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观察：中美之外，世界如何讨论“中国责任论”

从武汉开始爆发的2019冠状病毒，成为全球大流行病，造成全球至今约四百七十万人感染，三十余万人死亡，对世界各国的公共健康、经济和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正在重写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这其中，不仅有中、美两个超级大国所谓“新冷战”的角力与纷争，世界各个国家也因为这场危机重新审视其与中国的关系，并在疫情的教训和经验之上筹划未来。

关于中国和美国各自怎样报导疫情并大打“口水仗”，端传媒在此前的报导中已多有描述。此次，端传媒邀请熟悉不同国家媒体的撰稿人，从中美以外的视角，跨过语言的障碍，向读者介绍世界各地媒体如何讨论疫情与中国。它们中有的主张就“病毒阴谋论”进行调查，有的认为应该向中国追责，有的在解释世界秩序的变化以及该如何重新确定立场，有的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统治世界，有的因与中国的纽带关系而自行节制言论……

欧洲：讨论中美对抗，准备“围观”新冷战？

与美国强硬态度不同的是，欧洲面对中国时表现出“紧张”和小心。

在英国，媒体不乏传出认为中国隐瞒信息导致疫情全球扩散并应该追责的声音。《泰晤士报》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应当为大流行危机负责，人们不应当接受它将自己塑造成世界英雄的公关叙事。《每日电讯报》也刊登一篇相似主题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在此次疫情爆发后，并没有像SARS时一样与世界卫生组织展开有效合作，而是以谎言和否认来应对危机。西方世界需要让中国为疫情的扩散付出相应责任。

但更多的观点并不认为英国是追责的“局内人”，相反，英国，以及欧洲大陆，更像是一场大国角力的“旁观者”。

BBC在一篇新闻报导中总结了关于疫情源头调查的多方反应。一位在伦敦的中国外交官员认为国际调查无疑是政治驱动，只会转移注意力，因此，中方不会同意任何国际调查。与美国强硬态度不同的是，欧洲面对中国时则表现出“紧张”和小心。造成紧张的部分原因在于欧洲仍依赖从中国进口医疗物资，并希望相关信息交流渠道仍能够保持通畅。尽管如此，欧盟的一份报告仍然指俄罗斯与中国正在疫情相关问题上展开宣传战。

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Peter Frankopan在《卫报》撰写评论文章，指出中国在引领世界应对这次危机的集体行动中还做得太少。他指西方众多的民主国家在应对疫情中出现诸多失误，欧洲国家之间更缺少团结协作。与此对比，中国的抗疫表现和参与的国际援助都显得更为突出。但是其他国家并非不了解中国在格外用心地塑造抗疫叙事，这样的宣传不会被照单全收。

《卫报》另一篇评论文章则认为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是为自己的失误与滥用权力寻找替罪羊，从而回避自己的责任，削弱了全球合作，并带来新冷战的危险。中国在面对特朗普充满敌意的言辞时，也放弃了一贯的“和平崛起”路线。“战狼”式发言人以宣传语言、谎言和新的阴谋论作为回应，中国国内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情绪放任增长。文章指中美双方的尖锐对抗正在扼杀两大国合作的可能，在此背景下，很难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来追溯全球大流行的成因，而未来的国家合作也注定蒙上阴影。

在法国，疫情开始时，主流媒体如《世界报》普遍将武汉地方官员隐瞒疫情背后的机制和近五年中国政治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认为地方政府报喜不报忧，控制舆论，专家话语权遭官员压制成为武汉疫情失控的主要原因，而李文亮医生则被视为体现体制缺陷的关键悲剧人物。 4月以来，随着疫情向全球的扩散，特别是欧美疫情的集中爆发，法国媒体对于中国疫情责任的探讨更为深入。

首先是对陷入特朗普阴谋论的武汉中科院病毒研究所P4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调查，《世界报》、《费加罗报》，《新观察家》先后在4月底5月初推出专题文章，这个实验室是2003年SARS疫情后希拉克政府在争议中启动的中法合作重大项目，因此被法媒特别关注。在法方眼中，武汉P4实验室本应是法国科研软实力对华输出的硕果，但中国却将其视为展现自身独立科技能力的标志，因此实验室的建设和使用逐渐脱离最初的协议和法方控制。尽管法国媒体认为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实疫情和实验室泄露有关，但认为中方在此类敏感科研设施的建设和运行中缺乏透明度，加上中国近年科研竞争加剧导致科研人员急功近利，如果武汉P4实验室卷入疫情，会对未来中法和中欧的科技合作和技术转移投下阴影。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责任问题上，《观点》（le Point）杂志在5月6日的文章中强调谭德赛只是“没有指挥棒的指挥家”，特朗普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减少或拖延对国际组织的拨款，导致经费不足的问题更加突出，在原本权限不足又遭到削弱的情况下，WHO面对强势成员国只能让步。通过慷慨捐款以及和发展中国家的联盟让中国影响力越来越大。于是面对疫情蔓延，WHO除了和中国合作别无他法。

在死亡数字问题上，4月17日《观点》杂志和《世界报》刊发了中国订正肺炎死者人数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死者的计算方式和国际方式有很大差异，因为不计并发症而亡，导致中国数字事实上被极大缩小了，这导致中国公布的疫情数字掩盖了疫情严重程度和传染性，造成了世界应对不及。

