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之地：阿富汗的“大人物”和他们未能塑造的现代国家史

【编者按】2021年8月15日，在塔利班组织对阿富汗的全国性攻势开始三个半月之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象征、中亚名城喀布尔最终以“无血开城”的方式宣告易帜。在“9·11”事件20周年纪念日前夕，阿富汗又一次迎来了政权更迭，塔利班再度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而这已经是喀布尔自1979年以来第五次被入侵者攻破。

本文作者刘怡在2017-2019年曾三次前往阿富汗采访，与上世纪70年代以来阿富汗最重要的几位政治人物及其家族有过接触。他们中有80年代一度享誉世界的抗苏游击队领袖，也有奥萨马·本·拉登的长期合作者。明晚我们也会请刘怡在线上为读者做一期分享，具体报名信息请浏览端小聚预告：国际时政记者眼中的阿富汗社会和塔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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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兼有知识分子和封建军阀双重身份的“大人物”们面对着我侃侃而谈时，我偶尔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他们参与塑造的阿富汗现代史是一个超然的客体，而他们无须为此承担道德义务。世界历史的浪潮在阿富汗来了又去，大人物却永远都是大人物：这或许也是这块中亚血染之地始终无法归于宁静的诸多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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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希姆·尼亚米（化名）在网络电话那一头的声音显得异常冷静。2019年夏天在瓦利·马苏德（Ahmad Wali Massoud）大使的办公室里第一次结识这位年轻秘书之后，我一直通过他维持着和马苏德家族的联系，并且私下里认为他正在变成一个小号的大使：一样操着流利的英语，一样有着从容不迫的语气，也一样善于摆出阿富汗“大人物”面对国际记者时那种造作的郑重其事。易主之际的喀布尔城里有许多令我担忧的故人，但并不包含法希姆。我知道他已经成功进入马苏德家族的“内圈”，笃定可以拿到逃离祖国的机票——在阿富汗，适时抽身属于一种特权。

时间已经是北京的8月16日上午，塔利班进入喀布尔总统府的照片传遍了全世界，法希姆的描述却平淡的好像一场新闻简报：“14日晚上，大使和齐亚先生（指齐亚·马苏德 Zia Massoud，瓦利·马苏德之兄，2004-2009年任阿富汗第一副总统）以及阿富汗最重要的塔吉克裔政治家们举行了一次闭门会议，决定分两路行动：鉴于喀布尔已经处在失控边缘，大使本人将率一个代表团飞往伊斯兰堡，按照原定计划参加由巴基斯坦政府发起的和平对话。同时，萨利赫（Amrullah Saleh）副总统和‘小狮子’（指瓦利·马苏德之侄、已故的“潘杰希尔雄狮”沙阿·马苏德Shah Massoud 之子艾哈迈德 Ahmad Massoud）前往潘杰希尔谷地，组织针对塔利班的军事抵抗。我跟随大使的专机在15日凌晨离开喀布尔，一同出发的还有人民院（下院）议长拉赫曼尼（Rahman Rahmani）、萨拉赫丁·拉巴尼（Salahuddin Rabbani）（前总统布勒努丁·拉巴尼之子，曾任阿富汗外交部长）、两名前副总统、几位国会议员以及其他知名人士。我的两个哥哥已经返回潘杰希尔，那里是我们熟悉的故乡。”

是的，我当然知道大使的专机是为着“外交斡旋”降落在伊斯兰堡的。过去一年多时间里，我曾经几次向法希姆打听过他的“老板”的动向，几乎无一例外被告知后者“正在巴基斯坦”——出席形形色色的论坛、大会和讲座，用标准的伦敦腔英语谈论着“代表全体阿富汗人福祉的和平”。但在距离塔利班士兵进入喀布尔只剩下短短几个小时之际，在伊斯兰堡又有什么性命攸关的“斡旋”需要这位大人物匆忙赶去出席呢？他们的“斡旋”又经过了哪一级政府的授权呢？在遥远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使和齐亚先生不是曾经陪伴他们的长兄、国家英雄沙阿·马苏德蛰伏在故乡潘杰希尔谷地，与苏联及其扶植的纳吉布拉政权、乃至后来的塔利班做过殊死搏斗吗？

只有沙阿·马苏德的独生子艾哈迈德以及他曾经的部下萨利赫启程前往了潘杰希尔，但他们的行动更像是一场政治宣传。在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总统于15日晚间匆匆逃离喀布尔之后，素来与其不睦的萨利赫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已经以第一副总统的身份“代理国家元首”，仿佛这个空洞的头衔对喀布尔机场上那些绝望的滞留者还有任何号召力。至于“小狮子”，他其实是在履行一项家族义务——32岁的艾哈迈德超过一半的人生是在伊朗和英国度过，气质更近似一位学者。潘杰希尔乃是马苏德家族最重要的政治图腾，总需要有人去宣示传承。

还有一些人物甚至比马苏德家族更加亢奋。在印度记者拍摄的画面中，我又一次见到了两度拜访过的前总理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严格说来，直到2016年春天为止，这位曾经的抗苏游击队领袖、马苏德的大学校友和一生之敌还是被阿富汗以及美国政府双双通缉的恐怖分子，藏匿在巴阿边境的村落中不见天日。然而他的政治嗅觉显然从未被居无定所的流亡生活所削弱：复出之后的希克马蒂亚尔很快恢复了昔日的活跃，2016-2021年阿富汗的每一场选举、每一次阴谋、每一桩骗局中都有他的身影出现。这种上窜下跳的表演在喀布尔陷落之际达到了最高潮：在马苏德家族黯然逃离、加尼仓皇出走之后，希克马蒂亚尔与前总统卡尔扎伊（Hamid Karzai）以及民族和解委员会主席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马苏德曾经的秘书，普什图、塔吉克族混血）宣布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新的三人委员会，将“代表阿富汗人民”与塔利班商讨政权交接和组建过渡政府等事宜。8月18日，塔利班代表阿纳斯·哈卡尼（Anas Haqqani）（“哈卡尼网络”创始人贾拉鲁丁·哈卡尼幼子）在喀布尔与这三位曾经的大人物举行了会谈。而在2012-2016年曾经作为囚犯关押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的小哈卡尼，还专门前往霍斯特省拜访了我的另一位访谈对象：80年代抗苏游击队的领袖萨耶夫（Abdul Rasul Sayyaf）。

