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在自己的母语里流浪，我在加拿大学编剧

【編者按】“异乡人”每月一期，由身在世界各地的端传媒编辑轮班主持，为读者带来生活在别处的故事，欢迎点击订阅。我是本周的值班编辑周末，今天这篇讲述了一个文字工作者尝试在母体之外写母体里的故事，由此遇到的种种不适和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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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温哥华一所电影学校学习编剧的第六个月，为什么会置身这里，是因2019年时的一个决定。在2019年之前的很长一段年月里，中国的影视业市值处在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天梯之上，是一座实实在在的天上掉下来的金矿，版权、IP、投资、众筹⋯⋯人人都能被它砸中。而我因做了十多年记者，又是深度调查又是非虚构写作的，使我相信影视改编也是我的路。

这份热情在去年8月终于落定，我跻身留学生的千米长龙，登上上海出发，香港转机，到温哥华的航班。

第一天开学典礼的时候，是我14天隔离的最后一天，我在zoom上连线，30来个学生，没有一张东亚面孔。老师要每个人自我介绍时说一部最爱的电影和最爱的TV show。 电影我还没问题，至于TV show，我开始发怵。

怪就怪我没有听懂任何一个人嘴里吐出的片名，不然我不会琢磨它是不是就是电视上如奥普拉脱口秀、或星期六夜现场之类的⋯⋯

我是这样回答的，“我第一份工作就在电视台，我知道电视节目是怎么制作的，所以not very much into TV shows（不大喜欢看电视剧）.”如果当时我的同学和老师在仔细听，他们一定会把我惊为外星人：这个人居然对我们像食堂一样家常便饭的Netflix, HBO, Apple TV, Disney+形同陌路。

从有线电视肥皂剧一路以降到流媒体剧，他们统称为TV Show，这是我才知道的。之后，吃尽了中文转译之苦，在原片名的烟海里浮沈，永远不知道哪一天能上岸，能把这些英文名字和它的中文转译利索地对应上。

在中国的时候，我知道中文的美，却不曾把它神话。出了国，中文像一种唾液分泌里的物质，这种物质的化学分子方程无限延展，浩如宇宙，渺如微尘。方块字之间的勾勾连连，有着魔术变幻间的肌理， 有些人用一个流行的词叫“褶皱”，我想是怎么玄乎怎么说，中文就是有很多褶皱。

我一时咀嚼不出英语的精妙，但是它和母语之间的系统差之千里，已经很清楚地摆在眼前。就如Inception这个电影, 台译《全面启动》，港译《潜行凶间》，如果你来自中国大陆，你也许以为自己没看过， 但它叫《盗梦空间》，你没看过也听过。中文里的毛细血管真是可以覆盖宇宙。

第一个星期，我遇到短剧课。英国来的女老师给了一份炸弹般的见面礼，她叫十多个人的小组，从1到12报自己最爱的电影，看这部电影时的情境，及最爱的理由。但游戏规则是这样的，每报自己的时候，要把前面所有人的全套都复述一遍，越到后面，越是超负荷。

我记得那节尴尬的课上，我没有记住任何一个人报过的电影，也许不是我没看过，而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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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与一代代的超人、蜘蛛侠、僵尸和吸血鬼狭路相逢的时刻，我就像遇到从西方文化里走出来的我本看不上的虾兵蟹将，被他们挟持在门外，我自己也不愿跨过这个门槛去共鸣。

西方的90后，就是被这些漫威英雄的奶喂大的，那些短兵相接的多巴胺、平行宇宙的幻觉、形影不离的英雄情缘，塑造了和我完全不一样的生命。那些已成历史的老料，和正在形成系列的新料，他们时时聊，天天聊，而奈飞这样的流媒体平台又已成好莱坞之外的新的大水漫灌，不断灌注着娱乐至死的丧尸式的精神氛围。

一开始，每一堂课上布置写作作业，那些满头银发的老师都要强调一遍：谢绝sci-fi（科幻）。后来我才懂得，这种提醒是有必要的。在这个90%以上看过《星球大战》、万圣节把漫威服装穿在身上争奇斗艳的班级，这些老师时常挥舞着悬崖勒马的缰绳。

可是，千万不要认为西方年轻人是他们表面上的这般肤浅。他们并不肤浅，只是他们不拒绝那些精神鸦片罢了。不少人都致力于把自己活成行走的百科全书， 现代文明之于欧美人来说，处于闸口全开的泄洪时代，他们泡在它的蓄水池里面长大，可以在任何一道闸口上取一瓢饮。

