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中资银行的罗家聪：这是“上面政治圈压下来的事”

香港报纸的财经版面都是罗家聪的分析。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惠誉，在7个月内再次下调香港信贷评级，先由“AA+”降至“AA”，再调至“AA-”，澳门的比香港还要高一级，他说，或涉政治因素居多。中国公布首季GDP负增长6.8%，罗狠批，数字不可信，因中国当时为疫情重灾区，但投资及制造业全面停顿，冲击度应较官方数字更严重。

他目前待业，但手上至少十个专栏，一周十篇稿，日常还会收费应邀到不同传媒节目，分享对经济大环境的见解。一寸光阴一寸金，早前有记者约访，他回一句，“Unless it’s paid, I won’t spend that long”（除非付费，否则我不会花太多时间）。这次端传媒约访，他对时间抓得严格，预计下午5点完成一个直播节目，跟记者约定5点03分在路上等，要求5分钟内完成拍摄，半小时完成访问，最后被抓著谈了近两小时。

罗家聪今年44岁，在2005年加入交通银行香港分行，任职财资市场分析员，两年后已升任首席经济及策略师，他持续看淡后市，与当时股市走势大相迳庭，最终准确预测金融海啸的危机，自此有港版“末日博士”的称号。声名鹊起，写专栏及访问的邀约接踵而来，高峰时一日现身六间电台、电视台分析经济，有他的座谈会总是座无虚席。

在中资银行待了14年，去年10月，罗家聪突然离职，其时反修例运动正越演越烈，他未有披露详情。两个月后，他接受《金融时报》访问，才透露自己是“被要求辞职”：“他们觉得由香港人代表中资银行发言并不适合。”香港政府一直扬言，示威活动打击经济，但罗家聪高唱反调，认为2003年SARS一疫的影响更甚，公司管理层不高兴，他在内部传阅一篇批评政府的评论文章亦是导火线。他在该报导中说，各种举措反映中资银行有一个范围更广的政策调整，正是逐步“清洗”（Purge）香港人，不再聘请本地年轻人。

香港金融业“染红”之说，一直甚嚣尘上，罗家聪现真身实名批评，霎时间惹来追访。不过，他撰文说，“港媒多捉错用神，以八卦手法处理追问离开细节，俨如劳资纠纷”，强调重点在外媒关注的制度问题。事隔数月，罗家聪向端传媒透露，于公司架构而言，他的职位“上三层就是CEO”，其离职过程却在十分钟内完成。怕人再次错失焦点，他直白道，“我现在说，不是一个机构的事，而是在上面政治圈压下来的事。”

各有所需的年代

罗家聪快人快语，他说自己与交通银行之间，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彻头彻尾也是互相利用的关系”。

1998年，罗家聪于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毕业。在亚洲金融风暴阴霾下，香港步入经济衰退期，失业率由97年年底的2.5%，上升至98年年底的5.7%。工作难找，他埋首学业，硕士、博士学位陆续到手。2003年再毕业之际，又遇到SARS，虽两次短暂进出政府当合约公务员，但亦曾一度失业近8个月，更试过寄出1000封求职信才找到一份短工。

2005年，交通银行来港上市，罗家聪终得一纸聘书，工作是研究数据，分析经济大环境。他介绍，大型银行会按需要及研究范畴设置不同的研究团队，但交银香港则要囊括股票、外汇、房地产等市场，研究范畴无仔细划分，其提供的分析，对内会供投资部门参考，对外亦会用作吸引新客户、新资金。

罗家聪在早年访问中形容，银行指定工作量不多，只需提交即日市况报告及一周市况分析，“基本上早上10点打后，我便没有工作”，深明长此下去，“老板第一个炒人，一定炒你先”。他自行撰写分析文章，主动投稿至本地报章，一跃成为当红分析员，公司当时也乐见其成。

在罗家聪眼中，每个年代，中国政府皆有一个指令（mandate）。

交通银行是首间在港上市的国有银行，中国财政部是主要股东之一，其后同类银行一间接一间来港上市。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持续达两位数高速增长，2005年，中国政府推出首轮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又称汇改，希望将人民币推向国际化。

在罗家聪眼中，每个年代，中国政府皆有一个指令（mandate），那个年头，就是希望透过中资银行与外面接轨，当年内地的金融从业人员还很封闭，“（大陆）派很多他的人下来，学习外面的一套”。