不熟悉历史的观察家们或许无法从这一长串姓名中发现微妙的玄机，但“历史的韵脚”（The Rhyme of History）的确存在，并且直接串联起了最近半个多世纪阿富汗一切的风云变幻——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某段时间里，阿卜杜勒·拉苏尔·萨耶夫曾是以巴基斯坦白沙瓦为中心的7支抗苏游击队名义上的最高领袖，希克马蒂亚尔和沙阿·马苏德是他麾下最桀骜不驯的两名指挥官，老哈卡尼则以野战军人的身份效力于另一位将领尤努斯·哈利斯（Yunus Khalis）旗下。萨利赫、卡尔扎伊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曾在不同时期服务于马苏德的军队中。而在纳吉布拉政权崩溃之后的1992-1996年，以希克马蒂亚尔和马苏德两派为中心爆发了新的内战，最终导致了哈卡尼的倒戈以及塔利班第一次上台。实际上，“大人物”们的渊源还不至于此：上世纪70年代，希克马蒂亚尔、马苏德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曾经先后就读于全国最高学府喀布尔大学，而他们的老师正是萨耶夫和老拉巴尼。

即使这个国家的3250万常住人口中有2/3是不满25岁的年轻人，即使希克马蒂亚尔和马苏德们已经从曾经的权力巅峰渐趋滑落，他们依然是“大人物”。年复一年，喀布尔街头的人们谈论的焦点始终是“希克马蒂亚尔先生”、“马苏德六兄弟”、“萨耶夫和他的侄子们”，以及“卡尔扎伊家的人”。超过半个世纪时间里，这些大人物在阿富汗这片血沃之地上演绎了一段夹杂着理想、野心、杀戮、财富以及权力的复杂故事，影响甚至波及到整个世界。不必怀疑，在“塔利班2.0”时代的权力格局中，他们仍将竭力延续自己的显赫地位，并将之传承到第二代、第三代。只是，在这个被称为“帝国坟场”的国家，除去作为“大人物”的声望和逐年增加的坟墓外，他们似乎什么都没有留下——他们吝啬到甚至不曾给自己的祖国留下一口水井。

塔吉别格

“可否带我们去往塔吉别格宫（Tajbeg Palace）？”2018年盛夏的一个清晨，我在喀布尔市中心拦住一名待客的顺风车司机。“塔吉别格？闻所未闻。我只知道一处旧王宫，就是达鲁阿曼大街尽头那堆破烂”。

以探访古迹为目的前来阿富汗的外国旅行者，往往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困境：绵延40多年的战争已经使得某些曾经的地标性建筑变成了一堆瓦砾和废墟，而50岁以下的中青年对它们几乎闻所未闻。坚称并不存在所谓“塔吉别格宫”的司机还是按照他的执念把我丢在了达鲁阿曼大街中段，就在一堆矗立着的脚手架对面。

整整81年前，1930年秋天，《芝加哥论坛报》的一位美国记者也曾经站在喀布尔街头，留下了英语世界关于达鲁阿曼宫（Darul Aman Palace）的最早记录。此人便是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日后以巨著《第三帝国的兴亡》蜚声世界。在他笔下，“这座文物复兴风格的豪华宫殿，当初是被当作阿富汗的凡尔赛宫加以设计的。如今，宫殿的窗户已经被木板封死，石膏板也从墙上脱落下来，孤零零地被遗弃在野草丛中”。耐人寻味的是，这幅景象和我在2018年夏天的所见几乎毫无二致——在上世纪90年代那场令喀布尔蒙受浩劫的围城战结束后，被坦克、RPG火箭弹和大口径榴弹炮反复攻击的达鲁阿曼宫就变成了一处难民收容所，荒废了将近1/4个世纪。直到2017年，加尼总统从慷慨的印度政府那里筹集到2000万美元资金，才宣布将对宫殿进行整体修复，以迎接2019年独立百年纪念日。我所见到的那些脚手架和土方，正是修复工程的一部分。

在普什图语中，达鲁阿曼的意思是“和平之家”。兴建这座宫殿及其周边的政府街区，出自现代阿富汗的缔造者、1919-1929年短暂在位的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国王的手笔。这位励精图治的明君曾经派出代表前往巴黎和会，又发动了事半功倍的第三次对英战争，使阿富汗得以摆脱英国的保护国地位。在他的设想里，未来的阿富汗应当是一个拥有现代化工商业和进步主义气息的君主立宪国，而对首都的重新规划和改造则是最重要的样板工程。在喀布尔老城以南的丘陵地带，阿曼努拉亲自选定了一处台地作为新王宫的基址，并聘请法国和德国建筑师为他设计了达鲁阿曼宫——一座拥有自来水和集中供暖系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600个大大小小的房间中，一层将作为国民议会的日常办公场所，二层以上供王室成员使用。从老城中心到达鲁阿曼宫的沿途将修建一系列包豪斯风格的政府办公楼、酒店和通勤铁路，使喀布尔成为“中亚的慕尼黑”。

然而终其一生，阿曼努拉也未能在这座新宫中度过哪怕一个晚上。他的悲剧，属于随后几十年里在阿富汗反复上演的那种版本：国王推动的社会改革影响到了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对学校和土地的控制，要求妇女脱去面纱、走出家族院墙的敕令更是在保守的普什图人中掀起了轩然大波。在一伙教士和宫廷贵族的煽动下，1929年1月，贾拉拉巴德的山地部落发动了叛乱，阿曼努拉被迫退位、出走印度，政权随后落入英国支持的宗室成员纳第尔·沙阿（Nadir Shah）之手。不祥的达鲁阿曼宫被改造成了国防部大楼，在日后的历次政变中饱受摧残。

在达鲁阿曼宫院墙外的警戒线附近张望时，我终于发现了那座被本地人视若无睹的塔吉别格宫。它就坐落在南面两公里外的一座山头上，地势孤立，没有直路和达鲁阿曼大街相连。尽管肉眼已经可以清晰地瞥见宫殿顶端被炮火击穿的穹顶和院墙外拉起的铁丝网，找到山头的确切位置却花费了我们和向导整整半个小时时间。气喘吁吁爬上山顶之后，铁丝网后方探出了三个士兵的脑袋和三支AK-47型突击步枪——山头西侧的一块平地目前正作为临时直升机升降场使用；为了防止可疑分子实施侦察或破坏，任何人都不得进入塔吉别格宫的建筑主体。我们三人就这样被挡在了铁丝网和沙袋之外。

如果说达鲁阿曼宫折射出的是现代阿富汗第一场开明改革的夭折，那么塔吉别格宫浓缩的历史无疑更加令人五味杂陈。阿曼努拉的继承者纳第尔在1933年死于一场暗杀，年轻的王太子查希尔·沙阿（Zahir Shah）顺势继位：他也是当初邀请夏伊勒前来喀布尔的那个人。新国王将第一家庭迁进了和不祥的达鲁阿曼宫遥遥相对的塔吉别格宫；按照他的看法，字面意思是“大王冠”的塔吉别格宫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在风云诡谲的政局中能对国王夫妇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但意味深长的是，塔吉别格宫历代主人的命运甚至比阿曼努拉更加坎坷——1973年7月，查希尔在出访意大利期间被自己的表兄达乌德（Daoud Khan）废黜。后者以阿富汗第一任总统的身份执政了四年半，在1978年4月被一场血腥政变推翻，全家遭到处决。继任国家元首的塔拉基（Nur Taraki）执政了15个月，于1979年10月被自己的副手阿明处死。而阿明（Hafizullah Amin）在塔吉别格宫也只待了三个月：1979年12月27日入夜后，一支苏军特种兵分队乘坐20多辆步兵战车冲上了“大王冠宫”所在的丘陵，将阿明及其28名家人悉数枪杀。

