遙遠的「港胞」：滯留湖北一個多月，港府包機為何起飛難？

陳浩森（化名）困在湖北孝感市40多天了。過去一個多月，孝感市的管控愈趨嚴格。從封城封路，到隔一天就要在社區做登記、隔一天才能離開小區一次，後來小區也不能出去了，若要買菜，要先通過微信聯絡物業管理，100元買一個套餐，只有蔬菜沒有肉，全家人吃一個星期。陳浩森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沒料到，這趟陪妻子回家探親的旅程撞上病毒疫情，演變成被困一個多月的惡夢。

在距離武漢三小時車程的荊州，張莉（化名）一家三口也特地從香港回來過春節。張莉的老家在荊州的一個村子裏，自從十多年前嫁到香港，她多年沒有回來。她原想帶女兒回來過一個熱鬧的春節，沒想到在村子裏一困就是一個多月。由於擔心感染，即使在家裏，家人們也是隔開一兩米地坐著，「現在留得越久越會擔心這些事，現在困在這裏人都有病，不是肺炎，不知道是什麼病。驚都驚出病。」

2020年1月20日，鍾南山登上央視，確認一種未知的新型冠狀病毒所引發的肺炎存在「人傳人」，此前被壓抑隱瞞的疫情自此曝光，病毒從武漢市一路蔓延至全國和全球多國。1月23日凌晨，武漢市突然宣布封城，周邊城市此後陸續封城。截止3月5日，湖北省感染新冠肺炎人數已多達67332，死亡2817人。一夜之間，滯留在湖北的不同國家、地區的人和當地所有人一起停擺了。

根據港府數字，困在湖北的香港居民，分佈在湖北省超過37個城市，人數約有3000人。封城後，陳浩森一度對香港政府有信心，相信很快就會有包機接港人回去，但此後一個月，他打遍了港府電話，向公民黨等多名立法會議員求助，甚至給林鄭月娥的臉書發了信息，卻始終得不到回音。直到3月4日和5日，首批包機才終於在武漢起飛，接載有長期疾病的、懷孕的、準備文憑試（DSE）的港人回港，但陳浩森一家和張莉一家仍不在緊急名單上，返港無期，另外也有離武漢較遠的孕婦無法返港。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對端傳媒表示，有曾經向他求助的孕婦等不及了，選擇了「用自己的方式」回到香港，不久前已經過關，入住了隔離營。

工聯會社區主任陳文偉向端傳媒表示，他們在2月中開始通過微信群組收集滯留港人的資料，截止2月25日，群組記錄了超過700宗求助，個案年紀最小的2個月，最大的有86歲，大部分人去湖北是為了探親。截止2月底，有11名滯留湖北的港人感染肺炎，一名長居武漢的港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有人缺乏長期藥物，有人在農村缺乏食物，有孕婦和DSE考生急切希望回家。在首批班機艱難起飛之前，這群港人到底經歷了什麼？不同政黨如何與滯留港人、兩地政府互動？港府的包機，為何遲了一個多月？

村子裏沒人聽說有肺炎

張莉覺得自己做了錯誤的決定。

自女兒出世後，她不太常回湖北探親。她40多歲，老家在荊州鄉下，到疫區中心武漢開車要三小時，反而離湖南省更近一些，開車一小時。香港西九龍高鐵站開通後，這是張莉一家第一次回來過年，他們搭高鐵到湖南，再由親戚開車接回老家。

早在1月4日，香港政府已經啟動疫情「嚴重」級別的應變計畫，武漢衛生健康委員會卻連續十幾日沒有疫情通報，直到1月18日湖北省兩會閉幕，當日武漢才新增了4宗確診個案。張莉對返鄉起初有些忐忑，但看新聞又覺得疫情不太嚴重。她特地打電話問了老家的親戚，但村裡沒人聽說過有什麼肺炎。

「返鄉下之前已經知道有肺炎，但那時候還沒說人傳人，不知道會這麼嚴重，而且我想我們一家三口不是去武漢，是其他城市，沒想到隔這麼遠都會這樣。」張莉說，她在15年前嫁到香港，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丈夫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現在貨倉打工，是家裏的經濟支柱。全家人身處異地，公司讓丈夫放無薪假，丈夫感到焦慮，再不回去，3月份怕是會被炒了。

