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秉泓：朱天文首次执导，“文学朱家”在侯孝贤风格中

我们不要停止探索
而一切探索的终点
是来到我们开始的地方
不过我们第一次认得这个地方

在纪录片《愿未央》接近尾声之际，既是导演也是被摄者的朱天文与她的小舅刘家正神父，坐在一间日式格局的榻榻米上聊天，刘神父引述英国作家艾略特（T. S. Eliot）诗作〈Little gidding〉其中几句，诗里“我们开始的地方”不免让观众对应到朱天文外公的苗栗铜锣老家，也就是这场对话的拍摄地。

他们从小生长于此，理当无比熟悉，但是在经历了那么多人生变化，在眼界增长之后，竟好像是初次造访此地。这段对话乍看安插得有点没头没尾，前面还在讲朱天文父亲朱西宁的离散情感和中国式乡愁，后面接著感怀朱西宁那部未完成的《华太平家传》，那么中间为何要放上朱天文自己和小舅在铜锣老家这番关于“起点”的谈话呢？

侯导风格的纪录片

在朱天文首度执导的电影中，熟悉侯孝贤风格的影迷，不难发现两人对坐在禢禢米上聊天的构图充满侯导色彩，这意味著什么？

1982年，朱天文与侯孝贤初识，原本只是谈小说授权，因为一拍即合而联手将《小毕的故事》改编成剧本，这是朱天文从作家跨足编剧的起点，这四十年来，《愿未央》是她首度执导演筒的作品，据她说法，这会是她唯一、最后的一部，为的是记录她的父母——小说家朱西宁和日文译者刘慕沙。该片先是2020年底在金马影展世界首映，2022年初春再联合与朱家熟识的小说家林俊颖所执导、记录朱天文、朱天心和朱天衣三姊妹的续篇《我记得》，以“他们在岛屿写作”第三系列的名义进行全台商映。

自2011年起，“在岛屿写作”于11年间推出三个系列的文学纪录片，第一系列囊括林海音、周梦蝶、郑愁予、余光中、王文兴和杨牧六位；2015年第二系列则以台港对望方式记录痖弦、洛夫、白先勇、林文月及香港的西西、也斯和刘以鬯。2021年，第三系列由七等生打头阵，目前由两代朱家接棒，夏天则有吴晟纪录片。

《愿未央》和《我记得》理当是各自独立的纪录作品。前者片名和朱西宁的未竟之业《华太平家传》有关，朱天文解释“愿”可指大愿、悲愿，或可作动词“期愿”，愿未央意指其父母亲一生都未竟的大愿。后者片名则是出自朱天心的著作《我记得⋯⋯》，这不免让影迷想起费里尼的半自传作品《阿玛珂德》（Amarcord），Amarcord乃是义大利方言，中文直译正是“我记得”。其实无论《愿未央》还是《我记得》，都可以透过“我记得”一以贯之，这三个字如发语词如咒语，召唤出一段又一段的记忆，将这两部纪录片、或者说将“朱家宇宙”、“三三帮”整个串联起来。

在这三十年来侯孝贤所成就大大小小的对话场景中，观众往往是与银幕上的聆听者身处同样位置，静静聆听诉说者的过往曾经。无论是波澜起伏的生离死别，还是围绕柴米油盐展开的生活细琐。

所谓“三三帮”是我自己笑称，更精确的说法是三三文友，他们缘起于1977年创刊的《三三集刊》和1979年的“三三书坊”，1981年《三三集刊》停刊之后则有《三三杂志》接手。发起人与最初成员除了朱天文和朱天心，还有谢材俊（后成为朱天心丈夫）、丁亚民等人，简而言之他们都是在年少时代受到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写作风格影响，对于文化中国有极大向往，而朱家姊妹以外的文学青年，包括《我记得》导演林俊颖，在当时皆受到朱西宁和刘慕沙夫妇不只文学更涵盖人生方面的启发。广义来说，连侯孝贤都可以被视作三三文友的一员，那不只因为《我记得》拍摄到他出入朱家泰然自若，随意坐下就和大伙儿吃起火锅的生活片刻，更是因为侯孝贤之所以成为今日台湾电影大师侯孝贤，确实与文学朱家有相当关联。

