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香港，你好台湾：柳广成带着漫画过大海的理由只有一个……

31岁的香港漫画家柳广成好像可以在任何地方画画。

从7月21日到7月30日，9日之内，他在台北隔离旅馆的小房间，对著一堵墙，不眠不休地画了30页漫画。为了省钱，他大学毕业后一直租住在香港各区的㓥房与板间房，有的地方，甚至开门就有老鼠。“我就是住这么小的空间，房间没有窗户是很普遍的，我完全习惯。我就是在这种环境画画。”

两个星期前，他离开香港，以“就业金卡”的身份飞抵台湾，告别了他出生的城市。他随身带了四支施德楼的5B与4B铅笔，一些白纸，几只小小的毛公仔（抱枕），还有电脑、扫描机和最喜欢的漫画《Here》。

因为防疫原因，他在台北的隔离旅馆吃了14天的台式便当，有一日，送来的便当居然有港式白切鸡，他很惊喜。隔离14天，四支铅笔真的够用吗？“完全够。”他说，“我画一幅画只用一支铅笔。”他的画作风格独特，只有黑白两色，却充满流线的动感。

处理完寄过来的行李，找台北的住处，跟家人朋友报平安，他沉淀了几天，到第五天的下午一两点，他就开始画画。3个小时，他画完了自己在台北的第一幅画，画的是自己离开香港的画面。他给这张画取名作“再见香港，你好台湾”。

“现在的趋势，香港跟内地的情况正越来越接近。就算我想创作一些跟政治无关的东西，也可能被认为是有关系。这我觉得不能接受。”这也是他离开香港的真正原因。

对许多香港人与关心香港的台湾人来说，柳广成这个名字，是2019年才为人熟知的。那年反修例运动发生，他开始创作政治漫画，在自己的脸书、IG以及《明报》发表大量作品，呼吁人们关注香港情况。他完成了《2028香港：智慧灯柱之瞒天过海》系列，想像2028年失去了许多自由的香港，却在两年后的今天，发现自己当时的许多天马行空，已经成为今日的现实。去年，他又在台湾出版半自传漫画集《被消失的香港》，向台湾人介绍香港经历社会运动与瘟疫侵袭的情况。

两年后，画政治漫画无疑变得更危险。柳广成最终决定离开，从去年7月底就开始收拾行李，但疫情延宕，到今年才成行。不过，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对他来说并不是新鲜事。他在香港出生，两岁被父母带去日本京都生活，9岁之前，都以为自己是日本人。家境改变，他被父母带去山东，又带回香港。

就如画一样，他的身份也是流动的。“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人类，不是什么地方的人。”他说，“我自己不会声称是香港漫画家，但如果被这样归类，我不会介意。”

不过，也就如他的画一样，心中笔下，总有偏爱。隔离结束，他完成的30页漫画里，有代表香港队参加今年奥运的羽球选手伍家朗、花剑选手张家朗、游泳选手何诗蓓，也有代表台湾队在奥运夺冠的举重选手郭婞淳。他把何诗蓓画成变身的美人鱼，又把郭婞淳画成日漫《全职猎人》中的角色比司吉 • 酷露佳。

在他走出隔离房间，真正踏入台湾的生活之前，他给我们讲述了过去所经历的迁徙，永不想放弃的漫画，以及他渴望的那些自由。

“我觉得自己其实是一个人类，不是什么地方的人。”

三十一年中的四次迁徙

“在日本也好，香港也好，总觉得少了自己的某块东西，但在台湾都找得到。”

两岁的他，还没有记忆，就经历了人生第一次迁徙。父母把他从香港带到日本，在京都南郊的上鸟羽住下来。爸爸在当地的中华餐厅做厨师，他和哥哥就在当地的学校读小学。日语几乎是他的母语。

那时，全家人住在一个六层高的公寓，是上鸟羽一带唯一的高楼。“四周围的房子都像哆啦A梦里那种”，尖尖的屋顶，是传统日式的房子。多年后，他发现在台北也有这样的房子，是殖民历史留下的痕迹。

那时的日本，正风靡著鸟山明的《七龙珠》，在周刊《少年JUMP》连载。街边的杂货店卖零食、冰淇淋、汽水，也卖热门的漫画单行本。从他两三岁时起，大他四岁的哥哥总会拿著妈妈给的零用钱，去杂货店排队买漫画，哥哥看完，就到他看。