與張莉相比，陳浩森的警惕性更強一些。他一早關注疫情進展，不太放心，最後決定讓女兒留在香港。他記得，1月21日，抵達武漢高鐵站時，四周還沒什麼人戴口罩。他和妻子在武漢沒多停留，很快乘坐親戚的私家車回到太太老家。早年，他的太太乘著改革開放的浪潮，到了深圳打拼，後來又申請到香港工作，結識了陳浩森。春節期間，陳浩森常陪太太回家。

在武漢生活了十年的港商許瑋傑（化名），在當地開港式茶餐廳，時常到廣東或回香港採購原材料。近年，他的事業和生活逐漸在武漢紮根，但每年都會返港幾次複診長期病，以及探望家人。因為從事餐飲業，他比其他香港朋友遲了離開，原本的計劃是大年初三後回港，沒料到一切急轉直下。

我覺得很無助的是，這裡的人你（香港政府）不帶走，又繼續讓外面的人進去（香港）。

武漢封城的消息在1月23日凌晨兩點半放出，許多人還沒反應過來。許瑋傑的妻子在深夜叫醒了他。到了白天，醒來的張莉慌了，去找村委會，講了自己來自香港，丈夫要回去工作、女兒上學的需要，對方語氣不太耐煩：「你怎麼都出不去的，現在疫情越來越嚴重了。」

另一邊，陳浩森開始每天緊盯著內地和香港的資訊。妻子家的電視不停播放央視抗疫的專用頻道，「裡面有大量信息是叫我們放心一點，要加油，誰捐了什麼物資⋯⋯總之裡面的東西是讓人定一定，是一些美好的東西。」他不相信電視裡的消息，為了更了解內地的真實情況，他開通了微博和微信，同時每天搜索武漢周邊城市政府發布的公告。他也關注香港的新聞，看到香港政府封關遲緩，每天有新增案例，而另一邊，不同國家都在安排撤僑包機。

「有留意到香港的情況如何緊張，同時也有新的個案，要一直處理...... 我覺得很無助的是，這裡的人你（香港政府）不帶走，又繼續讓外面的人進去（香港）。」陳浩森說。

農村的物資不太豐富，張莉一家只帶了十幾個口罩，普通的藥品也沒有準備。聽說隔壁村有十幾宗確診個案，張莉十分擔心，「雖然農村地方大一些，但走出來呼吸都會害怕，盡量留在屋企。」封城之後，他們幾乎沒再出過門，村裏一片寂靜，每天定時廣播，叫大家不要出門。農村人自己有種菜，但食物也消耗得差不多了，一天只能吃兩頓，常用方便麵充飢。

自2月中旬開始協助滯留港人的NGO「無國界社工」對端傳媒表示，目前滯留湖北的港人中，一大部分是農曆新年來探親的，這也意味著他們與親戚同住，生活起居上有人照應，但也有特例。早前，無國界社工接觸到住在天門市一間酒店、一家三口的香港人，由於不熟當地的資源，也沒有社區供應食材，每天只能在酒店吃方便麵。無國界社工收到他們的求助之後，才幫忙聯繫當地街道辦，解決食物問題。不過，比起食物，社工們每天收到最多的提問還是——「香港政府什麼時候可以接回我們？」

「每一次的盼望都不是特區政府給的」

在香港這一邊，特首林鄭月娥最初較快表示正研究安排接回港人。1月28日，武漢封城4天之後，香港政府召開記者會，林鄭月娥首次提及滯留湖北港人的情況，表示收到200名港人的求助，她當時表示「正與中央商討」，因為當地交通服務中斷，「將在安全和可行的條件下，安排滯留港人返港」。

不過，接下來的一段時間，港府似乎猶豫了。2月1日，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他們收到的求助港人人數上升到1300人，但他強調，WHO指出應該減少疫區人員跨境流動，「不建議目前撤離滯留港人」。不過，在這一天和之前數天，日本、美國、新加坡、德國、印度等國家紛紛派出首批包機，接回當地居民。