他记得，在俗称“炒房”的投资部门，内地人的占比起初不足一成，后来越来越多内地生来港当管理培训生（MT）；大陆官员、金融机构要员不时来港问意见，“哪个人就不说了，有些大名，报纸看到的也会来”，交流的形式官方、私下皆有之，有的在银行会议室，有的在饭局。

罗家聪透过银行或其他渠道受邀，亦是座上客之一，而内地有关人士主要想学习的，是金融体系国际化，“有什么风险？如何做？有何建议？”

关系变质，始于2010年。

在他看来，施压的时间点与时局大有关连。

罗家聪说，他过往评论一向无禁区，那一年他公布交银香港不会评论中国事务。当时回响不大，翻查资料，只有一间媒体报道相关消息。回首旧事，罗家聪说，公司采取的理由是“大陆事务属总行范围”，他当下反应是，“ok，总行范围，那你讲吧，make sense（合理）的。”

按罗家聪的理解，这个香港分行的决定，“不是银行的意思，是共产党压下来。”原因是公司对其研究部门一向撒手不管，“明明一向没有看你的东西，但突然说，你那天说了什么，你为何这样讲，你知道是外面的压力。”

在他看来，施压的时间点与时局大有关连。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贸，经济腾飞10年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开始逐年回落，由2010年的10.5%，逐年下跌至9.5%、7.9%。“他不觉得你真的可以唱得冧他（他不觉得你真的可以把他说倒），但事情开始坏时，他不想你加把嘴，”罗家聪分析。

“当经济差的时候，共产党本质就开始出来了。上升时不怕你唱，差就不要唱淡，跌（的时候）你不要说他趴了。”

中国市场推手

与此同时，面对快速飙升的中国资本，香港金融市场也产生变化，越加偏重内地。

所谓金融机构不是只做自己的事，政治上有mandate（指令）下来。

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开放市场，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紧接而来是欧债危机，罗家聪这样形容市场看法：“有一轮是这样说，当美国唔掂，欧洲唔掂，得佢掂。（当美国不好，欧洲不好，只有他好。）”

他无法否认，“客观形势，他（中国）是高增长。在商家而言，在投资回报的增长速度，那些年代是快的，达双位数。外围所有成熟市场一定是单位的，先进市场无可能不是双位的，一比之下一定无得比。”

但罗家聪更加在意的是，“香港一向是国际金融中心，全世界的生意也做，为何只做他的？市场是globalized的，你要做国际金融中心，你不可以只做亚洲市场，一定要serve美洲、欧洲。”

他认为，港府及中资银行亦热中于中国市场，不时推出相关金融产品。

“一路而来的政策、说法，他的approach很清楚。你看看以前的施政报告，怎样开放给大陆的市场，北望神州。”

“所谓金融机构不是只做自己的事，政治上有mandate（指令）下来。譬如人民币想搞国际化。他要到处发人民币债，周围卖通街，叫中资的个个帮他sell。身为中资，你无法说，他叫你做，你不做。共产党打本给你，你无法不跟著做。”

产业洗牌，从业员的构成也生变。“换血”之说，难以量化，罗家聪当时负责研究部门其中两个职位的招聘，他发觉人事部发来的履历，总是内地人，而内地同事的占比，从过往一整个部门只有数人，逐渐变成每个部门旗下的每个小队至少也有一人。

“1980年代共产党想你（香港）回来时，已想著全部人换大陆人了，赶走你班友，这是时间问题而已。”罗家聪说。

撕破面子的年代

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是转捩点，打破表面的平衡，一切不同了。

中资银行的生态向来不一样，罗家说，早在2014年的占领运动，交通银行曾要求员工现身反占领集会，还会点名计算人数。他没有出席，“无去，无即时后果，几年之后有。”内部电邮，不时传来国家主席习近平或内地银行行长讲话，罗家聪会回复一句，“Read（已阅）。”

时移世易，往日只针对“中国事务”的封口令，范围变得越来越大。“一路收紧，贸易战不要讲，占中不要讲，越来越多不要讲，讲讲下，什么都不要讲。”

“原因？有什么要解释呢？不用问，叫你不要讲就不要讲。”

生计是问题，罗家聪选择待在公司。“原则清楚，你请我，我知你游戏规则。明白的。我的profession是econ、finance（我的专业是经济、金融），你不钟意讲占中，那我不讲，无所谓。”