对于来自一些国家民间提出的通过司法途径向中国索赔的声音，4月30日的回声报（les échos）文章认为国家享有国际法上的主权豁免地位，但是成员国有责任第一时间通知世界卫生组织疫情真实情况。司法追责无法成功，但会给中国带来舆论压力。而巨额索赔请求更多是起诉方用以转移国内政治社会矛盾的政治手段，难以成功，反而有可能刺激中国民众近代国耻的回忆而巩固中国体制。法国也有索赔的声音，比如费加罗报4月24日的专栏评论文章认为美欧应当强迫中国为其疫情责任赔偿全世界15万亿欧元，但此类观点非常边缘，其可行性和正当性在网站评论中备受质疑。

至于疫情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法语媒体大多从2月份的北京的“切尔诺贝利时刻”转向了新的“中国威胁论”，这点在财经媒体上尤其突出。比利时法语杂志《趋势》（Tendances）和法国杂志《挑战》（Challenges）在5月7日不约而同都推出了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和科技专题，而且都认为中国正在从疫情中获益。美欧应对疫情的混乱，及中国强大的工业，再加上疫情周期的提前让中国有底气面对西方的压力。对于此次疫情引发的全球产业链调整问题，法国和比利时这两家杂志都认为只会微调，中国制造业中心地位难以动摇，欧洲再工业化依然举步维艰，且在中美关系紧张，科技战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加速科技自主化，未来欧洲面临的不仅是中国制造的竞争，还有中国科技的竞争。

总的来说，法国媒体对中国疫情责任的报导，主要集中在几家老牌中左和右翼主流媒体。法国媒体尤其关心武汉P4实验室合作问题和中国在WHO的角色。而世界卫生组织，对法国这样支持多边主义世界秩序的国家来说至关重要。

经过此次疫情，法媒对中欧有关多边主义的共识也产生了怀疑，认为更像双方自说自话，理念本质上相差甚远。另一方面，法媒在疫情责任追诉和索赔上的评论和分析显得更为温和，这和中法官方关系相对稳固，法国政客对华言论相比英美更为低调温和是一致的。

德国媒体对疫情的关注，则经历了波动。以武汉封城作为第一节点，主流严肃媒体如《南德意志报》等开始了多日多版面报导，其中包括了对湖北严格的全省封闭措施的人权质疑。

在德国疫情爆发后，发行量最大的通俗报刊《图片报》于4月15日的文章中，指责中国应就疫情给各国造成的损失买单，并列出一份价值千亿欧元的“账单”。中国驻德使馆对此“强烈不满和愤慨”，认为此索赔报导“用心险恶……逾越了审慎、公正等最起码的新闻报导底线”。较出乎意料的是，面对大使馆态度强硬的致函，《图片报》迅速以“中国危害全世界”的视频挑衅回应。视频中，其主编Julian Reichelt直接将矛头指向中国国家主席主席习近平，列出了中国政府的“四大问题”，并罕见配上了中文字幕，其简单化且煽动意味浓郁的讲述风格则迎合了《图片报》的惯常受众。

曾因其“Corona-Virus Made in China”封面引起巨大“辱华”风波的《明镜周刊》，在其最新一期中，以“在武汉发生了什么，谁应对这场疫情负责”为封面讨论相关话题。在一篇对中国驻德大使吴垦的采访中，记者较为直接地询问了疫情以来的诸多争议焦点，如“李文亮医生被沉默”，“中国拒绝独立调查”、“病毒由美军带入中国理论”、“中国是否应对世界范围内疫情的传播负责任”等。紧随其旁的是一篇题为 “北京是否应为疫情损失提供赔偿”的社论，而这篇文章也几乎折射了明镜在疫情期间对中美纷争一直秉持的立场。

一方面，《明镜周刊》认为虽然难以通过国际法定义中国的责任，但后者无疑在十二月及一月期间隐瞒了疫情的严重性和威胁性，并爆料称据德国联邦情报局的调查，中国曾于1月21日致电WHO请求其延迟发布“大流行病”警告，导致他国损失至少几周的宝贵防疫时间。就政府立场出发，明镜认为德国需警惕中国借机进行政治宣传，但亦承认德国政府并不会在此时公开批评中国，因为后者正为其提供大量医疗物资。另一方面，特朗普的一系列防疫措施被置于批判审视之下，对美国的“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理论”，《明镜》除表达质疑立场外，也将特朗普接受采访时提及的 “（证据）不能透露”，与美国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 ）面对询问伊拉克化学武器证据时“我不能把我们知道的所有东西和您透露”的回应对比。

在意大利，4月21日，聚焦于移民问题的非盈利组织“欧洲一体”（Oneurope）率先发起了向中国政府索偿的集体诉讼联署。该集体诉讼官方页面援引了英国智库亨利杰克逊学会（Henry Jackson Society）公布的法律报告，以及美国密苏里州共和党议员Josh Hawley提起的诉讼赔偿作为支撑论据，意图在意大利司法机关和国际法院面前起诉中国政府，主要聚焦在中国信息不透明及疫情通报方面失职，认为若中国政府及时遵守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义务及相关国际健康规约，本可避免或限制病毒的全球传播。

意大利官方则在多边关系角力中暂时沉默。北约和欧盟是意大利旧有盟友与安全支柱，然而欧盟伙伴在物资援助和经济政策方面的种种分歧和不团结，使得意大利人对欧盟信心前所未有下跌。与此同时，随着“一带一路”的签署和对意大利援助的宣传，中国呈现为新的机遇与新的伙伴关系。新闻报（La Stampa）的一篇评论认为，中方在利用这些援助宣传扭转舆论，并掩盖其在疫情传播中的责任。但民意调查显示，与2019年相比，认同中国是意大利友邦的民众从10%大幅上升至52%，为第一位；俄罗斯同样攀升17%至第二位，第三位则是美国，下跌12%。德法英则牢牢占据了意大利“敌人” 席的前三位。

