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面李登辉：他不是他的他，“台湾”亦不是台湾的台湾

【编者按】7月30日晚间，台北荣民总医院召开记者会表示李登辉前总统因多重器官衰竭死亡。

于李登辉死讯发布后没多久，前总统马英九发布声明表示，“李前总统继经国先生解除戒严、开放组党后，进一步推动国会全面改选、总统直选，对台湾民主化有其贡献，值得国人肯定。”声明指出，虽然李前总统在卸任后，政治理念发生巨大转变，马前总统仍感念他对国家的付出，也相信历史将有公正客观评价。现任总统蔡英文则由总统府发布新闻稿指出，李前总统在台湾民主历程上的贡献无可取代，他的离世是国家的莫大损失。

生于台湾日本殖民时期，长于台湾战后经济发展时期，以“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菁英身分进入政坛，并在台湾风云变幻的90年代，领导国家走出“中华民国”的法统想像、熔铸“中华民国在台湾”与“新台湾人”认同，一生可谓一复杂的多面体，不可能以单一论述盖棺定之。

本文为特约撰稿人阿泼于早前作品，访问六位不同国籍、不同族群、不同职业的人们，其分别来自中华民国、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谈谈他们眼中的“李登辉”。

蒋经国也好，李登辉也好，之后的每个总统都一样，只要对人民好，对原住民好，不管他们是不是台独，或他们说自己日本人，只要住在台湾，大家都是一家人。

一、西岚‧麦劳，1933年。出生：新竹州。国籍：中华民国。泰雅族农民。

我是泰雅族，我有三个名字，原住民名字是西岚‧麦劳，日本名字是山冈政男，现在身分证上的名字是汉名：黄正溪。泰雅名字是沿袭父亲的名字，我的爸爸名字是麦劳；日本名字跟汉语名字在我懂事的时候就有了，不知道怎么来的，但长辈家人都叫我masao，日本名。

我的学历是新竹州大溪郡高义兰教育所五年级生。我只读到四年级，日本人就走了，国民政府来了，我就没办法读书了。不是我骄傲，我很会读书，一整本国语课本，我可以背起来，在38个同学中，只有我可以做到。我很会算数，日本老师在黑板上写一连串加法，问谁可以回答，我都会立刻举手。我今年84岁，活了多少天，我也可以乘给你看。只有我可以做到，日本老师都会摸我的头说：“好聪明，好聪明的孩子。”原住民很穷，他知道我可能不能继续升学，就说要帮助我上学。我的人生没有什么梦想，只是想要一直念书下去。

如果我继续念书下去，说不定后来可以当警察，或者跟美国欧巴马一样，成了了不起的人。可是日本人走了，我失去读书的机会。日本时代读书不用钱，老师也愿意帮助我。国民政府后来也读书免费，可是，是几年后的事了。我的父母过世了，是养父母收留我，我记得问过养父：“可以给我读书吗？我不上学的话，不会讲国语怎么办？”

养父说：“可是我生病了，有心脏病，没办法让你读书…。”以前的孩子都比较孝顺，父母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就没继续读了。看到现在的孩子可以读国中、高中，还可以考大学，我真的非常羡慕。

因为这样，我到现在国语说不好、不会讲，很喜欢说日本话。以前日本人在的时候，规定我们不可以讲母语，如果讲母语，他们会用拳头往我们脸颊揍过来，所以我原住民的话也不太会讲，国民政府来了后，什么话都可以讲了，但是不能讲日本话了。日本人教育我们是日本人，那时候我们也认为自己是日本人，等国民政府来了，我们不会说国语，很难交流，其实我不管他们是谁，只是想如果可以说日本话就可以沟通了，如果有“牡干”（本省人）、“帖陆”（外省人）会讲日本话，我也是会很开心的。

没有人跟我讲日本话，我觉得很寂寞，只要有日本人来山上，我都会跟他们讲日本话，啊好怀念，他们吓了一跳，原住民会讲日本话啊，就跟我聊天，我还会写信给他们，这让我很快乐。我活到84岁，第一次去日本，日本人听到我说日本话，怎么说得那么好，问我怎么会说日本话，我说：“我是台湾原住民，只读到小学四年级。”他们想我怎么说得那么好，真是奇怪啊….。