封城後，陳浩森馬上聯絡了香港駐武漢經貿辦（駐武漢辦），幾乎每天打一兩次電話。開頭還是駐武漢辦的職員接聽，過了幾天，電話轉到了香港入境處，每次只是詢問他的身份信息和健康狀況，陳浩森每次問及回港安排，得到的回覆只是「不知道、再等通知」。

駐武漢辦於2014年成立，是香港政府在北京、廣東、上海和成都之後，在中國內地設立的第五個辦事處。根據政府簡介，駐武漢辦職能包括經貿合作、支援港人港商、推廣香港優勢和正面形象。武漢封城後，駐武漢辦的6個職員留在了武漢處理滯留港人的事宜。

封城當日，1月23日夜晚十點多，駐武漢辦主任馮浩賢當晚就在臉書發帖表示，「對，我決定留下來，沒有坐最後一班機離開，因為我覺得作為特區政府在這裡的代表，照顧港人和同事，責無旁貸。」這個帖子瞬間吸引關注，獲得逾7000個“Like”、超過570次轉發。三天之後，26日，馮浩賢發帖稱「同事們很『給力』，忙於接聽求助或查詢電話、發放消息給在地港人，聯絡這𥚃的官員等。香港總部的同事也在想方設法的支援我們。」

此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撤僑行動繼續進行，阿爾及利亞、澳洲、台灣、伊朗、馬來西亞等首批包機陸續飛走。2月6日，馮浩賢再發帖，稱「我知道香港那邊的同事們正在努力的研究可行的『散水』方案，但因為牽涉2000人，分散在省內不同的地方，還有檢疫，所以真的是一個非常頭痛的問題」。此後，馮浩賢沒有再在臉書公開發言。端傳媒多次聯絡馮浩賢，至截稿前沒有回覆。

在1月底至2月中旬，多名滯留港人向端傳媒表示，他們多次聯絡政府部門時，獲得的回應僅是確認身體狀況、食物存量等，港人最關切的返港安排總是未知數。

藥物的緊缺也成了一大困難。港商許瑋傑有糖尿病和高血壓，封城後幾日，他找到駐武漢辦，提及藥物需求，駐武漢辦讓他向衛生署諮詢。他再打給衛生署，結果衛生署職員在網上搜索了他所需藥名的中文名，叫許瑋傑去當地醫院購買。「我連門口都出不到，要怎麼去買？那邊是定點肺炎醫院，還叫我去？」涂謹申也收到類似的個案求助。一個老人在聯繫香港政府兩個星期，沒有得到回音，最後找到涂謹申，表示自己的心臟病要和高血壓藥只剩兩三天的量了。

陳浩森十分苦惱，他本來買好了2月2日回程的高鐵票。根據過往經驗，由於春運人流量龐大，陳浩森特意買了北京西站到香港的高鐵票。這趟車列車途徑石家莊、鄭州、武漢、最後抵達廣州，他想碰碰運氣，若能到鄭州上車，或許能回到香港。而這需要冒險，除了需要順利離開湖北省，他還希望港府能為他提供身份與健康證明，以防他在入境香港時被拒絕。

透過電話，陳浩森與入境處的職員提出這個想法，對方認為或許可行，但還是建議他要安全，但表示不能提供健康證明文件。拿不到證明文件，陳浩森最後放棄冒險了。「那時候雖然各方面都depressed（沮喪），但對香港政府還有希望。」

他想起，2008年泰國反政府示威事件中，港府花了6天時間決定包機，「或許這一次也很快能等到。」直至港府宣布包機之前，他沒有收到香港政府任何通知，除了打電話來再三確認個人資料。「每一次的盼望都不是特區政府給我們的，這些盼望只是本身這裡的城市、我自己看到的資訊來的。」

隨著時間流逝，越來越多的滯留港人感到焦慮，特別是有緊急醫療需求的。2月21日，立法會議員涂謹申公布他收到一宗孕婦求救個案，孕婦表示她的生產期在四月，需要快點回到香港。涂謹申對端傳媒表示，其實在更早的時候，他還收到另一個孕婦的求救。