但反修例运动牵扯的效应，无法避而不见。

港府强调，示威严重打击经济，早在去年8月，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香港正处于“外忧内患”情况，受中美贸易战及政治纷争影响，引述有人形容像“海啸”来袭，她称较SARS带来的经济下行或金融风暴严峻。

罗家聪不同意，对外受访时表示，2003年SARS一疫的影响更甚，惹来不满。导火线还有一则他在内部传阅、刊登于《信报月刊》的文章，该文由香港业余天文学家杨光宇撰写，名为〈大清亡国公债成贸战新武器〉，文章末段谈及行政长官小圈子选举，批评特首林郑月娥想强行通过修订逃犯条例，罗家聪估计是要求他离职的触发点。

最终，管理层关上房门，直接道明来意。罗家聪说，工作多年，双方熟知彼此脾性，没有任何争执，他自行辞职了事。

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被离职的结局早在预计之中。但罗家聪认为，这次事件性质不同了，过往只限于部分评论范畴要封口，这一次采用的理由却是，“（香港）政府调子与你不同”，“政府的调，（公司）一向不管的。为何分析员讲的，要与政府一样？一向也没有，但突然煞有介事告诉你有问题了。”

“不需要你说话时，价值就不在，找个借口处理你，就是这样简单。”

罗家聪认为，北京形象在香港已经坏了，毋须再做任何形象工程，也不介意“擘面”（撕破脸）了。他分析，2014年占领运动的诉求停留在普选，但反修例运动甚至有部份声音趋向港独、推翻政权，一方面说明了过去的策略失败，另一方面也催化中国政府不再顾及香港独有的地位，而采取强硬政策。“他起初想从教育做起，扯（国）旗唱（国）歌，但发觉洗了多年，14年仍有黄之锋，洗脑教育彻底失败，洗不到就撕破脸了。”

出路

去年10月离职，至今待业。罗家聪写专栏、上节目，收入反而更胜从前。那香港又有何出路？角色、定位又如何？

“当立法夹硬来（强硬来）、执法胡乱来、司法被凌驾，两制实已玩完。”

中港经历撕破脸皮之后，去年底开始有消息传出，中央打算向澳门“送大礼”，支持在当地设立证券交易所，不少市场人士看作是政府淡化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罗家聪认为，这与过往打造上海为金融中心的做法无异，但十多年来也未算真正成功，而澳门无进出口，以赌业为主，两者仍无法取代香港的地位。

他强调，中国与外资需要香港这个落脚地来交易，因香港制度准则与外国接轨，“为何这么多钱进入香港都是这个原因。因为入得香港的体制，有AML（Anti-Money Laundering，反洗钱）把关。把关了，过得银行一定是干净。”

外资对于香港制度的信任，源自对内地的不信任，然而，这样不代表香港地位牢固，近日越来越多资金离开香港。罗家聪的其中一篇文章为访问补遗了一点，“钱走事小，因每逢跌市衰退本港皆为外资提款机⋯⋯熊市大规模流走，流量虽劲但会回头”，但问题在于香港是否仍是香港，因两制建立，在于“怕私产被共产”。在他笔下的香港，“当立法夹硬来（强硬来）、执法胡乱来、司法被凌驾，两制实已玩完。”

罗在文中断言，外资最怕这种无规无矩，“这种钱走才得人惊，如水喉漏水般细水长流，一走无回头”。

罗家聪解释，国际金融中心主要扮演两个重要角色，传统是为实体经济吸引资金，有融资作用，较为新兴的是成为资产管理中心。他说，香港倚靠内地市场，但中国实体经济开始衰落，香港无可避免受到影响。新冠病毒疫情来了，还带来隐忧。罗家聪分析，各国发现供应链过长，影响甚深，加快去全球化的步伐，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日渐被南亚国家取代，资金流通的中介、投资基地亦由香港转往新加坡。

而作为资产管理中心，香港岌岌可危的法治状况也让人担忧。“（香港）不讲法治，样样也不讲了，人家好难信你，把钱放在这里。呢条水都无埋就瓜得（如果这些资金都没了就死了）。”

罗家聪说，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某程度建基于中国崛起。“金融中心角色是跌watt了（能量跌了）。他（中国）没落了，你的角色会越来越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