而这就必须回到本文开头朱天文与小舅聊天那个画面。侯孝贤是这两部朱家纪录片的监制，他长期合作的技术团队如剪接师廖庆松、摄影师姚宏易、配乐家林强亦分别参与这两部纪录片深浅有别的制作。在朱天文首度执导的电影中，熟悉侯孝贤风格的影迷，不难发现两人对坐在禢禢米上聊天的构图充满侯导色彩，这意味著什么？

一本《沈从文自传》

侯孝贤的电影向来对话不多，但他绝对是当今最会拍摄对话的导演之一。在这三十年来他所成就大大小小的对话场景中，观众往往是与银幕上的聆听者身处同样位置，静静聆听诉说者的过往曾经。无论是波澜起伏的生离死别，还是围绕柴米油盐展开的生活细琐，侯孝贤镜头下的对话双方永远是那么不疾不徐，以一派在静止的时空中行走的悠然步调进行交流。这是侯孝贤的感性时刻，而某种难以言喻的微妙情怀，往往就是从这些不经意的日常间隙中，悄然流泄出来。

《童年往事》有这么一个片刻，梅芳饰演的阿孝咕之母，坐在榻榻米上，对著萧艾饰演的即将出嫁的女儿，谆谆提醒要事。26年后，侯孝贤在〈黄金之弦〉（这部短片收录在金马影展执行委员会发起的电影联合创作计划《10+10》）中以另一种方式重新翻拍了这场戏，而拍摄地点正是朱天文的苗栗铜锣外公家，30多年前，侯孝贤亦在这间老宅拍摄了《冬冬的假期》。所以把《冬冬的假期》当成《我记得》前身也不为过。

朱天文给侯孝贤看《沈从文自传》，他发现沈从文的“冷眼看生死”有著最大的宽容与最深沉的哀伤，这种俯视的、淡然看待万物生长与悲欢离合的角度，决定了此后侯孝贤创作的视野与格局。

《刺客聂隐娘》和《悲情城市》都有一场攸关童年往事的动人对话。窈七奉命返乡刺杀曾经订过亲的表哥田季安，未料隐身暗处的她却听到田季安对著爱妾瑚姬说起一段童年往事，内容大抵是窈七老待在树上，像是一只凤凰，自己幼时生病，浑噩中依稀记得，有个目光却是一直守候著，任谁都拉不走⋯⋯至于《悲情城市》最著名的片刻，便是一群青年围坐评论时政，文清却和宽美放起了唱盘，此时沉默的空气中扬起德国名曲〈罗蕾莱〉（Lorelei），失聪的文清以纸笔方式告诉宽美自己在八岁以前听得见声音，记得羊叫与戏台唱腔，没想到一次从树上摔下，大病一场之后再也听不见声音。明明是悲伤的事情，文清写著纸条比手画脚，却面带微笑说自己当时不知已聋，得由父亲写字告知，只是当时年幼，非但不觉此事可悲，还是一样好玩⋯⋯

影响侯孝贤最深的作家是沈从文。当年侯孝贤拍《风柜来的人》，对于该怎么拍心生疑惑，朱天文给他看《沈从文自传》（朱西宁曾因致赠《铁浆》予张爱玲而被称呼是“在她心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的小兵”），结果豁然开朗，他发现沈从文的“冷眼看生死”有著最大的宽容与最深沉的哀伤，这样一种俯视的、淡然看待万物生长与悲欢离合的角度，决定了此后侯孝贤创作的视野与格局。