一片狼藉的塔吉别格宫在随后十年被侵阿苏军用作总司令部，最终随着1992年喀布尔之围的到来，变成了一堆扭曲的金属残骸。与达鲁阿曼宫不同的是，没有哪位阿富汗统治者打算修复它，甚至没有人认为这是一处值得驻足的历史遗迹——戴着钢盔的脑袋又一次从铁丝网后边冒了出来，“在赶我们走了”，翻译兼向导哈迪（化名）小声嘟囔着。“到山脚下随便找辆顺风车吧。这儿离城里可有30多公里，我们只能碰碰运气了”。

谢克尔

谢克尔·穆罕默德那辆风尘仆仆的右舵“丰田”车几乎是从一堆黄土里“蹦”出来的。实际上，把那叫作“车”已经属于过度美化了：空调是坏的，有两扇窗户摇不上，每个零部件都在发出令人不安的嘎吱声。在喀布尔，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买到的汽车最初诞生于世界的哪个角落，在抵达这座几乎没有红绿灯的城市之前又辗转了几个国家。这里甚至有一种专门的行业叫作“刷车”——一辆已经在N个国家被宣布过报废的旧车，按照美国某个州（最常见的是得克萨斯）的涂装样式粉饰一新，接着就会以“美军自用二手车”的名义被兜售出去。不过它们的真实身份往往会被售价所暴露：普通喀布尔人很少愿意为自用私家车报价2000美元以上。而一辆售价甚至不到1万元人民币的轿车通常只会有两种特点：要么已经故障，要么正在酝酿在某个十字路口突然趴窝。

32公里的距离，谢克尔要价30美元，这多多少少影响到了我对他最初的印象。实际上，挤坐在那辆破“丰田”的后座，我和摄影师搭档李亚楠甚至感到了一丝紧张——在2018年的喀布尔，外籍旅行者被本地人联络帮派分子、乃至塔利班绑架勒索的案件并不罕见。同样感到不自在的还有副驾驶座上颠来晃去的哈迪：这个哈扎拉族年轻人在第一分钟就意识到，谢克尔脑袋上扣着的灰色羊毛毡帽和佩拉罕衬衫（Perahan）外套着的坎肩分明是普什图人的典型打扮，而哈扎拉人和普什图人的恩怨纠葛比阿富汗的历史还要漫长。“Caca（达里语‘叔叔’，达里语是阿富汗两种通用官方语言之一）”，哈扎拉小伙子犹豫了很久才冒出第一个词，声音微微颤抖。

尴尬的安静持续了差不多十分钟。和心理活动丰富的我们三人相比，谢克尔的表情要淡定得多。他扯了几下左臂上的衬衫袖子，露出一截伤疤——从肘关节上方歪歪斜斜地延伸到掌根，足有一个手指那么宽，那是弹片钉进肌肉后形成的痕迹。一瞬间，我忽然想到了可以聊些什么：“您曾经是一位穆贾希丁吗？”

穆贾希丁（Mujahideen），阿拉伯语意为“从事圣战（Jihad）之人”。在阿富汗现代史上，它特指的是1979-1989年从事反苏游击战的本地穆斯林战士以及他们的外籍志愿者盟友。在苏联军队撤出阿富汗之后，主要的七支穆贾希丁武装展开了长达四年的内战，最终被塔利班所取代，给90年代留下了一个幽暗的结尾。

假如我那个时候知道谢克尔仅仅比我大六岁，假如我没有被他布满皱纹的脸庞和连成“一”之形的眉毛所欺骗，大概根本不会提出那样不靠谱的问题。但谢克尔随后的回答差点让我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不，我太年轻了，没有赶上穆贾希丁的时代。不过我曾经侍奉过一位穆贾希丁领袖：您听说过希克马蒂亚尔将军吗？”

他说的可是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那是过去40多年里阿富汗最有影响力、也最凶残狡诈的政治人物。在1979-1989年的反苏战争中，希克马蒂亚尔领导的“伊斯兰党”武装是穆贾希丁游击队中实力最强的一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以及英美等国曾经给予他整整6亿美元的财政和军火援助，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秘密会见过他，也正是他把年轻的奥萨马·本·拉登带进了阿富汗。在1992-1996年的穆贾希丁内战中，希克马蒂亚尔的部队曾经围困喀布尔近三年之久，日复一日地向城内倾泻炮弹和RPG（火箭推进榴弹），造成大约5万名平民死于非命。在“9·11”事件后美军入侵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中，这位普什图裔军阀又曾经和塔利班结成盟友，以白沙瓦为中心开展武装颠覆活动，被政府军视为心腹大患。

谢克尔在路边停下了车，从马甲衣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旧照片，一一对我指点着：“这张是我和希克马蒂亚尔在‘北方联盟’政府总部的合影，当时他被拥戴为内阁总理，我只有15岁。”“这张是在巴达赫尚省前线，希克马蒂亚尔前去视察部队战况。那是1997年的初春，雪还很厚。”“这是我们在伊朗的合影，当时希克马蒂亚尔辞去了总理职务，在德黑兰流亡。”伴随着他的讲述，一部关于之前20多年前阿富汗军事和政治冲突的个人历史开始浮现出来：在希克马蒂亚尔围困喀布尔的倒数第二年（1995年），15岁的谢克尔加入了他的武装，并且因为和那位大军阀的母亲来自同一村庄，被编入了最精锐的私人卫队。某一次，沙阿·马苏德的塔吉克人军队突袭了希克马蒂亚尔的指挥部，谢克尔的左臂在战斗中受了重伤，这进一步增加了那位大军阀对他的信任。塔利班在1996年占领喀布尔后，希克马蒂亚尔一度与马苏德握手言和，并被后者推举为“北方联盟”政府名义上的领袖。不过他在1997年再度辞职，带着谢克尔等几十名亲随逃往伊朗隐居。之后的十几年里，谢克尔又曾经几次追随自己的老上司，见证了这位大人物与政府达成和平协议、重新在阿富汗呼风唤雨。

“我的大女儿就读的那所小学就在塔吉别格宫山脚附近。你们下山时，我刚刚送完她从学校离开”，沙克尔这样解释了我们的不期而遇。车里的气氛开始变得活跃而松弛了，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您和希克马蒂亚尔先生还有联络吗？您能不能转告他，有一位中国记者正在喀布尔，希望拜访他？”