童年回忆还有超级任天堂的游戏机，他第一个认得的卡通人物就是游戏里的角色，星之卡比。多年后，全家人去京都旅游，发现当年住过的公寓已经变成了任天堂公司的京都总部。星之卡比则变身为毛公仔，被他装进行李箱，寄来了台北。

“日本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起点，但不能说是家的感觉。”他说。

1999年，香港回归后两年，一句中文都不会说的他突然被父母告知，自己是香港人。爸爸工作不顺，签证出了问题，全家只能先回爸爸的山东老家安顿，再想办法到香港。这段童年经历，让他后来回想，总觉得“香港人”这个身份好像是强加上去的，“我自己透过回忆感受不到自己的根在香港”。为了方便解释，当别人问他来自哪里，他会回答香港。“确实在身份证明的文件上，我是一个香港人。我在成长的人生比例当中，花最多时间的也是香港。但我是否真的是一个很香港的香港人呢？那其实我并不觉得自己是的。”

可是儿时的迁徙都不是自己做决定。他本来在京都生活得无忧无虑，六七岁的时候，就决定长大要做漫画家，画鸟山明、尾田荣一郎（《海贼王》作者）那样的漫画。“我是谁？”这个问题，也不是那时的自己能回答。对9岁的柳广成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似乎是：离开日本，怎么画漫画？小孩子的行李有限，在日本买的漫画放满了整个书柜，却只能带走十几二十本，至今回想，都觉得有好多遗憾。

他不知道大陆的情况，但是妈妈说，漫画在大陆还没流行起来。“这些漫画可能是我去大陆之后唯一剩下的娱乐。”到山东之后，他在一年之内迅速学会了中文，因为被同学老师当成“日本鬼子”欺负，不得不学。漫画确实成为了他唯一的娱乐，甚至成为救赎。那年的行李几乎没有增加，很快，全家就搬到香港。

到香港时，他已经是一个中学生，还是原封不动的把十几二十本漫画带到香港。他发现香港买得到漫画，终于可以看到最新的《海贼王》。他继续画画，又自学钢琴，打篮球，喜欢钻研物理。又入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加入DANSO（热舞社），读到第四年，不想被外界看待艺术学生的眼光框住，选择退学。为了生活，他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2012年，终于能够以漫画家的身份开始正式发表自己的创作。但到那时，他也还是一个“兼职”的漫画家，需要为其他机构工作，例如做平面设计、展览助理、动画师、艺术科助教、兴趣班老师等等。

在童年的三次迁徙之后，他在香港也每年搬家。因为房东每年都加租，为了省钱，他只好每年都搬，四五年间，住来住去都是在不足一百呎的㓥房。他住过深水埗的唐楼㓥房，一打开门就有十几只老鼠，半夜在走廊流窜。他白天做接案工作，深夜在㓥房里画自己想画的漫画，可是作品没什么人看，身体却越熬越差。到了2016年，他患上奇怪的皮肤病，被不同医生诊断为湿疹、皮肤炎、牛皮癣、金属敏感等等，吃药也不能好。

于是他第一次到了台湾，向公司请假，在台湾休养了一个月，什么药也没吃，却几乎痊愈了。回港之后，他又经历创作低潮，2017年更有连载作品只画了三期就被腰斩，到法国安古兰国际漫画节一行，才重燃了信心。往后的日子，他虽然作品不断，又因为政治漫画而被人熟知，但迫于生活，还是要边做全职动画师，晚上画自己的作品，身体终于承受不住，旧患复发。这一次，他仍然是到台湾休息了一个月，身体才恢复。

那是他第一次萌生搬到台湾的想法。

“这个地方，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为什么好像很熟悉？好像我成长的两个地方的影子都并存。”日本的影子，是尖顶的日式老房子、名字里有“町”字的街区，会说日文的老一辈台湾人。香港的影子，是繁体中文，不难买到的港式食物，和“无论马来西亚、台湾、中国都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文化。“在台湾，我觉得走到哪里都不会有很迷失的感觉。”

2019年，反修例运动爆发，他因为在网上和报纸上发表政治漫画，商业合作受压，家人朋友也担心他的安全。到2020年7月，香港《国安法》通过，从事各类创作的香港人，如文字工作者、学者、音乐人，都明显感受到创作自由受限。

过去很少跟他谈及政治的爸爸突然对他说：“你不要再回来了。”原来爸爸童年曾在大陆经历一些政治事件，因为想逃离这一切，才会去日本。“但是他承认他失败了，导致全家人又要来到香港，重新去面对一次以前面对过的事。”爸爸对他说：“对不起。”