「她已經找過政府好幾天了，」涂謹申說，「人家（孕婦）告訴我她懷孕，真的要生產了，很大鑊（很麻煩）。她問我，『可不可以幫助我？』」涂謹申說，但很快，該名孕婦發來了第二個訊息：「還是不要了，我自己找方法先。」之後便無法聯繫。過了大概一個星期，涂謹申收到這位孕婦回到香港的信息，她自己回到香港後，已經入住隔離營。

涂謹申說，他無法得知這名孕婦是怎麼返港的。「她救自己...... 你（政府）救不了她，你這麼久...... 這就更加顯示特區政府衰。」

一國兩制之下，你又不能說要撤僑，因為這是政治不正確。

政治不正確的「撤僑」？

在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彌昌看來，港府對滯留湖北港人的冷處理和慢處理，主要凸顯了特首林鄭月娥和中央的關係，以及撤離滯留港人可能被施作「撤僑」的政治難題。

「我覺得他們都不想讓北京添煩添亂。她都知道駐武漢辦的人手已經很少，一國兩制之下，你又不能說要撤僑，因為這是政治不正確。」袁彌昌分析，「你又不想添煩添亂，又不想用撤僑的姿態。現在人都走散了，分布到全省不同地方，現在已經是很艱難的工作。」袁彌昌曾加入前財政司長曾俊華競選行政長官的團隊，其後進入建制派政黨新民黨擔任政策總裁，於去年8月離任。

涂謹申認為，在初期馬上撤回港人，或許會政治不正確，但當其他國家都撤僑之後，應該快一些做決定。「你（港府）不用說你（中國）那邊不濟，」涂謹申說，「你當然是說，國家、政府已經有很多事情要顧，既然我們原本香港的體系是打算照顧香港人的，為防增加你們的負擔，我們盡量把人撤回來，讓大家都做回自己的本份。」

對比毗鄰香港的澳門特區，同樣有澳門居民被困湖北，人數相對較少，約124人，但同樣面對藥物和物資緊缺、聯繫不到澳門政府的困難。2月22日，被媒體問及是否會接回澳門居民，澳門旅遊局執照及監察廳廳長陳露稱正與各方溝通，並表示滯留湖北的澳門居民「在我們自己祖國、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面，國家對他們相當關懷同照顧」。

同一日，《蘋果日報》披露記者獲得林鄭月娥向中央呈交的一份抗疫報告，報告內容包括「懇請」中央容許「港府與湖北及武漢政府商討安排滯留港人返港」。

另一邊，同樣有為數不少的港人滯留在日本。由於發現有乘客在離船後確診新冠肺炎，鑽石公主號郵輪自2月4日開始在日本橫濱港進行為期14日的隔離，船上包括約350名香港乘客。郵輪隔離後，確診個案連續數日上漲，至2月18日，確認人數達到542人，郵輪被冠以「小武漢」的稱呼，多名香港乘客向民主黨、民建聯等政黨求助，2月16日，香港政府宣布包機接載船上港人返港，首班機於20日凌晨起行。據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消息，包機由中央政府統籌、經過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外交部駐香港公署、香港特區政府協調。

相較之下，滯留湖北的港人有著不一樣的待遇。對於拖延接人的原因，香港政府曾多次表示，難以安排湖北港人回港，是因為當地交通不便以及本地檢疫中心容量不足。

有份參與協助滯留港人的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總幹事鄧家彪對端傳媒表示，認同這兩大原因。「湖北基本上是一個沒有公共交通工具的情況，好特殊，要安排很不容易，可能他們評估了，在交通過程中、去機場途中就可能有感染，我意思是，香港政府同日本政府提出，很多配套都可以做到，日本社會沒有停頓。」

在新冠肺炎爆發前，政府儲備了三個檢疫中心，分別是麥理浩夫人度假村、鯉魚門公園度假村和保良局賽馬會北潭涌度假營，宿位為97個。隨著疫情爆發，社會上對封關呼聲高漲，政府未有徹底封關，醫護發起罷工，檢疫中心和肺炎診所選址頻受市民反對。

