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孤立、恐惧与爱情，医生、康复者和抗疫官员的一年

编者按：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一个足以瘫痪世界、为时代画下转折点的病毒闯入人们的视线。随后一年，COVID-19在全球造成逾九千万人感染、超过两百万人死亡。武汉，作为充满争议的“头号疫区”，渐渐隐没在其他重灾区的尘嚣中。在封城一周年之际，端传媒重访疫情起点，捡拾失落的个体，叩问疫情留下的改变、伤痛与重生。愿回望的目光，温暖当下的寒冬，并向未来注入力量。第一篇记录了失亲者的故事。今天是第二篇，重访感染者、医生和基层抗疫官员，还原他们被疫情改变的这一年。

康复者：捐了抗体之后他很开心，觉得自己给国家添了那么多麻烦，终于可以回报一次

彭乐总觉得自己还能听到医院对讲机的声音。他躺在自己的床上，不再盖着医院里惨白的床单，但总觉得那个对讲机还挂在耳边，医生会在很早的早晨叫醒他，让他去量体温。

彭乐是汕头人，因为去武汉岳母家转了一圈，他在2019年12月30日被确诊为2019冠状病毒肺炎，彭乐觉得这就像中彩票，全汕头几百万人口，就自己中招了，还是全国最早的那波。幸好头彩没有持续太久，住院12天后，他被诊断痊愈，放了回来。

但心却没有放下，哪怕到中国疫情已几乎平复的5月，彭乐的生活依旧提心吊胆。5月的汕头冷风和暖阳轮番上阵，彭乐很小心，风吹一下，怕感冒，赶紧回家穿衣服，太阳出来了流汗，也怕感冒，又得脱下，衣服穿穿脱脱，彭乐觉得自己从未这么害怕生病过。他没事就在网上刷消息，“副作用”、“康复之后的问题”……有的说康复者会气喘，彭乐仔细感受了下自己呼吸的频率，好像真的有些急促；有的说康复者会眼神发黑，这他没有，倒可以松口气。

最担心的还是感冒。出院后的彭乐再去集中点隔离了十四天，着了凉，流了鼻涕。那时的彭乐总刷到复阳的新闻，怀疑自己是不是也复阳了，他立马向医院要求做核酸。好在核酸结果显示阴性，彭乐拿了几包感冒药回家了。

Covid-19后遗症

老婆因为感染在住院，照顾小孩的任务全到他身上。他每天往屋里喷酒精，开窗通风，一边戴着口罩煮饭洗衣服，一边看着复阳的新闻，心里发慌，生怕自己复阳传染给小孩。彭乐每天摸孩子有没有发烧，盯着他们的大小便情况。他不敢咳嗽，实在忍不住就朝天咳一下，可偏偏小孩正在不懂事的年纪，喜欢抓爸爸的口罩玩，晚上还非得挤在他身边睡。睡觉时总不能戴口罩呀，彭乐又无奈又心慌，恨不得找个地方把小孩扔了就好。

压力实在太大时，彭乐就给医院打电话，主动问自己要不要做核酸，医生说不用，他又给疾控打电话。后来医生安慰他，“如果你出事，我们把你放出来，我连饭碗都保不住了”，彭乐想想有道理，这才稍微放下些心来。

可外界似乎没有放下他。5月彭乐去义乌出差，机场拿登机牌时，工作人员一脸迷惑看着他，问他是不是“中过肺炎”。他被安排在飞机最后端的座位，到达义乌后，又被要求走在人群的最前面。

下机后，一辆救护车等着彭乐，旁边站着包得严严实实的防疫人员。他被量了三次体温，额头一次、左腋下一次、右腋下一次，36.2度——明明是正常体温，但他还是被救护车拉到酒店里隔离。酒店里还不许开空调，彭乐只好给自己买了个风扇。

出差三天，隔离就用了两天，彭乐有些生气，明明已经准备好了健康码和出院证明，为什么还是不行。彭乐还觉得自己被监视了，不然为什么从酒店出来去客户那，马上客户的社区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去报到。“我今天晚上走了，”彭乐回复对方，“我不想在这里呆了，我觉得很烦。”

另一件让彭乐放不下的是关于自己的谣言。疫情期间，他的小区微信群流传起关于他各式版本的故事，有说他偷偷溜回来在小区乱跑的，有说他把武汉的岳父岳母塞在后备箱偷偷运回来的，还有说他把武汉人藏在另一套房子里的，故事没头没脑，但夹杂其中的个人信息却准确无误：名字、居住小区、门牌号、身份证号、甚至还有家人的身份证号。这让他感到恐慌。

