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坊自发办地区报：我们的社区，我们自己来书写

自去年6月以来，街头抗争于香港社区延蔓，“地区”开始以另一意义出现人们眼前：太古“和你唱”、中环“和你Lunch”、光复屯门公园、721元朗黑夜；每一区都在时代之下，被赋予深层意涵。社会运动的能量开始注入社区，将各社区之间的无形边界打破。

政治气候使得港人社区意识变得强烈，并在网络上展现。“西环变幻时”、“大埔谷”等以地区为单位的社交群组，由替街坊寻失物、分享信息，到积极发表政治意见，呼吁区民参与社区事务等，将原本零散的街坊们连结起来。

同一时间，也有不少群体走出网络，还原最原始的方式，以印刷和派发社区报，构建连系区民的全新纽带。

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延续

2014年的雨伞运动之后，有年轻人陷入于无力感之中，但社运的步调并没有停下来，不少人选择把运动能量消化并“深耕社区”——《写屯》也就因此而生。

“其实想当年2014经历好大型的运动，当时就想让多一点人了解自己地区、更关心自己地区，”《写屯》筹备组成员之一的Nicole如是说，“始终有一班人还未热衷于上网，更习惯看实体（刊物），所以我们就决定去做。”

定位比较生活化的《写屯》，内容从环保信息、小店推介、人物故事到食谱等等题材均有涉猎，每期印刷约1000份。

单靠民众自发的地区报，执行过程非常不容易，也非常“不专业”——从采访、资料搜集、编辑、拍摄、排版设计到派发，都需靠成员们各自“认头”（请缨）、按兴趣分工完成。现时《写屯》筹备组成员一直维持约10人，当中有从事文职、信息科技、会计界、教育界人士，也有学生。成员之一的吴小姐笑言：“我们全部业余，最专业𠮶个应该系排版㗎喇！”

相较编采分工仔细、有精密架构的专业新闻机构，地区报的工作及资金由成员分摊，选题没有包袱，灵活性极高，“自己出钱，自己喜欢写甚么就写甚么。”吴小姐说。

《写屯》创刊号面世于2015年2月，首期的题材就已率先谈及屯门当时最热最争议性的“水货客”议题。Nicole指出，《写屯》旨在为当区市民提供一个平台，补足一些人们不常主动接触或不知道的信息，所以成员们“乜都写（甚么都写），只要有人想做”。

近半世纪前的社区报

香港地区刊物最早至少可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

1973年，石峡尾徙置区居住环境出现卫生、治安、管理等问题，亦面临城市发展规划及重建的争议。区内年轻人遂自发组成居民组织，与有关当局沟通，争取改善区内环境；同时开始出版名为《大坑东之声》的区报，报导社区发展动向，并鼓励居民发表意见，期望唤起居民对社区议题的关注。

《大坑东之声》的创刊词写道：“市面上的报章和刊物不算少，但大部份都是以犬马声色作招徕，那么难道居民们需要的只是这类不健康的东西吗？”“到底有些什么舆论能代表广大居民的真正要求和呼声呢？”

早期的《大坑东之声》形式跟一般报纸分别不大，以油墨双面印刷，每期发行数千份，由街坊义务在区内派发。内容主要聚焦与居民贴身的议题，大至重建规划、搬迁政策，小至屋顶漏水、球场设施等；报中又曾详细记录当时居民组职与政府的多次交涉、角力，将原来只能以口述方式存在的历史，如交涉的细节和居民的观点等以文字一一记录下来。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这份地区报的存在是一种珍贵的历史纪录。“靠区报作为一个传讯工具，在邨里派——以前没有Whatsapp、没有互联网、没有电视，就是看这些。”曾在区内住过多年的深水埗社区协会会长周洁贤忆述，当听完居民大会后，要单凭记忆向其他街坊复述会议内容，难度相当高，“如果有这份资料在手，街坊就可以拿回去告诉不识字的人，今天说了甚么......可以拿着一份资料去讲，”周洁贤说，“真的可以差很远。”

回看保存至今、已残旧破烂的初版《大坑东之声》，至今已经47年历史。单从设计演变来看，从创刊号密密麻麻的细明体配以手绘插图，到后来加入图片、漫画、甚至广告，地区报的设计随时间变得多元化。

来到1980年代，区内新建的公共房屋落成，居住环境大为改善；加上媒体信息流通进步，另在区议会制度落实之后，居民反映意见的渠道变得更有系统，地区报的角色也因而开始慢慢淡化——15年间共断断续续地出版了35期区报及一期特刊的《大坑东之声》，最后于1987年停刊。

