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四大導演：你在新闻里看不到的，电影都有讲出来

俄罗斯自2月24日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至今，除却欧美各国政府对其进行经济制裁以外，许多艺文机构与电影产业也对普丁的恶行发表声明谴责，并以行动支持乌克兰。

行动包括迪士尼、索尼与华纳兄弟等好莱坞巨头纷纷中止在俄罗斯的电影发行；坎城影展、威尼斯影展、多伦多影展等国际电影节也公开表示将禁止俄罗斯官方代表团出席，并抵制任何与俄罗斯政府有关系的组织与机构，但不禁止俄罗斯电影从业人员参展，因为仍有不少创作者与文化工作者是长期冒著牢狱之灾与身家安全在与普丁政府对抗。

此外，还有威尼斯双年展俄国馆的策展人马拉绍斯卡斯（Raimundas Malašauskas）、莫斯科普希金国家美术馆的副馆长奥普德烈诺夫（Vladimir Opredelenov）辞职以示抗议，莫斯科重要的艺术据点车库当代美术馆（Garage Museum of Contemporary Art）亦表示将停止所有展览举行，直到普丁结束对乌克兰的入侵。

在国际文艺界有所行动的同时，也有乌克兰导演为此战争发声。现实与历史毕竟复杂，电影与纪录片却留下砲火无法毁掉的。我们于此来看看乌克兰最重要的四位导演，他们或以纪录片拍摄当代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的重要转捩点，发掘后真相时代乌东地区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有人以镜头为普丁见证，恍然今日之现实早已经萤幕预告（艺术本来就是镜像与预言）；有人大半生都在与苏联电影审查制度纠缠⋯⋯

01 瑟盖．洛兹尼察：电影是我面对现实所能做到的

时隔八年，当普丁发动更猖狂的武力入侵时，欧洲电影学院的态度却仍只是“对乌克兰的入侵让我们非常担忧”

日前，当代重要的乌克兰导演瑟盖．洛兹尼察（Sergei Loznitsa）宣布退出欧洲电影学院（European Film Academy），以谴责该机构主席克诺（Matthijs Wouter Knol）面对俄罗斯政府的军事行动所采取的软弱态度。

洛兹尼察在声明中提到，早在2014年，当俄罗斯电影人欧雷．森佐夫（Oleg Sentsov）因为公开反对普丁政府在克里米亚的作为，而被法院裁定策划恐怖主义行为罪名，判处20年监禁时，欧洲电影学院只警告俄罗斯当局“应该要审慎和公平地思考此事”（consider this matter carefully and fairly）；时隔八年，当普丁发动更猖狂的武力入侵时，欧洲电影学院的态度却仍只是“对乌克兰的入侵让我们非常担忧”（The invasion in Ukraine is heavily worrying us.）。

洛兹尼察表示了他对于西方各界领导者的不敢置信，因其低估情势，甚至是为了与俄罗斯进行贸易而养壮了这头恶狼，天真地期待普丁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盲目与姑息态度，而如今事态走向此局面，欧美各界其实也难辞其咎。

拍摄基辅民主示威：告诉你Netflix纪录片没有的事

与那种透过大量个人叙事讲述单一观点的方法不同，洛兹尼察将个人叙事色彩降到最低，拍出一张张个人的脸庞所汇聚成的集体力量。

洛兹尼察于1964 年出生在今白俄罗斯巴拉诺维奇（Baranovitchi），随后和家人搬到基辅，在苏联政权辖下的乌克兰度过年少时光；1991年，他进入莫斯科电影学院（即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当时正是苏联面临瓦解的时代转捩点。千禧年后，洛兹尼察搬到柏林定居，二十多年来拍摄近三十部作品，以纪录片居多，其中也有剧情电影。他的创作围绕著自己的家乡乌克兰，以及受到苏维埃政权统治影响下前苏联地区的历史与社会政治现况。

例如以基辅独立广场（Maidan Nezalezhnosti）为题的纪录片《Maidan》（2014），记述 2013 年冬天发生在基辅独立广场长达92天的民主示威运动。当时亲俄的前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突然中止原先承诺与欧盟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引发亲欧盟的乌克兰民众走上街头。原本是和平的示威游行，最终却演变成亚努科维奇政府动用武装军队，在基辅街头发生血腥暴力的流血冲突，最终酿成上百人死亡，千人受伤。这起事件是当代乌克兰和俄罗斯关系的重要转捩点。

