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坊自發辦地區報：我們的社區，我們自己來書寫

自去年6月以來，街頭抗爭於香港社區延蔓，「地區」開始以另一意義出現人們眼前：太古「和你唱」、中環「和你Lunch」、光復屯門公園、721元朗黑夜；每一區都在時代之下，被賦予深層意涵。社會運動的能量開始注入社區，將各社區之間的無形邊界打破。

政治氣候使得港人社區意識變得強烈，並在網絡上展現。「西環變幻時」、「大埔谷」等以地區為單位的社交群組，由替街坊尋失物、分享資訊，到積極發表政治意見，呼籲區民參與社區事務等，將原本零散的街坊們連結起來。

同一時間，也有不少群體走出網絡，還原最原始的方式，以印刷和派發社區報，構建連繫區民的全新紐帶。

作為一種社會運動的延續

2014年的雨傘運動之後，有年輕人陷入於無力感之中，但社運的步調並沒有停下來，不少人選擇把運動能量消化並「深耕社區」——《寫屯》也就因此而生。

「其實想當年2014經歷好大型的運動，當時就想讓多一點人了解自己地區、更關心自己地區，」《寫屯》籌備組成員之一的Nicole如是說，「始終有一班人還未熱衷於上網，更習慣看實體（刊物），所以我們就決定去做。」

定位比較生活化的《寫屯》，內容從環保資訊、小店推介、人物故事到食譜等等題材均有涉獵，每期印刷約1000份。

單靠民眾自發的地區報，執行過程非常不容易，也非常「不專業」——從採訪、資料搜集、編輯、拍攝、排版設計到派發，都需靠成員們各自「認頭」（請纓）、按興趣分工完成。現時《寫屯》籌備組成員一直維持約10人，當中有從事文職、資訊科技、會計界、教育界人士，也有學生。成員之一的吳小姐笑言：「我們全部業餘，最專業嗰個應該係排版㗎喇！」

相較編採分工仔細、有精密架構的專業新聞機構，地區報的工作及資金由成員分攤，選題沒有包袱，靈活性極高，「自己出錢，自己喜歡寫甚麼就寫甚麼。」吳小姐說。

《寫屯》創刊號面世於2015年2月，首期的題材就已率先談及屯門當時最熱最爭議性的「水貨客」議題。Nicole指出，《寫屯》旨在為當區市民提供一個平台，補足一些人們不常主動接觸或不知道的資訊，所以成員們「乜都寫（甚麼都寫），只要有人想做」。

近半世紀前的社區報

香港地區刊物最早至少可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

1973年，石峽尾徙置區居住環境出現衛生、治安、管理等問題，亦面臨城市發展規劃及重建的爭議。區內年輕人遂自發組成居民組織，與有關當局溝通，爭取改善區內環境；同時開始出版名為《大坑東之聲》的區報，報導社區發展動向，並鼓勵居民發表意見，期望喚起居民對社區議題的關注。

《大坑東之聲》的創刊詞寫道：「市面上的報章和刊物不算少，但大部份都是以犬馬聲色作招徠，那麼難道居民們需要的只是這類不健康的東西嗎？」「到底有些什麼輿論能代表廣大居民的真正要求和呼聲呢？」

早期的《大坑東之聲》形式跟一般報紙分別不大，以油墨雙面印刷，每期發行數千份，由街坊義務在區內派發。內容主要聚焦與居民貼身的議題，大至重建規劃、搬遷政策，小至屋頂漏水、球場設施等；報中又曾詳細記錄當時居民組職與政府的多次交涉、角力，將原來只能以口述方式存在的歷史，如交涉的細節和居民的觀點等以文字一一記錄下來。

從歷史的角度出發，這份地區報的存在是一種珍貴的歷史紀錄。「靠區報作為一個傳訊工具，在邨裏派——以前沒有Whatsapp、沒有互聯網、沒有電視，就是看這些。」曾在區內住過多年的深水埗社區協會會長周潔賢憶述，當聽完居民大會後，要單憑記憶向其他街坊複述會議內容，難度相當高，「如果有這份資料在手，街坊就可以拿回去告訴不識字的人，今天說了甚麼......可以拿着一份資料去講，」周潔賢說，「真的可以差很遠。」

回看保存至今、已殘舊破爛的初版《大坑東之聲》，至今已經47年歷史。單從設計演變來看，從創刊號密密麻麻的細明體配以手繪插圖，到後來加入圖片、漫畫、甚至廣告，地區報的設計隨時間變得多元化。

來到1980年代，區內新建的公共房屋落成，居住環境大為改善；加上媒體資訊流通進步，另在區議會制度落實之後，居民反映意見的渠道變得更有系統，地區報的角色也因而開始慢慢淡化——15年間共斷斷續續地出版了35期區報及一期特刊的《大坑東之聲》，最後於1987年停刊。

