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伍家朗的球衣背后，香港运动发展到底以谁为本？

一次判断失误之后，在对手的咆哮声中，伍家朗低头看著羽毛球，左手拉扯著球衣的肩膀位置。湿透的绿白色球衣，离开身体一刹，又瞬间吸附回去。

这是一场世界排名第九，对上第五十九的比赛。排名不是绝对，但前香港羽毛球奥运代表潘乐恩认为，那不是平日的伍家朗。不论是网前交锋，抑或对羽毛球落点的判断，这位香港羽毛球代表都失却了过往的锐利。

这场比赛未开始，伍家朗已成为香港全城焦点。因为在早前的比赛穿上一件全黑，没有区徽的球衣，伍遭到建制派批评“不想代表中国香港”，最后临阵更换战衣。2018年，伍家朗曾表示，他花了两年时间，克服了赛场上的输羸压力。但这次，身穿不熟悉的衣服，面对不熟悉的压力，终爆冷落败，无缘晋级。

“在我认知，这件事是没可能发生的，不应该会发生。”曾为2008年北京奥运中国队设计战衣、投身业界近二十年的Eric Leung如此评价。

球衣物料决定表现？

东京奥运意外地为压抑已久的香港，带来久违的兴奋。截至8月6日，香港运动员已经夺得一金两银两铜，超越了过去6届奥运的总和。

全城奥运狂热，终究也避免不了政治化。伍家朗的黑色球衣引来建制派狙击后，翌日羽毛球总会解画，称伍家朗因未能够与现有赞助商续约，决定自己安排球衣参赛。伍家朗亦于个人社交平台Instagram中解释，他未获授权印上区旗，不能擅自印制。根据《区旗及区徽条例》，若未经副行政署长事先批准，任何人不得使用国旗、区旗、区徽等图案。

比赛过后，穿著湿透新球衣的伍家朗对传媒坦言，不会将落败完全归咎于临阵更换球衣，但承认受到影响。同时，一众香港网民亦围绕球衣提出意见，当中有网民指出，该FILA球衣用料为100％聚酯纤维，必然难起吸湿排汗之效。

不过，根据其2021年的产品型录，有份赞助其他香港羽毛球运动员的日本品牌Yonex，绝大部分球衣均使用100％聚酯纤维，另有小部分球衣为82％聚酯纤维 ＆ 18％混合纤维。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科学及纺织学院副院长叶晓云解释，一件衣服能否有效排汗吸湿，并非单纯取决于物料。纤维的编织、形状、之间的空隙、后期化学加工等，都会影响到其后果。例如，Yonex的球衣资料中，都会强调其使用了异形断面纤维，可将热气及水气快速排出。

至于伍家朗一开始穿著的全黑Lululemon球衣，其物料则是49% 尼龙，43% 回收聚酯纤维， 4% 氨纶及4% X-static® 尼龙，售价亦相对较高，是否优于FILA和Yonex？叶晓云表示，单以物料实在难以判断，但用上氨纶这种具高度回弹的物料，衣服的回弹力或会更高。

心理影响或更为关键

球衣设计师Eric Leung表示，一件奥运战衣不能只著眼于物料，设计上可是充满细节。他举例，为了设计08年北京奥运的战衣，由2004年开始，他和运动用品厂商团队已需要亲身飞往北京到各运动总会，与相关人士会面，并观看运动员的练习及比赛，以设计出最合适的衣服。

“例如举重，原来运动员不会经常将条bar（举重杠）上胸口，更多是举到大腿就放下，不断重复这个动作。”所以，这些部位的用料就需要加厚，或者使用更坚韧的物料。又例如射箭，Eric Leung观察到运动员经常只需移动其中一只手，“当时我有个想法，就是不对称的design。”不过，经运动员试穿后，反馈却是不甚舒服，“好像有点不Balance（平衡），最后我们就改了这个设计。”

Eric Leung表示，这类与运动员的意见来回，至少需要两次。同时，设计途中，亦要进行多次科学测试，“例如研究运动员出汗最多的地方”，由开始设计到成品诞生，少说也要3、4年。

那末，球衣对运动员的表现，影响有多大？曾代表香港出战两届奥运的羽毛球运动员潘乐恩表示，香港的羽毛球员很少会得到度身订造的球衣，临阵换衣带来的影响，或许没有想像中巨大：“可能是质地上或者贴身，但也不会影响打球的速度、力量之类。反而，我觉得整件事是心理上的影响较大。”

