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健：追击M＋，炮轰艺发局——香港文艺界正面对什么政治压力？

在一个自由的公民社会里，与不同艺术立场的人争论何谓艺术，是一件令人烦厌、却又十分健康的事。一直以来，香港的文化艺术有其多元而充满活力一面，亦有守旧封闭、甚至对当代艺术表现出极为无知的面貌。例如，时有言论指艺术创作不应涉足政治和公共议题，宜回到艺术家个人情感表达的旧路；亦有以“色情”、“有伤风化”之名来指斥个别艺术创作和作品展示，并要求有关当局加以管制；更有人不时责难艺术家乞援公帑创作，甚至蔑称为“艺术综援”。对于这些言论，艺术家和评论人每每认真回应，一是为了阐释他们的艺术立场，二来可以开启有关文化艺术的公共论述，三来更可借此教育大众、引起社会对艺术议题的关注。我们总是可以说，艺术立场没有客观标准，“讨论何谓艺术”只是一场又一场的论述和文化资本的争夺，但这正正是一个健康成熟的公民社会里的必然现象，亦能保证文化艺术的发展更为多元。

开火

但不健康的艺术争论正在香港文艺界中蔓延，情况已变得愈来愈病态。最近建制派议员容海恩向西九M＋博物馆开火，质疑藏品中有艾未未中指指向天安门的照片，涉嫌触犯国安法，并促请政府正视问题。本来，这种充满政治动机的言论并不新鲜，艺术界也向来懂得如何驳斥，并就艺术理念、策展原则和资源运用等方面对问题作深入剖析。但这次，回应者除却一如既往重申立场，也掺杂了不少意气和嘲弄，此起彼落。在政治高压的阴霾下，香港文艺界对这种言论已产生了很大的戒心，此一时彼一时，这类争论已失去了深化公共论述的条件，回应者更多是抱著自卫和试水温的心态，揣摩北京对香港文艺界的政治立场。

除了M＋一事，早前建制媒体亦曾向香港艺术发展局（艺发局）发炮，指艺发局三年来对“黄色电影圈”资助高达1500万港元，其中包括描述反修例运动中占领理大事件的纪录片《理大围城》。《理大围城》在2020年初首映，一直遭到刁难，例如在2020年9 月的一次播映前两小时，电检处突然将其评为III级电影，禁止18岁以下观众入场；又如今年3月，新开幕的高先电影院安排了两场放映，却遭到建制媒体追击，指电影散播“仇视国家情绪”，违反国安法。最后影院将放映全部取消

对《理大围城》的追击肯定不是非个别事件，也绝不仅限放针对描述反修例运动的作品。在批评艺发局资助“黄色电影圈”的文章中，被点名为“黄丝”的艺术家包括得奖视觉艺术家、受资助剧团及剧场演出的负责人和主要创作人、审批员、以及多位民选委员。文中带有文革色彩的以“✕”糊去被点名人士名字中的一字，却详细列出他们的身份和背景，并将他们和作品直接连系到“煽动暴动”之上，直指他们涉嫌违反国安法。

在政治高压的阴霾下，这类争论已失去了深化公共论述的条件，回应者更多是抱著自卫和试水温的心态，揣摩北京对香港文艺界的政治立场。

手法

艺发局是香港最主要的艺术资助拨款机构，尤其对大批中小型艺团和独立艺术家而言，失去了艺发局的资助是难以继续生存的。而西九则是香港最大且资源最多的艺术机构，掌握了巨额公帑，也代表了香港文化艺术与国际接轨的交汇点。建制阵营中不同人马分别向艺发局和西九开火，有可能是北京在肃整政治反对派和立法会选举制度后，进一步染指香港民间不同界别的先兆。今天香港人已熟知北京的政治手法，例如利用官媒制造批斗舆论、向有关部门机构进行政治渗透和放风、最后以国安法为最后杀著。事实上，近日对香港文艺界的连番施压，已说明了政治打压已绝非仅只针对跟抗争运动有关活动，套用北京的政治术语，这是要对文艺界“落实全面管治权”的第一步棋。