不容忽視的社區力量

當年《大坑東之聲》的初衷是要將社區報打造成宣揚居民要求和呼聲的揚聲筒，不過隨着時代改變，社會氣氛不可同日而語，新一代的地區報有了新意義，關心的議題更廣，欄目亦更多元。

近年開始，被譽為「香港後花園」的西貢墟鎮陸續開展公路改善、豪宅興建等發展工程；昔日寧靜的社區開始被推土機入侵，規劃及城鄉關係問題浮現。李嘉慧留意到，西貢區內雖然有其他網上媒體分享社區即時資訊，但卻缺乏深入、深度的報導。同時，社會上的主流媒體雖不時會就個別地區議題進行報導，但往往不能作出更「貼地」的跟進。

李嘉慧與全職家庭主婦何潔儀突發奇想，一同成立了《貢想》，希望填補主流媒體資訊上的空缺。「看到自小長大的地方正在發生大規模的轉變，自然會想自己可以為這地方多做一點。」李嘉慧說。

2017年末至2018年初，《貢想》追蹤報導由西貢區議會撥款35萬籌辦、在西貢市舉行的旅遊及經濟嘉年華「西貢玩味3.3」。成員調查後發現，區內30多間店舖從未聽聞有關活動籌委會，而區議會秘書處又拒絕答應讓居民加入籌委會，層層問題勾起了活動的籌辦過程及款項去向不透明的疑雲。

事件於社區報刊出後，引起西貢居民關注，「35萬對比其他區可能不算是很多，但都是一筆不小的數目，居民都應該有權知道自己的錢怎樣花。」《貢想》編採團隊裏的大學生許耀樑如是說。這個「權」，不僅驅使地區報聚焦社區之事，更能產生由民間監察區議會運作的推動力。許耀樑認為，這都是一些主流媒體未必能注意到、做到的事。

《大坑東之聲》後來的復刊也同因如此。自80年代末，大坑東一帶社區環境漸趨完善，然而隨着社會大環境及政治氣候的變遷，不少關乎社會發展、政制的問題陸續浮現。為聚焦主流媒體可能忽略的空洞，深水埗社區協會與一些關心社區事務的年輕人在2010年再次出版《大坑東之聲》，望再一次將社會議題以實體報紙的形式呈現。

復刊後，《大坑東之聲》一如以往，以石硤尾一帶屋邨的議題為報導重心，同時更新增了一些全港性議題，就像自願醫保計劃、財政預算案派錢、國民教育科等。另外，為應對區內人口老化，《大坑東之聲》重新選取較大的字體和顯眼的設計，遷就年長的讀者。

「我們做區報時的選題其實都是視乎當時hit（熱門）的事，盡量去反映街坊關心的議題。有時比較全港性的議題，我們會從街坊更容易理解的角度報導，甚至帶出一些觀點，反映在社會大政治氣氛之下，一個社區如何作出反應。」劉卓奇說。

社區民主的實驗場

「社區報」的概念早已在世界各地盛行，如台灣1977年正式發行、着眼農村問題的《美濃週刊》，更是當年肅殺的政治氣氛下喚醒公民意識的哨子；另外在歐美國家，也有不少以村落、小鎮、城市為單位的社區雜誌（Community Magazine），專門記錄社區故事。這些社區刊物形式各異，有些依靠政府或大型機構資助，有些則倚賴廣告收益或社區資助定期出版，已有十年以上出版歷史的刊物比比皆是。

為見證社區的變化、提高大眾對社區的歸屬感，獨立媒體（香港）在2018年1月發起了首期「社區新聞眾籌計劃」，眾籌30萬港元，以工作坊形式培訓社區記者，並協助居民出版屬於自己的地區報。發起人之一的梁啟智當時表示，希望由計劃育成的社區報發揮影響，讓當區居民了解社區，為地區政治注入新的一股力量。

紮根元朗的《元居民》團隊便是第一期計劃其中一個獲選的示範項目，於2019年2月正式出版創刊號。根據計劃內容，《元居民》運作初期印刷費用由計劃眾籌支付，隔月出版5000份，免費於區內派發，並放置於眾小店、區議員辦事處、屋苑大堂供居民取閱。

一年過去，回顧已經出版了6期的《元居民》，成員黃麗穎顯得相當雀躍。

「第一期（封面）中間這條其實就是元朗的大馬路來的，幾明顯的地標，一談起大馬路元朗人大家都會知道。」「這是新西牛，然後輕鐵、17億橋......」到最近幾期，為分別呼應反修例運動及近期的疫情，「元居民」標題字樣的設計上先是加上「手銬」，再是換上了「口罩」。