“当然可以”，谢克尔回答得斩钉截铁，“实际上，我有时会帮他的几个儿子干一些跑腿的活。等我打几个电话，打听一下他的时间。不过也请你理解，你可能得接受一些‘面试’，也要等待他的办公室的安排。”

阿富汗传统社会的实用性，在这一刻展现出了它的能量。和现代社会基于职务划分的上下级关系不同，即使希克马蒂亚尔本人曾是上世纪70年代喀布尔大学的精英学生之一，他所依据的行事法则依然是极度复古的。在阿富汗军界和官场，上下级之间的信任并非基于职务和责任，而是取决于两人是否出自同一民族、同一乡土背景，是否有过危难时刻的效忠行为。将这种信任关系继续向外延展，获得信任之人的亲属与朋友，也会更容易分享这种私人关系带来的便利。机缘巧合之下，我几乎立即攥住了这根无法复制的新闻线索。

穆贾希丁

为了等待拜会希克马蒂亚尔父子，2018年7月我在喀布尔无所事事地枯坐了一个星期，其间经历了无数通电话交涉和一次长达40分钟的“面试”。在阿富汗，政界人物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是一种需要冒巨大风险的行为：与希克马蒂亚尔亦敌亦友的沙阿·马苏德以及前总统拉巴尼都是在会见自称记者的访客时，被暗藏的炸弹当场杀死，这使得那位狡猾善变的前总理变得更加谨小慎微。更何况，记者从来都不是希克马蒂亚尔愿意善待的对象——在喀布尔历史悠久的舍尔浦墓园（那里埋葬着伟大的中亚考古学家奥雷尔·斯坦因），我见到了美国纪录片导演李·夏皮罗和林德洛夫的墓碑，他们在1987年追踪采访希克马蒂亚尔的游击队时死于非命。许多证据显示，杀死他们的不是苏联人的子弹，而是希克马蒂亚尔对自己的毒品贸易活动可能遭到揭露的恐惧。

但这位大人物最终应允了承诺，原因自然不仅是出于对谢克尔的信任。2016年与卡尔扎伊政府达成和解协议之后，希克马蒂亚尔迅速适应了民主政治的新规则。和大半生生活在美国的阿什拉夫·加尼总统相比，似乎这位前穆贾希丁才是那个更热爱“新阿富汗”的人。如今，日常挂在他嘴边的字眼已经变成了“政党”、“和解”、“人民的利益”，媒体则被他视为扩大影响力和攻击对手的工具。负责与我联络的幕僚萨贝特有一次不无感慨地提到：“2016年之后，跟随在希克马蒂亚尔先生身边的已经是一批年轻得多的工作人员。他认为过去的许多部下太老了，只懂得如何作战，却不通晓怎样在辩论和宣传中击败对手。现在他更欣赏年轻人，尤其是留学生。”

见面的地点定在了达鲁阿曼政府街区一处庞大的钢筋混凝土官邸中。更准确地说，是官邸内的地堡，幽深阴暗、但被一连串灯光照得格外亮堂，四壁被加固到可以抵御一般炸弹命中的冲击波。包括我本人在内，大约有二三十名各国记者被安排在媒体席上。萨贝特告诉我，要得到单独和希克马蒂亚尔父子会面的机会，必须先听完这场一个多小时的新闻发布会，内容是对加尼政府的控诉——新一届阿富汗议会选举预定将在2018年10月举行，作为主要政党领袖，希克马蒂亚尔宣称他刚刚发现了“加尼政府企图徇私舞弊的证据”。

和中年时代那些横眉怒目、满脸戾气的照片相比，2018年夏天坐在我正对面的希克马蒂亚尔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他戴起了老花眼镜，灰白色络腮胡须和鬓角梳理得整整齐齐，语速慢条斯理。陪伴在他两侧的有几位抗苏战争时期的老部下、他的三个儿子以及曾经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囚禁于黑狱达六年之久的女婿盖拉特·巴赫尔（Ghairat Baheer）。整场发布会几乎成了那位老穆贾希丁的独角戏——他先是举起一摞独立选举委员会起草的报告，怒斥加尼政府公布的“合法选民数量”已经超过了2003年之后阿富汗政府发放的选民证总数之和；接着话锋一转，开始强调即使自己虽然已不再是总理，但愿意作为政党领袖继续发挥“监督作用”。50多分钟时间里，他中气十足地念着讲稿，始终腰板挺直、没有喝过一口水。以他当时69岁的年纪而论，可以说全无老态。

“倘若您的父亲是出生在一个万事井然有序的和平国家，他的好口才会更有用武之地的。要是在美国，他可能已经选上了参议员”，茶歇时间，我向贾迈勒·贾马鲁丁·希克马蒂亚尔（Jamal Jamaluddin Hikmatyar）感慨道。40岁的贾马鲁丁是老希克马蒂亚尔的三儿子，讲一口带有巴基斯坦口音的英语，领导着父亲新组建的一个年轻智囊团。他皱起眉头想了一想，认真地回答道：“但即使是在美国，仅有口才也是不够的，在阿富汗就更是这样了。我父亲的优点在于，他很清楚自己的支持者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什么，并且能抓牢这批人。”

显然，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也能猜到面前这个从北京赶来的中国记者希望聊些什么，但他并不打算轻易就范。在我来得及问出那些和本·拉登、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以及美国政府有关的问题之前，他已经离开座位，大步走上前，敷衍地拉了一下我的手臂：“很抱歉，10月的选举之前有许多事情需要我做决定，现在我得离开了。留下来喝茶吧，贾马鲁丁会陪你。我很高兴认识一位中国记者，中国没有入侵过阿富汗，是友好的。”

和他那位能言善辩的父亲相比，贾马鲁丁·希克马蒂亚尔显得有些羞怯，言辞中偶尔会透露出些许自我怀疑。“我在白沙瓦出生，人生大部分时间在巴基斯坦度过，读到了工程学硕士”，他对我回忆道，“我父亲年轻时在喀布尔大学读的也是工程学，尽管因为参加政治活动、最终没有毕业，但他还是很乐意被人们称为‘工程师’”。希克马蒂亚尔的四个儿子几乎都是在反苏战争时期出生，但他坚持要求孩子们至少读到大学毕业，最后四个人都拿到了硕士文凭。不过贾马鲁丁认为：“和我父亲年轻时阅读的广度相比，我们几个还差得远。”

的确，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代表了整整一代穆贾希丁领袖的典型特征——既是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又是封建军阀。早在20岁入读喀布尔大学时，他就发表过一部题为《意识优先于物质》的小册子，娴熟地引用黑格尔的著作批判亲苏联的同学的无神论意识形态。他也认真研读过列宁和阿亚图拉霍梅尼的著作，试图从其中学习组建政党和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在希克马蒂亚尔眼中，自己在阿富汗进行的将是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政治实验——首先将亲莫斯科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从全国驱逐出去，接着按照埃及原教旨主义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的指导，从无到有地建设一个融合了伊斯兰教法、现代工业以及直接民主制的新国家。