我也是会到其他部落找跟我一样年纪的聊天，但他们很多都死了，还活着的，很多都不会讲日本话。可以说日本话的时候，我就不那么寂寞。

虽然这么说，我并不特别觉得日本时代比较好。那个时候原住民过得很辛苦，只能吃地瓜叶，如果下霜，就糟了，什么都没得吃。日本人吃得很好，平地人也吃得很好，可是我们没东西吃。日本人也对我们很严格，我们只要犯错、乱说话、偷东西、喝酒打人，就会被打，在警察局，他们把我们吊起来打，有时候我们会被吊个一两个小时。因为这样，治安很好，没有人偷东西，如果路上捡到钱，也会送到警察局。

那时候，日本人叫我们原住民去打仗，如果一个家庭中有人去，就会配给食物，我的叔叔就是这样参加战争，死在战场上。

如果日本人没有离开，我们就以日本人的身分过每天生活，国民政府来也很好，他们来了，社会发展、民生平等，我们也不太饿肚子，不会像日本人对我们一样强制管理，很像没有自己的权利。日本人走了，到现在，我们过得很好。

蒋经国也好，李登辉也好，之后的每个总统都一样，只要对人民好，对原住民好，不管他们是不是台独，或他们说自己日本人，只要住在台湾，大家都是一家人。我的媳妇一个阿美族，一个外省人，对我来说都没有分别。

因为李登辉，我感受到台湾、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

二、松田良孝，1969年生。出生：日本琦玉县。国籍：日本。曾在北海道和八重山担任记者。2016年到台湾学中文，并替冲绳媒体写台湾观察的专栏。

我在琦玉县出生，长大后到北海道读大学，在当地工作。1993年，往南方移动，到八重山每日新闻工作。我知道台湾，但仅仅是台湾这个名字，台湾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我不太清楚。我们受教育过程中，会在课本上学到台湾，像是日清战争等等，具体而言，到底学到什么，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我知道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

开始对台湾产生兴趣，是1995年左右。当时有位台湾太太跑来报社找我，问我能不能帮它们写个报导。八重山有许多台湾人，一个大族群，他们有自己的文化信仰，他们要拜土地公，需要个土地公庙，请我们写报导，以此为契机，我开始采访他们，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对台湾一无所知，便开始积极认识台湾与它的文化，采访了这些八重山的台湾人，也了解了日本殖民时代的故事。虽然如此，还是很难理解，日本对台湾的关系，台湾对日本的关系，台湾跟冲绳的关系…都不一样，台湾跟冲绳本岛关系，台湾跟八重山关系也不一样，因为台湾跟日本之间有多层关系，当我越来越了解台湾，就越来越清楚台日之间复杂渊源和关系。

我知道李登辉，但就跟知道台湾一样，就是个名字。因为是个和日本有关连的国家元首的缘故。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人，什么个性不晓得。对他开始产生深刻印象，是1995、1996年。1996年三月，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在那前后，为了恫吓台湾，中共试射飞弹、军事演习，出现台海危机。当时，我在与那国岛采访。与那国是距离台湾最近的一个岛，不过一百公里，飞弹往台湾发射，掉在基隆北部、东北部海域，让与那国岛居民很害怕，担心飞弹飞过来，他们不敢出海，不敢捕鱼，没有办法工作。我那个时候深刻感觉到，台湾与八重山群岛有多接近，即使它们是日本属地，也会受到台湾政治影响，但互相不了解彼此。

也因为李登辉，我感受到台湾、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有多么复杂。我觉得那一年，对台湾、日本、中国大陆跟美国这些国家，都是很重要的一年。

那几年，包含小林善纪的“两国论”、司马辽太郎写的“台湾人的悲哀”等等，我知道。知道是知道，但没有特别的印象或理解。当时我对台湾和台湾人的认识，多绕着八重山的台湾移民而走，与李登辉没有关系。对他粗略的了解，是他对台湾民主化有很大贡献，是很重要的人物。但读了相关资料后，发现他人生中有几次政治政党立场转变，因为政治立场的关系，许多人对他有各种不同的评价意见，我想，他身上也背负着的不少重担与痛苦吧。再加上，因为他推动台湾民主，让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特征差异越来越大。但因为台湾人对他有不同的评价，以至于对台湾民主就产生了不同的评价。

