埋时的男友，也曾在高中时与女友发生性关系致对方意外怀孕并引产。

一直以来，避孕作为中国大陆人口管制措施的一种，其普及和服务对象往往是已婚者，因而，中国呈现出高避孕率与高人工流产率同在的特殊情形。

据学者顾向应、车焱在2018年发表的《人工流产和避孕大数据对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启示》，2015年，中国已婚育龄妇女避孕率高达86%，但同年人工流产数高达1千万，约占世界总人工流产数的1/4。其中，青少年人工流产数接近400万人，19%甚至有多次流产的经验。

顾向应等人援引数据提到，中国发达水平越高的城市，短效避孕措施使用率也越高，但人工流产率也随之呈现上升的趋势——这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趋势相反，避孕率越高，往往人工流产率越低。他们认为，这可能与发达地区短效避孕措施易于获得、婚前性行为发生率较高、但长效可逆的避孕措施宣传不够、青少年性教育乏力有关。

自2016年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后，面对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压力，曾经中国的计划生育部门，目标已从节育转为促进生育，有关避孕的教育和知识普及更丢给了没有动力实现的教育部门。而为了防治HIV、HPV等性传播疾病，避孕教育也往往以避孕套等短效避孕方式为主，几乎没有留给长效避孕普及的缝隙。

李虞的性教育，是从知道县城发廊和按摩店里穿吊带睡衣的姐姐是在做什么开始的。

对陈慧来说，性是一个私密、羞耻的话题，婚前有关避孕的知识都是从医学书上学来的，朋友们也从来不会讨论。虽然她和李虞的母女关系一直很亲近，但聊起这个话题仍然会觉得尴尬，往往只有一句“到了一定年纪，女孩子要自我保护”这样小心的提醒，不会谈及更多细节。

“初中时发生过很尴尬的事，”李虞说，“那时的男朋友放学后到我们家，我们在卧室做一些亲密举动的时候，我妈恰好回来撞见了，但她就装作没看到，还坐在客厅说：‘某某同学来了啊！’”

在男生整理离开后，陈慧小心翼翼隐晦地问李虞是否发生了性关系，李虞说没有，她才放下心。

节育环

网络上浏览到皮埋的科普之前，李虞对于长效避孕的了解只有节育环，但与之相连的还有强制、落后、发炎等词语。

2020年，李虞在网上看到艺术家周雯静的节育环展览采访，才意识到妈妈身体里的铜环，于是匆忙问陈慧有没有取出来。陈慧则觉得李虞有些大惊小怪，淡淡地说自己40岁就取了，没有继续聊更多细节。

生于1989年的周雯静曾多次制作女性议题的艺术作品，包括节育环、避孕药、手术刀及女性身体等。2011年，周雯静陪同母亲摘取节育环时，母亲出现大出血及并发症，于是她开始关注中国的节育环历程。周雯静按1:1的比例，用铜丝复刻了300多件节育环的样子，圆形、三角、M形、U形、T形等形态各异的节育环排列在一张蓝色丝绒布上——每一件都曾在历史上真实出现过。

据《2020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1975年至2015年，在全面二孩前的计划生育40年间，近3.5亿女性被安装了节育环。而展览中节育环奇形怪状的样子，大多是为防止脱落、或增加自行取出的难度，而被改造出的。

宫内节育器（IUD）在同一时间的世界其他地区，呈现出不同的样子。事实上，不同类型的铜制宫内节育期主要发明于20世纪60年代期间，70年代在女权主义浪潮的影响下，宫内节育器一度在美国被当作解放女性身体、女性自主控制生育的象征，有女性配戴T形节育器样子的耳环，也有不少女性主动选择在身体内置入节育器避孕。但同时，由于节育器刚刚兴起，医生培训不佳，没有放置正确或没有在放置前筛查相关疾病，可能导致盆腔炎、宫外孕甚至脓流性流产等概率的增加，相关报导也在这一时期频繁出现。

不过，在技术进步及材料改良后，铜制或含荷尔蒙的宫内节育器，仍是美国妇产科医师学会（ACOG）目前推荐的安全、长效的避孕方式之一。

不知是医务工作者的缘故，还是时代使然，在陈慧的描述里，无论是上节育环还是独自去摘环，都是“小事”，是过去生命经历里，极平凡甚至回忆不起来的一天。

李虞出生后，陈慧为了避免意外怀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主动到妇幼保健部门上了节育环。在她的回忆里，整个过程很简单，操作手术的是医疗系统里的熟人，也没有很痛苦，上环后有一些胀痛，但在可承受的范围内。