外国观察家会把1979-1989年发生在阿富汗领土上的抗苏战争视为外来入侵者和本土势力之间的对抗；但在希克马蒂亚尔家族提供的版本里，它首先是一场内战——笃信库特布主义的阿富汗知识分子反对达乌德政权的武装起义，早在1975年就开始了。前者的基干力量正是希克马蒂亚尔在白沙瓦组建的“古勒卜丁伊斯兰党”（HIG），也是伊斯兰党最早开创了以巴基斯坦作为战略后方，在边境难民营中设立征兵处和训练基地的武装斗争模式。80年代末期，伊斯兰党武装的总兵力一度膨胀至8万人以上；依靠这支武装力量，希克马蒂亚尔和马苏德领导的塔吉克人政党“伊斯兰促进会”（Jamiat-e Islami）在90年代进行了四年惨烈的内战。

但希克马蒂亚尔同时又是一个过于典型的阿富汗“部落人”，并且是普什图人。他依靠昆都士部落长老的资助来到喀布尔求学，在一切场合公开宣扬“普什图人优先论”，并且从20多岁起就习惯了借助暗杀来铲除政治异己。作为占阿富汗总人口45%的普什图人的一员，希克马蒂亚尔历来不掩饰他对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乃至哈扎拉人的敌视，这也构成了他和马苏德长期竞争、并且得到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支持的重要原因——境内拥有大批普什图裔人口的巴基斯坦，当然更愿意自己的邻国由一位同样民族背景的政治人物所统治。在1992-1994年希克马蒂亚尔与马苏德的战争中，正是巴基斯坦提供了伊斯兰党部队的大部分军费和弹药。

在这场交织着毒品、金钱、结盟和背叛的权力游戏中，希克马蒂亚尔以及其他“大人物”身上最初的理想主义色彩逐渐褪去。赛义德·库特布对建立理想伊斯兰社会的热望（尽管未必明智）已经荡然无存，留下的只有野心、贪婪、党同伐异和极度的不宽容。在这种背景下，塔利班运动的兴起遂变得顺理成章：和诞生于喀布尔大学校园内的知识分子型军阀不同，起家于“阿富巴”难民营中的塔利班有着更强的反智色彩。事实上，普什图语“塔利班”（Taliban）一词的字面意思便是“学生们”——一群出生在边境难民营、仅仅在免费提供食宿的宗教学校中接受过《古兰经》授课的年轻学生。他们从未到过埃及或欧洲，对希克马蒂亚尔精通的现代工程学一无所知，但对穆贾希丁统治之下的腐败、动荡和屠杀已经深恶痛绝，而这正是当时阿富汗的主流民意。

从1994年夏天开始，塔利班仅仅花费两年时间就控制了阿富汗接近90%的领土。巴基斯坦当局撤回了对希克马蒂亚尔的支持，他麾下的士兵争相倒向了同样由普什图人领导的塔利班。1997年，落寞的希克马蒂亚尔出走伊朗，在德黑兰度过了四年不甘寂寞的寓公生活。2001年底北约入侵阿富汗之后，他潜回到“阿富巴”地区，与昔日的仇敌塔利班以及80年代一度受他庇护的“基地”组织结成了某种非正式同盟。2006年12月，希克马蒂亚尔告诉巴基斯坦电视台Geo News的记者：“是我帮助本·拉登逃出了托拉博拉山洞，并把他转移到安全区。”在媒体上露面时，他始终保持着90年代短暂担任总理时的仪态，连篇累牍地批评着自己的反对者。

普罗米修斯

和阿卜杜勒·拉苏尔·萨耶夫（Abdul Rasul Sayyaf）的邂逅发生在我与希克马蒂亚尔父子初次见面大约10个月以后。在这10个月里，喀布尔继续重复着最乏味的生活节奏：依然是每星期至少两次的爆炸袭击，政客们继续在一切场合夸夸其谈，谢克尔的妻子则第七次怀孕了。议会选举在一片混乱中结束，随后进入了2019年总统大选的筹备周期。由于加尼总统希望将大选和对塔利班的和平谈判捆绑起来，阿富汗在2019年4月29日召开了全国支尔格大会（部落领袖会议），恰好在这一天飞抵喀布尔的我因此被全面交通管制困住了。

几天后的傍晚，吃罢饭，同住在一家中国酒店的山西矿石商人陆强（化名）对我眨了眨眼：“走，带你去见个人。他在喀布尔通吃黑白两道，可以帮你搞到绕过交通管制的通行证。我跟这人有些生意上的往来。”

和许多混迹于喀布尔的中国小商人一样，陆强对当地社会的了解完全来自直观感受，在选择合作伙伴时也带着碰运气的心态。在去往扎伊德·齐亚·萨耶夫家途中时，我努力打听着他口中的这位“扎伊德叔叔”究竟是何方神圣，却发现连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一个黑社会头子，大概是这样”。很久以后，我忍俊不禁地发现2005年前后派驻在喀布尔的一位《纽约时报》记者曾经写过类似的文字：“扎伊德是喀布尔地下秩序的主宰。”

谜底随后由我自己揭开了。被带进扎伊德·齐亚·萨耶夫家那间异常嘈杂的会客室时，我带了两本中文新闻杂志，上面刊登着我2018年造访喀布尔的采访记。两个衣着整洁的小伙子挪过来用英语和我打招呼，他们是扎伊德的儿子。其中一位随意翻了一下我带来的杂志，接着用发现新大陆的诧异口气嚷了起来。

“这是赛义德·库特布（Sayyid Qutb）的照片！原来在中国也有人知道赛义德·库特布！”

埃及诗人、作家赛义德·库特布之于中东乃至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影响，自然无须多言。但对面的小伙子随即冒出了一句兼具自豪和炫耀意味的说明，让我吃了一惊：“记者先生，你读过库特布的著作《里程碑》吗？第一个普什图语版本的《里程碑》是我父亲的伯伯翻译的，他年轻时曾经在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读过书。”

“你的意思是，你的大伯公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卜杜勒·拉苏尔·萨耶夫先生，本次支尔格大会的主席？”

“完全正确！”

几分钟后，扎伊德·齐亚·萨耶夫肥硕臃肿的身影从隔壁房间踱了进来。单从外貌上看，他就像是喀布尔街头随处可见的那种中老年大家长，可以和蔼可亲地跟每个来客聊上几句。实际上，我被带到的这所别墅本来就是这位“扎伊德叔叔”处理各种公私事务的准官邸——从会客室到厨房、走廊，满满当当地挤着三四十个年龄、职业、国籍各不相同的来访者，或坐或卧，每个人都有求于这位喀布尔的“地下市长”。按照约定俗成的普什图人礼仪，人们以茶炉和果盘为中心，围成一个个小圈子，漫无目的地彼此交谈。而扎伊德就穿行在这些圈子之间，用阿富汗大人物最喜爱的那种东拉西扯的腔调回应每个人的诉求，并用隐语在利益问题上做出决断。我想这是普什图人始于部落时代的议事习惯：扎伊德家的龙门阵从晚饭后开始摆，会一直持续到黎明。