不过，在政制、传媒和教育等主要范畴仍未受到全面控制前，北京对香港文艺界似乎尚未有大动作，也未见任何具体方略。近日建制派的追击和批斗，似乎也表明了建制阵营中不同派系同样在试水温。例如亲梁振英的专栏作家屈颖妍，借M＋事件撰文批评不同派系的前政府官员唐英年与周梁淑怡有份批准收购艾未未的作品，及后周梁淑怡向传媒澄清绝无其事。至于剧场导演胡恩威则指，M＋馆藏没有香港文化特色，未能全面反映中国当代艺术，直指西九管理层“黑箱运作”，更建议立法会尽快跟进。

另外，剧场导演高志森在回应传媒访问时指，他向艺发局提出申请经常被拒绝，他在内地城市巡回演出的话剧《金锁记》亦只获数万元资助，与《理大围城》近90万元的资助是天壤之别，还直指艺发局“有内鬼”。不过他的言论马上遭到艺发局文学界民选委员甄拔涛反驳，甄拔涛指现时审批机制完善，也不涉政治立场，高志森不获资助纯粹是“艺术水平低”。最后媒体亦查证，高志森《金锁记》所获资助是逾30万元而非数万，最后逼得他公开就不实言论道歉。

事实上，近日对香港文艺界的连番施压，已说明了政治打压已绝非仅只针对跟抗争运动有关活动，套用北京的政治术语，这是要对文艺界“落实全面管治权”的第一步棋。

整顿

建制派人士议论艺术的能力向来不高，如容海恩之言就被艺发局视觉艺术民选委员陈锦成讥为“见识少啲”。容海恩指艾未未作品“低俗”、 “对国家不敬”，并不只如陈锦成所言，是对艾未未的创作理念“理解并不完整”，而是对当代艺术的政治性缺乏最基本的认识。至于屈颖妍和高志森的言论，更是胡说八道，当中充满不实信息和阴谋论等，连最起码的艺术判断也谈不上。近日建制阵营内部掀起“忠诚的废物”争议，相信是接近北京立场的中国学者田飞龙，早前撰文指香港需要“贤能的爱国者”治港，而“非橡皮图章或忠诚的废物”，似暗指香港传统建制派办事不力。“忠诚的废物”之说，正好也描述了建制派在香港艺术问题上的表现：勇于顺著北京政治风向，对文化艺术问题说三道四，但甫出声就错漏百出，既带引不了论述方向，还引来文艺界的嘲笑。

可是，在国安法和外围政治环境的淹护下，这些文艺界里的“忠诚废物”，渐渐变得有恃无恐。容海恩最先的发言是在立法会上，她的说话对象并非艺术界，而是特首林郑月娥。她是借国安法质询港府会否跟进此事，并防止有关展品上架，而林郑月娥亦回应需“特别警惕”如何分辨“创作自由”和“ 散播仇恨”、“破坏国家安全”，这明显就是要求政府进行艺术言论审查。屈颖妍屡屡以“官商勾结”、“只手遮天”指控昔日的西九管理层，既是借势打击建制阵营内的政敌，也直接批评西九的策展机制，这与胡恩威指西九“黑箱运作”，论据不同，但结论一致。至于高志森的“内鬼论” ，更是配合建制媒体指控“艺发局资助违反国安法的作品”的舆论，真正针对的其实不是艺术家或艺团，而是艺发局的拨款机制。

这就是这群文艺界“忠诚废物”的战法：拿国安法作尚方宝剑，剑指香港文化政策和艺术资源分配制度。在梁振英时代，港府曾有设立文化局的建议，后因无法在立法会通过拨款而搁置。当时民间已有意见，担心文化局的“任务”并非只为制定文化政策，而是另一种“国民教育”，并对日后的艺术创作进行言论审查。当时香港的政治气氛正受到2012年“反国教运动”和2014年“雨伞运动”影响，民间对港府施政抱有戒心，港府和建制阵营也在无法消除民间戒心的情况下，直接搁置设立文化局的建议。事后看来，“忠诚废物论”似乎也暗示了北京对香港建制派在文艺界和文化政策中毫无作为深感不满，故国安法作为北京全面管治香港的杀手锏，也伸延到文艺界。以“违反国安法”批评西九M＋馆藏和艺发局审批机制，大概只是第一步，往后发展，势将是对香港文化政策和艺术资源分配进行整顿。