编注：中国要求疫情防控保护患者隐私，但仍旧持续出现2019冠状病毒患者及其家人朋友的隐私泄露事件，从已调查过的案件分析，疫情防控工作人员、辅警、村干部等都是患者隐私的散布源头。

彭乐成了小区“名人”，进电梯一按楼层，大家就会知道这就是“那个人”。为了不让其他住户尴尬，彭乐尽量不和其他人共乘电梯，看着显示屏上别人的楼层到了，并确定停在那儿没有其他人在用了，彭乐再按电梯键。小区群里谣言传得最凶的那阵，彭乐在群里现身说法，交代自己治愈后的动态，“我们菜没买，小卖铺没去，外卖都没有叫过一个。”他在群里写道。大部分住户给他加油，欢迎他回家，也有人回复：“你回来干嘛，你病毒携带者到处跑。”彭乐关掉手机，不想再理。

“得了这个病，你自己要明白人情世故。”彭乐在交往中一点点试探周围人的反应。出院后刚复工时，他能感受到自己一咳嗽，同事就看他一眼，有的同事会在吃饭时躲开他，没有人和他坐在一起。于是彭乐上了两天班就向老板提出在家办公，老板很快同意。

但更多人在不知不觉中释放善意。彭乐有位“大大咧咧”的朋友，叫他去吃火锅，没有特意拿公筷，“他没啥想法，我就没有想法”，彭乐心想。戴着口罩去拜访客户，对方让他把口罩拿下，“医院都把你放出来了，如果说你有问题，他们压力比你还大。”他们安慰他。聚一起喝茶时，彭乐看到朋友把自己喝过的茶杯烫一烫，又接着喝，也没出啥事。渐渐的，彭乐自己也松懈了下来。尽管他依旧在家屯了几千只口罩，毕竟“口罩就是安全感”。

一次，彭乐看到微博上新闻号召治愈者捐献抗体，说是能救人，他便去汕头的病毒研究所捐献，结果显示他的抗体指数是汕头已有记录中最高的，彭乐很开心，觉得自己给国家添了那么多麻烦，终于可以回报一次。后来看到疫苗的消息，彭乐也开心，觉得里面或许有自己的一份功劳，“就算没有，也是给自己打个鸡血。”

现在的彭乐成为了身边人的疫情科普大使。一次客户聊起自己的小孩从英国回来要隔离14天，彭乐立马告诉对方14天不够，国外是变种的病毒，需要再加个14天。现在河北疫情起来，他立马联系在河北的朋友是否需要口罩，对方告诉他“口罩不缺、消毒水不缺、就缺自由。”

最近彭乐听说这病的患者治愈之后不能打疫苗（编注：中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建议，感染过2019冠状病毒且治愈的患者依旧需要接种疫苗），他决定再去一次病毒研究所抽次抗体，“想看看我还有没有抗体，担心抗体会消失。”

防疫公职人员：思想中有一种包袱，怕疫情

安徽南子县巨鹿镇（编注：为保护受访者，具体地名为化名）的王志国最近特别怕那些“大地方”来的人——沿海的、一线城市的、海外的，他觉得病毒如今主要在这些地方传播，如果哪个“大地方”的人给镇上带回了病毒，整个镇子都要遭殃。

王志国是镇卫生院的院长，下管村卫生站、上接县市的医疗卫健机构。自从镇卫生院在近几年被收归为农村卫生体系的一环，王志国觉得自己越来越像个管家婆，什么“政治性服务性”的内容他都要参与，任务一层压一层，全落到他脑袋上，从过去的计划生育、到健康脱贫，再到最近的城镇化。与之相比，给人看病的机率倒少了很多。

2020年重点任务本来是村里医疗机构的环境整治和中医推广，没想到疫情从天而降，成了他的顶头大事。国务院对乡镇卫生院的定位是负责疫情的发现与报告，指令到了王志国这儿，变成——“只要是关于疫情的，立马执行，要求多少天完成的，必须做到。”

最忙的那几个月，他一个人管整个镇50个卫生系统人员的调配，谁负责消杀、谁负责上报，谁负责管理患者。除此之外，王志国还要接待从不同系统下来视查疫情防控的领导，有院感的（编注：医院感染管理）、医共体的（编注：医院与县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组成的医疗联合共同体）、疾控的、卫健委的……每个月近十次检查，还有随之而来的开会和应酬，这又占据他工作时间的三分之一。