意大利的选边站成了复杂的地缘政治考量与多重党派角力。晚邮报的一篇评论指出，意大利在对中态度上有着太多的暧昧不明：一方面，迪·马约领导下的五星运动与中国交好，十分忌惮公开谴责会破坏现有合作关系，而执政联盟另一方中左翼政党民主党更偏向国际主义精神，党内要员包括党首津加雷蒂（Zingaretti）在内，疫情初期积极参与了反种族歧视活动；另一方面，评论认为在美国索赔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意大利的沉默面临站到盟友对立面的压力，尤其是已在5G问题上与美国多有分歧、并在冠状债券（coronabond）上与欧洲北方国家撕裂严重的现状下，意大利无法不担忧站队不力对经济的波及。

极右倾向的在野党及伦巴第大区第一大党联盟党（Lega）率先打破了沉默。其领导人萨尔维尼（Salvini）在接受新闻报（La Stampa）采访时称：“如果欧盟真的是各民族的联盟，就应该团结起来向北京要钱”。在他之后，联盟党伦巴第大区书记Paolo Grimoldi宣布，联盟党将在下一次大区议会会议中提出议案，向中国大使馆索赔200亿欧元，以弥补伦巴第在疫情中的损失，然而至今他并未将此议案呈交议会。 批评声音认为这只是联盟党的另一场作秀，是党派矛盾的转移和又一个攻击中央政府的借口。支持者如晚邮报所发表的社论则认为，意大利需要向欧洲和北约兄弟们表明立场，向北京施压，而不是又一次“在惯常的、众所周知的暧昧态度中寻求庇护。

（特约撰稿人 金云深 顾椒华 博马舍 陶里亚 发自 伦敦 巴黎 拉文纳）

中东到非洲：对中国和欧美都情感复杂，非洲有声音要求勾销债务

考虑到非洲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与先前中非之间政府层面的关系，疫情带来抨击中国的声音，不容北京小视。

伊朗在这次肺炎中可谓中东重灾区。由于美伊关系在过去几年内冷若寒冬，伊朗不得以与中国进一步加强关系。在肺炎疫情中，这包括了物资援助以及相互加油打气。另外由中国与伊朗学生自主成立的“中伊防疫互助小组”，翻译中国的相关防疫卫生教育信息给伊朗民众，还受到了央视等官媒的报导。

中国与伊朗的关系紧密也体现在“外交甩锅”上的争论选边站。比如，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3月22日的推文当中遥相呼应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提出的阴谋论，指涉美国才是病毒源头，并说美国的医疗援助提议包藏祸心。革命卫队也在辖下的媒体宣传病毒是美国与以色列的生化武器。这些言论其实并非附和中国的说法，更多的是伊朗领导阶层一贯的宣传口径，将责任与民怨推到敌人身上。而中国外交部的怀疑论恰巧提供给伊朗政府宣传题材。

中伊关系虽然在这次疫情中加强，但还是有几个小插曲。第一个是旅居海外的知名伊朗饶舌歌手 hichkas 于 4 月初在中国驻伊朗大使常华（Chang Hua）的推文底下留下了一张小熊维尼像，遭到大使封锁（意即hichkas再也无法看到大使的推文）。该事件受到相当多伊朗人关注，在推文下面不乏有人放上影射中国就是病毒来源的图片，显见，最高领袖的阴谋论对伊朗网民的说服力并不是那么强。另外，曾经报导过香港雨伞运动的伊朗海外异议媒体 Iranwire 对这次中国与伊朗的抗疫合作有诸多报导，并访问了流亡于美国的异议人士杨建利，还邀请他撰文一篇指称习近平如何隐瞒疫情，不过访问与这篇评论都尚未被翻译成波斯文。

第二个事件是伊朗卫生部发言人 Kianoush Jahanpour 在四月初的记者会上与推特上质疑中国防疫成果。他表示中国的疫情数据是个“笑话”，并且影射中国对外给予的疫情信息不可靠。该发言引来常华的批评，指中国卫生部门每天都举办记者会，建议 Kianoush 仔细关注记者会内容。随后 Kianoush 也为此澄清，表示要尊重“外交原则”。常华大使于 5月16日在伊朗官方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呼吁进一步合作，伊朗则赠与他一套“抗疫纪念邮票”。

阿拉伯语世界则在“中国该对疫情负什么责任”上辩论甚多，尤为集中于卡塔尔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其余如埃及百年老报《金字塔报》（Al-Ahram），除了报导中国疫情信息外，便是刊载中国对埃及的物资援助；或像沙特阿拉伯亲官方的《今日报》（Al Yaum）、以煽情著称的《欧卡兹报》（Okaz）等，若非转载外媒信息稿，便是把火力集中在声讨土耳其与伊朗上，唯有零星几篇文章提到了“若要防止悲剧重演，中国就该开放接受调查病毒来源”的观点。

相较之下，《半岛电视台》的丰富度一枝独秀。其博客专栏自3月开始便陆续刊有探讨中国角色的深度专文。在“中国是否该为疫情负责”上，《半岛》专文的立场大致相同，即认为这是西方遮掩自身政府无能、防疫不力的推诿说辞，其中又以对美国的批评最为激烈，许多作者皆认为特朗普将这场危机当作造势工具，只顾连任而无大局。比如苏丹研究员艾哈迈德·卡戴许（Ahmed Kardash）认为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攻讦，正如当年栽赃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般，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政治操作。