“其实我出生之后，我爸那边特别想再要一个男孩。”李虞插嘴补充。

“计划生育对很多同龄人来说是残忍的，只是刚好和我的想法不冲突，还给了我绝佳的理由拒绝二胎，”陈慧回忆，前夫及夫家曾多次明示暗示她可以偷偷再生一个男孩，她都以会丢工作、代价太大拒绝了。

在陈慧的朋友中，如她一样只有独生子且并不想再生的人很少，有的朋友在计划生育期间用尽方法躲著偷偷生产，也有在2016年开放二孩后高龄生产，高龄生产的朋友有的成功，有的带著遗憾流产了。

避孕药具甚至人工流产被当作执政者限制女性生育能力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各个地区不断上演。一方面，在美国提出“避孕（Birth Control）”一词、提倡女性主动控制生育的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Higgins Sanger）曾险些被控罪；二战时期，纳粹政府禁止避孕药具的售卖和相关医疗服务的提供，堕胎者则会被起诉甚至死刑；日本曾拘捕其国内避孕节育运动的先驱加藤志津绘。然而另一边，在人口大国印度和中国，节育则成为国家强制干预人口增长的主要手段，中国更是以国家意志实施计划生育时间最长的国家。

除了节育环等避孕措施，随处可见的“只生一个好”宣传标语、同样荒谬的“准生证”也是陈慧对于计划生育时代的记忆拼图之一。

准生证是计划生育服务证的俗称，也是中国计生政策控制生育的主要方式之一，夫妻双方需携带身分证、结婚证等相关证件及未怀孕的验孕证明，到相关部门申请。若无准生证怀孕生育，则将面临罚款等惩罚。年轻时的陈慧起先并不了解这些规定，婚后自然怀孕，被提醒后便只好请朋友帮忙“作弊”，在验孕时调换了两者的检验尿样，取得未孕的证明，才顺利拿到准生证。

“而且放开二孩之前有个要求：单位上的育龄妇女每个季度都要去计生部门打B超，上交透环证明。”陈慧补充。

“我很能理解那些想要多生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节育环和计划生育很不人道，”陈慧强调，“生不生，生几个，本来都是每个人的自由，但生育的权利就这样被国家机器野蛮地剥夺了，个人的力量真的很渺小。”

尾声

“走在路上就算被强奸了也不用太担心，”经历过两次皮埋手术的李虞，这样形容皮埋带给她对身体掌控的安全感，“并且更确定以后不想要小孩，之后还会继续换下去。”

很早之前，李虞就曾与陈慧聊起不想生育、只会领养的想法，陈慧表示尊重。“生活没有固定的模式要遵守，”陈慧说，她离婚后也曾交往过一些男友，并因此面对过流言蜚语扑面而来的时候，“不管你选择什么，都会有闲话的，做自己就好。”

8月底，中国国家卫健委等共计17个部门发布新政以促进生育率的提升，包括住房、职工育儿友好环境、托儿等方面。事实上，自2021年放开三胎政策以来，中央及地方政府已出台多项试图促进生育的举措。截至8月1日，已有超过30个省市发布有关延长产假与男性陪产假的规定。此外，中国关于生育的宣传也从节育变为鼓励生育，例如小学《道德与法治》课本中将计划生育时的“三口之家”封面，添为“四口之家”。

在陈慧看来，中国生育政策的开放相较于此前计划生育的强制，是一点点的进步。但在层出不穷的生育鼓励政策与生育宣传里，李虞却觉得不寒而栗。在她看来，只是从逼迫堕胎、上环的国家显性暴力，转变成了隐性的家庭暴力，她也忧虑，之后可能会有税收更高等单身惩罚的政策出现。

“拒绝婆家和男方多生要求可能会付出很高的代价，”李虞说，“无非是被大爹还是小爹rape的区别。”

依受访者意愿，李虞、陈慧均为化名，N县为匿名地。

参考资料：

胡桂香，《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农村妇女——湖南西村历史变迁（1950-1980）》

王存同-《中国计划生育下的避孕节育: 1970- 2010》

MARTYNA KRYSTYNA NOWAK-《GENDER ANALYSIS OF THE ONE-CHILD POLICY – THE IMPACT ON GENDER INEQUALITIES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