那时巨鹿禁止私家车出行，除了要随时调配手中仅有的几台救护车运送患者和密切接触者，那些生孩子的，脑溢血的病人，也只能靠卫生系统的车统一运送处理，这是最让王志国头疼的，都是人命，但人手不够、物资太少、太多事情需要临时处理、24小时不断有电话拨入。那时的王志国睡眠很浅，因为一直在紧张。

上头对疫情防控的要求严格，疫情最紧张时，巨鹿镇确诊了6名患者，是南子县唯一有确诊病例的地方，属于“防疫不力”，从镇政府到卫生系统的十几位官员便落了马。其中一位镇政府官员被处理的原因是“禁止聚餐”的条例执行不严，那是三月，这名官员上午去上级政府开会接到通知，第二天回镇上再开会传达通知，等下属去执行时，发现一场酒席已经开始，“当着熟人的面，也不好把人家的酒席给掀掉是不是。”王志国认为，但没想到，偏偏那场酒席里出了县里的第一位确诊患者，于是镇政府的领头人丢了乌纱帽。

王志国的卫生所没有受到处分，但压力一直围绕着他。他负责的区域有一个一家五口的确诊案例，三月中，这家的最后一位患者治愈出院。县领导谨慎，希望这位患者出院后不回家，继续集中隔离14天，但当时并没有文件这样要求，家属们又希望家人赶紧回家。担心强行隔离会担责任，县里的疫情指挥部让王志国拿一份隔离同意书给患者家属签字，“同意了以后，如果到时候你在里面闹，有什么后果的话，我们责任也小一点。”

但这位被再次隔离的患者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整日浑浑噩噩，“满脑子都是病”，随访人员和她说什么，她都只以“这怎么搞”回应。“她觉得就是因为她的病重，家里人都出来了她出不来，自暴自弃了。”王志国分析，他只能安排村医多陪她说说话，还去做她丈夫的工作，让家人多支持支持她。大半个月后，这位患者能“融入社会，正常上街”了。

4月份巨鹿恢复正常交通后，王志国终于觉得轻松了，“人只要精神上不累，没有害怕和压力，即使工作还是一样的工作，累的程度也完全不一样。”他终于可以找回一点点疫情之前的节奏——早上六点多送孩子上学，七点半到医院，看看值夜班的人有没有把灯都关掉，去预检分诊的地方查查物资是否准备齐全，再不紧不慢地迎接新一天的开始。一些被疫情耽误的常规工作，比如扶贫、家庭医生签约、公共卫生服务，也在“三步并作两步走”地赶上来，即便现在他依旧要不时去村里看看疫情防控的情况，随时准备迎接下来检查的领导。镇上组织公职人员做核酸检测，王志国因为安排领导吃饭，没做上。

进入夏天，中国的疫情一度平稳，但对王志国这样的公职人员来说，疫情防控依旧是持续一整年的头等大事。好在此时已经有文件下发，指导像他一样的基层公职人员如何“常态化”应对疫情，包括物资储备建议、各式情境下的穿着装备、治疗流程、核酸检测规范等，这让王志国觉得比年初“打没头仗”时要好多了。

但这些文件大多只对发热病人，或从中高风险疫区回来的人有明确规定，没有具体规定的部分，王志国依旧犯难，比如那些从低风险区回镇上，没有发热的人，要不要要求他们做核酸检测呢。“省里面的要求是，应检尽检，但上面也没有说他不来，派出所就给他逮来。”王志国担心，这些人如同埋在地里的雷，不知道哪天就踩爆一个。

王志国觉得病毒不像地震，“几天就过去了”，这是一个持续的、全方位挑战人类的东西，他的职业生涯里还没见过这种状况。但有时一想，“全球都在搞，老美都没有好点子，搞得还不如我们呢！”，心里就快活了一些。而且经过这一遭，他发现自己的潜能还是不错的，“过去扶贫工作来的时候，讲我的妈这怎么搞，不照样干掉了吗？现在又来一个疫情，看不见摸不着，不也照样干吗？”他认为自己相比其他没有确诊病例的镇子，在“经验上、思想上”，都更经历丰富。