真正接近李登辉，好好认识他，是2016年八月，他来到石垣岛，我才好好读了几本他的书。因为采访的关系，我见到了本人，但我没有采访他，而是采访石垣岛的台湾人，让我惊讶的是，有些台湾人并不认识他：五十、六十岁这代，台湾移民第二代，跟我一样，知道这个名字，但什么样的人不清楚，大部分第三代完全不知道。他们都已经没有台湾国籍，也就不会特别关心台湾的事，就跟一般日本人一样，从媒体看到这个名字而已。所以，当李登辉离开石垣岛，回到台湾，他们看了报纸，才讶异地说：“原来是这么厉害的人啊。”

而对日治时期就迁移到这里的第一代来说，就稍微知道一点，但也是“因为是台湾的名人，所以，必须要欢迎”，不只李登辉，驻日大使谢长廷也是。当然也有比较知道他是谁的台湾人，但那些都是战后才移居八重山的台湾人。

日本人也是知道名字，但是，因为最近日本跟台湾有关的人事越来越多，应该知道李登辉的越来越多，我觉得。

在我看来，李登辉和这些日本时代的移民的共同点，就是语言：台语跟日语。他来石垣岛那天，有个晚宴，当晚宴开始，纪录片《海的彼端》主角玉木玉代阿嬷起来打招呼，同时宣传这部纪录片。那时，她说的是台语，我完全听不懂，但我知道李登辉很开心，一定很开心，因为，他突然站起来拿麦克风，以台语回应，并且打招呼。这个行动并不是在预定之内的，所以，他根据自己的判断起来回应。在晚宴之前，李登辉当时看起来非常累，想要离开回去休息，但听到玉木阿嬷的话，心情变得很好，立刻起来说话回应，可见得台语的力量非常强大，让他精神振作起来。

我想，不只是李登辉，只要是台湾人，不论我活过怎么样的人生，在同个语言之下，都是可以理解彼此。李登辉作为一个政治家，不论怎么样，不管有什么样的评价，都是个九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作为一个台湾人，和玉木阿嬷这样同时代的台湾人，面对面自然有他们的情感与相互理解。

我觉得，再过十年后，这些日本时代的台湾人不在后，台湾对日本人来说，就不再是个充满会说日文、很怀念日本的爷爷奶奶的地方，日本人就会对现在的台湾有新的理解跟认识，关系或许也会比较正常吧。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国际概念，也不存在一个个具体的国家。当然，老一辈的人很常提日本时代，我听得都腻了，他们会说日本人很严格，很有秩序，很爱干净，台湾人说话不能太大声…。他们没接受教育，也没什么国家观念，只知道被别人管，这个管完换那个管，比较管理方式而已。

三、江启发，1976年生，出生地：高雄。国籍：中华民国。自2007年定居日本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

我的阿公阿妈都会说日文。他们是一九一○年代出生，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但是，我阿公还是有念点书，甚至还可以在私塾教人家读书，在农民阶级中算是水准稍高的。我其实没见过我阿公，他早在民国四十几年时，因误触未爆弹而被炸身亡，所以，我对日本时代的了解大多来自阿妈。我阿妈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但也许受到阿公影响，会说些学校里常用的句子，也会说顺口溜，单纯是听人家讲就记起来。但也因为这样，他们说台语中的日语词汇就比一般台湾人多。

前阵子回老家时，我妈跟我讲话还讲到：“…那个人像こづかい一样…。”这是旧时代日文了，意思是打杂的跑腿的，现在日本人都不用这个词了，但在我们家的台语对话中还保留着。我父母都不会说日文，只会台语，但我妈做营建方面的工作，那类工作也保留很多日本外来语。我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长大，跟着大人说话，并不会区分那是台语还是日本话，就像小时候在学校讲台语被老师纠正，才会意识到：“喔，原来这个是台语啊。”

所以我对日文的感觉可能跟别人不同。每次我对日本人说，日文对我来说就跟方言一样，他们都会很讶异：“我们的国语竟然是你的方言？”那事实就是这样，那些词汇就在我脑海里，也是日常会话。

长大后，我才慢慢发现那是另外一种语言，就开始找资源了解。我们这个年代，已经有大量日本漫画、动画环绕身边，很自然地从这里开始接触日文，但也是很片段的。上了大学后，在选修的日文课中，才真正意识到这是另一种语言：“啊，原来这就是日文。”那个时候我有些奇怪的想法，觉得台语跟日语，不过就是音读跟训读的关系，就像我常用台语读报纸给我爸听，将这些字转成台语那样，我在看日文报纸时，也不过转个方法读。这三种语言对我来说，有点像是国语转个三十度是台语，台语再转个三十度是日文这样的关系。