关于此抗争运动的电影，可能更为人所知的是由鞑靼斯坦出生的美籍犹太裔导演叶夫根尼．菲尼夫斯基（Evgeny Afineevsky）拍摄的《凛冬烈火：乌克兰为自由而战》（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这部慷慨激昂的纪录片以相对传统、典型的叙事方法，陈述导演菲尼夫斯基对此运动的立场与观点——虽然影片采用大量的访谈内容，但基本上这些来不同街头示威民众的陈述皆指向相对单一的观点，呈现反对亲俄政府的乌克兰人如何不满亚努科维奇的作为、如何相信民主自由的理念。这部由Netflix制作的纪录片似乎意在汇聚人们愤慨的情绪、激发最终必将凯旋胜利的论调，存在著扁平化乌克兰社会对俄罗斯态度之复杂性的叙事危险。

相较于此，洛兹尼察的《Maidan》则自持地选择不将镜头聚焦在单个人物身上，而是以一个个广角定镜，拍摄著广场发生的事情。他在混乱的广场上尽可能地维持著理性的距离，不跟随特定人物叙事，而试图站在广场中间，降低多余的叙事干扰（但并非没有观点），呈现这段期间发生在广场周遭的人事物样态。

洛兹尼察的《Maidan》选择的叙事策略恰恰与《凛冬烈火》产生鲜明的对照，后者透过大量的个人叙事讲述单一的观点，而前者则试图将个人的叙事色彩降到最低——以定镜拍摄，广场周遭的民众来来去去，近乎是消弭个人的类匿名状态，以呈现某种集体的图像。我们从《Maidan》镜头的不动与自持所感受到的，反而是股强烈的“流动”，那流动来自现场乌克兰民众的信念与能量，是一张张个人的脸庞所汇聚成的集体力量。

后真相时代：乌东地区有多复杂

“一群人眼中的恐怖份子，是另一群人眼中的自由战士。”

除了纪录片以外，洛兹尼察也拍摄剧情电影，其中《著魔的国境》（Donbass，2018）即以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为故事场景。2014年该地区的分离主义势力在俄罗斯的支持下，独自宣布独立，与乌克兰政府发生军事冲突不断，“一群人眼中的恐怖份子，是另一群人眼中的自由战士。”

在《著魔的国境》中，洛兹尼察塑造了一个真假难辨的疯狂世界，影片初始，一群演员在后台准备上场，很快地我们便发现这群演员打算上演一出乌克兰民族主义份子大举恐怖主义大旗的假新闻报导，电影以带有库斯杜力卡《地下社会》（Underground）的疯狂荒诞、黑色幽默的冷冽调性，后设地游走在虚实之间，呈现后真相时代的乌东地区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

洛兹尼察除了以摄影镜头拍下观察到的事件与现象以外，近几年更著重在使用现成的历史档案影像（archival footage）发掘并爬梳受到前苏联影响的人物与时代故事，对社会现况提出深刻且极具批判力道的省思。例如《欢迎光临史达林葬礼》（State Funeral，2019）取材自俄罗斯国家影像资料馆（Russian State Film and Photo Archive）典藏的史达林葬礼期间的大量影像纪录，洛兹尼察透过细腻的剪辑，将这些素材重新组织成一出讽刺极权主义、骇人听闻的世纪哀歌。

如今娘子谷地区又遭受普丁无情轰炸。洛兹尼察当年留下的影像令他他宛如驻扎娘子谷地区的摄影之眼，亲眼见证人民是如何在不同政权更迭下，受到无以抹灭的伤害。

2021年坎城影展首映的《Babi Yar. Context》，则是洛兹尼察与娘子谷犹太大屠杀纪念中心合作（Babyn Yar Holocaust Memorial Center）的电影。他运用大量拍摄于二战期间的影像档案，以缜密的剪接叙事，讲述这段发生在乌克兰境内娘子谷地区的悲剧：1941年纳粹占领该地，对当地犹太人展开大规模屠杀；同年年底俄军攻入基辅，再到1943年美国记者访问大屠杀的幸存者，最终结束在战后的审判。

洛兹尼察爬梳大量的影像档案，深入历史复杂多义的层理、运用视觉与声音的组织叙事，试图理出时代的真实历史。时隔半世纪，过去的伤痛尚未平复，如今娘子谷地区又遭受普丁砲火无情轰炸。洛兹尼察虽未曾亲临那时空，但透过当年留下的影像，他像是驻扎娘子谷地区的摄影之眼，亲眼见证人民是如何在不同政权更迭下，受到无以抹灭的伤害。