通行证问题差不多在一分钟之内就解决了。实际上，“扎伊德叔叔”甚至还用英语跟我聊了几句闲天，以显示他本人见多识广，并非赳赳武夫（90年代他曾经是萨耶夫军队里的中级指挥官）。而当我提出希望拜访他那位闻名遐迩的伯父时，他答应得也很痛快：“‘老头子’就在隔壁。但你只能见他、稍加寒暄，不能正式采访，也不能拍照。支尔格大会还没有结束，许多问题不适合跟记者谈。而且‘老头子’确实也太累了，马上要回家。”

回想起两年多以前这次短促的会面，我总觉得阿卜杜勒·拉苏尔·萨耶夫佝偻的身躯是和茶炉的烟雾以及嘈杂的背景音融合在一起的。一位上世纪80年代拜访过他的美国记者告诉我，萨耶夫曾是穆贾希丁中有名的美男子，以浓密的胡须和得体的服饰著称。但随着岁月流逝，我所看到的只有他低垂着的脑袋、稀疏的眉毛以及雪白的胡须。这已经是一个年过七旬（出生于1946年）的老者了，眼神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晦暗难辩。谁会想到他就是半个多世纪之前把《里程碑》带回阿富汗，在喀布尔点燃起冲天大火的那位普罗米修斯呢？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啊！20世纪60年代末的阿富汗是一个文盲率超过70%的贫穷农业国，普通民众拥有的仅仅是最朴素的民生诉求，谈论“思想”和“主义”则是知识分子的特权。在苏联入侵前夜的1978年，阿富汗国内高等院校每年的入学总人数刚刚突破2万人。累计不超过20万的大学毕业生，加上1万多名“海归”，就是这个1500万人口（当时数字）的国家仅有的知识精英。和终日与羊群、礼拜为伴的父辈们相比，阿富汗年轻人与他们在欧洲的同龄人拥有更多共同点：一样乐于挑战传统，一样躁动不安，也一样渴望改变世界。区别在于，1968年席卷西欧的学生运动最终变成了一场“茶杯里的风暴”，而在阿富汗出现的却是真正的飓风。

把“火种”带回阿富汗的正是身高超过1.9米的喀布尔大学宗教学系毕业生萨耶夫，以及他的学长、塔吉克人布尔汉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他们在1966年前后去到开罗，很快卷进了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反对纳赛尔总统的政治活动，并且读到了库特布的《里程碑》。在阿拉伯世界，库特布主义是作为纳赛尔倡导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对立面被提出来的：它针对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六月战争中的惨败，鼓吹摒弃“庇护犹太人的美国”和“无神论的苏联”的影响，回到伊斯兰教法，通过原教旨主义为穆斯林国家谋求出路。

而20世纪60年代末的阿富汗，恰好处在与之类似的历史语境中：执掌实权的达乌德亲王越来越倾向于引入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和苏联资本，并最终颠覆了阿富汗的君主政体，而模仿苏共建立的阿富汗人民党也开始在政坛崭露头角。对萨耶夫和拉巴尼来说，库特布的学说提供了一种“解毒剂”，并且可以成为一场大型政治试验的纲领。

许多在上世纪80年代造访过白沙瓦穆贾希丁营地的欧美记者都提到了萨耶夫的语言天分——他可以熟练地使用普什图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乌尔都语同样达到了口译级水平。这也使得他成为了将库特布的集大成著作《里程碑》翻译成普什图语的不二人选。按照“扎伊德叔叔”的描述，1968年回国并在喀布尔大学任教之后，萨耶夫、拉巴尼以及一小批受到穆斯林兄弟会影响的年轻学生（其中就有希克马蒂亚尔）经常聚集在一起，翻译、阅读和传抄《里程碑》中的章节，并在亲朋好友之间传递手抄本。第二年（1969年），库特布主义地下社团“伊斯兰青年会”取得了喀布尔大学学生会的控制权。随后几年间，校园变成了形形色色激进思想的辩论场；从库特布主义、斯大林主义到毛泽东思想，千奇百怪的外来学说都在年轻人中俘获了自己的信徒。

假使是在一个拥有长期民主传统以及良好政治秩序的国家，校园中的论战或许会成为未来参政的有益锻炼。但在依旧深受中亚仇杀风气影响的阿富汗，口舌之争很快演变成了你死我活的个人冲突。1972年，23岁的希克马蒂亚尔在械斗中开枪打死了自己的学长、信仰激进共产主义的年轻诗人索罕丹。达乌德政府对这场发端于象牙塔内的青年革命头痛不已，下令逮捕拉巴尼、希克马蒂亚尔等人。萨耶夫一度锒铛入狱，但他得到了自己的远亲、几年后短暂统治过阿富汗的哈菲佐拉·阿明的庇护，有惊无险地逃亡到了巴基斯坦边境。

在上世纪80年代的穆贾希丁共同体中，萨耶夫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为了弥合已经愈演愈烈的希克马蒂亚尔以及马苏德之间的矛盾，在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和沙特阿拉伯情报机关的撮合下，以白沙瓦为中心的七支逊尼派穆贾希丁武装结成了一个松散的同盟，即著名的“白沙瓦七伙人”。来自欧美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财政以及军火援助只允许分发给“七伙人”麾下的武装。萨耶夫凭借其资历和相对中立的立场，一度成为“七伙人”名义上的领袖。

但他的真实喜好已经开始向沙特政府推崇的瓦哈比主义（Wahhabism）转移——青年时代的萨耶夫曾经是著名的禁欲主义者，对阿富汗社会以及普什图民族前景的看法比他那些狂热的学生们要保守得多。这种独特的倾向很快被沙特情报总局（GIP）负责人图尔基（Turki Al Faisal）亲王所注意到，并将萨耶夫培植为沙特政府的利益代言人。年轻的本·拉登也在1984年来到白沙瓦，成为萨耶夫的重要合作者。

和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相比，萨耶夫的“解放阿富汗伊斯兰联盟”在贾拉拉巴德的训练营规模不是最大的，他和本·拉登联手开办的白沙瓦“圣战者大学”也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但在充足的资金供给下，它们接纳了数量最多的阿拉伯志愿者，大部分是已经被各国政府驱逐出境的职业革命家。这些外籍穆贾希丁只有极少数（不到10%）曾经进入阿富汗境内参战，绝大部分滞留在巴基斯坦，通过加入萨耶夫的训练营成长为城市破坏活动和恐怖袭击的专家。从1989年到1993年，曾经在白沙瓦、贾拉拉巴德等地受训的阿拉伯志愿者总数超过了9000人，他们大部分成为了“基地”组织（Al-Qaeda）以及南亚、巴尔干地区极端主义武装的骨干力量。

