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远的“港胞”：滞留湖北一个多月，港府包机为何起飞难？

陈浩森（化名）困在湖北孝感市40多天了。过去一个多月，孝感市的管控愈趋严格。从封城封路，到隔一天就要在社区做登记、隔一天才能离开小区一次，后来小区也不能出去了，若要买菜，要先通过微信联络物业管理，100元买一个套餐，只有蔬菜没有肉，全家人吃一个星期。陈浩森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他没料到，这趟陪妻子回家探亲的旅程撞上病毒疫情，演变成被困一个多月的恶梦。

在距离武汉三小时车程的荆州，张莉（化名）一家三口也特地从香港回来过春节。张莉的老家在荆州的一个村子里，自从十多年前嫁到香港，她多年没有回来。她原想带女儿回来过一个热闹的春节，没想到在村子里一困就是一个多月。由于担心感染，即使在家里，家人们也是隔开一两米地坐著，“现在留得越久越会担心这些事，现在困在这里人都有病，不是肺炎，不知道是什么病。惊都惊出病。”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登上央视，确认一种未知的新型冠状病毒所引发的肺炎存在“人传人”，此前被压抑隐瞒的疫情自此曝光，病毒从武汉市一路蔓延至全国和全球多国。1月23日凌晨，武汉市突然宣布封城，周边城市此后陆续封城。截止3月5日，湖北省感染新冠肺炎人数已多达67332，死亡2817人。一夜之间，滞留在湖北的不同国家、地区的人和当地所有人一起停摆了。

根据港府数字，困在湖北的香港居民，分布在湖北省超过37个城市，人数约有3000人。封城后，陈浩森一度对香港政府有信心，相信很快就会有包机接港人回去，但此后一个月，他打遍了港府电话，向公民党等多名立法会议员求助，甚至给林郑月娥的脸书发了信息，却始终得不到回音。直到3月4日和5日，首批包机才终于在武汉起飞，接载有长期疾病的、怀孕的、准备文凭试（DSE）的港人回港，但陈浩森一家和张莉一家仍不在紧急名单上，返港无期，另外也有离武汉较远的孕妇无法返港。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对端传媒表示，有曾经向他求助的孕妇等不及了，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回到香港，不久前已经过关，入住了隔离营。

工联会社区主任陈文伟向端传媒表示，他们在2月中开始通过微信群组收集滞留港人的资料，截止2月25日，群组记录了超过700宗求助，个案年纪最小的2个月，最大的有86岁，大部分人去湖北是为了探亲。截止2月底，有11名滞留湖北的港人感染肺炎，一名长居武汉的港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有人缺乏长期药物，有人在农村缺乏食物，有孕妇和DSE考生急切希望回家。在首批班机艰难起飞之前，这群港人到底经历了什么？不同政党如何与滞留港人、两地政府互动？港府的包机，为何迟了一个多月？

村子里没人听说有肺炎

张莉觉得自己做了错误的决定。

自女儿出世后，她不太常回湖北探亲。她40多岁，老家在荆州乡下，到疫区中心武汉开车要三小时，反而离湖南省更近一些，开车一小时。香港西九龙高铁站开通后，这是张莉一家第一次回来过年，他们搭高铁到湖南，再由亲戚开车接回老家。

早在1月4日，香港政府已经启动疫情“严重”级别的应变计划，武汉卫生健康委员会却连续十几日没有疫情通报，直到1月18日湖北省两会闭幕，当日武汉才新增了4宗确诊个案。张莉对返乡起初有些忐忑，但看新闻又觉得疫情不太严重。她特地打电话问了老家的亲戚，但村里没人听说过有什么肺炎。

“返乡下之前已经知道有肺炎，但那时候还没说人传人，不知道会这么严重，而且我想我们一家三口不是去武汉，是其他城市，没想到隔这么远都会这样。”张莉说，她在15年前嫁到香港，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丈夫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货仓打工，是家里的经济支柱。全家人身处异地，公司让丈夫放无薪假，丈夫感到焦虑，再不回去，3月份怕是会被炒了。

与张莉相比，陈浩森的警惕性更强一些。他一早关注疫情进展，不太放心，最后决定让女儿留在香港。他记得，1月21日，抵达武汉高铁站时，四周还没什么人戴口罩。他和妻子在武汉没多停留，很快乘坐亲戚的私家车回到太太老家。早年，他的太太乘著改革开放的浪潮，到了深圳打拼，后来又申请到香港工作，结识了陈浩森。春节期间，陈浩森常陪太太回家。