我这一代还是接受党国教育，日本殖民侵略什么的是课本上的东西，为了考试我死命的背，地理也只是纸上谈兵，所以，即使日语在我的生命经验里，但跟日本这个国家却没有什么关系。这是只是我的语言的一部分，背后没有国家的概念。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国际概念，也不存在一个个具体的国家。当然，老一辈的人很常提日本时代，我听得都腻了，他们会说日本人很严格，很有秩序，很爱干净，台湾人说话不能太大声…。他们没接受教育，也没什么国家观念，只知道被别人管，这个管完换那个管，比较管理方式而已。不能算有什么情结。但因为这个访问，我想到，我们老家附近很多人的名字其实是日本名，名字有男、雄、哲、英、俊、敏什么的，都是，女孩子名字有幸、惠、枝、美等等的也是。即使不是如此，也都有别称，像我姑姑的名字不是日本名，但阿妈叫她就会加个“子”。

很后来，当我意识到日语属于日本这个国家，才恍然大悟。我们在学校学英文，接受一套系统教育，就会知道正确的英文怎么讲，但我的日文不是，是很零散地学，没有文法的，只是比其他台湾人还会说而已。为了来日本留学，我囫囵吞枣做了很多考古题，应付过检定考，但真的来到日本就被笑说，没有人会这样讲的啦，文法不对。日本人也不知道文法，但他们知道这样说日文是很奇怪的，我花了很多时间了解日本人怎么说话，一直到最近才比较有自信，讲话不会被当成外国人，但相反的，当日本人发现我是外国人的时候常常会吓一大跳。

因此，从我的角度看李登辉，有些可以理解。当李登辉刚当上总统的时候，我对他其实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小学时，蒋经国去世，学校降半旗，大家在操场哭。那个时候只知道国家元首是最厉害的人，他死了，国家还有希望吗？根本不知道还会有别的总统出现。因此，对李登辉模模糊糊的感觉是他讲话的样子很特别，很有趣，不管讲台语还日语。真正意识到他是个总统，应该是总统准备民选的时候，他会在电视上说些选举语言。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都忙着大学联考，除了学业，根本没空管别的事，等我考上大学，首届民选总统也展开了，但我还没满二十岁，没有投票权。

很多人说他台日语流利，在我看来，他国语说得比较好，当了这么久的官僚还有总统，当然很熟悉那套官方语言。他的日文的会话能力并没有很好，腔调很重，并不会被日本人看成自己的一分子那样。日本人对日文好不好的界定有点严格，认为只有把日文说得像他们那样，只有日本人才行。有个曾听过他演讲的日本朋友提到李登辉，说的是：“这个欧吉桑好厉害，全日文演讲。”而不是说他日文讲得很好。

但李登辉这个名字在日本很有名，因为媒体常常报导他，他也在日本出很多书，可是仅仅是名字，他到底是谁，经历过什么，除了政治界或是研究亚洲历史的，也没有人说得上来。日本老一辈，像我们快退休教授这一代，受过左派思想洗礼，憧憬的是共产中国，看到北京人人骑脚踏车的画面就被感动，觉得大家都是一路打拚上来的。六十岁上下的，在经济蓬勃发展期，对于亚洲历史并不了解，年轻世代更是。在教科书里避而不谈，所以，大多数日本人并不了解亚洲历史，不知道跟台湾的关系，也不懂李登辉经历过什么。李登辉的演讲常提到武士道等等，日本旧时代的东西，让人觉得他身上还保留这些旧文化精神。如此而已。

但日本媒体提到他，会说“总统”，而不是“大统领”。日文中没有“总统”这个词汇，也就是为了避开争议，他们使用一个没经过翻译的词，一般人并不容易理解这就是一国元首的意思，就像提到立法委员，也不是写“国会议员”，而是“立法委员”这日文中没有的词汇。故宫来日本展览时机关称谓的争议，之所以能平定，也是“国立”这个词以繁体书写，并非使用日本的汉字，于是被解释为像是地名的专有名词而解套。这就是台日现况。

回过头来谈，为何我觉得自己可以理解李登辉，站在他的角度想，他人生最精华的岁月，二十几岁，就因为国家国籍转换而出现断层，对他那代失落感当然很大，所以，他们必须紧咬着这个情结。但日本经过战后复兴，其实不觉得台湾是自己的孩子，不过是另一个外国，那对这些认为曾经被祖国抛弃的人来说，自己又是什么呢？必须在“台湾人”中找答案。