不容忽视的社区力量

当年《大坑东之声》的初衷是要将社区报打造成宣扬居民要求和呼声的扬声筒，不过随着时代改变，社会气氛不可同日而语，新一代的地区报有了新意义，关心的议题更广，栏目亦更多元。

近年开始，被誉为“香港后花园”的西贡墟镇陆续开展公路改善、豪宅兴建等发展工程；昔日宁静的社区开始被推土机入侵，规划及城乡关系问题浮现。李嘉慧留意到，西贡区内虽然有其他网上媒体分享社区即时信息，但却缺乏深入、深度的报导。同时，社会上的主流媒体虽不时会就个别地区议题进行报导，但往往不能作出更“贴地”的跟进。

李嘉慧与全职家庭主妇何洁仪突发奇想，一同成立了《贡想》，希望填补主流媒体信息上的空缺。“看到自小长大的地方正在发生大规模的转变，自然会想自己可以为这地方多做一点。”李嘉慧说。

2017年末至2018年初，《贡想》追踪报导由西贡区议会拨款35万筹办、在西贡市举行的旅游及经济嘉年华“西贡玩味3.3”。成员调查后发现，区内30多间店舖从未听闻有关活动筹委会，而区议会秘书处又拒绝答应让居民加入筹委会，层层问题勾起了活动的筹办过程及款项去向不透明的疑云。

事件于社区报刊出后，引起西贡居民关注，“35万对比其他区可能不算是很多，但都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居民都应该有权知道自己的钱怎样花。”《贡想》编采团队里的大学生许耀梁如是说。这个“权”，不仅驱使地区报聚焦社区之事，更能产生由民间监察区议会运作的推动力。许耀梁认为，这都是一些主流媒体未必能注意到、做到的事。

《大坑东之声》后来的复刊也同因如此。自80年代末，大坑东一带社区环境渐趋完善，然而随着社会大环境及政治气候的变迁，不少关乎社会发展、政制的问题陆续浮现。为聚焦主流媒体可能忽略的空洞，深水埗社区协会与一些关心社区事务的年轻人在2010年再次出版《大坑东之声》，望再一次将社会议题以实体报纸的形式呈现。

复刊后，《大坑东之声》一如以往，以石硖尾一带屋邨的议题为报导重心，同时更新增了一些全港性议题，就像自愿医保计划、财政预算案派钱、国民教育科等。另外，为应对区内人口老化，《大坑东之声》重新选取较大的字体和显眼的设计，迁就年长的读者。

“我们做区报时的选题其实都是视乎当时hit（热门）的事，尽量去反映街坊关心的议题。有时比较全港性的议题，我们会从街坊更容易理解的角度报导，甚至带出一些观点，反映在社会大政治气氛之下，一个社区如何作出反应。”刘卓奇说。

社区民主的实验场

“社区报”的概念早已在世界各地盛行，如台湾1977年正式发行、着眼农村问题的《美浓周刊》，更是当年肃杀的政治气氛下唤醒公民意识的哨子；另外在欧美国家，也有不少以村落、小镇、城市为单位的社区杂志（Community Magazine），专门记录社区故事。这些社区刊物形式各异，有些依靠政府或大型机构资助，有些则倚赖广告收益或社区资助定期出版，已有十年以上出版历史的刊物比比皆是。

为见证社区的变化、提高大众对社区的归属感，独立媒体（香港）在2018年1月发起了首期“社区新闻众筹计划”，众筹30万港元，以工作坊形式培训社区记者，并协助居民出版属于自己的地区报。发起人之一的梁启智当时表示，希望由计划育成的社区报发挥影响，让当区居民了解社区，为地区政治注入新的一股力量。

扎根元朗的《元居民》团队便是第一期计划其中一个获选的示范项目，于2019年2月正式出版创刊号。根据计划内容，《元居民》运作初期印刷费用由计划众筹支付，隔月出版5000份，免费于区内派发，并放置于众小店、区议员办事处、屋苑大堂供居民取阅。

一年过去，回顾已经出版了6期的《元居民》，成员黄丽颖显得相当雀跃。

“第一期（封面）中间这条其实就是元朗的大马路来的，几明显的地标，一谈起大马路元朗人大家都会知道。”“这是新西牛，然后轻铁、17亿桥......”到最近几期，为分别呼应反修例运动及近期的疫情，“元居民”标题字样的设计上先是加上“手铐”，再是换上了“口罩”。