在武汉生活了十年的港商许玮杰（化名），在当地开港式茶餐厅，时常到广东或回香港采购原材料。近年，他的事业和生活逐渐在武汉扎根，但每年都会返港几次复诊长期病，以及探望家人。因为从事餐饮业，他比其他香港朋友迟了离开，原本的计划是大年初三后回港，没料到一切急转直下。

我觉得很无助的是，这里的人你（香港政府）不带走，又继续让外面的人进去（香港）。

武汉封城的消息在1月23日凌晨两点半放出，许多人还没反应过来。许玮杰的妻子在深夜叫醒了他。到了白天，醒来的张莉慌了，去找村委会，讲了自己来自香港，丈夫要回去工作、女儿上学的需要，对方语气不太耐烦：“你怎么都出不去的，现在疫情越来越严重了。”

另一边，陈浩森开始每天紧盯著内地和香港的信息。妻子家的电视不停播放央视抗疫的专用频道，“里面有大量信息是叫我们放心一点，要加油，谁捐了什么物资⋯⋯总之里面的东西是让人定一定，是一些美好的东西。”他不相信电视里的消息，为了更了解内地的真实情况，他开通了微博和微信，同时每天搜索武汉周边城市政府发布的公告。他也关注香港的新闻，看到香港政府封关迟缓，每天有新增案例，而另一边，不同国家都在安排撤侨包机。

“有留意到香港的情况如何紧张，同时也有新的个案，要一直处理…… 我觉得很无助的是，这里的人你（香港政府）不带走，又继续让外面的人进去（香港）。”陈浩森说。

农村的物资不太丰富，张莉一家只带了十几个口罩，普通的药品也没有准备。听说隔壁村有十几宗确诊个案，张莉十分担心，“虽然农村地方大一些，但走出来呼吸都会害怕，尽量留在屋企。”封城之后，他们几乎没再出过门，村里一片寂静，每天定时广播，叫大家不要出门。农村人自己有种菜，但食物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一天只能吃两顿，常用方便面充饥。

自2月中旬开始协助滞留港人的NGO“无国界社工”对端传媒表示，目前滞留湖北的港人中，一大部分是农历新年来探亲的，这也意味著他们与亲戚同住，生活起居上有人照应，但也有特例。早前，无国界社工接触到住在天门市一间酒店、一家三口的香港人，由于不熟当地的资源，也没有社区供应食材，每天只能在酒店吃方便面。无国界社工收到他们的求助之后，才帮忙联系当地街道办，解决食物问题。不过，比起食物，社工们每天收到最多的提问还是——“香港政府什么时候可以接回我们？”

“每一次的盼望都不是特区政府给的”

在香港这一边，特首林郑月娥最初较快表示正研究安排接回港人。1月28日，武汉封城4天之后，香港政府召开记者会，林郑月娥首次提及滞留湖北港人的情况，表示收到200名港人的求助，她当时表示“正与中央商讨”，因为当地交通服务中断，“将在安全和可行的条件下，安排滞留港人返港”。

不过，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港府似乎犹豫了。2月1日，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他们收到的求助港人人数上升到1300人，但他强调，WHO指出应该减少疫区人员跨境流动，“不建议目前撤离滞留港人”。不过，在这一天和之前数天，日本、美国、新加坡、德国、印度等国家纷纷派出首批包机，接回当地居民。

封城后，陈浩森马上联络了香港驻武汉经贸办（驻武汉办），几乎每天打一两次电话。开头还是驻武汉办的职员接听，过了几天，电话转到了香港入境处，每次只是询问他的身份信息和健康状况，陈浩森每次问及回港安排，得到的回复只是“不知道、再等通知”。

驻武汉办于2014年成立，是香港政府在北京、广东、上海和成都之后，在中国内地设立的第五个办事处。根据政府简介，驻武汉办职能包括经贸合作、支援港人港商、推广香港优势和正面形象。武汉封城后，驻武汉办的6个职员留在了武汉处理滞留港人的事宜。