而在“中国未来将在世界秩序中扮演何种角色”上，《半岛》专文的立场便有所分歧，有些作者认为“中国巨龙”即将崛起，“吞噬以美国为首的腐败资本主义世界”；然而也有作者提出中国仍要依靠西方市场与购买力，才能撑起自己的一带一路计划，故短期内中国无法取代美国。也有作者别树一格，提出中国将以“人道大国”之姿崛起，填补亚洲悬空已久的“精神空白”。

而在半岛电视台的节目访谈上，针对中国的防疫主题多有辩论。例如在4月14日的《中国真在处理疫情上大胜欧美吗？还是这个胜利不过是谎言？》专题中，两位来宾便激烈交锋，其中一方认为中国政府造假数据、放任国民全球散播病毒，事后还想以大外宣的方式为自己洗白；另一方则反驳称中国其实出台许多积极的防疫政策，反倒是特朗普缺乏危机处理能力，故而屡屡攻击中国。5月7日的《特朗普为何指责中国散播病毒》里，来宾则大致认同这是出于选举考量的政治操作。

阿语世界对中国和疫情的讨论，既牵涉自身对西方的复杂情感，也投射了多重的中国形象。

至于非洲国家，则和许多其他地方——尤其是欧美，有着不同的语境。

许多非洲国家，如尼日利亚的媒体，对中国疫情关注的出发点源于广州非洲人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以及非洲面临疫情时中国是否能够在债务等方面予以减免。

比如，前世界银行副行长，尼日利亚政治家Obiageli Ezekwesili就在写给《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中要求中国赔偿。她认为中国“这个富有而强大的国家没有透明而有效地应对这场全球灾难”，从而会导致非洲GDP缩减4.5%，超过2000万人失业（据非盟预测）。全文花了大篇幅描述非洲在瘟疫面前的困境，提到“中国应该立刻勾销他们的政府、银行和合同方在2000年和2017年之间扩展到非洲的超过1400亿美元的债务……作为补偿的一部分。”这篇评论文章还认为中国应该接受对疫情问题的独立调查，并且和全部G20国家一道向非洲提供援助。尼日利亚议员Ben Igbakpa其后则在国会发起动议，要求调查中国在尼投资并获得通过，不过其后续如何操作仍是未知数。

非洲关于“中国责任论”的讨论出发点多来自非洲国家自身的困境，但形式上呼应了美国的关注。在东非的肯尼亚也有类似声音，肯尼亚最大的英文媒体《Standard》就在四月中刊出一篇评论文章，讨论法律层面上是否可以向中国追责。

担心债务问题和经济问题，希望更多援助和债务减免，并对广州的防疫举措不满，使得非洲媒体上呈现出了不少对中国追责的声音。尽管相比对非洲内部疫情和政治的报导，这些声音在媒体上并不算是主要议题。但考虑到非洲对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与先前中非之间在政府层面较为融洽的关系，疫情带来的抨击中国的声音不容北京小视。

（特约撰稿人 张育轩 孙迦陵 端传媒记者 布犁 发自台北、香港）

拉美：从中巴口水战，到令人担忧的“冷战式地缘政治”

巴西为疫情责任归属和医疗物资短缺向中国发起社交媒体战，阿根廷则成为了中国“抗疫外交”的成功范例。

在拉美，巴西已经变成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总统博索纳罗（Jair Messias Bolsonaro）领导的中央政府坚持对病毒采取“虚无化”态度，反对实施任何居家隔离或社交距离措施。截至发稿日，巴西已有超过15000人病亡，高居拉美第一。

抗疫不力导致的惊人统计数字并不是执政党在此次疫情中引发的唯一争议。在美国之外，巴西是“中国病毒”、中国责任论的说法较为流行的地方，这和国家政要们的取态是分不开的。

3月18日，博索纳罗之子、巴西联邦众议员爱德华多·博索纳罗（Eduardo Bolsonaro）在推特发文，将2019冠状病毒比作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将中国政府比作苏联政府，指责“独裁政府掩盖事实，使无数人丧命”，并称中国应对疫情负全部责任。推文随后受到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反击。后者在官方推特中称爱德华多“最近去了趟迈阿密，带回了思想病毒”，“缺乏国际视野，对中国无知，对世界无知，对历史无知”，“不要争当美国在巴的代言人，否则会栽大跟头”。中国驻巴西大使杨万明还一度转发巴西社运领袖圣地亚哥（Raull Santiago）的推文，文中称博索纳罗家族为巴西“国家之毒”，但很快将其删除。巴西外长阿劳约（Ernesto Araújo）次日公开指责杨万明反应过度，并表示他已向杨万明转达了巴西政府对其行为的不满。“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对中国的批评不代表巴西政府的立场。但值得指出，他从未冒犯过中国国家元首。”阿劳约在自己的推特写道，要求杨万明就其转发的推特道歉。

4月5日，教育部长温特劳布（Abraham Weintraub）在社交网络发言，称中国通过疫情获利，暗指病毒全球大流行是中国“称霸世界计划”的一部分。温特劳布还故意在推文中将字母“R”统统写成“L”，借此讽刺中国人的口音，因为大多数中国人发不出葡萄牙语的喉音。

在巴西为疫情责任归属和医疗物资短缺向中国接连发起社交媒体战之时，阿根廷则成为了中国“抗疫外交”的成功范例。阿外交部长索拉（Felipe Solá）在社交媒体发文感谢中国，文中引用了中方印在物资包装箱上的赠言“兄弟之道是团结同心”。出自阿根廷诗人何塞·埃尔南德斯的长篇叙事诗《马丁·菲耶罗》。