伍家朗身穿新衣的比赛中，潘乐恩观察到，“明显他的动作和平时的神态有些许不同，没有以往的从容。”她指出，运动员的确要克服压力，但是次风波，伍家朗要承受的，是“完全想像不到的其他事情，也不是正常要承受的东西。”

叶晓云亦表示，相信球衣并非决定输赢的绝对因素。然而，她指出，除了物理上的功能，心理、外观、触感等，都是人们判定衣服是否舒适的指标。衣服紧贴身躯，“可能只是有些许不习惯……都可能令他没有那么自信。”甚或，球衣的颜色设计，亦有机会影响球员心理：“有可能他喜欢黑色，深沉一点，又是平实的design。”

事实上，心理层面亦是球衣设计的重要一环。Eric Leung向端传媒表示，08年奥运的中国队战衣，胸口国旗的背后，都会印有中国国歌歌词：“起来前进”4字。他指出，这项设计，非关外观，而是考虑到运动员手接胸口之际，与国家的无形连系：“只有运动员穿衣时才会看到，我们想将这个connection给他们。”

对于球衣会否影响表现，Eric Leung表示，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即使并非专业运动员，可以穿著熟悉的衣服，表现自然会提升：“你自己打波，都不会突然买一对新鞋吧……我穿得舒服，奥委会又批准，我当然穿上去比赛，就是这么简单。”

世界级球员亦需自行准备球衣

是次风波，亦令大众质疑和讶异，一位世界级球员，竟需要自行安排球衣？潘乐恩以自身经验解释，除了以整个团队，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打五场的团体赛之外，即使是世界锦标赛、奥运等，香港羽毛球总会都不会为运动员处理球衣事宜。而球衣的赞助，一向亦由球员自行处理；球员亦不一定要配合穿著羽毛球总会本身赞助商的球衣：“上一届（奥运选手）周凯华、李晋熙的赞助商好像是Victor，当时比赛他们也是穿自己的赞助商球衣。”

前香港网球总会会长周小龙指出，香港的确没有规例列明，各体育总会必需为运动员准备球衣，然而，没有规定，不代表就没有责任。“（总会）百分之百有责任，不然你这个运动的总会用来做甚么。”

2014年，香港派出10名网球运动员出战亚运会。周小龙回忆，当时的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林匹克委员会（下称港协），仅提供典礼用的西装外套，而比赛用球衣，则由运动员自己的赞助商提供。然而，10名运动员之中，只有1名有赞助商提供球衣。当时任网球总会会长的周小龙，负责为其余9名球员安排球衣，印上名字、缝上区徽等亦一手包办。“（今届奥运）有多少个运动员代表香港去打羽毛球？4个而已。问4个人有没有球衣，是一件好困难的事吗？”

他表示，若果是运动员个人的比赛，总会自然不应干涉其球衣问题，“但这是奥运呀，是代表香港的比赛……你可以让他有自由不穿（总会安排的球衣），但你应该有责任要安排，at the very minimum（至少）要准备多几件吧。”

体育总会不为运动员安排球衣，在国际上实属罕见。Eric Leung向端传媒表示，不论中国或美国，与赞助商洽商沟通的，绝大部分都是各运动的总会或协会，而非运动员本人：“当然，若你是巨星，例如刘翔、C朗（拿度），可能就会有自己的Agent（经理人）去处理。”

设计08年奥运战衣时，Eric Leung和运动厂商的同事，都以各体育总会为主要沟通对象。他更指出，视乎赞助商，球衣的设计偶尔亦要迎合总会主席的喜好。例如，中国队乒乓球球衣“一定要有龙element（元素）， 因为代表中国，其实这个设计是federation（协会／总会） 主席的喜好，赞助商设计师没有决定权。”

7月26日，港协发表声明，指个别运动项目比赛时所穿的衣著，会因应不同需要，“由运动员所属的体育总会协调统筹。”

即使香港羽毛球总会的确未有为伍家朗准备球衣，Eric Leung表示，仍可有不同的处理手法，将球衣带来的影响减低。

FILA香港发言人回应传媒查询时表示，伍家朗的新球衣，是由香港羽毛球总会派员到FILA当地的门市购买。Eric Leung认为，既是如此，为何不考虑其他品牌的球衣？他指出，FILA本身并非专长于比赛衣服的品牌：“它主要是做悠闲运动服的……不是追求performance（表现），而是lifestyle（生活品味）的。”

事已至此，Eric Leung只感荒谬。他表示，伍家朗不是普通球员，而是有能力争取奥运奖牌，所谓“Top Tier（最高层次）”的运动员。在他过往的经验中，球员不可能需要突然换下惯用战衣，体育总会不可能没有准备后备球衣，球员亦不可能需要自己去购买球衣。