封城当日，1月23日夜晚十点多，驻武汉办主任冯浩贤当晚就在脸书发帖表示，“对，我决定留下来，没有坐最后一班机离开，因为我觉得作为特区政府在这里的代表，照顾港人和同事，责无旁贷。”这个帖子瞬间吸引关注，获得逾7000个“Like”、超过570次转发。三天之后，26日，冯浩贤发帖称“同事们很‘给力’，忙于接听求助或查询电话、发放消息给在地港人，联络这𥚃的官员等。香港总部的同事也在想方设法的支援我们。”

此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撤侨行动继续进行，阿尔及利亚、澳大利亚、台湾、伊朗、马来西亚等首批包机陆续飞走。2月6日，冯浩贤再发帖，称“我知道香港那边的同事们正在努力的研究可行的‘散水’方案，但因为牵涉2000人，分散在省内不同的地方，还有检疫，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此后，冯浩贤没有再在脸书公开发言。端传媒多次联络冯浩贤，至截稿前没有回复。

在1月底至2月中旬，多名滞留港人向端传媒表示，他们多次联络政府部门时，获得的回应仅是确认身体状况、食物存量等，港人最关切的返港安排总是未知数。

药物的紧缺也成了一大困难。港商许玮杰有糖尿病和高血压，封城后几日，他找到驻武汉办，提及药物需求，驻武汉办让他向卫生署咨询。他再打给卫生署，结果卫生署职员在网上搜索了他所需药名的中文名，叫许玮杰去当地医院购买。“我连门口都出不到，要怎么去买？那边是定点肺炎医院，还叫我去？”涂谨申也收到类似的个案求助。一个老人在联系香港政府两个星期，没有得到回音，最后找到涂谨申，表示自己的心脏病要和高血压药只剩两三天的量了。

陈浩森十分苦恼，他本来买好了2月2日回程的高铁票。根据过往经验，由于春运人流量庞大，陈浩森特意买了北京西站到香港的高铁票。这趟车列车途径石家庄、郑州、武汉、最后抵达广州，他想碰碰运气，若能到郑州上车，或许能回到香港。而这需要冒险，除了需要顺利离开湖北省，他还希望港府能为他提供身份与健康证明，以防他在入境香港时被拒绝。

透过电话，陈浩森与入境处的职员提出这个想法，对方认为或许可行，但还是建议他要安全，但表示不能提供健康证明文件。拿不到证明文件，陈浩森最后放弃冒险了。“那时候虽然各方面都depressed（沮丧），但对香港政府还有希望。”

他想起，2008年泰国反政府示威事件中，港府花了6天时间决定包机，“或许这一次也很快能等到。”直至港府宣布包机之前，他没有收到香港政府任何通知，除了打电话来再三确认个人资料。“每一次的盼望都不是特区政府给我们的，这些盼望只是本身这里的城市、我自己看到的信息来的。”

随著时间流逝，越来越多的滞留港人感到焦虑，特别是有紧急医疗需求的。2月21日，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公布他收到一宗孕妇求救个案，孕妇表示她的生产期在四月，需要快点回到香港。涂谨申对端传媒表示，其实在更早的时候，他还收到另一个孕妇的求救。

“她已经找过政府好几天了，”涂谨申说，“人家（孕妇）告诉我她怀孕，真的要生产了，很大镬（很麻烦）。她问我，‘可不可以帮助我？’”涂谨申说，但很快，该名孕妇发来了第二个信息：“还是不要了，我自己找方法先。”之后便无法联系。过了大概一个星期，涂谨申收到这位孕妇回到香港的信息，她自己回到香港后，已经入住隔离营。

涂谨申说，他无法得知这名孕妇是怎么返港的。“她救自己…… 你（政府）救不了她，你这么久…… 这就更加显示特区政府衰。”

一国两制之下，你又不能说要撤侨，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

政治不正确的“撤侨”？

在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讲师袁弥昌看来，港府对滞留湖北港人的冷处理和慢处理，主要凸显了特首林郑月娥和中央的关系，以及撤离滞留港人可能被施作“撤侨”的政治难题。

“我觉得他们都不想让北京添烦添乱。她都知道驻武汉办的人手已经很少，一国两制之下，你又不能说要撤侨，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袁弥昌分析，“你又不想添烦添乱，又不想用撤侨的姿态。现在人都走散了，分布到全省不同地方，现在已经是很艰难的工作。”袁弥昌曾加入前财政司长曾俊华竞选行政长官的团队，其后进入建制派政党新民党担任政策总裁，于去年8月离任。