“我又不觉得他有什么对不起我。”柳广成说，“他很少会说别人比自己好，但他就跟我说，觉得我是比他出色很多的人，出远门，他相信我会比他做得更出色，更成功。”

这一次，终于是他自己决定要走。跟前三次都不一样，“是我自己决定的，而且是我自己一个人来”。他不想重复童年离开日本的遗憾，不想再丢掉漫画书。所以这次，他下定决心要把所有的书都寄到台湾，自己一箱一箱包好，总共40个边长30cm的纸皮箱。他还寄来了自己大部分的原稿，以及二三十个毛公仔。“那一箱是最大的。”有他最喜欢的星之卡比，还有狗狗、不知名的怪兽等等。“长远来说，我希望我居住的地方有这些公仔。”他们是他的朋友。

可是在香港，只是中学一年级，老师就叫他以后都不要再画画了。“老师说画画是不正当的事。”他慢慢发现，原来这里大家最期待小朋友长大以后做医生律师。

从路飞、舞蹈、物理，到成为漫画家

喜欢漫画《海贼王》的人都知道路飞的名言：“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

柳广成曾经想成为路飞。六七岁的时候，日本最流行的漫画几乎都是青春热血的少年漫，“看得我热血沸腾”。他先是崇拜《七龙珠》的作者鸟山明，到8岁的时候，尾田荣一郎的《海贼王》开始连载，他零时差地从第一部开始追看，感觉特别强烈。这些少年漫的主角都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看完觉得在，我也要有梦想”。

他的梦想和路飞有点不一样，是要成为漫画家。“我想成为尾田荣一郎那种漫画家，又会刻意去学习路飞的精神，很单纯，不论外面世界多复杂，他都向目标勇往直前，没有杂念。”从那时开始，他就很努力地画。

到山东的前半年，他因为从日本来而被欺凌，每天都不开心，也没有朋友。他只好放学在家里画画，那是每天最开心的时光。他也抱著坚持的心态在画，在买不到漫画集的山东农村，“漫画好像是只有我自己明白的事”。过了半年，日本动画《中华小当家》开始在电视上播放，同学们突然开始在课堂上讨论，但他早就在日本看过了，自然就会画动漫的角色。同学看到他画，就说：“你怎么懂得画这些？对喔，你从日本来的。”人人开始问他，可以画这个吗，可以画那个吗，“画画成了保护我免受欺负的东西”。

到了香港，他本以为可以自由地画漫画了，却又受到主流价值观的强烈冲击。

在日本的时候，老师发现他在课堂画画，还称赞他画得不错，长大之后可以考虑画漫画。可是在香港，只是中学一年级，老师就叫他以后都不要再画画了。“老师说画画是不正当的事。”为什么？他觉得很奇怪，那什么是正当的？他慢慢发现，原来这里大家最期待小朋友长大以后做医生律师。“原来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啊。”可是这无法说服他，他怎么想都想不通。“难道其他行业的人就没有价值了吗？也不是的。”

到了中学四年级，他仍然在画画。除了画画以外，他最喜欢物理，老师和同学都劝他不要再画了，要准备考试。“读好你的物理，做物理老师。”外在的压力告诉他，画画是不能讨生活的。在香港，他从中学就要特别去抵抗这些压力，“画画从单纯的状态，多了很多现实的考虑。要证明自己画画是没有问题的，画画也是可以生活，也是一种专业。”

“那时候我觉得任何反对我画画的东西都是不好的。”所以直到读大学之前，柳广成都很不喜欢香港。到香港中文大学读艺术系，他发现大学的氛围比较自由，才慢慢开始理解，原来香港也有很多有理想的人，只是他从前不知道。“在一个传统的中学里面，只看到香港其中一面比较保守的价值观，会要你放弃画画、音乐、体育。”

他在大学开始学习跳舞，也延续对物理的兴趣，还去哲学系修课。这些养分，最终都回到他的漫画创作里。

“铅笔有趣的地方，是它有一些意外性。它的笔头并不是你完全可以掌控的东西。”每一笔都和上一笔的笔头不一样，因为笔头的形状会改变。

他喜欢从新亚书院走路下山，走到山脚的崇基书院练舞室，跟现代舞学会（DANSO）的同学一起跳舞。他喜欢街舞和 hip-hop 音乐，学习律动、Popping、Locking、House、Funk style 舞蹈，探索自己的身体。跳著跳著，突然有一天觉得，跳舞怎么那么像动画？就跟画画连起来了。