元旦新年之后，美国人M煞有介事地问我：中国农历新年过了没？他有着“JOKER”里的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那样的木讷又如炬的目光。他说他属猴子，不能和老虎共处，所以今年会非常艰难。我感到他可能是指一种相当于“六冲”的说法（六冲是十二地支的一种关系。 地支之间两两阴阳属性相同，所代表的方向相反而藏干又相克，所以为冲。六冲具体指子午相冲、丑未相冲、寅申相冲、卯酉相冲、辰戌相冲、巳亥相冲），惊讶地问他哪里道听途说的，他自豪地欢呼，“I know it from Chinese Zodiac（我从中国十二生肖中知道的）.”我劝道不要被中国老一辈人的迷信所忽悠， 不想在农历年的第一周，他中招Omicron，于是头一次露出萎靡不振的状态，在zoom上跟我说，“你看，这才农历年的第一个周末，我跟你说过，你不信！ ”

就这么个无厘头的人，在上学期的Secret Santa游戏上换来了一本超人连环画《Jesus VS Superman》，缩在角落里边啃边痴笑，但耳朵还没闲着，对课上说到的一些陌生的历史上的名字做出梦呓般的应激反应。

我偶尔瞄一眼那本连环画里是什么颜如玉和黄金屋，只见是一幅90年代末闲书租赁小店里那种勾勒得极其寥落的粗线条画风，超人降落在上帝的怀里，被天上的父治疗着伤口。比他的痴迷更叫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何有人会花约150块人民币买一本这样的书做圣诞厚礼。

我的中国朋友说，中国人真的是苦大仇深啊，看什么都不有趣，精神满足的门槛太高！我想是的，一种代代流传的弱族的集体无意识在血液里流淌，所以无法对西方人那种基于无边的自由之上的无厘头有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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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喜剧的反应正是测试文化差异的极好的试剂，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十来个人的小组，每人把自己的喜剧剧本在课上念一圈，我最尴尬的是，要在满桌哄堂大笑之下也配合地笑出来。

幽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吗？从来就不是，但放在今天这般碎成渣的人类共识之下，在经济、政治、舆论、网络等等的乱絮之下，我的Z世代同学在写些什么：有主动要求被戴绿帽子的男主人，与绑匪调情的社交媒体女博主，陌生LGBT群体的即兴派对，还有那已是陈词滥调的速配和一夜情……

我只是觉得，那种生命的情态，情绪的恣肆离我太远，那些夸张到有意为之的越轨、逾矩、奔放，叫我感到烂俗多于幽默。但无可否认，西方文化在今天也在悬崖上打架，处处是叫人无法承受的轻佻，仿佛世界末日的前一天，狂欢取代了一切意义。

每次我问“What’s the point of it（它的意义何在）”，这个问题无不例外地会问倒写它的人，我像是来大煞风景、终结话题的。更有时候，我会从一些段子里研究出一些高深的端倪，让老师合手赞叹，仿佛我不说，她就看不出来似的。所以我在她眼里，似乎是可以从外部视角点铁成金的一种意见类型。

我们看任何事物不是就是从追问意义开始的吗？这是中国式教育在我思维土壤里种下的逻辑原点，读书本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代又一代的人生应有之义，书里的一切无不教会我寻找意义。

但当你发现西方人那种意义感稀薄的普遍精神状况之后，不得不反观自己这个族类是不是一直活得太累。 但又何以解释，在那种随意、闲散、不自缚的精神之下，他们的飞机和卫星为什么照样升天得比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要快？我无法回答，正如我无法回答为何一个人口三千万的国家能称其为福利国家，而一个人口是其几十倍的国家却注定有人要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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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Absurd Comedy这种故事类型（Genre），闹出笑话可能反而是我。正处于青春期肥胖的女同学K写了一个荒诞剧故事大纲，一个富家女不务正业，跟着一个算塔罗牌的精神导师不可自拔，有一天他的师姐们突然说她屁股太小穿衣不好看，她就一根筋地想要个大屁股。

当她刚要开始筹钱做臀部手术，她的塔罗导师无端端去世了，托梦把事业传给她， 于是她就一边赚手术钱，一边继承事业，冲破来自父母的重重阻力⋯⋯我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写作者要为人生第一个长剧本找这么一个无厘头、无中生有之事。她改到第二稿时，我评论道这要比第一稿的逻辑通顺多了。那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亢奋说道：come on, 原来你还在期待一个荒诞剧拥有逻辑！

有一半以上的人编人生第一个长剧本时，会写一个初恋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最常见的阻力仍旧来自父母，多数是门不当户不对，或者成长的过程中那些自己身上的咬噬性的烦恼。女孩子都梦想成为阿黛尔或者泰勒·斯威夫特，男孩子不是有个奥林匹克梦，就是或想子承父业，或想摆脱父控。