涂谨申认为，在初期马上撤回港人，或许会政治不正确，但当其他国家都撤侨之后，应该快一些做决定。“你（港府）不用说你（中国）那边不济，”涂谨申说，“你当然是说，国家、政府已经有很多事情要顾，既然我们原本香港的体系是打算照顾香港人的，为防增加你们的负担，我们尽量把人撤回来，让大家都做回自己的本份。”

对比毗邻香港的澳门特区，同样有澳门居民被困湖北，人数相对较少，约124人，但同样面对药物和物资紧缺、联系不到澳门政府的困难。2月22日，被媒体问及是否会接回澳门居民，澳门旅游局执照及监察厅厅长陈露称正与各方沟通，并表示滞留湖北的澳门居民“在我们自己祖国、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面，国家对他们相当关怀同照顾”。

同一日，《苹果日报》披露记者获得林郑月娥向中央呈交的一份抗疫报告，报告内容包括“恳请”中央容许“港府与湖北及武汉政府商讨安排滞留港人返港”。

另一边，同样有为数不少的港人滞留在日本。由于发现有乘客在离船后确诊新冠肺炎，钻石公主号邮轮自2月4日开始在日本横滨港进行为期14日的隔离，船上包括约350名香港乘客。邮轮隔离后，确诊个案连续数日上涨，至2月18日，确认人数达到542人，邮轮被冠以“小武汉”的称呼，多名香港乘客向民主党、民建联等政党求助，2月16日，香港政府宣布包机接载船上港人返港，首班机于20日凌晨起行。据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消息，包机由中央政府统筹、经过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外交部驻香港公署、香港特区政府协调。

相较之下，滞留湖北的港人有著不一样的待遇。对于拖延接人的原因，香港政府曾多次表示，难以安排湖北港人回港，是因为当地交通不便以及本地检疫中心容量不足。

有份参与协助滞留港人的工联会新界东办事处总干事邓家彪对端传媒表示，认同这两大原因。“湖北基本上是一个没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情况，好特殊，要安排很不容易，可能他们评估了，在交通过程中、去机场途中就可能有感染，我意思是，香港政府同日本政府提出，很多配套都可以做到，日本社会没有停顿。”

在新冠肺炎爆发前，政府储备了三个检疫中心，分别是麦理浩夫人度假村、鲤鱼门公园度假村和保良局赛马会北潭涌度假营，宿位为97个。随著疫情爆发，社会上对封关呼声高涨，政府未有彻底封关，医护发起罢工，检疫中心和肺炎诊所选址频受市民反对。

1月26日，传出粉岭的公屋晖明邨或被征用作检疫中心后，大批居民走出街头反对，而后演变为堵路纵火，政府随后取消将晖明邨作为检疫中心。位于美孚的旅馆翠雅山房，被视为第二个选址，亦引起市民反对，直至二月上旬，政府才确定征用翠雅山房，作为第四个检疫中心，可提供53个宿位。第五个检疫中心，则是火炭骏洋邨，可提供1000个以上的单位，从钻石公主号邮轮返港的208名市民目前正于此隔离，隔离最迟将于3月8日结束。截止3月2日，根据卫生署资料，已有约360人入住骏洋邨。

林郑一来她跟程序，二是要帮国国家顶住一些事情，而且她心底里又很看不起民众，几方面加在一起，不出事很难。

邓家彪表示，工联会在二月开始接触政府。“他们（政府）第一句就是，‘我们真的接了他们回来后，摆在哪里？’他们那时连骏洋邨是不是顺利做到都好犹豫，所以都是一个实际的问题。”

对此，袁弥昌认为，检疫中心选址工作的问题，正反映了香港管治的失效。“可能政府当时觉得找粉岭一定会成功，没找其他。你会见到原来香港的官僚体系这么差。”他表示，近年林郑月娥的管治模式出现和北京管治模式“同质化”的现象，“但大陆的官都识得应付上面的指令，但港英政府的官员一直是跟程序的，但现在又要顾程序又要顾上面，原来你是不熟悉这么做的，两个体系出现冲突，现在同澳门相比都没得比了。”