《元居民》的Facebook專頁又會定期刊登貼文，除了轉發媒體對社會事件的報導以及其他專頁的資訊外，成員亦會把居民私訊投稿的第一手圖片和消息在專頁上發放，希望更有效地將地區的即時訊息傳達出去。

社區報的影響力或於這裏得到折射。自從去年6月，《元居民》Facebook專頁大多分享及報導與反修例風波相關的事件。而自721元朗襲擊事件後，更新更是變得頻繁；專頁的讚好數量因而大幅上升，至今已收獲逾15000個讚好，越來越多人透過專頁去了解時事資訊。得到這種關注，黃麗穎認為是源於市民對事件的關心，需要尋求資訊渠道去了解更多。

走過反修例運動，又遇上了疫情，核心成員坦言一直保持平常心繼續將社區報做下去，不過報導的主題及出版進程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完成印刷的報刊亦無法像往常設街站派發。不過，《元居民》仍然堅持出版。黃麗穎說，曾有位工作坊的導師講過，地區報就是創作者用一個業餘的身份，去追求一個專業的水準。

「我們做的過程盡可能嚴謹和認真，對於資料的fact check啊，採訪要求一定要落場，自己約訪問和去過現場親身採訪的。」

從出版到帶來改變

資金人力俱備、地區報也順利出版，那麼實制問題來了，在人人手機不離手的時代，該如何將一份資訊滿載的地區報順利地送到人們手中？

在《大坑東之聲》復刊後，劉卓奇自言在擺設街站派發時，因街坊們大多都樂意取閱，每期約2000份的報刊很容易分發出去，「其實最關鍵的不是報紙，份報紙只是其中一環，是要看人的。」

但對於2015年成立的社區報「新丁」《寫屯》來說，如何派發到市民手中，有時倒比內容製作更棘手。對此，成員之一的Nicole笑言曾有暗忖過，「當有一個人攞（拿）你份報紙的時候，你就要好快地派給後面的人，因為有了第一個人攞，那些人見到有人攞就會攞。」

不過，相較於派發的速度與數量，Nicole更重視與街坊互動的機會。「有次做的議題是屯門區應否建焚化爐，有個叔叔走過來談他的意見，偶然會見到認識的街坊，會很興奮地走過來說好難得可以遇到我們。」

「有少少一句的鼓勵（我們）已經好開心。」Nicole說道。

從光纖速度的網絡傳播，最後兜兜轉轉回復到最傳統的街頭派報方式，黃麗穎說，「有些東西是一定要親身落區才會接觸到的，接觸同溫層以外的人。」而紙媒的傳遞就像一輪命運的流轉，「可能這個人看過不喜歡放下了，可能就會有另一個人拾起，你不知道下一個拿起看的人是甚麼人，就算在一個家庭入面的傳閱中，已經包括了不同的光譜。」旁邊的張靖雯回應。

「Even他拿了份報紙回去是要來墊枱食飯，他食飯的時候都會見到一些字。」Nicole笑說這是自己一個「好小學雞」（幼稚）的想法；而這個想法，或許就是一眾辦報者的堅持和希望所在。

不過，非營利、以信念匯聚而成的一份小報紙也難以避免爭議。《元居民》起步不久，就已遭受到受訪者的不解，質疑為甚麼無薪會去辦報。郭志衡反思，認為這也是一個好渠道去讓人們知道，「係喎，原來一些人真的可以是不收錢，去做一些覺得對社區有意義的事，而不是每一個人都要計算着錢、對自己有着數才去做。」

《貢想》發起人之一的何潔儀也是這樣感受的。除地區報以外，《貢想》也嘗試定期在區內舉行如社區放映會和回收站社區活動。但活動剛出現時，區內很少人主動去了解，甚至一度被質疑與政黨有關連，動機不純。

直至大約半年後，居民開始習慣《貢想》成員的出現、會參與他們舉辦的活動。「開始直情覺得我們好奇怪的，到後來慢慢接受了我們的存在，多了人肯理會我們。」何潔儀感慨開始見到居民對社區的投入，見到《貢想》所造就的凝聚力。

時代下的區報角力

近年來香港政治氣候風譎雲詭，反修例運動再使社會撕裂進一步拉闊，新一代的地區報除了肩負引起居民對社區關心的責任，成為社區溝通渠道外，亦成為政黨、區議員用作交代工作成果、宣傳政治理念的媒介；由公民黨東區區議員鄭達鴻出版的《北角報》、九龍城區議員鄺葆賢醫生的《小黃紙》，乃至屯門區議員兼立法會議員何君堯的《社區雙周報》等，報章形式與風格大不相同。

活躍在九龍地區的《龍週》便是一份有規模的建制地區報，逢雙周三出版並免費於港鐵站出口派發。該報以往關注的議題多為九龍地區的社區議題，內頁以各種生活資訊為主，亦有建制派區議員專訪和專欄，不時討論國際新聞。