上面给他的卫生所一些“政治上的荣誉”，提拔了一个副院长，表彰了几位医师护士，给所里授予“最美文明岗”一类的称号。经费上也给了一些“倾斜”，报销了当时医护人员的吃住费用。但本来说的200块一天的待遇没有落实，上面给的说法是卫生所只是协调和转运作用，不负责给确诊患者看病，“是不认可的”。而且参与疫情防控的机构部门那么多，万一“这个补了那个没补，很难搞”。

现在新一轮疫情眼看开始，王志国的工作又要紧张起来。他在前不久的会议上让同事们做好心理准备，“所有人都能过好年，我们卫健系统不管有没有疫情，是过不好了。”他强调工作的重点，“思想上首先要有一个高度的认识和重视”，足够使用两个月的口罩和酒精也已经准备好。仗，又要开始打了。

面对今年春节期间的疫情防控，上面已经下了指示，从外界回来的人都要做核酸检测，或者持有检测报告。“但省里面只是这样说，还没完全去执行，疫情到底怎么干，地方还在拿方案。”王志国算了算，假如春节镇上回来一万人，都来卫生所做核酸检测，手上根本没那么多人对付，而且检测一人就是80块，一万人的检测也要近百万了，这个费用谁出呢。“政策就一句话，但只是要求，具体落实的时候，能不能做到还是一个考验。”

“你把物资储备再多，事情做得再好，疫情防控还是很难有一个确定性。”王志国琢磨，“现在思想无形中有一种包袱，怕疫情，不要有这个疫情就好了。”

一线医生：与志愿者相爱是抑郁里的唯一稻草

安一免自杀被救回后，决定为自己而活。他是武汉中心医院的医生、李文亮的同事。李文亮去世那晚，他在ICU的床边看着他没有了生命迹象，同事们依然在抢救，与此同时，医院的各大社交平台账号不断否认着李文亮去世的消息——这些他抢救结束后才看到。他还看到同事的父母双双感染，同事只能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选择唯一空出来的床位要给谁。这已经是幸运了，更多排不上床位的患者倒在急诊科，等着病床上谁去世了可以挪出空位，或者根本等不到这一刻。方方日记被舆论攻击时，安一免觉得很无力，“她的东西其实是真的，但大家又能怎样呢”，像他在疫情中目睹的太多不可理喻的事一样，他形容自己只能“无能狂怒”。

他也收获了蜂拥而至的关怀，认识或不认识的人日夜发来问候，在外地的同学抓住每一个机会收集物资寄给他，没有车的他在封城期间不缺交通工具，同事志愿者乃至陌生人，都抢着为他的出行出一份力。“疫情见了很多人性，贪婪、险恶、善良、美好、懦弱，疯狂和黑暗的，都见到了。”安一免突然理解为什么总有人说日常生活里的人们是戴着面具生活的，而武汉封城的日子让这些面具击穿，“疫情时是黑暗，但却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但这些庞杂的感受只能自己消化。虽然被称为安医生，但病人们直到治愈那天可能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在挽救自己的生命——工作时穿着厚厚的防护服，鼻子嘴巴遮得严严实实，病人并不认识自己；同事下了班脱掉防护服就走，大家都有默契的不多说什么；为了不传染给父母老婆，安一免下班后继续住在医院，不与外界接触。这是一场隔绝了交流的战斗。

武汉解封后，安一免看着重新人山人海的江汉路，有些恍惚，他觉得人们似乎已经忘了那段日子。由于不再有大量病人涌入，加上疫情后人们似乎格外忌惮医院，他还减薪了。现在对他而言，拿着医务工作证免费去各景点游玩，工作时额外关注有没有发热病人，以及偶尔有患者主动提及的2019冠状病毒病史，是这场战役曾经存在的少数痕迹。

不，还有痕迹，安一免发现自己心中的光亮不见了。疫情最严重时，安一免一边不停手地接待病人，一边关注网上铺天盖地的消息，还要不断向外界联系物资，整夜睡不着觉，即便睡着也只有两三个小时，“亢奋，每天都像在透支自己”。而逐渐转缓时，安一免又发现自己情绪低落，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他给自己做了情绪检测，结果很直接，他得了抑郁症。

安一免还想起曾经看过的抗日老兵的故事，那些从前线回来的军人们，有的可以顺理成章地迎接新生活，有的会偶尔怀念激情燃烧的岁月，而他是第三种——心还留在战场上，不想回来了。