而去年在阿姆斯特丹纪录片影展首映并夺得国际竞赛首奖的《Mr. Landsbergis》（2021），以带领立陶宛独立运动的老蓝斯柏吉斯为主角（为今立陶宛外交部长的祖父），呈现经历苏维埃政权统治的小国之民如何展现其争取独立自由的意志。访谈内容穿插苏联解体前的各种新闻资料画面，包括历史著名的“波罗的海之路”两百万人手牵手宣示独立之决心的和平运动、立陶宛人民聚集街头诉求独立、人民议会里各方阐述政治理念，推举人民代表、苏联下令对立陶宛展开经济制裁、铁幕垮台前夕由戈巴契夫暗地许可的暴力镇压，以及戈巴契夫与叶尔钦之间的明争暗斗。

相较于著名导演荷索以粉丝之姿拍摄的《戈巴契夫，幸会》（Meeting Gorbachev，2019）展现带著好奇眼光的西方望向神秘苏维埃、从苏联之政权核心看铁幕垮台前夕，乌克兰导演洛兹尼察的《Mr. Landsbergis》则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深刻爬梳我们以为的苏联解体、前苏联各国家的独立，其实都并非历史的必然与偶然，而是众志成城，人民流血流泪争取来的。

02 维塔利・曼斯基：残忍，是被政治切割的家庭照

即使是拥有同一张家族照片的一家人，在面对当前政治现况与身份认同问题时，存在的复杂难解的样貌。

当代另一位重要的乌克兰导演：维塔利・曼斯基（Vitaly Mansky），出生于 1963 年乌克兰利维夫（Lviv），他和差不多时代的同辈电影人或前辈影人一样，都在当时苏联最好的电影学院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接受电影教育，拍摄纪录片长达二十多年。然而，当许多同辈影人不得不选择离开家园，到其他更适合创作的环境时，曼斯基选择留下来，进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工作，在莫斯科创办俄罗斯最大的纪录片影展“Artdocfest”，试图透过纪实的力量改变社会。然而，2014年他仍在现实条件的限制下，移居拉脱维亚首都里加，“Artdocfest”影展也随之迁徙。

曼斯基的人生经验，其实与许多当代在国际影坛活跃的乌克兰导演类似：于苏联时期出生、在乌克兰长大，到莫斯科接受教育和职涯发展，对于国家和历史文化的认同，实难以单一划分。在其2016年的纪录片《Close Relations》便深刻地处理了经历前苏联统治的国族认同问题。

曼斯基的纪录片擅长从自己的生活、拍摄身边的亲友出发，当时，克里米亚危机发生不久，普丁军队入侵乌克兰并吞了克里米亚地区，而乌东地区的纷争也方兴未艾。这部影片里，曼斯基探访多位散居乌克兰与俄罗斯各地的亲戚，走访基辅、利维夫、奥德萨（Odessa）、主张分离主义的顿巴斯区域、克里米亚，以及莫斯科。

导演透过贴身采访、纪录他们的生活，呈现即使是拥有同一张家族照片的一家人，在面对当前政治现况与身份认同问题时，存在的复杂难解的样貌。《Close Relations》可以说是从一帧家庭合照出发的身份探寻，那帧照片是大时代的缩影，折射出经历苏联统治的人群图像，这背后体现出的乃是在现代国家框架与边界之外，错综交织、难以被一刀划分的认同羁绊。

镜头可以见证普丁？

对照现今的政治局势，《普丁的见证人》里当年捕捉到的画面如同某种预言，预示眼下的一切绝非偶然，亦非历史的巧合。

除了从常民视角出发的纪录片以外，曼斯基近年的两部作品《普丁的见证人》（Putin’s Witnesses，2018）和《戈巴契夫・天堂》（Gorbachev. Heaven，2020）分别以左右国家命运、影响下个世纪国际局势的政治人物为主角，呈现他们不同于外在世界理解的样貌。在曼斯基流亡拉脱维亚之前，他曾经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负责纪录片摄制，制作官方的形象纪录片，可以说是在政权核心的前线亲身参与了苏联垮台的过程。