去年11月區議會選舉前，《龍週》出版了一期「選舉特刊」，內容更多與半年來的示威活動掛勾，多強調「黑色恐怖」、「反黑暴」，又以不同的話語形容當區候選人的特色，如以「遲到早退及缺席、議會『懶王之王』」形容民主派議員涂謹申，而對建制派議員李慧琼及鄭泳舜，該報則以「二十年地區工作」及「地區工作扎實」形容。另外，區報的內頁及封底分別有署名為「一位店員」、「一個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及「一位爸爸」的全頁廣告，呼籲讀者以選票「止暴」、「救香港」。

正正因為開辦社區報的門檻不高，每份社區報都有不同的成立背景，當中更摻和着政治立場的拉扯，但辦報者的共通之處均是希望藉由這個媒介，讓更多人了解自己的社區。

《元居民》來自政治光譜的另一端，社區報的始創成員大多來自2016年立法會選舉時朱凱廸的助選團隊。在選舉過後，團隊中部份成員希望藉由舉辦讀書會、放映會等社區活動，繼續營造社區。現時經營社區報的成員有不少是在活動上結識，結伴參加獨立媒體發起的計劃，並成功脫穎而出，才完全了現在的《元居民》。

由於資源匱乏、沒有固定的工作地方，《元居民》偶爾亦會借用朱凱廸的「不是地辦」元朗辦事處開會，而辦事處也是《元居民》最初的取閱點之一。但正因如此，不少人會暗有疑惑認為《元居民》與朱凱廸的政治立場和背景有連結，「我不會否認有些活動都有朱凱廸團隊的伙伴會出來，但《元居民》的確不是朱凱廸團隊出的。」成員郭志衡強調說。

回應社區報作為一個政治宣傳工具的角色，他認為「社區報本來就是跟政治有關係，無論你怎樣說你不是政治目的，但你想出來想人關心一件事，其實已經是一個政治目的。」

沉思片刻後，他續說：「如果有人說是政治工具我都不介意的其實，因為不可以讓一邊去完全壟斷話語權，需要有一班聲音抗衡，抗衡得來不是要biased（偏執）向某些人的利益，只是想社區有多些持平的聲音可以反映一事實，或令一些本身不知道事實的人可以有多一個渠道去認識件事。」

最壞的時代，但也是最好的時候

逆轉數碼化的時代，由民間雄心壯志自發進行編採出版的地區報，生活空間越來越小，更終須面對現實的問題——在即時新聞風行及背後有財團支撐的媒體市場，不少地區報出版一段時間後，經已因經營成本、人手等問題停刊，有如筲箕灣的《紙筲箕》 (2012-2014) 、油麻地的《活化報》(2012-2014)、大埔的《埔紙》(2013-2015) 等。

即使有不少「有心人」自發出資運作，但人手欠奉加上效果未如理想，很多地區報都「做不下去」，若用黃麗穎的話形容整體辦報氣候，就是「一雞死，一雞鳴」。「通常（區報）一出來的時候該區會有很大反應，我們也是，創刊號的時候都挺大反應，但新鮮感一過就可能習慣了。」

習慣的，不止是區內的讀者，也可能是負責編採工作的成員。

《寫屯》的成員感同身受，「大家都有社會、經濟上的壓力，我們都想了很久怎樣可以keep住做落去，後尾都是有空就做、見步行步。」吳小姐聳聳肩。

從2015年2月創刊至2018年4月，已出版至第36期《寫屯》終暫別社區。「人手問題，沒有人做就被逼停了，你也知道通常一旦停了，就......」吳小姐以笑容交待了後續。雖然沒再出版實體社區報，「寫屯」的Facebook專頁仍維持更新區內資訊，以另一種方式關心社區。

無獨有偶，停刊後再次復刊的《大坑東之聲》，2014年再度因為人手不足停刊。此後，這份「元祖級」的區報走進了歷史；劉卓奇也不確定未來是否會再次復出，不過，「《大坑東之聲》保持了幾十年，從最初沒有甚麼，到後來的模樣......它記載了一個地區的變化，沒有了這個區報就會沒有了很多東西。」

對於其他地區街坊自發辦社區報的後起之秀，劉卓奇相信也是連結社區重要的一步。

「你發覺現在好多東西都社區化了，以前沒有18區乜乜乜嘛......這就好像回到七幾年那時一樣，現在的人是多了『我是住沙田的』『我是住黃大仙的』『我住深水埗的』的身份認同，其實是有優勢的。」

劉卓奇續說，「現在是最好的時候，因為人們很有需要去參與一些事，而且不斷對資訊有渴求，區報在這社會環境下是有它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