但萨耶夫甚少提及这些过往。在阿富汗人心目中，他的形象依然是略显保守、但稳健不走极端的穆贾希丁领导人。90年代的内战中，他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和马苏德并肩作战，并成为“北方联盟”中硕果仅存的普什图裔领导人，这为他在2002年之后继续活跃于政坛创造了可能（尽管一直有人宣称马苏德之死是出自萨耶夫和“基地”组织的合谋）。在2003年制订新阿富汗宪法的支尔格大会上，萨耶夫被推举为主席，后来又多次担当过类似的角色。我猜想他处理政务的方式和“扎伊德叔叔”官邸里的龙门阵不会有太大区别——参加2019年支尔格大会的全国代表有3200多人，萨耶夫多半也会在他们的茶炉之间转悠着，说着一些过时的玩笑话。

几天以后，当我在“新阿富汗”最著名的新闻业从业者、喀布尔民营电视台Tolo TV的创办人劳特富拉·纳杰菲扎达（Lotfullah Najafizada）的办公室喝茶时，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你对萨耶夫有什么印象？”

“给你讲个故事吧，这个故事可以概括老萨耶夫的全部特点：在喀布尔的第一家女子瑜伽工作室开办的那个星期，萨耶夫在他的Facebook账号上发布了一段视频，义正词严地谴责那些女孩子伤风败俗、诲淫诲盗。老人家们很快就学会了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来维持自己的影响力，但他们的价值观从很早之前起就定型了。”

我回想了一下：的确，在那个被茶炉烟雾和嘈杂的人语声包裹的夜晚，扎伊德家没有出现过任何女宾。

死去的狮子

在我拜访过的阿富汗政治人物中，艾哈迈德·瓦利·马苏德大使是最风度翩翩、也最平易随和的一位，他的官邸也是极少数仅有一道安检门岗的。“很抱歉让你等了两天时间”，大使操着一口漂亮的伦敦腔英语，“1989年，我哥哥对我说：总有一天阿富汗将不再需要这么多穆贾希丁战士。那时候我们要有科学家、教师和外交官，要和全世界打交道。你年纪还很小，就去学习怎样当一名外交官吧！于是我离开战场，经印度去了伦敦，在威斯敏斯特大学学习外交事务。后来我哥哥的儿子在伦敦大学院学的也是国际政治。”

在大使背后的那堵墙上，一幅沉思中的沙阿·马苏德的油画忧郁地盯着我。在2002-2021年的阿富汗，这位前穆贾希丁领袖头戴卷檐羊皮帽、低头沉思的大幅照片几乎被张贴到了全国每一个角落。在喀布尔卡尔扎伊国际机场的进门处，“潘杰希尔雄狮”马苏德的画像与加尼总统的照片并列，上方用多种文字写着“阿富汗国家英雄”。这位大人物在“9·11”事件之前两天被“基地”组织派出的刺客暗杀，未能看到塔利班政权垮台，因此意外成为了全民怀念的偶像。相比之下，麾下部队曾经成批向塔利班倒戈、本人也一度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暗通款曲的希克马蒂亚尔永远无法指望获得如此崇高的声望：喀布尔人至今还能记起他在围城战中的所作所为。

拜会大使之前，我已经两次去过马苏德家族赖以成名的潘杰希尔谷地（Panjshir Valley）。在1979-1989年那些风云激荡的岁月里，位于喀布尔以北150公里外的潘杰希尔和毗邻巴基斯坦边境的“阿富巴”地区一道构成了穆贾希丁的主要活动基地。希克马蒂亚尔的伊斯兰党武装大部分活跃在易于获得外援补充的白沙瓦，潘杰希尔则是塔吉克人马苏德的天下。两位大人物都曾经是喀布尔大学工学院的校友，也都深受赛义德·库特布激进原教旨主义的影响。区别在于，普什图人希克马蒂亚尔更加党同伐异，而马苏德似乎相对温和宽容。

伊斯兰政治学研究者、佛罗伦萨欧洲大学学院（EUI）教授奥利维尔·罗伊（Olivier Roy）对此提供了一种解释：马苏德和他的政治导师拉巴尼是塔吉克人，身为少数族裔的背景使他们更倾向于温和、渐进地建立库特布主义政体。而希克马蒂亚尔不仅拥有身为普什图主体民族的傲慢，而且较早受到伊朗革命的启发，坚信仅靠一支由少数精英建立的革命武装便足以夺取全国政权。因此，早在大学时代，希克马蒂亚尔就主动挑起了和马苏德的纷争，在1992-1996年的内战中更是团团包围住由马苏德军队控制的喀布尔，终日倾泻炮弹。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无论是马苏德还是希克马蒂亚尔，都没能承当起在苏军撤出之后重整阿富汗河山的使命。游击战时代形成的竭力抢夺资源、不顾平民性命安危的惯性，被原封不动地移用到争夺新政府控制权的内战中，不仅令阿富汗千疮百孔的经济再度遭遇重创，而且直接令阿富汗民众对穆贾希丁群体彻底失望。不止一位哈扎拉族采访对象曾经向我控诉：身为少数民族塔吉克人政治领袖的马苏德，在1992年进军喀布尔之后，立即对城内孤立无援的哈扎拉人社区进行了大屠杀，遇难者至少在千人级规模。“潘杰希尔雄狮”温和、宽容的形象，更多是作为一种宣传工具展现在外国记者面前，却无法为普通阿富汗人所信任。塔利班组织迟至1994年秋天才在“阿富巴”地区的难民营中兴起，不到两年时间即告夺取全国政权，直接原因恰恰是穆贾希丁们的暴虐、腐败、朝令夕改使他们早早丧失了民意基础。这当中，自然也包含了“正面人物”沙阿·马苏德。

撤出喀布尔之后的马苏德重新回到了家乡潘杰希尔。1996-2001年，这里继续充当着反塔利班的“北方联盟”政权的主要根据地。在今天，从喀布尔一路驱车北上，经过恰里卡尔以及潘杰希尔市的旷野时，依然可以看到醒目的苏制坦克残骸和装甲车零件，宣示着这里曾经是20世纪后半叶人类最残酷的战争之一的发生地。聚居在谷地周边的塔吉克人给予他们的领袖以无条件支持，使马苏德家族可以通过抵抗挽回名望，继而在美国扶植的阿富汗新政权中拥有一席之地。不过在本质上，马苏德家族和希克马蒂亚尔家族大同小异：他们的部队都仰赖外国势力的支持，也都曾经致力于种植、出口罂粟。在20世纪的阿富汗，圣徒是没有容身之地的。

“‘雄狮’在身故之前，有没有和你提起过他希望在阿富汗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我向大使发问。