自我审查

事实上，这种自我审查的气氛已在文艺界蔓延，原因不只因为担心违反国安法，或被建制媒体追击，亦需担心艺发局会否突然收回资助。

西九文化区跟艺术发展局的资金均来自政府，但艺发局具有相当程度的民意基础。局内最高决策大会共有27名成员，其中10人是代表十个艺术范畴，并经由艺术界投票选出。另在10个艺术范畴里，亦设有为数不少的艺术顾问及审批员，全都是邀请艺术界的业内人士担任。事实上，艺发局的决策机关和审批机制，经过多年的人事更替和制度改革，已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各个艺术界别的现况、意见和整体利益。尤其是对为数极多的中小型艺团、独立艺术家和中小规模的创作来说，艺发局的资助即使不多，但已足够养活大批艺术工作者，并维持香港文艺界自由多元的创作气氛。

今年一月，艺发局行政部门向受资助团体发出了一封言辞暧昧的信，特别提醒受资助团体须遵守合约条款内，有关必须遵守香港法例的条文。而在三月中，局方更发放新闻稿，明确说明如受资助团体违反合约内容，例如“在现行法例下被确定为鼓吹港独、推翻政府”，局方有权停止对该艺团的拨款。合约中订明需遵守法例是惯常做法，但特别发信和新闻稿重申这点，则显然受到政治气氛影响。现时并没有证据表明，局方是否有受到任何政治压力，但信件对受资助团体所造成的心理压力已显然易见：“违反国安法”的界线模糊不清，建制阵营可以任意对艺术家和艺团作毫无法律基础的指控（如对“黄色电影圈”的指控），因而造成寒蝉效应。艺术家和艺团为了避免被收回资助，在进行有任何关于抗争或批评政府的艺术创作和活动时，都会产生了自我审查的心理，评估可能存在的政治风险，才进行创作。

事实上，这种自我审查的气氛已在文艺界蔓延，原因不只因为担心违反国安法，或被建制媒体追击，亦需担心艺发局会否突然收回资助。艺发局将会以什么标准衡量“涉嫌违法”和“收回资助”的界线，现时实在难以评估，而更进一步说，政府日后会对艺发局的拨款机制会有什么干预，也令人担心。既然北京可以对立法会选举制度作任意“完善”，区区一个艺发局自然很难置身事外。例如，现届艺发局大会委员任期会在2022年底届满，到时政府会委任什么人担任主席呢？在10位民选委员中，是否会如一众民主派前议员一样，在争取连任时面对巨大的政治风险？而对审批员来说，由于他们的审批报告全都可以查阅的，他们又会否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审批时渗杂了各种政治考虑呢？或甚是，整个审批制度、以至民选委员制度，会否在一两年之内被“完善”呢？

心态

昔日香港的文艺公民社会已失去光泽，民间的政治风险不只体现在参政议政和社会运动的活动上，连艺术创作也得面对同等程度的风险。

自国安法后，文艺界时有一种侥幸心态：政治魔爪未必会在短时间内染指文艺界，大家还有时间尽其所能，好好创作。但覆巢之下，焉有完卵，若以近日的舆论气氛、建制打手的动作看来，“爱国者治港”的理念将会逐步踩入文艺界，先以文革式批斗舆论形成集体恐慌，再对资源制度作全面控制。而艺团要维持现有资源，即使不用露骨地表忠，也得跟抗争政治完全割席，转向一些去政治化、清淡式或商业化的艺术创作；或是完全脱节资助机制，转向更小众、地下或游击化的创作模式。若说立法会选举制度现已倒退三十年，在公帑资助下的艺术开放性和进步程度，倒退幅度可能更大。

昔日香港的文艺公民社会已失去光泽，民间的政治风险不只体现在参政议政和社会运动的活动上，连艺术创作也得面对同等程度的风险。艺术家得花费精力作政治判断，一方面审查自己的创作有没有误触红线，也得揣摩拨款机制有没有受政治风向改变，因而影响自己所获的资助，同时也要应付难以逆料的舆论批斗。 对此，大谈艺术理念和文化政策，已难以产生实质的公共论述作用，极其量只能维持艺术家的一点气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