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怕VCR：盗版录影带如何改变世界

美国司法部日前大动作逮捕了一个几乎盗遍所有好莱坞电影的跨国盗版团队 SPARKS成员。

这个集团同时还与全球十多个盗版团队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网路联盟 The Scene。盗版新闻网站 Torrentfreak 说这些盗版生态 圈的人经常自比希腊神话中的九头蛇，因为就算被砍掉一个头总可以不断重生，然而这次事件其实更像另外一个典故——阿基里斯之腱，一箭射中要害。根据盗版资料库 PreDB 的统计，事发第二天全球网路上的新盗版档案数量立刻从一周前的单日1944笔骤降为单日168笔。

这个威吓意味浓厚的大动作，很可能是在替《天能（Tenet）》和《花木兰（Mulan）》两部被寄予厚望重启全球电影市场的大片排除障碍。美国的疫情使《天能》不得不在海外市场优先于美国国内上映，档期的时间差替盗版发行网络制造了机会。《花木兰》则采同样罕见的网路和电影院同步发行，也大大提高了高品质网路侧录版流出的机会。然而无论如何取缔，最终《天能》和《花木兰》的盗版影片仍在上映后几天内现身网路。

这样的猫捉老鼠游戏不是在网际网路发明之后才开始。早从半世纪前第一台可以拷贝影片的家用 VCR 录影机问世以来，好莱坞就没有一天有可以睡得安稳。

同样为了录影机睡不安稳的还有当年铁幕内的共产国家政府。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录影机的拷贝技术后来并没有瓦解电影业，倒是随手推翻政府、解放了好几个铁幕国家的人民。以下是盗版录影带如何改变世界的故事：

好莱坞企图歼灭的科幻道具

1975年 Sony 推出第一台 Betamax 格式的家用录影机，并将该产品推向美国市场。第二年随即被 Universal 和 Disney 两家好莱坞片厂告上法院，认为他们制造了一款专门用来侵害著作权的犯罪工具。

Sony 在法庭上向法官解释一个听起来很像来自某部 Christopher Nolan 电影的科技名词：时间平移 （time shifting）。

实际上 Sony 既不是录影带格式的胜利者（最后是 VHS 赢了），也不是开创者。世界上第一台录影机是美国磁带技术厂商 Ampex 在1956年推出的 VRX-1000，接下来 30 年间至少还有几十种录影带格式被研发出来，但所有人都不知道该告诉消费者把这台昂贵的机器买回家能做什么。结果是 Sony 率先突破盲点：“Watching Whatever Whenever” 报纸上的 Betamax 广告这么说。

这句广告标语就正是 Sony 在法庭上主张的“时间平移”概念的精髓。

21世纪的我们很难想像时刻表曾是电视体验的核心。直到几周前纽约时报都还在纽约地区的版本保持电视时刻表这个超过半世纪的传统。神奇的录影机把内容决定的权力从电视台和电影院老板转移到观众手上，让观众可以用遥控器掌控什么时候看以及看什么。它让电视机这个媒介从此具有 Netflix 的节目随选特质（可以自己决定看甚么），有 YouTube 的创作参与特质（可以自己拼贴剪辑内容），还有Twitch 的直播存档特质（可以把稍纵即逝的直播永久留存）。然而这个影响力堪比网际网路的革命性产品差点就夭折在 Sony Corp. v. Universal City Studios, Inc. 这个盗版诉讼中。

多年后公布的档案显示，当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的多数意见一开始是支持好莱坞的主张，准备要让录影机这种盗版工具从世界上消失。后来大法官 John Paul Stevens 主笔的判决主文甚至原本是写来当作不同意见书的少数意见。

让风向改变的主因是一路告到最高法院的诉讼旷日废时，到了1984年大法官准备做成判决的时候录影带早已风靡全美三分之一家庭并成为好莱坞的重要收入来源，片厂主张的产业损害因此显得越来越没有说服力。而让判决翻盘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广受美国家庭喜爱的儿童节目主持人 Fred Rogers （Tom Hanks在《知音时间（A Beautiful Day in the Neighborhood）》中扮演的真实人物）以证人的身份在法庭上的陈述：