传统的画画学习，是观察静止的人体模特，然后画下来，“像分析一张照片一样”。但是，“跳舞是相反的。必须要了解自己的身体，才有办法知道自己怎样才能跳得好。在了解自己身体的过程中，就会很自然想像身体动起来是什么样子，不同的肌肉、骨头，在人体解剖学上的关系。”就算没有镜子，他也要能够想像自己跳出来是什么样子，“我的每一个关节可以去到多远？”

漫画有分镜，动作是连贯的。“有跳舞经验的话，想像这些会容易很多。”

而街舞又有battle文化，播放一段45秒的音乐，舞者要即兴跳舞，然后换对方来。“这是 freestyle的过程，好像没有经过编排，很乱来，但又不是。因为在那45秒里，你身体做的动作就是你从学跳舞到当时为止，你身体累积的所有东西习惯性地流露出来，去配合音乐的节奏。这是一种很自动的状态。”

从前柳广成画漫画，都严格按照日本漫画主流的画法，先用铅笔画草稿，再用墨水笔勾线，然后用橡皮擦把铅笔的痕迹擦掉，再涂颜色，一步一步来。但是，自从跳舞之后，他觉得自己本来的画都太刻意了。“好像在很多步骤中，我一步一步流失了画画本来的质感，最后的作品好像完成度很高，但又好像没有什么人的温度。”

他喜欢跳舞的时候那种很自动的状态，“没有经过太多修整的线条”，用漫画家来举例，就像日本漫画家松本大洋。“很粗糙又很直接、诚实，很自动得流露出来。”

这些对舞蹈的思考改变了他的风格，也促使他开始抛弃复杂的工具，只用铅笔。“铅笔有趣的地方，是它有一些意外性。它的笔头并不是你完全可以掌控的东西。”每一笔都和上一笔的笔头不一样，因为笔头的形状会改变。“这跟铅笔的粗糙感很配合，因为你要营造粗糙感，就需要一点点失控的状态，当然也不能太失控。”

从他喜欢的物理角度来思考，“铅笔是一个在力学上非常敏感的工具”。“它是一个很罕见的固体颜料，其他的颜料无论国画用的墨水，西洋画用的水彩、油画，都是液体。”而铅笔则不同，“透过笔尖与纸张的摩擦力，留下碳粉的痕迹。”而不同的工具，给画画的人不同的感知。“例如水彩的感觉很流动，你就不会很用力去按压它，毛笔也是，力度比铅笔要轻。”但是用铅笔作画，“在画的时候确实会感受到，你把力量施加于纸张的时候，纸张也会给你反作用力。”

柳广成说，“所以用铅笔作画，是跟力量非常配合的事情。”不像水彩，普通人在完成的画作上很难看出哪一笔用了多大的力度，是从哪个方向把毛笔推开。“但铅笔是很忠诚反应画画状态的媒介，而且一直都在纸张的平面上作画，又不像油画可以一层层叠加。你画上新的碳粉，原本的碳粉只会被推开。”

到了2018年，他的技术风格稳定下来，更开始思考技术以外的事，也就是画什么以及不画什么。从前，他专注每一个动作的高完成度，后来更著重连贯性。“一个一个静止动作之间的连贯性是最重要的。我没有把不重要的东西刻意强调，而是把所有动作变成一个组合去看。你不会去数那个人有多少根手指，你会觉得这些动作是一个组合。”

他画运动员何诗蓓在50米水池中来回四次，最终完成200米的赛程。他也把花剑运动员张家朗夺冠的关键一击，拆分成近十个连贯动作的组合，用黑白灰三色分镜来完成叙事。他把举重运动员郭婞淳的一个挺举动作，呈现为7字型的流线，让观者一眼就明白运动员的肌肉是如何动起来。

更多的例子，是他画跳舞的人，画别人跳舞，也画自己。在他笔下，这些人可以没有精细的面目，但身体如风摆动，犹如线条。

“我尽力扮演石膏像，掩埋我的思想。我努力瞒过巡逻的保安，无视他电筒射出的灯光。我可以继续伪装成一尊雕像，但我不会忘记自己有思想，曾为人时的模样。”