即使看起来那么地家常便饭，在写作的具体过程中，照样有不少人找不到北。有人在形容自己的剧本时，发一个羊头马尾的怪物图，引起不少共鸣，有人说自己正在加工shit的过程中，而对需要围绕一个臀部手术写100页的K来说，表示从一开始她就知道她的屎正在被诅咒了。我每次遇到她都会问，你的“big butt”(大屁股)进展得怎么样了。

像这个国家大多数20来岁、还没有长开的女生，K膀大腰圆，明显的北地特征。每次看到她眉峰下那颗穿皮而过的、两头是小弹珠的镀银钢钉，我就在为那种勇气而汗毛倒竖，她描述穿孔时的那种轻描淡写，跟她激动时对男生说“fuck you”的对骂劲相得益彰。这也归结到她解释自己时最爱用的一句口头禅，“因为我是个女性主义者。”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参与过任何街头抗争，或具体如何表现女权，但在我眼里，她化妆仅是为下课后和几个跟她同样身量的女生去街头找吃，她就是个人畜无害的女学生。

在这里，我从来不敢说“fat”这个词，因为有一次我在剧本里用了这个形容词，K给我反馈时说，“不要用fat这个词，这会涉嫌歧视”。我不得不臣服，这西方世界里也在瞬息万变的一切，我无法再把自己从三年级开始学的英语带着满世界跑了，我的英语也面临一次灵魂深处的淘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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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学的第一个月开始，我始终在时间的发条上谨慎前行，知道自己没有时间做梦，没有条件漫无边际地体历。作为一个在特殊时期跟着留学生大队登机的中国人，我显然不在学龄，我只是偶然在一张巨网里找到网眼，自甘漏下去，远离“甚嚣网上”的鱼群，在海外畸零。

去年金秋，我分别约了三位导师做课外指导，我要问他们同样一个问题，大致意思是：“如今我如果要写一个我真想写的故事，在中国是不可能拍出来的，那怎么在此地实现。”

第一位是教戏剧写作的R，须髯如霜，银发及肩，活像圣诞老人，他当然一听就懂，“要我说，就是在外面才有机会啊，你们中国有一位叫weiwei的艺术家不就是这样？”

我先是一愣，急忙在脑中搜索哪位艺术家的名字存在这个叠字，小时候我们倒是有一位名噪一时的歌手就叫这个名字，想到她就会想到亚运圣火台，但转念一想，她不是那种语境下的艺术家。 当我再一转脑袋，想到了另有此人，真是豁然一笑，“oh, he’s in Germany now（他现在在德国）.”（编注：前者指歌手韦唯，后者指艺术家艾未未。）

“So it might be a good timing to criticize from the outside（所以现在可能是一个好的时机，从外面批评）.”他轻松地说，像是事先准备好给我的答案，他一再表示“在外面，在外面是有用的”。

第二位是教推销剧本的导师K，正如所有令人欣慰的东道主都会这样回答你，他说“这里是加拿大，比美国好的地方是，讲究diversity”。对于一名初来乍到者来说，这当然是利好。

“但在北美推销剧本，要明确对标好目标人群，因为这里不像中国有那么大的观众体量，无论拍什么都有票房”。他说。我立即心领神会，想起当时正在无远弗届中的《长津湖》。

作为中国人，从黄土地中跳脱出来，向西方取经，再化归于黄土地，似乎是中国人自我实现的应有之义，但说到底仍是个利弊问题。就拿当时那位新晋奥斯卡的中国女导演来说，一取一舍间丢失的利润，对这个国家的一般精英份子来说都难以忽略不计，到底是叫人牙痒痒的真金白银。所以回到R说的，“在外面是有用的”，我想长期在外面也是代价巨大吧。

我问的第三位是教流媒体季播写作的D，是教你怎么在Netflix上创作当今的香饽饽。他学究样，走路时带着老人暮年时的踯躅，也像是被写作的不良姿势拖垮了半边腿。他开门见山地告诉每届编剧系的学生，就当今流媒体所提供的机会领域来说，他时常觉得电影已经末路穷途。

“第一你是Woman, 第二你是Asian, 第三你一个人从中国来到北美，这个行业太需要听到你这样的人的声音。”他举了一个以Netflix为首的平台在不干预制作的美名下，怎么一掷千金为加拿大的班底添置直升飞机的豪举。

流媒体的红海，充斥着点燃梦想的萤光棒，但这根小棒还没有插上中国大陆的领土。如果你去看一幅Netflix的全球布局地图，你会知道中国大陆像是灯下黑。

D的肯定很容易让人产生幻觉和希望，似乎如果我开始创作流媒体剧，像《鱿鱼游戏》编剧黄东赫那样孜孜不倦、不计回报地创作，等有天Netflix终于落户中国大陆，我便有机会被挑中。但是，去对我们身处的时代下一个赌注又是何其孤注，一个人在母体之外写母体里的故事，那种身首异处的错位感是极其凛冽的，像自己身上那根文化的脐带在太平洋上断成两截，从此你开始在新大陆上寻找新的榫卯，一切只为了让自己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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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你开始学习另一种语言的那一刻，两个语言系统就开始相互竞争。”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语言学家莫妮卡·施密德（Monika Schmid）这样说。这是我现在才知道的。

两个语言系统打架，用我上海人的方言来说，叫“两头不入港”，就是两头都够不着的意思。为了掩饰我英文的蹩脚，我曾解释过，因为上海话是我的第一语言，Manderin（普通话）是第二语言了。这么一说，大家惊讶一番，“原来你还有shanghai dialect.”