“我向来很不认同让别人来替你安排看什么节目。我的整个电视生涯都在传播一个理念：你就是最要紧的人物，你有能力做出各种健康的决定。因此我认为任何一种让人用更健康的方式掌控自己生活的工具都是无比重要的。”

法官在判决引述了 Rogers 的证词，认定这种赋予使用者“时间平移”魔法的神奇道具是著作权的合理使用范围。Sony 因此获得历史性的胜诉判决。

和捷克导演 Milos Forman 长期合作的美国名制片Saul Zaentz （《阿玛迪斯 （Amadeus）》）当年曾预言录影带终究会带来更多影迷，因为“录影带其实使更多人对电影产生兴趣并开始真正讨论一部电影”。结果Sony案的判决出炉三年后，北美电影市场果真开始随著录影带市场的倍数成长而触底反弹，电影院票房年年攀升。就像后来的网际网路一样，录影带最终没有摧毁电影产业，反而像Netflix那样替内容产业的营收来源增加了另一条巨大的水管。

这条完全由你的遥控器操控的水管才是名符其实的 You-Tube。

谁怕坏坏的大野狼

接连卷入女主角挺港警和新疆协拍等政治争议的《花木兰》，也引发港台网友热烈争论到底该不该看盗版以及看盗版电影构不构成一种政治表态。

事实上磁带录影机刚问世没多久，美国总统尼克森（Richard Nixon）就将它当成政治工具进行了一场精采绝伦的政治表态。

1959年美苏决定轮流到对方的国家举办展览，名义上是增进互相了解以便更深入交流，实际上各自到对方的地盘上展示科技实力来宣扬国威。

7月24日尼克森总统带著苏联最高领导人苏共第一书记赫鲁雪夫（N.S. Khrushchev）参观在莫斯科举行的美国国家展览会（American National Exhibition）。尼克森政府非常精明地没有用军事科技来展示实力，反而将展览焦点放在洗衣机、电冰箱和洗碗机等日常家电上。他的用意是在展示美式资本主义确实替美国人带来更优越的生活方式。赫鲁雪夫则酸溜溜地反问：“你们还没研发出自动将食物送进嘴巴并推下去的机器吗？”并指出美国存在了150年才达到这个水平，才刚成立37年的苏联则只需要再7年就达到相同水平，甚至超越美国。

这场全长16分钟的“厨房辩论”（因主要在美式厨房场景中进行而得名）被使用 RCA 摄影机和刚刚问世的Ampex录影机全程记录下来。其中还有一个对话场景发生在展示电视技术的 RCA 展馆，我们可以在保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录影带中听到画面外的导览员正在向两位国际领导人介绍正在记录两位领导人身影的彩色录影带技术：“这段影片可以立刻用来重播，品质会好到让你以为是现场直播。”

画面中的尼克森则略嫌夸张地猛点头表示赞许。

稍后，美苏之间还为了这卷带子发生了一点不愉快的插曲。尼克森原先承诺赫鲁雪夫两国可以同步播出“厨房辩论”的实况，但美国三大电视网抢先在隔天播出影带内容，使措手不及的苏联大为光火。苏联电视台只好默默地在几天后的深夜时段播出了翻译缺漏非常多的部分对话内容。

苏联对于录影机/录影带技术的戒慎恐惧其实远高过好莱坞。他们一直认为这种西方科技总有一天一定会危及他们的政权，因为它就像已受苏联严格管控的影印机一样，有能力快速复制并散布政治观点。1982年升任 KGB 国安委员会主席的 Viktor Chebrikov 多次在党内会议上疾呼录影机和录影带进入黑市的威胁。

1985年是录影带在美国市场大爆发的一年，同时也是苏共总书记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的一年。戈巴契夫比之前的苏联领导人更信仰媒体的力量，并试图驯服录影带这个新科技为己所用。所以苏联在严格管制录影机和录影带进口的同时，开始在国内加紧生产不相容于外国录影带的国产录影机与之对抗，甚至在莫斯科设立了多家国营录影带出租店来提供符合苏联利益的录影带内容。