即将履任阿根廷驻华副大使的中国专家瓦卡·纳尔瓦哈（Sabino Vaca Narvaja）在《世界外交论衡月刊》（Le Monde diplomatique）撰文分析称。面对全球大流行，中国“作为新的世界领袖已经崛起”，具体表现在其对80多个国家的援助，“和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孤独的垂死挣扎形成对比。”

当前执政的左翼庇隆主义政府一贯和中国关系良好。不过，阿根廷的主流媒体大多持反对派立场或受反对派影响，被庇隆主义政府视作“亲美势力”的喉舌，他们对中国崛起论并不买帐。比如，《侧影日报》（Diario Perfil）国际版编辑评论就将中国对阿根廷的援助称为“口罩外交”，对巴西采取的强硬立场称为“枪弹外交”——“冠状病毒加强并扩大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一方面，中国通过提供人道主义援助部署了复杂的软实力战略；另一方面，中国也惩罚了那些胆敢质疑它的人。”评论指出，中美争端如今不仅是地缘政治、技术和经济的比拼，也是“叙事”的比拼。在这场灾难中，究竟谁要为疫情大爆发负责、谁能够更好地对抗病毒并协助其他国家，都将影响该国的声望和国际舆论。与此同时，“枪弹外交”和中国外交官近年来不断“战狼”化的语言风格也引人注目。评论特别提到了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的言论作结，忧虑之情溢于言表。

其他媒体则显示出支持“中国责任论”的倾向。前阿根廷驻泰国大使、阿根廷国际关系理事会顾问弗里德曼（Felipe Frydman）在《Infobae》发表题为《放大镜下的中国责任》的评论文章，认为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出于政治原因而延误向全世界通报疫情可能造成的灾难”。《民族报》（La Nación）则刊登了法学教授斯佩特尔（Ezequiel Spector）和卫生法学者康斯坦丁（Andrés Constantin）合撰的文章，分析向中国追讨疫情损失的法律问题。两位法学家的结论是“初步看来，有理由严重怀疑中国没有遵守其国际义务”，尽管现行国际法下实际追讨损失的程序和标准有待商榷。

《号角报》国际政治版主编坎特尔密（Marcelo Cantelmi）认为，大流行非但没有中断、反而加剧了中美之间的对峙，全球领导地位的争夺战正在逐渐显示出“冷战式的地缘政治策略”。中美两国初期因漠视疫情而犯下的错误是类似的，但双方其后陷入接连的互相指责和诟病，包括毫无根据的美军传入病毒论，体现出对抗逻辑的根深蒂固。关于疫情责任的争论、应对措施的成效和病毒起源的调查早已超越了这些说法本身，而成为了地缘政治的一部分，将会更深远地影响两国各自的内政和国际政治格局。

“从各方面来说，这都是一场令人不安的演变。在疫情灾难发生前，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就已相当可观。这场疫情将进一步引发思考：在一个成功的威权主义政权面前，西方价值观将如何自处？”坎特尔密写道。

（特约撰稿人 连大可 发自布宜诺斯艾利斯）

新马：对中国态度折射族群紧张关系

马来西亚民间各方舆论争论不休。但官方政策上波澜不惊。

对于2019冠状病毒的来源，在马来西亚并没有太大争议。就算是当地的中文媒体，一开始也在报导中使用“武汉肺炎”的称呼。在2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正式命名病毒为COVID-19，而中国政府也呼吁将肺炎正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马来西亚中文媒体上出现了一轮争执。部分被当地舆论划分为“大中华胶”的亲中派华人，每日在各式新闻下严厉抨击使用“武汉肺炎”一词的媒体；同时有另一派持不同立场、认为以地名指涉病毒来源并无不妥的华人群体，在新闻下和前述网民发生激烈言语交战。后来，中国大使馆连续几篇社论呼吁正名，或许也对媒体造成压力；于是大部分中文媒体陆续将措辞改成“新冠肺炎”。唯一仍沿用“武汉肺炎”的《中国报》，几个星期之后也将疫情系列报导划分在“全球大流行”之下。

2月中旬以后，中国对外宣传强调“抗疫外交”，面对对国内初期隐瞒疫情的抨击，以更激烈口吻回应反驳，更有如新闻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那样，以半官方姿态引导人认为病毒来自美国，重写病毒发源地和大传播路径叙事。这一套说辞在马来西亚华人社群获得许多支持。另一边则有人嘲讽这一些亲中华人是“叛国贼”，更有人把相关言论翻译成马来文，转帖到马来社群，试图以族群矛盾和爱国情操来遏制华人中“亲中势力”的发展。这和4月初开始，中国船只频频出现在有主权争议的南海，逼近马来西亚海域有关。

于是，病毒变得更像是马来西亚不同族群彼此攻击的武器。3月初，一场“大城堡清真寺万人集会”之后，马来西亚疫情大爆发。穆斯林族群在华裔族群的舆论中被视为“无视群聚风险”的主要传播祸源。马来穆斯林族群也有所反击，声称病毒来自中国，因此本该怪罪中国，而本土华人或才是一开始的病毒传播根源；部分右翼马来人，更依循所谓“华人/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的口径，用歧视性言论再度指称华人该背负其中原罪。

英文第一大报《星报》一向被视为亲中与亲商派，与中国大使馆关系密切。该报现任集团编辑和公司事务顾问黄振威，也在5月10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为中国辩护，并点名美国率先挑起争端。