“无数次，无数次。我哥哥是个战士，也是个梦想家。即使是在2000年前后最黑暗的时代，他依然会读许多书，会在一切和我见面的场合讨论应当开设怎样的大学、怎样给予少数族裔聚居区以自治权。实际上，今天的马苏德基金会正是为了实现我哥哥的理想而设立的，它已经是阿富汗知名度最高的民间组织之一。”

“那它达成了最初设想的那些目标吗？”

办公室突然陷入了一种难堪的沉默。

几个星期之后，当我推着行李经过喀布尔机场的马苏德航站楼、准备飞向迪拜时，突然意识到一个死去的“潘杰希尔雄狮”对今天的阿富汗是最理想的。死亡使得沙阿·马苏德不至于和之后困扰“新阿富汗”的那些腐败、血腥以及关于“外国代理人”的指责联系在一起，同时放大了他那些从未兑现过的承诺的意义。在一个依然保留了普什图人主体的国家，一个活着的塔吉克族政治家会很快成为敌对和仇视的对象，而一个失去的塔吉克族英雄却足以被容忍。今天，马苏德的形象往往和不幸的阿曼努拉国王以及在2011年遇刺身亡的拉巴尼一起，出现在阿富汗的各种政治宣传画上：和过去几百年里一样，在阿富汗，只有死人才有资格成为英雄。

人来人往

第二次拜访贾马鲁丁·希克马蒂亚尔的时间，是在见到瓦利·马苏德大使几天后。贾马鲁丁正在为父亲的总统选战四处奔忙：在加尼把2019年总统大选的时间和对塔利班的谈判绑定之后，老希克马蒂亚尔突然宣布自己也将报名参选，从而成为了第二号有竞争力的普什图裔候选人。贾马鲁丁告诉我：“我父亲并不认为自己胜选的希望有多大。但加尼政府已经处在崩溃边缘，分走总统的票源可以使他重新注意到伊斯兰党的力量。”

2001年底开始的反塔利班战争，最终以美国支持下的“北方联盟”重返喀布尔而告终。但在2003年制订“新阿富汗”政治议程的波恩会议上，美国国务院出人意料地推举了出身杜兰尼王室坎大哈分支的普什图裔外交官哈米德·卡尔扎伊作为第一届阿富汗总统候选人。无需赘言，若无普什图民族主义者的支持，新政权将无法在喀布尔站稳脚跟，而卡尔扎伊至少是“北方联盟”曾经的外围成员之一——在亲苏傀儡政权宣告倒台、拉巴尼和马苏德组成短暂的穆贾希丁联合政权的1993年，卡尔扎伊曾经短暂担任过这个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80年代反苏战争期间，他也曾经活跃于巴基斯坦，为多个穆贾希丁组织组织过海外筹款。

但卡尔扎伊和马苏德家族的关系远比这一切来得复杂。1993年希克马蒂亚尔开始对喀布尔的围攻之后，马苏德的军事副手穆罕默德·法希姆（Mohammed Fahim）逮捕了这位外交官，指责他为伊斯兰党充当内应。在卡尔扎伊被塔吉克人处决之前，希克马蒂亚尔发动了一次营救他的突击行动，成功救出了这位普什图人老友。这也为随后卡尔扎伊与马苏德集团的分裂埋下了伏笔。在2004-2014年卡尔扎伊的十年执政期，马苏德集团控制着副总统之职以及内阁的几个席位，卡尔扎伊则依靠乌兹别克人军阀杜斯塔姆以及萨耶夫等普什图裔政治家的势力建立起平衡。在他于2014年离任之前，还安排好了和希克马蒂亚尔举行和谈，促成了这位头号普什图裔穆贾希丁在2016年放弃武器、合法地重返政治舞台。穆贾希丁们勾心斗角的年代似乎又回来了。

钟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风无静树。随着时间流逝，阿富汗经济重建的红利逐渐趋于枯竭，穆贾希丁们的传统阵线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裂变分化。在2019年9月28日最终举行的第四届总统大选中，竟有四位前穆贾希丁领导人参与——三年前还是通缉要犯的希克马蒂亚尔得到了第三高的普选票，马苏德曾经的追随者们则分裂为四个集团，最终一无所获。但这也是2002年之后阿富汗投票率最低的一次全国性选举：根据独立选举委员会公布的数据，966.6万登记在册的阿富汗选民中只有182.4万人行使了他们的投票权，实际投票率不足19%。换言之，最终连任成功的加尼总统，只得到了3250万阿富汗公民中大约92万人的授权。

大人物们继续在下沉的舞台上呼风唤雨，而他们的表演和普通阿富汗人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穆贾希丁们甚至逐渐远离了他们赖以起家的武装力量——在今年5月的一次电话采访中，我曾经询问萨贝特为什么穆贾希丁民兵面对塔利班的进攻显得如此孱弱。他解释说：“穆贾希丁武装的主体是上世纪80年代的抗苏游击队，兵源则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线上为数众多的难民营。这其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经历过90年代的阿富汗内战，年龄构成已经老化，大部分在2002年之后宣告退役。而新政府为了抑制军阀势力对国内政局的影响，虽然一度给予‘穆贾希丁’领袖以较高的政治地位，却不允许其继续从难民营中招兵，对拥有私人武装的规模也做了限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萨耶夫、杜斯塔姆等人在6、7月间一度高调宣称自己愿意代替政府军，统率民兵武装抵御塔利班发动的全国性攻势，最终却不过是为塔利班的军事胜利增添了新的注脚而已。

2019年5月底离开喀布尔之前，谢克尔·穆罕默德专诚邀请我到他家的小院中做客。这位曾经的伊斯兰党战士、希克马蒂亚尔的前保镖在2006年短暂离开他的老上司，孤身一人前往迪拜打零工。在异国他乡感受到的善意使他决心结束战场生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过完余生。在那之后，他和妻子有了三个女儿，并在2017年迎来了第一个健康的男婴。当我踏进奥玛拉汗山上的贫民窟时，谢克尔正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他说那是他的生命、他的希望；他要努力活下去，看着儿子长大成人、读书识字，开启一种与他本人完全不同的人生。

在谢克尔家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只修补过的橘红色风筝。在塔利班统治的岁月里，放风筝这种阿富汗传统的休闲活动曾经被完全禁绝，直到2002年以后才重新回到喀布尔。2019年春天，谢克尔的大女儿从山路上捡回这只风筝，预备有一天可以和弟弟一起带着它登上山顶。但那大概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在这个还在牙牙学语的婴儿长大之前，塔利班回来了。风筝必须安静地待在墙头，捱过喀布尔接下来一连串漫长的夏天。

希克马蒂亚尔本人也没有离开。8月24日，塔利班方面公布了新的过渡政府12名委员的名单，这位大人物以及卡尔扎伊、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赫然在列。从半个世纪之前直到今天，他参与了开始，也加入了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