“他是代表香港去参赛奥运，竟然要他自己去买球衣，再印名字上去参加比赛，这已经是悲哀。”Eric Leung道。

球衣的背后，是整个架构的问题

周小龙表示，一间体育总会的责任，准备球衣只是基本。发掘青年新晋，以及培训精英球员，才是总会的主要职责。然而，由于各体育总会的职责，并没有硬性规定，做多做少，仅视乎各总会的自发性。

2002年，香港网球公开赛停办。往后十多年，香港网球总会没有引入或发展任何一项职业网球比赛。周小龙于2014年担任香港网球总会主席期间，重新引入香港网球公开赛。周小龙表示，当年柬埔寨都有3项国际赛事，越南都有6个，“香港当时可以是1个都没有。”

另外，周小龙任主席期间，让球员不只限于总会一位教练，而是出外参与不同的训练营。周小龙表示，当年一场比赛，成本约为40万港元，而将运动员送往训练营，则需要约60万。当时，香港政府对网球总会的资助，每年约为200万，“所以我们要自己去找赞助。”截至今年，该家公司仍然是香港网球公开赛的主要赞助商。

现今，羽毛球作为香港的“ A级”精英运动项目，羽毛球总会最近3年获得的政府资助，分别为3.94亿元、5.11亿元和4.42亿元。周小龙认为，如此优厚的经费，羽毛球总会绝对可以做到更多。

不过，潘乐恩表示，在其职业生涯当中，不论是日常训练、培训，以至比赛前后的准备安排，她感觉不到香港羽毛球总会有很大参与：“其实球员和羽总之间没有太多的交流。”她表示，上述一切，几乎都由教练一手包办：“也有可能教练都是收到上面（总会）的指示，就一次过跟我们说。”

总会之间的落差，源自没有监督与问责。目前，香港共有79个体育总会；理论上，这些体育总会交代的对象，正是港协。然而，历年来，港协多次爆出惹人非议的新闻。

谁来监督港协暨奥委会？

2013年，港协发生了一次同样与衣服有关的风波。当时，香港网球总会建议派出四男四女，代表香港出战天津东亚运动会，港协最初只允许派出两男，经过上诉，再加派两女。

周小龙表示，当年他追问港协为何只肯派出4人，港协先是表示不获批的球员未够资格参加比赛，接续表示“而且去比赛不用钱吗，我们要做队衣给她们。”

结果，两名最初不获批准，“未够资格”的两名女子球员：张玲和胡可澄，一路杀进季军战方落败。

2020年4月，香港审计署发表报告，指港协在选拔2018年亚运男子游泳队选手时，17名泳手中，仅6名符合遴选准则，另外11名则以“其他因素”获选，其中包括香港游泳总会委员吴旭光之子吴欣键。另外，报告亦揭发，港协一共设有29个委员会，其中14个在2017至2019年期间未曾开会，另有61名成员未曾出席任何会议。再者，港协的采购程序中，有20项采购为单一报价；港协声称市面仅有一家供应商，但审计署则认为有多款选择。

对于外界对港协、各体育总会的批评，以至敦促政府检讨有关问题时，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一方面指出，政府需要尊重《奥林匹克宪章》有关体育运动在组织、管理、经营上的自主原则；另一方面则向港协拨备每年五百万元的限时拨款，以成立专责小组检视各体育总会的运作。

不过，翻查资料，至少有10名港协委员身兼不同体育总会的主席或会长。例如港协委员会会長霍震霆，兼任香港足球总会会长，而港协副会长汤徫抡，则是羽毛球总会的主席。周小龙表示，要求港协监察体育总会，“即是自己人管自己人……若果这次（球衣）事件有人需要被谴责或督促，是否汤徫抡要谴责汤徫抡？”

2017年8月，经过2016年的里约奥运之后，面对民间及媒体对原有体育制度的种种批评，台湾立法院通过了《国民体育法》的修订，扩大了民间参与并监督各单项协会的机会。对比香港，每届奥运过后，政府只会增加拨款，或者兴建有关运动的场地；其整体制度及架构，多年来未有重大改革。

撇除制度与体制，周小龙认为，香港运动的核心问题，不过是有否以运动员为本位。若以运动员为核心，各体育总会自当尽全力支援旗下运动员，亦不会惧于舆论，要求伍家朗更换球衣：“当你go back to运动员，其实这次风波根本不会发生。”

（端传媒实习记者郭海渝、黎嘉琪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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