对我来说，当我大一开始接触日文，过去熟悉的语言便产生加乘，许多感觉不断被唤起，许多认知一直闯进来，本来日文对我来说是方言，不是个国家，但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混淆，我开始不认为日本是个“外国”，内心也会抗拒承认这是外国。我不觉得日本人是外国人，但当我来到日本读书工作，被说是“外国人”时，有遭受打击的感觉。这是台湾日本之间特别的情感，奇怪矛盾的现象。

但我们终究跟李登辉那代不同。我甚至认为，等到那一代的人都凋零，从历史舞台上退去后，或许台日关系与论述会回归正常，这可能就是李登辉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对我来说，去想像李登辉走过的人生，就等于是想像如我祖父这样与他同时代人们，正因为如此，我无法做出“他们很可怜”这样的简单结论，这样生存的人们所在的历史事实，今天的自己要如何接受，未来该如何继续，都必须要好好思考的。

四、温又柔，1980年生，出生地：台北。国籍：中华民国。自三岁起定居日本东京。作家。

因为父母工作的关系，我三岁就到东京居住了。我出生年代是民国六十九年，但因为在日本和日语环境中长大，像昭和五十五年这样的年号对我来说比较近身。对我来说，台湾是出生地，父母的国家，我国籍所属，有很多亲戚朋友，所以是个让我很喜欢的地方。但是，因为我的中文不好，也会有台湾是个语言不通的他国之感。

我的人生几乎在日本度过，在日本长大过程中，深深浸淫了日本文化，日语也就像是母语一样。因此，说日本是我的母国，也不为过。只是，法律上，我是台湾籍，对日本来说，我永远是个外国人，被排除在外的哀伤之情也时而有之。但正因为这些理由，我对日本或台湾都有些距离感，也认为自己拥有两个国家，而两者都很重要。

我对李登辉最早的印象，应该是他当上总统时，父母看了新闻后聊天提到。那个时候，我才八岁，小学二年级，还记得妈妈跟我说：“这个人跟你祖父同个世代，日文说得非常流利。”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我有在日本时代接受教育的亲族，像是大伯父跟祖父。对我这个不会中文跟台语，只会讲日文的孩子来说，能够跟他们以日文聊天，是很开心的事。年幼的我，是无法深入思考为什么他们能跟我说日语这类的问题。一直到上了大学，我开始学习台湾的历史，才终于知道在日本帝国统治下，台湾人所接受的强制性教育政策，而我的祖父与伯父就是那时会说日语的。但那之后，国民党消灭殖民的痕迹，且禁止日语这件事，也让我产生复杂的感受。

我想，李登辉所代表的那个世代，特别是本省人，对日语这样的语言，确实会比对国民党强加使用的国语还有亲切感的吧，也因为这重要的感受，才会出现“我年轻时是日本人”这样的说法的吧。这对在日本列岛生长的日本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悲哀。他们的哀伤，是因为一边受到历史摆弄，一边不断被他人强加“你是什么人”、“你必须发誓对我的国家忠诚”的观念而产生的。但跟后来当上总统的李登辉不同，这些被历史摆弄的小人物，因为受到政治社会的差别待遇，为了反抗，才以“我们都是日本人”这样的说法来自我疗愈，我觉得这是非常苦涩的事。

但正是像这样对中华民国政府长年的抱持怨念，才让李登辉可以为了属于台湾人的中华民国而努力不是吗？也因为如此，日本统治时期也可以被重新评价，让这些本省籍的台湾人过往不得已经历过的过去，可以得到平抚，不是吗？

当然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还有冷战结构下的紧张气氛中，作为台湾最高领导人，他必须要思考台湾的生存之道，这是非常困难的工作。这意味着，不论李登辉本人有多少问题，他都会以在台湾出生，为了台湾而行的台湾总统这样的位子，名列历史。这当然不用我说，已经是常识性的事实了。

但日本人怎么想李登辉？虽然可耻，我仍要诚实以告，在日本，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很多，只因为反对中共与北韩，他们认为台湾的好，是因为亲日。我对于这种让台湾安危单纯化的态度，心里很不以为然。当然，对台湾抱持真挚思考的日本人也是有的。