《元居民》的Facebook专页又会定期刊登贴文，除了转发媒体对社会事件的报导以及其他专页的信息外，成员亦会把居民私讯投稿的第一手图片和消息在专页上发放，希望更有效地将地区的即时信息传达出去。

社区报的影响力或于这里得到折射。自从去年6月，《元居民》Facebook专页大多分享及报导与反修例风波相关的事件。而自721元朗袭击事件后，更新更是变得频繁；专页的赞好数量因而大幅上升，至今已收获逾15000个赞好，越来越多人透过专页去了解时事信息。得到这种关注，黄丽颖认为是源于市民对事件的关心，需要寻求信息渠道去了解更多。

走过反修例运动，又遇上了疫情，核心成员坦言一直保持平常心继续将社区报做下去，不过报导的主题及出版进程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完成印刷的报刊亦无法像往常设街站派发。不过，《元居民》仍然坚持出版。黄丽颖说，曾有位工作坊的导师讲过，地区报就是创作者用一个业余的身份，去追求一个专业的水准。

“我们做的过程尽可能严谨和认真，对于资料的fact check啊，采访要求一定要落场，自己约访问和去过现场亲身采访的。”

从出版到带来改变

资金人力俱备、地区报也顺利出版，那么实制问题来了，在人人手机不离手的时代，该如何将一份信息满载的地区报顺利地送到人们手中？

在《大坑东之声》复刊后，刘卓奇自言在摆设街站派发时，因街坊们大多都乐意取阅，每期约2000份的报刊很容易分发出去，“其实最关键的不是报纸，份报纸只是其中一环，是要看人的。”

但对于2015年成立的社区报“新丁”《写屯》来说，如何派发到市民手中，有时倒比内容制作更棘手。对此，成员之一的Nicole笑言曾有暗忖过，“当有一个人攞（拿）你份报纸的时候，你就要好快地派给后面的人，因为有了第一个人攞，那些人见到有人攞就会攞。”

不过，相较于派发的速度与数量，Nicole更重视与街坊互动的机会。“有次做的议题是屯门区应否建焚化炉，有个叔叔走过来谈他的意见，偶然会见到认识的街坊，会很兴奋地走过来说好难得可以遇到我们。”

“有少少一句的鼓励（我们）已经好开心。”Nicole说道。

从光纤速度的网络传播，最后兜兜转转回复到最传统的街头派报方式，黄丽颖说，“有些东西是一定要亲身落区才会接触到的，接触同温层以外的人。”而纸媒的传递就像一轮命运的流转，“可能这个人看过不喜欢放下了，可能就会有另一个人拾起，你不知道下一个拿起看的人是甚么人，就算在一个家庭入面的传阅中，已经包括了不同的光谱。”旁边的张靖雯回应。

“Even他拿了份报纸回去是要来垫枱食饭，他食饭的时候都会见到一些字。”Nicole笑说这是自己一个“好小学鸡”（幼稚）的想法；而这个想法，或许就是一众办报者的坚持和希望所在。

不过，非营利、以信念汇聚而成的一份小报纸也难以避免争议。《元居民》起步不久，就已遭受到受访者的不解，质疑为甚么无薪会去办报。郭志衡反思，认为这也是一个好渠道去让人们知道，“系㖞，原来一些人真的可以是不收钱，去做一些觉得对社区有意义的事，而不是每一个人都要计算着钱、对自己有着数才去做。”

《贡想》发起人之一的何洁仪也是这样感受的。除地区报以外，《贡想》也尝试定期在区内举行如社区放映会和回收站社区活动。但活动刚出现时，区内很少人主动去了解，甚至一度被质疑与政党有关连，动机不纯。

直至大约半年后，居民开始习惯《贡想》成员的出现、会参与他们举办的活动。“开始直情觉得我们好奇怪的，到后来慢慢接受了我们的存在，多了人肯理会我们。”何洁仪感慨开始见到居民对社区的投入，见到《贡想》所造就的凝聚力。

时代下的区报角力

近年来香港政治气候风谲云诡，反修例运动再使社会撕裂进一步拉阔，新一代的地区报除了肩负引起居民对社区关心的责任，成为社区沟通渠道外，亦成为政党、区议员用作交代工作成果、宣传政治理念的媒介；由公民党东区区议员郑达鸿出版的《北角报》、九龙城区议员邝葆贤医生的《小黄纸》，乃至屯门区议员兼立法会议员何君尧的《社区双周报》等，报章形式与风格大不相同。

活跃在九龙地区的《龙周》便是一份有规模的建制地区报，逢双周三出版并免费于港铁站出口派发。该报以往关注的议题多为九龙地区的社区议题，内页以各种生活信息为主，亦有建制派区议员专访和专栏，不时讨论国际新闻。