回到《小毕的故事》

再回到《愿未央》，朱天文与小舅坐在榻榻米上对话那颗镜头，一方面这样的构图难掩侯孝贤影响，另方面或许可以说侯孝贤当年会设计出这样的画面，源头是苗栗铜锣这间日式老宅，源头是《沈从文自传》，源头是推荐沈从文给他的朱天文——也因此才有十多年后，侯孝贤拍摄三三文学集团奉为祖奶奶的张爱玲译注的《海上花列传》的后话。所以，与其说初执导筒的朱天文受侯孝贤影响，在《愿未央》拍出如此构图，不如说朱天文乃是藉著拍片，重返源头——辛亥路老宅是文学朱家的写作原点，苗栗铜锣是母亲的人生源头，《小毕的故事》则是自己的电影起步，所以朱天文当然要来到《小毕的故事》拍摄地淡水。

来到淡水岂能不找在淡水住了十年有余的“师兄”舞鹤（朱天文曾帮舞鹤的《余生》简体版写序，她在该文中称呼舞鹤为师兄）。说到舞鹤，舞鹤他是我幼时亲眼见过最狂狷的作家，朱天文和他一块儿在淡水河畔走著，简直仙人散步。舞鹤曾经住在淡水十余年，但几乎没有收入。是的，他写作，却不靠此赚钱。朱天文透过这样一个比朱家更“极端”的文人之口，说他自己在写作《舞鹤淡水》最艰苦的时刻，竟撞见当时已经过世的朱西宁从他的书桌走过，并且对自己说“这是对的”此一往事。

与其说初执导筒的朱天文受侯孝贤影响，在《愿未央》拍出如此构图，不如说朱天文藉著拍片重返源头——辛亥路老宅是文学朱家的写作原点，苗栗铜锣是母亲的人生源头，《小毕的故事》则是自己的电影起步。

舞鹤讲述这件事，语气平顺到无法让人跟深夜撞鬼联想再一起。其实舞鹤聊不聊朱西宁，对于《愿未央》这部片并没太大影响。这不是舞鹤的“我记得”，而是朱天文自己版本的“我记得”。淡水之于朱天文的影响，与朱西宁之于舞鹤的影响，理当是更大的。所以淡大毕业的朱天文为了自己的初次执导作品找“师兄”站台，真正理由是让淡水入镜（哪怕淡水其实与《愿未央》主要被摄者朱西宁、刘慕沙关系不大），让淡水河畔的夕阳入镜，《愿未央》整个淡水段落可以看成四十年后“朱小凡本尊”（朱小凡是《小毕的故事》主述者，朱天文化身）带著读者重返《小毕的故事》拍摄场景。而《愿未央》原来是经由千百句“我记得”咒语层层交叠，电光火石轰炸出来的时空黑洞。所有与文学朱家关系密切的三三文友、乃至他们的精神导师张爱玲、胡兰成，都将在那里久别重逢。

使命之“虚幻”

朱天文是文学朱家里头最像张爱玲的一员，她们同样满身仙气。即使朱天文如今年过六十，即使两部纪录片中频频出现她身著居家便服晾衣服喂猫的日常现实影像，那股因为终身以写作及电影为志业而被包覆著的一股灵动感，从来未减。《愿未央》由朱家姊妹坐在客厅念著父亲写给母亲的情书开始，以她们念著母亲在朱天文出生前夕写给朱西宁的家书结束，朱天文以写作及文字来贯穿这部纪录片，镜头下这个大半辈子靠写作维生的朱家，让我不禁想到漫威旗下的半神“永恒族”（Eternals）。

几千年来，永恒族依循著他们的天赋使命，而文学朱家亦然，他们身负传承中华文化的“虚幻”使命。为何说“虚幻”呢？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时，朱西宁是站在应声国民党打压乡土文学的高墙那方，但是1982年朱天文与侯孝贤成为电影创作伙伴，不仅形式与风格与当时制式商业片不同，而且从语言到内容皆力求突破，摆脱战后台湾电影在国民党控制之下与社会景况早已脱节的困境，从《风柜来的人》到《恋恋风尘》逐步在银幕上展现所谓的本土真实。文学朱家的作品向来难掩中国情结，那是她们的乡愁也是她们的中心思想，然而却也因为文学朱家藉《沈从文自传》启发侯孝贤，拓展他的视野与格局，让侯孝贤得以跳脱身分血缘脉络和家庭国族框架，更巨观地思考何谓乡土何谓本土，从割让给日本五十年的台湾观点切进去看本土，又与外省人视角下的本土有何差异？