他不是孤例。陆军军医大学对武汉部分定点医院医务人员的心理状况进行分析，发现一线医护人员伴随的焦虑、抑郁情绪显著高于全国标准，而且程度与在一线工作的时间正相关。安一免自己也负责患者的心理状态回访，他发现600多名患者中至少有一半的人在早期有心理问题。同事也有，有护士告诉他自己会整夜失眠，或正在使用抗抑郁药。他和协和医院的哥们聊天，问“那段时间”怎么过的，发现对方和自己一样，也处于极度的亢奋和透支中。但如果不问，安一免都看不出来，“这是最隐私的事情，怎么会表达出来。”

包括安一免自己，他家庭一般，一路从农村拼搏长大，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学习，再去知名医院成为青年医生，他从小被教育要顶天立地，成为负责任的男子汉。即便自己是医生，他还是或多或少觉得精神类疾病是“懦弱的表现”，他想自己扛。

但扛不住。他偶尔向家人表露脆弱，家人安慰疫情已经过去了，一切会好的，但他觉得没有经历一线情况的家人并不能理解他的真正感受。那时的他觉得自己很孤单，“我是一个男人，只能爱国爱工作，扮演儿子和丈夫的角色，却不能表现出自己的脆弱，不能为自己而活。”有时他觉得，自己从小到大被灌输的东西，真的是自己想要的么。

直到艾莎的出现，让安一免觉得自己又看到了光。艾莎是一名出版社编辑，疫情中，她的身份是一位帮忙联系物资的志愿者。他们在疫情最忙乱的时候认识，但直到疫情逐渐平复，安一免终于有时间处理些与工作无关的事后，他们才开始闲聊。安一免觉得这位女生和她一样，被困在社会赋予的身份和责任中，他心生好感。现在想想，安一免还是会感慨命运的神奇，如果不是疫情，医生和编辑原本会是“两条平行的命运线”，但偏偏，命运线交叉了。

武汉解封那天，整个城市像溺水的人再次呼吸到氧气，肆无忌惮地挥洒着新生的喜悦。艾莎也是，她走上街头，就着当时流行的《火红的萨日朗》跳了一段舞，发在了朋友圈上。那是一首喜气洋洋的歌，配上艾莎肆意欢快的舞步，安一免“一下子就被感染了”，那是正处于黑暗中的安一免看到的一丝光亮，“很放松、很欢快、感觉到了共鸣”，那一刻，他“沦陷”了。

和艾莎在一起的日子，安一免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其实都是很简单的相处，在江边手牵手散步、互相依偎、去白天空荡荡的武汉广场闲逛。但每一秒和艾莎的相处，都让安一免觉得无比放松，他认为那是沉重生活里唯一的轻松时光，“我有我的求生欲”，他说。

但他已婚，妻子尽责，没有做错什么。终于有一天，他向艾莎坦白。女孩崩溃了，收起所有展示给安一免的脆弱和关怀，她也终于戴上了她的面具。

“有时候觉得，我死在疫情那个时刻也蛮好的，因为那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心更近”，安一免想着，“可以在人们的关心中死去，何必在这时冷漠的世界活着呢。”10月，安一免决定自杀，因为内疚，因为觉得伤害了艾莎，因为想解脱，“那一刻，我只想做回我自己”。

但自杀没有成功，他被救了回来。之后的日子他决定为自己而活，他离了婚，承担所有房贷；不再强求和艾莎在一起，打算顺其自然；生活中他放松了自己，一些以前会努力争取的荣誉称号或奖项，现在看得淡了一些，但他决定明年去上海读博，去赚钱，提升自己。

他修改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从“为国出力”，变为“不要辜负感情”。“好像人生目标狭隘了一些，”安一免有些不好意思，但他希望为自己多考虑一些，他觉得这应该能实现，毕竟“自己救了那么多人，命运应该会给个好结果吧。”

但一部分的自己已经随着疫情和那次自杀离开了，可以的话，他希望回到去年年初，生活像从前的那些年一样，疫情从来没有来过。

应受访者要求，彭乐、王志国、安一免为化名。

实习生薛晓咚对此文亦有贡献。

武汉封城一年，我们将在本周六（1月23日）带来一场线上的声音分享会，邀请曾于封城时于武汉以文字和影像记录的特约记者，以及疫情亲历者，以声音片段，剥开封城记忆的禁忌与忘却。

本次活动免费，“点此”报名即可参加。

📌小聚时间：2021 年 1 月23 日（六）19:30-21:30（UTC+8）

📌分享人：
武汉特约记者
疫情亲历者

📌主持人：
吴婧 端传媒总编
宁卉 端传媒国际组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