就像1933年Disney动画《三只小猪（Three Little Pigs）》歌词中唱的：“谁怕坏坏的大野狼（Who’s afraid of the big bad wolf ?）”，不论三只小猪用各种高大壁垒防堵或是试图驯服录影带这头疯狂的大野狼，最终都没能奏效。

盗版西方电影的录影带最后是以老鼠打洞的方式突破铁幕，飞入苏联的平常百姓家。

塔林的老鼠洞

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Tallinn）是新片《天能》中的关键场景。事实上，塔林同时也是盗版录影带这只大野狼突破苏联重重防线的最主要破口。

事起于1971年 YLE 芬兰广播公司在赫尔辛基首都圈盖了一座新的电波塔。芬兰人单纯地只是想要改善首都圈的电视讯号，完全没有其他政治企图。然而这支电波塔的溢波却一路跨越芬兰湾，直达对岸的塔林，间接诱发了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

这支电塔之所以会引发这么大的效应是因为爱沙尼亚人不只在家里冒险偷看芬兰电视台，更开始用录影机录下电视台播放的《Star Wars 星际大战》、《First Blood 第一滴血》、《Emmanuelle 艾曼纽》等西方电影。这些录影带透过地下管道渗透进苏联和其控制的东欧各卫星国家，进而自然生长成为了一个服务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的巨大盗版生态圈。

另一个重要推手是少数获准出国的船员和飞机机组人员夹带了大量 Sony 生产的录影机和 Walkman 随身听等非法电子产品透过黑市贩卖。软体有了，硬体也有了。这个盗版电影生态圈只差一个关键的犯罪职务：录影带口译。

因为上字幕或是找配音演员来配音不敷成本，而且分工越细、牵涉越多人就越容易被 KGB 的秘密警察找到破口，所以这些盗版录影带通常就是直接在声轨上多加一个口译员的声音，由一人演出所有角色加旁白。而且多数时候口译员既没有剧本，也没有时间先看过电影，多半是仰赖临场反应的即兴演出。其中一位带有浓厚鼻音的口译员一直被江湖盛传是怕 KGB 辨识出它的声音而故意用晒衣夹夹住鼻子说话。本名为 Leonid Volodarskiy 的他后来现身受访时曾说俄罗斯人迄今仍会猛问他晒衣夹在哪里，让从小鼻骨就受伤的他觉得颇为困扰。

这些只闻其声、不识其人的口译员就是一整个世代的苏联人认识外面世界的破口。

2015年罗马尼亚的纪录片《Chuck Norris vs Communism 我们偷看的电影》揭露了另一个匪夷所思的口译员故事。看起来平凡无奇的妇人 Irina Margareta Nistor 实际上在一整个1980年代过著超级英雄一般的双重生活：白天她在罗马尼亚官方电视台负责节目审查，下班后她在自家地下室从事另一个逃避国家审查的犯罪事业——为超过三千部盗版录影带口译配音。

严管媒体的罗马尼亚政府遇上了盗版录影带泛滥反而有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寄望这些外国电影可以转移罗马尼亚民众对于各种饥荒和医药短缺等国内问题的注意力。不过秘密警察仍会不定期出动查缉。

事实上 Nistor 和雇主刚刚认识的时候，都曾怀疑对方是卧底的秘密警察。结果是多年后因工作量不堪负荷而增聘的第二个口译员才是真正的卧底。遭破获之后，老板竟以几卷录影带行贿官员随即就顺利从中脱身。这也显示了不分官民都早已被盗版电影征服。

在只有两个乏味的电视频道可看的波兰，录影带也迅速征服每个人。1988年投书波兰电影杂志的影迷自陈：“从前我是个电影迷，现在则是个录影带迷。其中唯一的差别是过去我在冷飕飕的电影院里看片，而现在我则是在一样冷飕飕的客厅里看。我还有什么选择呢？毕竟电影是我的最爱，因为电影可以帮助我逃避两个严酷的现实：我的生活，以及电视节目。”