马来西亚民间各方舆论争论不休。但反映到官方政策上，算得上波澜不惊。

中美角力日渐白热化。马来西亚没有展现站队哪方的苗头。虽然，马来西亚国内的马来政党常常以“共产党”标签、来攻击政敌行动党，但中国已经连续10年成为马国最大贸易伙伴。马国政府态度务实，一向不在外交上与中国正面杠上。官方或在野党成员，从未如澳大利亚或美国般责问中国，更遑论发展到要求中国问罪、要求赔偿的地步。中国派出医疗专家援助、赠送医疗物资的举动，更是得到马国政府的公开致谢。

新加坡的官方立场，更是中美两边都不沾，保持一贯的低调与中立态度。而主流媒体中也鲜见任何“中国责任论”的相关报导；“2019冠状病毒”正名论一出，新加坡媒体也快速配合改名。该国媒体如《联合早报》的脸书留言区，时常可见华人挺中国的言论，尽管近一个月来也有越来越多网民质疑是否有“中国五毛”混进来伪装成新加坡公民。

比起华文圈子，新加坡英语圈对中国的批判会更严厉，但评论的力道也是不愠不火，舆论意见也较为分散。或者说，新加坡人其实并不在意最后历史故事会把病毒起源归属于谁。目前看来，马新两国主流舆论都更关注本国的情况，都对在国际政治中围剿中国毫无兴趣。

（特约撰稿人 奕君 发自吉隆坡）

加拿大与澳大利亚：舆论对中国愤怒，但“中等强权”也充满尴尬

同样是过去数年中和北京关系恶化的国家，中国此次对澳大利亚的姿态，却比对待加拿大强硬得多。

加拿大自中美贸易战以来，因为华为孟晚舟事件，成为北京针对的焦点国家。2018年末开始，中国拘捕了多名加拿大公民，并对其中数人控以从事间谍活动等罪名。从此，中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关系极度降温，最新的民调数据显示，疫情发生后，受访的成年加拿大人对中国抱有正面态度的比例相比六个月前下降了一半，跌至历史低点的14%。

在病毒袭击加拿大的时刻，对中国是否要为全球疫情失控负责的讨论也纷纷登上媒体。许多加拿大媒体刊发文章或评论，呼吁特鲁多政府对北京采取更加强硬态度。偏保守派的媒体《National Post》刊出评论人文章《中国证明了人质外交对加拿大有用》，作者主张加拿大除了要追查中国在香港、西藏、新疆的人权问题，还不应该和中国合作开发疫苗。评论认为特鲁多过于软弱，“渥太华至今没有胆量对华为说不，也没有胆量加入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的大胆尝试——你知道的，可能需要一个针对该死的全球大流行起源的独立调查”。同样持较保守派立场的《Postmedia News》更发表社论《加拿大人向特鲁多发出了觉醒面对中国的信号》，其中提到加拿大人对中国的支持“首先在他们任意逮捕加拿大人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斯帕福（Michael Spavor）作为人质之后大跌，然后更是在中国因为他们的保密、糟糕的沟通和其他行为导致的冠状病毒疫情全球恶化传播之后继续下跌”。文章最后声称，如果特鲁多不“改变态度并和中国脱钩（decouple）”，那么加拿大人就应该换一个总理。

此前，多家不同立场的加拿大媒体都陆续报导中国在加拿大的统战活动，认为中国控制和影响部分海外华人。不过，和特朗普主张的中国责任论不同，加拿大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往往附带强调中国政府和华人不能划上等号。这在年初加拿大保守派议员 Derek Sloan 攻击香港出生的加拿大首席卫生官谭咏诗（Theresa Tam）时就已经引起一系列围绕种族歧视的讨论。

多少是因为各方面压力，特鲁多也在多个场合模糊表态。5月13日，他对记者表示对中国的防疫情况存有疑问，但与此同时强调要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协同防疫。加拿大在世界卫生组织中则与美国、澳洲、德国、法国、新西兰、英国和日本一起，对世卫组织将台湾排除在外表达了遗憾，并认为台湾加入WHO会加强世界卫生合作。同样在近日，加拿大媒体亦报导称一贯被认为对北京友善的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鲍达明（Dominic Barton）对北京展开批评，在加国内属于中间派的《环球邮报》报导称鲍达明批评北京施展了“负软实力”（negative soft power），并支持严格调查疫情扩散和世卫组织角色。但中国外交部指该报导“不实”，称“希望有关媒体摘下有色眼镜，客观报导中国和中加关系，停止发表不实言论。”

较为持中或偏向自由派的媒体亦同样批评中国，但对特鲁多的对华政策则偏向赞成。比如《Macleans》就刊发评论，认为特鲁多的一系列对华表态“终于表现了一些骨气”。常报导渥太华的政治内情的《国会山庄时报》（The Hill Times）就在赞扬台北，批评北京的同时刊登评论，认为加拿大的保守主义者正试图利用特朗普式的追责政治打击自由派政府。

不过，对加拿大媒体来说，中国在疫情中究竟要不要承担责任，要承担什么责任的话题，并不是目前最重要的关注点——远没有达到孟晚舟事件时的关注度。现时加拿大正面临瘟疫带来的经济大震荡，而加拿大在中国的经济利益，仍是特鲁多政府需要面对的议题。