有一次，短剧课上写一个5页的小剧本，在workshop上轮流念。我写了一个房东和房客因俄乌战争立场的不同而爆发冲突的故事，房东是讲广东话的老移民，房客是讲普通话的大陆学生，对于中国人来说，我相信这真实到不能再真实。

但用英文写本国故事，语意损耗是无可避免的，就像在一双灵动的玉足之外套上不分脚型的马丁靴，翩跹不起来。对我来说，用英语写中文，句句是经过脑中的转译机器加工出来的流水线构件，它是一个盛放母语的模子，却不是从母胎里带出来的里子。

念罢，一个来自洛杉矶的黑人女同学惊异道：我能感受到它beautiful的描述和气场，但是你能否把这两个人的语言风格做个区分？或者用些slang（俚语）……

这个问题，确实难倒我，相当于让我去研究纽约的华裔和旧金山的华裔在英语用词上的区分。“事实上，她们不会用英语对话。”我解释后， 这才让他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那位教短剧的英国女老师Jessica，开始向我了解Cantonese（广东话）和Manderin（普通话）的分别。

同样，当Chinese这个词从大多数老外嘴里说出的时候，它作为一种能指，并不指涉以大陆、香港或台湾这些意识形态分野的散沙状华人。作为一个既定的语词，它天生包含西方人眼里作为他者的我们的一切——凡是以方块字出发，被儒释道“奶”了一代代的人。或者再干脆些，是东亚除了日韩之外的黄皮肤的人。

每个人都是一颗游离的原子，无人关心彼此原初的原子核，只有自己才能感受到向心力何来。有时候，它在纸上的方块字里；有时候，它就跳上了舌尖。在必须要用英语说话的那一种遽然的撕裂感里，它的存在更加逼真。真正的“”fresh off the boat””（初来乍到），是没有人在乎你具体来自哪里。

一个人在“两头不入港”的时候，自然要在海面上漂了，有时候会有新仇旧恨一起来袭。我会悲观地想，我隶属的母国是既不需要非虚构，也不需要虚构的——从思考和提笔的一刻仿佛就开始坎坷。文字，只是城市小资产阶级梦碎之前时不时犯的搔痒症而已，在洪水般的大时代里，文字还没有伸出橄榄枝或救死扶伤，就已经找不到位置，表面的斯文经不起冲撞，往往散架得难看。

我生长的故土，实则是一个东方和西方不断拉扯和联姻的农村旧式舞台，百多年前的摧枯拉朽暗合了近些年倒着转的轮回，真是一再否定，一再螺旋，都让我无从知晓自己到底处于世界史的何种座标。你只感到你像是背着一个戴满了翠玉花钿的老妪，在“时间的无垠的荒涯”上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颠到哪儿，哪儿就是原点。

张爱玲说时间，时间里有一大把不值钱的废铜烂铁。废铜烂铁说得好，它高高堆砌的时段，就会产生一种惶惶的时代感，人们用衰世、乱世来指代这种异样的时代感。衰世之于以往，就像上海的地段区分，从法租界走到了曹家渡，风景已衰。用当今的文化人熟悉的术语就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发明的“二手时间”吧，在这一把时间里，不用期待很多。

卡尔维诺曾说“ 铁制的机器将会永远存在，但他们不得不服从那些没有重量的信息单位。”如何服从？如何被灰尘颠覆？无论如何他说的只是那地中海小国。在我的眼前只是一块遮住一切的铁板。在走之前，它长在我的眼内使我看不见，在走之后，它清晰地亘在天地间，我看见了而已。

此刻的我，就像很多有知识的人标榜的那样，“生活在别处”，在太平洋的另一端。 北美的平原上如被上帝之子栽培的房子，天上的星子和大地上银河般的成串的灯珠，和我的头顶上如酒杯般的苍穹所洒下的一切飞絮或甘霖……我都领受着了。

只是我知道，地理位置的变化不会让我脱离那熟悉的衰世感，相反在海外的清寂里，它会越来越醇厚。因为我和它水乳交通，这里面有我的文化，我的语言，我借以认知的一切，连起来就是我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