《普丁的见证人》中他以日记式的家庭录影带搭配担任电视台工作时期拍下的影像纪录，在那关键的世纪时刻，近身拍摄年轻的普丁冷眼旁观老迈贪腐的苏维埃政权崩解、小心翼翼地逐步展露其掌权的野心。对照现今的政治局势，《普丁的见证人》里当年捕捉到的画面如同某种预言，预示眼下的一切绝非偶然，亦非历史的巧合。

《戈巴契夫・天堂》同样得力于曼斯基早年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工作的经验，他显然与戈巴契夫建立颇为亲密的默契，才得以进入其私人宅邸拍摄他高龄九十的日常起居。然而，不同于荷索《戈巴契夫，幸会》过度尊崇这位引领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之传奇领袖的视角，曼斯基更试图在同样是近身拍摄的纪录片中，呈现这位近乎与战后历史划上等号的政治人物其脆弱、老朽，面对时局早已无能为力的一面。《戈巴契夫・天堂》透过对戈巴契夫晚年的勾勒，提出重新理解当前政治与历史样貌的一种途径，仿佛对冷战结束后又一个时代的逝去，提早吹响了挽歌。

03 瓦伦廷・瓦夏诺维奇：战火令个体饱受摧残

瓦夏诺维奇在电影中描述的早已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被俄罗斯武装部队入侵的乌克兰土地上，只是在人们亲眼见到前，没人真正相信电影中勾勒的一切竟会发生在真实世界里。

洛兹尼察、曼斯基这两位出生于1960年代的乌克兰导演，他们的创作无论是剧情片或是纪录片，大多是探究苏联这庞大骇人、带有殖民性的政治系统在解体后以什么样的形态残留在前苏联地区，试图将那些难解、未解的历史难题问题化，并提出面向当代的诠释。

而相较于他们，1971年出生、成长于乌克兰日托米尔的导演瓦伦廷・瓦夏诺维奇（Valentyn Vasyanovych），则是另一种路径，他在基辅和波兰接受电影教育，担任电影《过于寂静的喧嚣》（The Tribe，2014）的摄影师与剪接，执导的作品《Black Level》（2017）曾代表乌克兰角逐奥斯卡最佳外语片。

《末日荒芜诗篇》（Atlantis，2018) 这部时空设定在2025年顿巴斯地区的近未来电影，是他最为国际影坛注目的作品。瓦夏诺维奇构建一个战火过后的世界，罹患PTSD的士兵们在凄凉、荒芜的钢铁厂工作，当地历经武装冲突后已了无生机。

关于个体在战争下饱受摧残的处境，是瓦夏诺维奇电影中关注的母题，其最新的剧情长片《Reflection》（2021）聚焦一位曾被俄罗斯军队俘虏并目睹暴行的乌克兰外科医师，当他从战场幸存返家后，世界将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模样。瓦夏诺维奇在电影中描述的早已真真切切地发生在被俄罗斯武装部队入侵的乌克兰土地上，只是在人们亲眼见到前，没人真正相信电影中勾勒的一切竟会发生在真实世界里。

04 琪拉・穆拉托娃：比禁绝你拍电影的人活得更久

谈到乌克兰电影，绝对不能错过琪拉・穆拉托娃（Kira Muratova，1934-2018）这位已逝的教母级导演（详见笔者先前的文章〈苏联铁幕下最殊异、奇美的风景：琪拉・穆拉托娃与她的电影〉）。穆拉托娃1934年出生于苏联索罗卡，一座隔著德涅斯特河与乌克兰相望的罗马尼亚城市，现在属于摩尔多瓦共和国。自格拉西莫夫电影学院毕业后，她被苏联共产党派到敖德萨电影制片厂，自此之后就定居在敖德萨这位于黑海旁的港口城市，直至2018年过世都未曾移居其他地方。

被评论者封为“苏联荒谬主义的女主祭”（high priestess of Soviet absurdism）的穆拉托娃，人生有大半的岁月都在与苏联电影审查制度纠缠，她的所有作品、她的人生，就是矢志抵抗专制暴政的最佳明证。

若穆拉托娃仍在世，看见普丁政权对她钟爱的敖德萨进行无情轰炸，即使是走过二战、冷战铁幕等各种艰难时刻的她也想必也会气得咒骂。但或许，穆拉托娃的生命经验带给我们的启示，无非是：要比所有禁绝你自由拍电影的人活得更久、更长，直到他们被时代的浪潮淘洗殆尽，而你还留有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