不过，太争议性的政治问题和省籍情结，不是这两部文学朱家纪录片的真正关注，这也是《愿未央》和《我记得》两部纪录片的局限所在。对于朱天文来说，她拍父母纪录片所要传达表彰的自然是更为精神性的一种意念，所以片中对于外省父亲与客籍母亲的结合过程只讲浪漫的部分，刘慕沙的白色恐怖受难者家属身分，如何对于她的婚姻与家居生活造成影响，我们无从得知，片子甚至对于刘慕沙身为台湾日本文学重要译者的身分著墨甚少。无论记录者（朱天文和林俊颖）还是两部片子的被纪录者，唯一在意的就只有文学朱家，对于他们来说：文学朱家理当是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延续中华文化的精神性存在，那是文学朱家的自信，也是骄傲。

纪录片拍完后，警卫去年走了，纪录片中出现过的一只老猫也走了。这段后话来不及放进电影，却让我感动莫名，哪天或许随著“我记得”这句咒语被召唤出来。

春联，警卫，流浪猫

《我记得》最激烈的片刻，是导演林俊颖随著向来政治立场反绿旗帜鲜明的朱天心漫步台北，她在大稻埕码头前真诚肯切说道，难道只因为自己的外省人身分，所以她们跟台湾这个岛上的所有连结都不算数吗？这其实不是问句，而是肯定句，朱天心当然认为自己的经验不只算数，而且非常重要。21世纪已经过了五分之一，朱天心的想法应该没有改变太多，《愿未央》和《我记得》这两部纪录片自然不可能“去中国化”，所以前者耗费不少篇幅交代朱家姊妹去中国省亲并找寻父亲足迹，为的是强调她们割舍不了的中国情结，至于《我记得》前往胡兰成在日本的长眠之地，则是为了向文学朱家的精神导师深深致意。

从《愿未央》到《我记得》，从确认朱家与中国的血脉相连、确认朱家与胡兰成象征的文化中国的精神传承，到感怀朱西宁的未竟之业《华太平家传》、三三帮的开枝散叶、朱天心的《古都》意谓著的外省人之眼看台北，以及朱家第三代谢海盟所著《舒兰河上》的新世纪老灵魂之眼，所有的文学通灵、所有的久别重逢结束之后，终究还是要回到朱家住了大半世纪的辛亥路老宅，哪怕外面天摇地动，那里永远是浸淫在时间里的民国。那间房子像是某种精灵之屋，《我记得》结束在朱天文仔细清理老房子的门板，然后三姊妹一起贴上春联，对于这两部纪录片来说，是很棒的谢幕式。

电影上映之后，朱天心出席《我记得》映后问答时提及，她们每年过年都会收到张大春的春联，但都没有贴，电影里贴的春联，是她们社区的警卫写的。之所以跟警卫熟识起来，是因为大半夜会出门找流浪猫做TNR（捕捉、绝育、释放）。这个警卫孤家寡人，所以常自愿排夜班，让有家室的同事可以正常上班，他过年会帮整个社区写春联，朱家姊妹贴他写的，是想著警卫在深夜巡逻的时候，看到门上贴著自己写的春联，会有一些家的感觉。纪录片拍完后，警卫去年走了，纪录片中出现过的一只老猫也走了。这段“后话”来不及剪进电影，却让我感动莫名，甚至比纪录片中的文学和中华文化更为真实，因为它是文学朱家在台落地生根的真正“本土”，随著“我记得”这句咒语冷不防被召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