创作自由，不只政治漫画

如果只画快乐的时刻，只画赢了的人，只画自己，只画舞蹈，柳广成仍然是一个漫画家。但创作出自于心。政治漫画，反应社会现实与政治观点的漫画，是他重要的表达，也是不会放弃的事。

7月22日，柳广成画了自己隔离期间的第二幅画，名为“文字狱·焚书坑儒”。画中人像他一样右手握著铅笔，但却戴上了手铐。这是他为当日被捕的5名“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理事而画的。5人因为出版儿童绘本《羊村守卫者》，被指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还押于香港大榄惩教所。《文汇报》曾指这个绘本“美化黑暴”。

第二天，他合作出版“雕像”系列漫画的香港本土服装品牌立即联络他，请他删除作品的所有文字解说和对白。这一系列是他今年2月的创作，其中三页印在T恤上售卖。完整版本有十几页，是否能出版成一本书，还有待讨论。作品中原本的对白包括：“我尽力扮演石膏像，掩埋我的思想。我努力瞒过巡逻的保安，无视他电筒射出的灯光。我可以继续伪装成一尊雕像，但我不会忘记自己有思想，曾为人时的模样。”

有羊村绘本的先例，柳广成陷入了两难。他还在寻找既不影响合作伙伴安全，又能完整出版漫画的方法。

政治影响创作自由，对他来说不是第一次。他曾合作的某荷兰公司就曾在2019年他发表最多政治漫画的时候，希望他不要做任何的政治表态。虽然因为合作良好，他愿意暂时封口，但到运动越演越烈，他还是忍不住不断地画。

“他看世界的窗口就只有这么小，窗口只能看见下面的四个学生，却看不见四周有包围的警察，他不了解情势，给出不切实际的建议，很明显是反智的。”

不过，到了11月，理大围城期间，公司的老板突然打给他，说自己之前搞错了。“他原本以为这只是很单纯的公关灾难，结果发现不是，这是一个人道灾难，他不应该因为这样而跟我保持距离。”对方让柳广成以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去年他在台湾出版的《被消失的香港》，就是一本政治漫画合集，收录了许多2019年画的政治漫画。其中包括2019年8月12日，他画爆眼少女与游行的人群。10月27日，他在明报《星期日生活》刊登画作《2028香港：义士的狱中日记》，想象2028年的香港，参与过抗争的人只能在狱中生活，而那时的香港，是“人类的寿命持续延长，心灵却加速腐化”。11月16日，他画下一幅“世界上最恐怖的被捕仪式”，一个少女被扑倒在地，后颈被警察的膝盖跪压，双手被反扣，只能大喊：“我叫XXX——电话号码YYYYY——我绝不自杀。”

2019年11月18日，理大围城期间，他的一幅“理大校长”被广传，画面中，校长浮在空中，手持一个窗框对下方被警察包围的同学说：“同学，请你们尽快离开。”充满隐喻和讽刺的画法，当中蕴含了柳广成的许多思考。“漫画的美丽就在于，你的镜头是可以不符合物理的可能性的，可以把一些象征的意义、符号，例如上下左右在文化上的含义放进去。”

例如，理大校长为什么在“上面”？“好像高高在上的感觉，又很离地，漂浮在半空中。”而“框”又是一个符号，“他看世界的窗口就只有这么小，窗口只能看见下面的四个学生，却看不见四周有包围的警察，他不了解情势，给出不切实际的建议，很明显是反智的。”而四周包围的警察站成一个圆圈，“也不是可以用照相机照出来的画面，因为太过整齐了”，画成圆圈，是因为圆圈的形状有“包围”、“禁锢”的含义。

刚刚过去的今年7月30日，香港国安法首案判刑，被告唐英杰被判入狱9年。柳广成的画，把监狱的铁窗栏杆直接加在骑机车（电单车）的唐英杰身上，也突破了物理的常规，想表达象征的意义。

在社会动荡的年代，政治漫画回应人们的情绪与诉求，令人产生共鸣，也让柳广成被更多人看见。但是，他并不是刻意地想成为单一面向的政治漫画家。“我还是想要政治之外的创作，也可以更多发表。”

但他认为，不论是不是政治题材的漫画，创作自由都很重要。他也留意到中国广电局的一些禁令，包括时空穿越、古装、同性恋题材等的故事都不能创作，对创作空间的限制已经不仅是政治。“有内涵的漫画作品，或多或少都会牵扯一些社会现象。比如《进击的巨人》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漫画，但又把民族、国家的各种矛盾都呈现出来，跟现实社会做一个呼应。”这种漫画可以在中国出版，由中国的作者来画吗？他觉得不可能。