与加拿大类似，澳大利亚也面临和北京之间不愉快的关系。但放诸此次疫情，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姿态却比对待加拿大强硬得多。在全球，澳大利亚第一个提出对包括中国初期应对在内的大流行起源进行独立调查并希望调查在WHO框架外进行。随后，北京称将考虑对澳大利亚燕麦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并将四家澳大利亚牛肉出口商列入黑名单。此后的澳大利亚媒体上充斥着各类焦虑的讨论。一方认为，应该进一步对中国强硬，乃至和更多国家组建对华战略同盟，另一方则举出数据，指澳大利亚经济中无论是农业、矿业还是教育产业都高度依赖对中国出口，对北京关系应该更加谨慎。

无论是澳大利亚，还是加拿大，都对“中等强权”（middle power）概念有所青睐，试图在更灵活的位置上团结类似的国家，和中美交换利益。但“中等强权”这个概念从提出至今已然接近一个世纪，现实政治中却似乎施展不开。

（特约撰稿人 Emily Wong 端传媒记者 布犁 发自渥太华 香港）

印度：右翼拥抱中国责任论，左翼媒体则自顾不暇

在印度，由美国推动的COVID-19疫情“中国责任论”出现在各大媒体。据印度报业托拉斯5月15日报导，美国参议员 Thom Tillis 就“中国责任论”公布了一项18点计划，强调要从中国转移制造链，其中专门提到印度，表示美国应该加深与印度在内的多国的军事战略联系。

偏向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印度斯坦时报》5月5日刊登评论称，中国如果坚称自己在疫情信息上公开透明，就不应该拒绝对病毒起源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评论要求中国对大流行造成的人员死亡和经济损失负责的全球呼声“越来越高”，中国只有接受独立的国际调查才能挽回声誉，否则“世界将与中国保持距离”。

据印媒《今日商业》报导，两个印度民间组织——国际法学家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Jurists，ICJ）与全印度律师协会（All India Bar Association）于4月3日将中国政府告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指控中方造成疫情大流行，要求中国赔偿超过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协会虽然有“国际”和“全国”的头衔，但印度存在大量类似的同业协会。印度政府其后则称这一控告不代表政府立场。

据中间偏右翼的印度媒体 《The Print》4月6日发布的调查，有67％的印度受访者将疫情归咎于中国，50%认为“中国病毒”的用词不是种族主义。该线上调查由同样带有偏右背景的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发起，共有1299名受访者（1156名印度人）。有18%受访者认为2019冠状病毒可能是中国制造的生物武器。《印度斯坦时报》则跟进报导称，5月14日，印度联邦道路运输和高速公路部长尼丁·加德卡里（Nitin Gadkari）公开表示2019冠状病毒不是自然产物，而是一种“人工病毒”。印度受众最广泛的印地语电视频道之一的《今日》（Aaj Tak）也制作视频节目称，“大家知道病毒最早在武汉的市场出现，但也有可能这是一种实验室研发的武器”。

与此同时，印度左翼媒体则较少关注中国与疫情责任的追究。对印度左派来说，莫迪政府的民族主义、族群政治是关注的重中之重。此前，印度政府通过全国封锁，顺带压制了反对国民身份法（CAA）修正案的抗议。而全国范围内工人失业、流离失所的情况，正引发媒体对印度政府的讨论和批评。

（特约撰稿人 夏兰扬 发自上海）

日本：陆续出现追责中国声音，但基调仍是观望中美论战

日媒关注中美的隔空嘴仗，也关中国内地舆论和疫情中出现的人权和言论自由议题——《财新》被删的调查报导、失踪的公民、方方日记、网民接力的《发哨子的人》⋯⋯

比起追究全球疫情责任，日本媒体总体上更关注安倍政府的防疫表现。对于中国疫情，除了几家例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有驻中国记者的新闻机构，日媒多引用官方，只转不评，以政府动作和疫情基本情况的事实性报导为主。有驻地记者的新闻机构会发回更贴地详尽的报导，并综合《财新》等内地媒体和香港媒体的消息。

日本的国营媒体 NHK类似英国的BBC，需秉持“中立”原则，这暗合日本政府的作法，疫情在中国爆发后，首相安倍晋三多次讲话支持中国采取措施应对瘟疫，日本政府积极向中国提供物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等词句还在内地社交媒体中流行了一把。

1月27日，NHK报导立宪民主党前国会对策委员长安住淳建言要求安倍政府督促中国政府透明公开疫情信息的新闻，算是为数不多的指责中国政府的信息。安住表示，正是在安倍希望习近平照常访日的这个时候，更需要中国政府提供确切的疫情情报。此时日媒的关注焦点大多在习近平原订于4月以国宾身分访日的计划是否会推迟上，此次会议建基于中日修好的大背景，被外界认为将“昭示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

2月12日，NHK刊登了以“新型肺炎是对中国指挥部的试炼”为题的时评，总结了病毒在中国急速扩散的三个原因——饮食文化，大规模人口移动，和政治上的隐蔽性，配上三只猴子不听、不看、不说的插画。文章对习近平发出重要指示后确诊人数才以“几何级数”增长表示质疑，又援引《中国新闻周刊》对李文亮的专访和武汉市长周先旺在记者会上表示“地方政府只有一定权限”，以及许章润教授的评论，总结说这是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对言论自由管制造成弊害的故事。

《朝日》和《读卖新闻》对中国内地舆论和疫情中出现的人权和言论自由议题十分关注。一直被认为是“亲中”的左派媒体《朝日新闻》在报导疫情时，对《财新》迅速被删的调查报导、许志永和陈秋实的失踪、方方日记、湖北公务员起诉武汉政府到报导网民接力用不同版本发出《人物》对艾芬医生的专访《发哨子的人》等话题均有涉及。