袁弥昌续指，“当然澳门整个规模小很多，但至少贺一诚知道有走盏位（灵活应变的地方），就算不封关都会做些有封关效果的举措，那就可以解决问题。林郑一来她跟程序，二是要帮国国家顶住一些事情，而且她心底里又很看不起民众，几方面加在一起，不出事很难。”

遥远的“港胞”，愤怒的“港胞”

在港府犹豫拖延的同时，陈浩森尝试向政党求救，也尝试用自己的方式走出湖北，最后都失败或放弃了。经过这次受困，他对香港政府更加失望了。“香港是国际级城市，按香港的效率，撤回港人按正常速度应该能跟上。”陈浩森说，他也认为，港澳仍是特区，香港政府应有权限协助自己的居民离开疫区。

他进一步说，自己与太太本有政治分歧，他支持泛民主派，而太太相对保守、支持政府，也认为获得香港人身份是有优越感的一件事，不过在这一个月里，太太渐渐失去了对政府的信赖。

张莉分享说，丈夫在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中，本是投票给建制派的候选人，但经过这次滞留湖北的经历，夫妻俩现在认为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有做到嘢（有做到事情）”。

不过，在香港这一边，舆论对滞留湖北的港人是另一种情绪。从网络言论来看，不少市民不太欢迎从疫区回来的“港胞”，有人质疑，他们算不算“真正的香港人”，“其实有几多个系真真正正嘅香港人呢？（其实有多少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呢？）”也有人说，“记得人地封关前叫左成星期，有车有火车，最后仲有飞机可走。唔走。点知d病毒黎料应真爆发，又要香港政府埋单。（记得之前说封关说了整个星期，有车、火车、飞机可以走。不走。怎么知道病毒真的爆发了，又要叫香港政府买单。）”

涂谨申说，他有留意到网上舆论。“你说网上有没有人闹我？很多。每一个人的价值观不是一样的，有人会觉得她选择大著肚走上去内地，那就由她去死咯。”不过涂谨申认为，不妨用同理心去思考滞留湖北港人的处境，因为很多港人有探亲的需要，并非单纯不负责任的去游玩。

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叶荫聪在《明报》以“撤回湖北港人背后的身分政治”为题撰文，文中写道：“近3000位的湖北港人，因为大陆政府封城，困在最接近病毒爆发的中心，又缺乏医疗支援及物资支援，但在相当长时间里，他们求救的声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在公众的认知中他们是模糊的，我们每天在媒体上看到武汉及湖北等地的凶险情况，想着的是政府何时封关，以及家中是否有足够口罩及漂白水，奉行高筑墙广积粮原则，却没有太多人想到那些遥远的‘港胞’。”

不过，袁弥昌更关心的是，经过反修例风波和肺炎疫情，香港政治面貌（political landscape）的改变和民心转向。“你见到之前亲建制的市民撑政府，是因为对黄丝的仇恨，不是真的撑政府。今次，我不相信经过口罩、厕纸、隔离中心，还会有蓝丝是这样。”袁弥昌说。

从数字来看，香港政府当下的民望和威信十分脆弱。香港民研2月中的民调显示，特首林郑月娥的支持率跌至9%，为特首支持率首次出现个位数。2月26日财政预算案公布，香港永久居民将获派一万元。民调显示，市民对预算案的满意率为46%，较去年提升一倍。至于财政预算案会否影响特首及政府民望，香港民研总监钟庭耀表示，要再作观察。

3月4日和5日，香港首批派出四班包机，从湖北接载有紧急需要的港人返港，一共接回近约450人，这些市民抵港后随即入住火炭骏洋邨进行隔离。部分人在武汉上机前被发现体温不合资格，被要求返回当地隔离。政制与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表示，会否派下批包机要看首批回港人士的情况。

陈浩森一家和张莉一家目前还不知道何时能返回香港。2月27日，张莉接到村委会的通知，港府将会派包机，她再一次登记了个人信息，等待最终的安排。2月底，湖北依旧寒冷，村里已经解封了，他们可以到门外走走。虽然无法搭上首班机，但好歹是有回家的希望了。

张莉说，这次返乡的经历，令丈夫和女儿都害怕了，“总会谂起呢单野（以后总会想起这件事）——困在一个地方。”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陈浩森、张莉、许玮杰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梁中胜 、刘钰怡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