我没办法说自己能够去理解李登辉，这显得不知天高地厚的态度，但李登辉作为带领台湾走向新局的一个总统，作为为了大多数人民尽责的政治家，是值得尊敬的。

与李登辉同世代的祖父、大伯父，已经去世了，我不禁会想想，他们对李登辉的存在、政治方法等等，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会很想知道。他们应该会以日语回答我的问题吧。对我来说，去想像李登辉走过的人生，就等于是想像如我祖父这样与他同时代人们，正因为如此，我无法做出“他们很可怜”这样的简单结论，这样生存的人们所在的历史事实，今天的自己要如何接受，未来该如何继续，都必须要好好思考的。

对于李登辉，以及经历日治时期皇民化教育的那些长辈的处境，我也能够理解。然而，我认为，他们对日本的认同，不但是基于自身经验及“文化乡愁”，也是对彼岸中国统战的一种反抗。他们在文化上抗拒泛中华，所以，透过“崇日”来贬抑甚至否定中华文化根源。我认为，到了今天，台湾人已经走出“悲哀的台湾人”的层次，也更坦然面对历史

五、无妄斋，1984年，出生于英借香港。国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曾至台湾读书。政评人兼公民记者。

我出生那年正值《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之后，香港经历政治的风起云涌，港人也在短时间内突然面临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例如：82-84年的英中谈判、89年的民运，到1997前后，都因对中国缺乏信心，产生危机意识，而出现移民潮。像是我身边部份亲友和同学，举家移居外国。

这种对香港前途的谈判，也催促英国政府加紧在港实现民主化的步伐。虽然我当时年纪还小，但也常在电视上看到政府宣传立法局直选呼吁投票的广告，新闻上也多有民主选举的讨论。我的家人对政治不太有意见，父亲是比较亲中的，所以我们在家里很少谈到政治立场的问题。

以前英国治理期间，对香港人没有任何国族意识培养，也没有政治教育，仅有公民教育、经济与公共事务等课程。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基础教育政策，明文规定政治教育从缺，考究背后原因，应该是不希望我们建立政治意识，甚至进一步探索身份认同及主体意识。

但语文教育政策上，从70年代麦理浩上任香港总督后，因应当时的社会变化──例如66及67年出现的暴动骚乱，背后除了政治因素，更因为社会不满没有消解──而开始中英语并重，教育语言也以广东话及英语并行。但传统的“菁英学校”，还是会以英语教育为主。所以，对我们这代香港人来说，中文开始成为教育的一部分，但熟悉的还是英语和广东话。

小时候，我会在中文课听到先生讲述中华文化，但我自己并没有感染多少“中国人”的意识。

所以，当主权移交时，我跟一般香港人的想法接近，没有什么特别感受。大概就是中国官员描述的“民心未回归”那样的人吧？那个时候我已经是中学生，我都会说自己是“香港人”，这个从主权移交前后，想法都没有多大改变。

我对李登辉很早就有印象。我父亲的老板，是“国府迁台”时留在香港的前教育官员余鉴明，他在香港创办了人人书局跟大地出版社，还有学校，1992年，他过世的时候，国民党有派代表来吊唁，李登辉也有送上挽匾。父执辈告诉我，那是台湾总统送的挽匾。虽然我那时还在读小学，但看过简明版本的历史童书，对总统还是有概念的，我知道那是国家领袖的意思。但我不知道那时他还不是民选总统就是了。

后来年事渐长，阅读有关台湾历史和时政读物，才开始认识李登辉从政的手腕，以及其身份认同，跟政治立场上的转变。等我到台湾读书，耳闻他对今日台湾民主化的贡献，还有对野百合学运采取不同于过去国民党那样的态度，不但宽容、接纳学生意见，还进一步做政治改变，都让我觉得他是开明的政治人物。

回说香港，我想，香港人跟台湾身分认同的摸索不同，我们对英国人的想像，并不是那么强烈。虽然英治时期留下很多重要遗产，但自认为是英国人的从来就不是主流。我们反而是不断在“中国人”和“香港人”的认同上做抉择，现在趋势显示后者人数渐长，而两者间重叠认同的也越来越是减少。

但是，对于李登辉，以及经历日治时期皇民化教育的那些长辈的处境，我也能够理解。然而，我认为，他们对日本的认同，不但是基于自身经验及“文化乡愁”，也是对彼岸中国统战的一种反抗。他们在文化上抗拒泛中华，所以，透过“崇日”来贬抑甚至否定中华文化根源。我认为，到了今天，台湾人已经走出“悲哀的台湾人”的层次，也更坦然面对历史。蔡英文就职典礼当天的表演项目“台湾之光”，就正好展现了这一点──虽然坊间对此也有不少史观上的批评。