早在2017年，他就曾画过一个短篇漫画《Alcubierre Monitoring》，从科幻的角度，想像外星人把被极权打压者的伤痛，全部输入到极权政府官员的脑中，让他们亲身体验被压迫的痛苦。他喜欢科幻作品，觉得物理就是找到一个可以解说宇宙的方法，而又以人的感官为主要媒介，跟人的情感无法割裂，所以自己也创作有科幻色彩的漫画。但这样的漫画，在未来的香港还能出版吗？会被看成是政治漫画吗？

他可以出于自己的兴趣画政治漫画以外的作品。但外在的环境不能限制他画政治漫画。“言论自由不只是保证你可以说政治上的事情，而是你可以说任何你内心觉得需要说的事情。”

“现在的趋势，香港跟内地的情况正越来越接近。就算我想创作一些跟政治无关的东西，也可能被认为是有关系。这我觉得不能接受。”这也是他离开香港的真正原因。

开发你的感知：让漫画成为艺术

柳广成曾说，自己是一个人类。而作为一个人类，最重要的事就是，“开发自己的感知，学会如何做人。”

漫画、街舞、音乐，最近他还在自学编程（programming），继续开发自己的感知。漫画无疑是最重要的。对于自己投入迄今的全部人生去坚持的这件事，柳广成还有许多话要说。

比如，漫画也可以是艺术创作。“一说到街舞和漫画，很多人会觉得好像很没修养，是不需要读书就可以达到的层次。”但对他来说，漫画作为一种媒介， 就像摄影作为一种媒介，文字作为一种媒介。“媒介的力量，视乎创作者怎样去呈现它。就像我们不能说，影片不是艺术，有各种各样的影片。”

怎样的漫画可以成为艺术？“要看作品最后呈现出来，是不是在艺术语言和艺术价值上有突破。”例如涂鸦，许多人觉得不是艺术，但Banksy的涂鸦结合特定场域的背景，就有艺术价值的突破，应该被视为艺术现象去讨论。再例如创作《全职猎人》的漫画家冨㭴义博，曾有一篇连续十几页都是全黑画面，只有对白。“有些人说他偷懒，但对我来说，这是漫画前所未有的现象，是全新的漫画语言。他表达两个人在非常漆黑的环境中对话，那就应该代入角色本身，就是全黑的。”再比如台湾漫画家郑问，“他把国画的画法搬到漫画，在时代上绝对有意义，是现象级的。”

他也想创作这样可以成为艺术的漫画。他觉得漫画可以绝对虚构，也可以“无限接近真实”。而漫画与现实的关系是，“用感性和人类的感知去连接他人，让读者感同身受”。

隔离期间，他在网路上看著运动员们在奥运会上努力，也想要自己越画越好。随身背包里有他最喜欢的漫画，是美国漫画家与音乐人Richard McGuire的《Here》。这是一本类似图像小说的漫画，不用上下左右的分镜来推进叙事，而是在单一的空间，固定的镜头，穿插不同年代的人物对话，来讲述在同一间房屋里，跨越千年万年的历史。“完全不花俏，就去讲一个很复杂的故事，我觉得很厉害。”

说到底，他觉得漫画是自由的媒介，端看创作者如何运用它。他希望拥有更加自由的笔，不论是在媒介运用、艺术创作上，还是在创作者的人身安全上。

后记

《被消失的香港》法语版即将出版，来到台湾，他最庆幸的是出版社不用再担忧他的人身安全。

他结束了隔离期间的画画马拉松，出关第一天，去了台湾朋友家一起看奥运直播，喝台湾金牌啤酒，庆祝台湾羽毛球男双夺冠。他有许多想画的东西，而介绍香港情况的政治隐喻的作品，一定会画。“一旦安顿好，就会画下去。”

日本是他的起点，香港是他成为漫画家的地方，台湾是他的未来，但不会是他的终点。若有可能，他希望今后再去荷兰、比利时、法国等地交流、进修，短则半年一年，长则两年三年，在漫画创作上探索更多。他希望台湾可以成为一个基地，他“回来的地方”。

许多行李还没有寄到，他要先去台湾的文具店，买一些铅笔。

访问的最后，我问柳广成：“你曾经说，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画画？”

他说：“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离开香港会让你失去创作的土壤吗？”

“不会。”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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