听起来有87分像2020年的串流革命。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

KGB 主席 Viktor Chebrikov 的警告最终成真。1980年代在苏联到处流窜的盗版电影引发的个人情绪，很快就演变成为一种集体愤怒。

李小龙、罗礼士（Chuck Norris）、席维斯史特龙（Sylvester Stallone）和阿诺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这些不可能的“革命领袖”做到了尼克森没做到的事：透过录影带不断诱使这些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众从窥探别人的生活方式，进而开始向统治者索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的同一天，波兰团结工会透过选举的民主程序结束共党的统治，开启了1989年东欧民主化的第一波风潮。

12月21日罗马尼亚人则在总统西奥赛古（Nocolae Ceaucescu）的集会事件上用爆竹闹事表达不满，最后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反政府暴动。四天后，独裁者西奥赛古遭判有罪后当场枪决。

为期一周的革命过程被新闻工作者和业余记录者用录影带记录下来，成为史上第一场有完整影像记录的革命，并成为1992年纪录片《革命录影纪事（Videograms of a Revolution）》的基本素材。

1991年苏联发生819政变的第二天，爱沙尼亚火速宣布独立，稍后独立地位也得到苏联的承认。苏联自己则在当年底永远地从历史上消失。

多年后，成功争取加入欧盟的爱沙尼亚总统 Toomas Hendrik Ilves 曾解释该国人民和欧洲之间的长期情感连结：“从1960年代开始，对爱沙尼亚人来说芬兰就是一扇通往西方的窗口”。他们正是从芬兰电视台节目里头第一次认识民主选举这种陌生的新事物。

2016年最后一家生产录影机的厂商关闭生产线，使录影带这个革命媒介自己也正式走入历史。

不像黑胶唱片那样存在一种“类比优于数位”的固执信仰，从来没有人主张录影带优于DVD或是BD蓝光光碟。录影带因此大概百分之百无法像黑胶那样等得到下一次类比文艺复兴。然而DVD、BD甚至是随身碟或是记忆卡其实都算是继承录影带王朝的”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革命之子）。

此时此刻，中国制的DVD播放器和装在随身碟或记忆卡里头的盗版电影正在朝鲜酝酿著什么：

朝鲜被认为是目前地球上信息管制最严厉的国家，光是看外国电影的行为就足以被认定叛国罪成立（几年前金正恩才枪毙了10名看韩国肥皂剧的官员）。然而根据Intermedia针对350名脱北者的调查，高达92%说自己曾透过DVD播放器接触过国外的内容。有些脱北者过去在朝鲜的生计就是兜售盗版电影和电视剧。

其中一名年轻的脱北者接受NPR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访问时说，看过盗版的《Titanic 铁达尼号》后自己的脑袋完全陷入一阵混乱，理由是她不敢相信一个男子怎么可能如此深爱一个女子。她从未听过自己的父母表达这样的爱意，因为在朝鲜这种爱只能对伟大的领袖表达。她说几个小时的韩剧、庞德电影和美国摔角之后，就会让人完全忘记自己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就好像梦见自己活在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星球上”。

因为朝鲜公务员的薪资极低，所以公务员也经常涉及庇护盗版黑市，试图从中维持生计。而那些从中国边界流入的特制播放器甚至还为了帮助朝鲜人躲避查缉而专门设计，可以在光碟机中假装播放政府许可的光碟片内容，但其实真正用来装盗版内容的记忆卡早在警察上门前被当事人紧急拔取出来藏匿。

熟悉的猫捉老鼠的行动再次展上演，就像有人用遥控器把1980年代在东欧发生过的历史倒带重播一样…….

这些历史故事当然不足以正当化所有的盗版。只是我们不应该轻易遗忘除了犯罪之外，诞生于上个世纪中期的录影机也曾创造了一种带有骇客文化原型的拷贝文化。原本 VHS 或 Betamax 所使用的磁带技术的先天缺陷是每复制一次，就会出现更多难以预测的讯号衰减，比如声音的扭曲和画面的交叠。然而这些盗版录影带却在一次又一次拷贝的讯号衰减中，得到了意料之外的超能力。

虽然录影带已死，但这股力量也仍有机会在其他革命之子的血脉之中继续复制。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