然而，在香港，因为长期的华洋杂处，令我们既保留中华文化圈内的庶民习俗，生活上也受西化影响，在文化交汇的过程中，彼此两不伤害，同时，文化习惯也没有导向国家的认同感，因此，不论自我承认是中国人或英国人，都是基于一种文化想像，而不是强烈的国族认同。就像我之前说的，长期的“非政治化教育”，让香港人的主体意识无法生根，无论对英国抑或中国。

最后，我认为李登辉是一位独特的政治领袖，对推动台湾政治改革卓有成果。尽管在社交圈子外，常听到别人批评他是台独分子、伪日本人，或汉奸，但我想，最终还是要以他的言行，以及对政治的影响来评价他，是比较适当的。他毕竟是特定时代背景底下的产物。

李登辉当年以前中华民国总统之姿，另立新党推动独立建国，其实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对社会自然有一番冲击，时至今日，台湾社会虽然对建国有所期待，也建立以台湾为主的主体意识，但转型正义的路很漫长，议题也多，所以仍然不能创造氛围推动修宪、正名的公投。我只希望，在公民社会之下，他们终能实现愿景。而香港的条件，跟台湾相比，更显得不足。目前香港的政党中，民族党是公然主张统一的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则是官方放弃独立主张但意识形态仍向此靠拢的组织，无论如何，如果香港要独立的话，独派除了充实自身以外，从意识形态的拓展到组织的建设也要急起直追。

所以，我不会认为，香港必须由一位魅力型领袖带领来走出自己的路。重要的，仍然是民众建立身份认同以至主体意识，然后在政治变革中得以觉醒。

李登辉很容易改变，他如果找到更好的价值观，如果今天的自己可以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就会往那个方向去，不会被先前的自己困住…只不过，对国民党来说，李登辉恐怕在党史上还是难以脱离“背叛”二字的负面评价。

六、徐巧芯 1989年台北出生。国籍：中华民国。国民党员兼政治工作者。

我对李登辉的了解绝对不是根据我个人的生命经验，而是来自父母辈、祖父母辈。我们这个世代懂事后，讨论的人物是陈水扁马英九了，所以，我们对李登辉的认识都已经是二手评论了。

我父亲是苗栗客家人，我阿公是外省客家人，阿嬷是本省客家人，他们坚定支持国民党，对政治本身讨论不多。我住台北，跟妈妈这边的家人比较常接触，对政治人物的理解从妈妈这边来的。我外公是外省老兵，湖南人，外婆是本省人，会讲日文，我还有她唱日本歌的印象，他们也都是支持国民党的。

我外婆是公务员，对李登辉评价是正面的，这虽不太可考，但我的记忆是，他们老一辈支持的是李登辉─连战这样的国民党，这一辈跟我妈妈这一辈的外省第二代，在新党创党后，出现一个具体的差异，这一代支持的是赵少康，换句话说，同在一个泛蓝家庭，在那个时期他们已经分裂了。这个分裂对我们下一代影响蛮大的，妈妈他们会告诉我们李连这一挂，比较本土化这派的人，太老了，比较亲日的，跟他们外省第二代价值有冲突的，尤其以当时的政治现况来看，李登辉这一派是黑金的….，我童年的认知就是这样。都是家人对我的影响。

我记得连战选总统那次，我外婆是支持连战的，但我妈妈不是。这段时间，我认识跟我家庭背景类似的，都有一样的状态，就是父母那辈支持新党，祖父母支持原本的国民党。那个时代蓝营年轻人会支持新党，因为比较潮，而老一辈支持原本的国民党。我认为亲日、两岸关系和黑金是重要关键。

但人们对两岸关系的态度其实会变动。我的母亲那时候支持一国两制，相信自己是中国人，可以接受两岸统一，但去年前年再问他一次，她已经不接受统一了。这大概是我国小的时候，他们的意识型态是这样的，当然跟李登辉有很大的出入。李登辉是特殊国与国关系，未来一中的观念，跟蔡英文当陆委会主委时的想法接近。父母亲接触的李登辉是这个时候的李登辉。但我祖父母这辈认识的是喊两岸统一，一个中国的李登辉。