去年11月区议会选举前，《龙周》出版了一期“选举特刊”，内容更多与半年来的示威活动挂勾，多强调“黑色恐怖”、“反黑暴”，又以不同的话语形容当区候选人的特色，如以“迟到早退及缺席、议会‘懒王之王’”形容民主派议员涂谨申，而对建制派议员李慧琼及郑泳舜，该报则以“二十年地区工作”及“地区工作扎实”形容。另外，区报的内页及封底分别有署名为“一位店员”、“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及“一位爸爸”的全页广告，呼吁读者以选票“止暴”、“救香港”。

正正因为开办社区报的门槛不高，每份社区报都有不同的成立背景，当中更掺和着政治立场的拉扯，但办报者的共通之处均是希望借由这个媒介，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社区。

《元居民》来自政治光谱的另一端，社区报的始创成员大多来自2016年立法会选举时朱凯廸的助选团队。在选举过后，团队中部份成员希望借由举办读书会、放映会等社区活动，继续营造社区。现时经营社区报的成员有不少是在活动上结识，结伴参加独立媒体发起的计划，并成功脱颖而出，才完全了现在的《元居民》。

由于资源匮乏、没有固定的工作地方，《元居民》偶尔亦会借用朱凯廸的“不是地办”元朗办事处开会，而办事处也是《元居民》最初的取阅点之一。但正因如此，不少人会暗有疑惑认为《元居民》与朱凯廸的政治立场和背景有连结，“我不会否认有些活动都有朱凯廸团队的伙伴会出来，但《元居民》的确不是朱凯廸团队出的。”成员郭志衡强调说。

回应社区报作为一个政治宣传工具的角色，他认为“社区报本来就是跟政治有关系，无论你怎样说你不是政治目的，但你想出来想人关心一件事，其实已经是一个政治目的。”

沉思片刻后，他续说：“如果有人说是政治工具我都不介意的其实，因为不可以让一边去完全垄断话语权，需要有一班声音抗衡，抗衡得来不是要biased（偏执）向某些人的利益，只是想社区有多些持平的声音可以反映一事实，或令一些本身不知道事实的人可以有多一个渠道去认识件事。”

最坏的时代，但也是最好的时候

逆转数码化的时代，由民间雄心壮志自发进行编采出版的地区报，生活空间越来越小，更终须面对现实的问题——在即时新闻风行及背后有财团支撑的媒体市场，不少地区报出版一段时间后，经已因经营成本、人手等问题停刊，有如筲箕湾的《纸筲箕》 (2012-2014) 、油麻地的《活化报》(2012-2014)、大埔的《埔纸》(2013-2015) 等。

即使有不少“有心人”自发出资运作，但人手欠奉加上效果未如理想，很多地区报都“做不下去”，若用黄丽颖的话形容整体办报气候，就是“一鸡死，一鸡鸣”。“通常（区报）一出来的时候该区会有很大反应，我们也是，创刊号的时候都挺大反应，但新鲜感一过就可能习惯了。”

习惯的，不止是区内的读者，也可能是负责编采工作的成员。

《写屯》的成员感同身受，“大家都有社会、经济上的压力，我们都想了很久怎样可以keep住做落去，后尾都是有空就做、见步行步。”吴小姐耸耸肩。

从2015年2月创刊至2018年4月，已出版至第36期《写屯》终暂别社区。“人手问题，没有人做就被逼停了，你也知道通常一旦停了，就......”吴小姐以笑容交待了后续。虽然没再出版实体社区报，“写屯”的Facebook专页仍维持更新区内信息，以另一种方式关心社区。

无独有偶，停刊后再次复刊的《大坑东之声》，2014年再度因为人手不足停刊。此后，这份“元祖级”的区报走进了历史；刘卓奇也不确定未来是否会再次复出，不过，“《大坑东之声》保持了几十年，从最初没有甚么，到后来的模样......它记载了一个地区的变化，没有了这个区报就会没有了很多东西。”

对于其他地区街坊自发办社区报的后起之秀，刘卓奇相信也是连结社区重要的一步。

“你发觉现在好多东西都社区化了，以前没有18区乜乜乜嘛......这就好像回到七几年那时一样，现在的人是多了‘我是住沙田的’‘我是住黄大仙的’‘我住深水埗的’的身份认同，其实是有优势的。”

刘卓奇续说，“现在是最好的时候，因为人们很有需要去参与一些事，而且不断对信息有渴求，区报在这社会环境下是有它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