但《朝日新闻》的论点至多停留在反思中国体制，也会专门提及中国援助日本的医疗物资。相比之下，立场偏右的《读卖新闻》等媒体则会走前一步，要求追究中国政府对全球疫情的责任。有意思的是，《朝日新闻》中文版能在墙内稳定打开，但《读卖新闻》英文版会被屏蔽。

3月中开始，中国疫情缓解，日本则病例激增，日本舆论中要求追究中国责任的呼声也在变高。国宝级搞笑艺人志村健因患COVID-19去世的消息令日本民众十分悲痛，成为了情绪的爆发点，许多网民开始在日本政府记者发布会的Youtube直播和推特上要求中国对志村的死负责。此时日媒也出现了明确要求追究中国政府造成日本或全球疫情大爆发的评论文章。

比如，3月24日，DIAMOND 周刊刊登了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系上久保诚人的评论文章“为了埋葬中国的谎言，日本绝对不能输给新型肺炎的理由”，文章认为中国在全世界在应对新型肺炎而疲惫不堪的时候，炫耀威权体制的重要性，忧虑会有更多人拥护威权主义，提出日本并没有采取强权手段控制疫情，表示“在西方逐渐崩坏的今天，日本或许成为自由民主主义阵营最后的壁垒”。文章指“全球肺炎扩散的责任在于中国政府”，又批评WHO为了中国给予的利益，延迟发布紧急事态，造成全球大流行。又比如，4月12日，《读卖新闻》中国总局长竹内诚一郎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不会道歉的党的作茧自缚”，认为中国体制是造成疫情扩散全球的“人祸”。这一论点引发中国驻日大使馆在网站上发文抨击，指《读卖新闻》的文章是“公然诋毁中国共产党，污蔑中国政治体制”，希望日本有关媒体“客观看待中国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发挥的作用”。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表示该文章“充斥对中国的无知、偏见和傲慢”，“违背新闻职业道德”，又强调中国为抗击疫情付出巨大牺牲，“为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争取了时间、积累了经验”。

自从中美就病毒起源不断论战，NHK等日媒的国际板块也就开始大篇幅关注双方对此事的来回交锋，中美双方的声明和回应，日媒均有报导。总体而言，日本舆论仍以一个十分热切关注的旁观者的角度，报导和评论中美两国对于病毒起源和疫情责任的隔空嘴仗。

（特约撰稿人 陈一朵 发自香港）

俄罗斯：官方和反对派都没有动力讨论中国

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和自由派媒体在报导和评论中国责任论时，达成了罕见的一致，都认为这是一个被政治化了的议题。

中国应对全球大流行负责的说法，在俄罗斯官方层面受到强烈抵制。

俄罗斯外交部多次表达对这一论调的反对态度。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y Lavrov）在4月1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向中国索赔的观点“突破一切底线和体面”，而如果中国拒绝支付就扣押其海外资产的言论，则让他觉得“毛骨悚然”，因为“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4月23日，俄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Mariya Zakharova）称部分国家对中国和世卫组织“虚夸而无根据的”攻击，以及将病毒危机的“全部责任”转嫁给他们的企图是“极为不合时宜”的。不过，4月29日拉夫罗夫接受塔斯社采访时，先是声明了美、欧部分人士要求中国赔偿的做法令人“悲伤”，也指出疫情结束后必须对病毒源头进行调查，只不过这位外交部长强调，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应对病毒卷土重来，而非为了“服务选举政治”。

5月8日，习近平与普京通电话。根据中方通报，普京表示“俄方反对个别势力借疫情指责中国，将同中方坚定站在一起”，而俄方通报中对这一问题的陈述比较简略，只说双方将继续协作防止疫情的政治化。

支持国际调查的则有杜马议员、前国家首席健保医师根纳季·奥尼先科（Gennadiy Onishchenko）。他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称，应该在《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指导下成立国际调查组，并且可以“出于好意”邀请美国人加入，在“不带政治”的前提下研究病毒起源以及中国的早期应对问题。不过，这位医生议员很快将火力转向美国。他声称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曾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共同研究过冠状病毒，说明美国明知这项研究的风险却不及时制止；美国也没有向国际社会报告2001年的炭疽疫情；正是因为美国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导致针对这次疫情无法组建国际调查组……而对于疫情爆发初期中国不愿与俄罗斯共享毒株的指责，奥尼先科认为，如果换作美国，他们也不会乐意共享。这些说法，和俄罗斯媒体上流行的病毒起源于美国的阴谋论颇有重合。

俄罗斯的官方媒体和自由派媒体在报导和评论“中国是否需要负责”的话题时，达成了罕见的一致，都认为这是一个被政治化了的议题，而最被强调的两个动机则分别是特朗普试图转移视线应对选战，以及中美关系持续恶化的大趋势。区别在于，反对派媒体并不否认中国在疫情早期应对过程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但仍会强调这一议题背后的政治目的大于科学。而官方媒体，尤其是受到严格管控的国营电视台在报导中通常明显倾向中方，提到美方的指控时往往语带嘲讽和批评，在嘉宾发言时，则会滚动播放美国在瘟疫扫荡下的悲惨镜头和中国复工复产秩序井然的画面。

目前，俄罗斯媒体中尚没有出现要求中国为俄国疫情负责的声音——尽管俄罗斯的疫情相当严重。这一方面这是因为俄罗斯疫情爆发主要是从欧洲度假归国的俄罗斯公民所致，另一方面，类似观点既不符合官媒的亲北京立场，也不符合反对派媒体对俄当局应对不力的侧重关注。

（特约撰稿人 龚珏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