对民进党来说，两岸关系的态度可能都是一致的，可是对于国民党支持者的家庭来说，就会有个gap，因为李登辉的政治主张是变动的，从支持中华民国到特殊国与国，都让他们感觉到被抛弃、被背叛，特别是李登辉是国民党主要领导人，那我们这些支持者何去何从？

我小时候受父母影响比较大，所以对李登辉比较负面，继承了父母的想法，认为他是国民党的叛徒，已经用到这么重的词，我想到现在很多人都还是这么想的，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年轻国民党支持者对李登辉反感程度这么高。

但到了我开始参与政治，也就是大学以后，才重新了解当时政治情况，就会思考有没有功过并陈的可能。像我这样的国民党员，说他是叛徒是没错的，因为不论他去哪里对国民党都是批判的角色，可是能不能从别的角度想？李登辉这个人本来就是多变的，他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意识型态，这就是他的个性，没有什么对与错，他可以同时喜欢共产党喜欢日本，喜欢国民党，到主张台湾独立，到现在认为不需要独立因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那就是他的特色。有好有不好，好的部份是他在不同时代适应不同民意所需，是比别人更敏锐的。或许有人觉得这叫投机，但你要看有没有道理。

从结果论来说，他就是以这种“变形虫”的样态维持了自己长期以来的政治权力，所以对整个国民党而言是负面的，但对他自己本身来说或许是正面的。

李登辉是国民党里相对来说比较重视论述、精神和哲学的。因为国民党是相对务实的政党，总在讨论政策上要怎么进行，但本质谈得不多，而且也不太愿意去谈，也不太想谈。所谓务实，就是结果论的，要解决什么问题，看经济成长，但不会问思想。跟民进党不一样，跟李登辉也不一样，国民党不会去谈唯心的事情。

但这也表示，李登辉在从政过程中，不是太坚定。国民党支持者讲究的是忠诚跟坚定，可是李登辉不是，这会让支持者无法接受。也有人说他是有计划性或策略性的，但我并不确定是否这样，因为看他的态度都是一直改变的，所以我暂时不从这种猜测他心思的角度思考。

以国民党的角度，李登辉对台湾的影响并不是好的──台湾因为历史关系族群复杂，在我父母那辈甚至有不要嫁娶本省/外省人的讨论，这个省籍分裂明显──你身为一个国民党主席却没有捍卫国民党史观，国民党的名字是中国国民党，自然有他的史观，所以本土化这件事会让国民党党员认为，你跟国民党价值是背道而驰的。

我在想，蒋经国为什么要用李登辉？蒋经国后期知道自己如果不解严，不用更多本省人，甚至亲日的本省人，有一天这反弹的力道或落到他想保护的人身上，对这整个社会也没帮助。与其如此，不如先创造一个多元公平的机会，所以任用了李登辉。这是我对蒋经国的想像。当李登辉执政期间的本土化，其实也是继承了蒋经国的想法，如果蒋经国的想法是这样，那李登辉就没有错。

假设国民党只重视外省族群，只想当他们的代言人，这样怎么跟人民互动共存呢？国民党可以存续到现在吗？可能老早就落败了。他那时的所谓本土化，就是大量晋用本省人才，而这便是扩大本来没有的族群，增加了族群的多元性。这不就是国民党现在的利基吗？这就是蒋经国跟李登辉的功劳。虽然不知道蒋经国若回头来看，会不会对用李登辉感到失望，但促成国民党内族群多元性这件事情，确实造就了国民党转型成民主政党以后依然能够有竞争力的主因。

但对于支持陈水扁那个传言，就很伤害国民党。毕竟他是国民党主席，却支持对方，这让国民党认为他是叛徒。如果他真的想支持民进党，可以有别的作法，但他却有点像男女朋友分手分不漂亮，还藕断丝连，话说不清楚，游走边缘那样，这件事成了国民党的集体记忆，所以恨他恨很久。作为国民党员，这是我不能原谅他的部份。

同样追求历史地位，马英九就是很坚定的保持原样，他永远在检视今天的自己有没有跟昨天的自己不一样，“否定了昨天的自己，就是否定了今天的自己。”可是李登辉很容易改变，他如果找到更好的价值观，如果今天的自己可以比昨天的自己更好，就会往那个方向去，不会被先前的自己困住，对他个人的利益而言，“否定了昨天的自己，代表我今天更好了。”只不过，对国民党来说，李登辉恐怕在党史上还是难以脱离“背叛”二字的负面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