1月26日，傳出粉嶺的公屋暉明邨或被徵用作檢疫中心後，大批居民走出街頭反對，而後演變為堵路縱火，政府隨後取消將暉明邨作為檢疫中心。位於美孚的旅館翠雅山房，被視為第二個選址，亦引起市民反對，直至二月上旬，政府才確定徵用翠雅山房，作為第四個檢疫中心，可提供53個宿位。第五個檢疫中心，則是火炭駿洋邨，可提供1000個以上的單位，從鑽石公主號郵輪返港的208名市民目前正於此隔離，隔離最遲將於3月8日結束。截止3月2日，根據衛生署資料，已有約360人入住駿洋邨。

林鄭一來她跟程序，二是要幫國國家頂住一些事情，而且她心底裡又很看不起民眾，幾方面加在一起，不出事很難。

鄧家彪表示，工聯會在二月開始接觸政府。「他們（政府）第一句就是，『我們真的接了他們回來後，擺在哪裡？』他們那時連駿洋邨是不是順利做到都好猶豫，所以都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對此，袁彌昌認為，檢疫中心選址工作的問題，正反映了香港管治的失效。「可能政府當時覺得找粉嶺一定會成功，沒找其他。你會見到原來香港的官僚體系這麼差。」他表示，近年林鄭月娥的管治模式出現和北京管治模式「同質化」的現象，「但大陸的官都識得應付上面的指令，但港英政府的官員一直是跟程序的，但現在又要顧程序又要顧上面，原來你是不熟悉這麼做的，兩個體系出現衝突，現在同澳門相比都沒得比了。」

袁彌昌續指，「當然澳門整個規模小很多，但至少賀一誠知道有走盞位（靈活應變的地方），就算不封關都會做些有封關效果的舉措，那就可以解決問題。林鄭一來她跟程序，二是要幫國國家頂住一些事情，而且她心底裡又很看不起民眾，幾方面加在一起，不出事很難。」

遙遠的「港胞」，憤怒的「港胞」

在港府猶豫拖延的同時，陳浩森嘗試向政黨求救，也嘗試用自己的方式走出湖北，最後都失敗或放棄了。經過這次受困，他對香港政府更加失望了。「香港是國際級城市，按香港的效率，撤回港人按正常速度應該能跟上。」陳浩森說，他也認為，港澳仍是特區，香港政府應有權限協助自己的居民離開疫區。

他進一步說，自己與太太本有政治分歧，他支持泛民主派，而太太相對保守、支持政府，也認為獲得香港人身份是有優越感的一件事，不過在這一個月裏，太太漸漸失去了對政府的信賴。

張莉分享說，丈夫在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中，本是投票給建制派的候選人，但經過這次滯留湖北的經歷，夫妻倆現在認為民主派的立法會議員「有做到嘢（有做到事情）」。

不過，在香港這一邊，輿論對滯留湖北的港人是另一種情緒。從網絡言論來看，不少市民不太歡迎從疫區回來的「港胞」，有人質疑，他們算不算「真正的香港人」，「其實有幾多個係真真正正嘅香港人呢？（其實有多少是真真正正的香港人呢？）」也有人說，「記得人地封關前叫左成星期，有車有火車，最後仲有飛機可走。唔走。點知d病毒黎料應真爆發，又要香港政府埋單。（記得之前說封關說了整個星期，有車、火車、飛機可以走。不走。怎麼知道病毒真的爆發了，又要叫香港政府買單。）」

涂謹申說，他有留意到網上輿論。「你說網上有沒有人鬧我？很多。每一個人的價值觀不是一樣的，有人會覺得她選擇大著肚走上去內地，那就由她去死咯。」不過涂謹申認為，不妨用同理心去思考滯留湖北港人的處境，因為很多港人有探親的需要，並非單純不負責任的去遊玩。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葉蔭聰在《明報》以「撤回湖北港人背後的身分政治」為題撰文，文中寫道：「近3000位的湖北港人，因為大陸政府封城，困在最接近病毒爆發的中心，又缺乏醫療支援及物資支援，但在相當長時間裏，他們求救的聲音卻沒有得到相應的關注。在公眾的認知中他們是模糊的，我們每天在媒體上看到武漢及湖北等地的凶險情况，想着的是政府何時封關，以及家中是否有足夠口罩及漂白水，奉行高築牆廣積糧原則，卻沒有太多人想到那些遙遠的『港胞』。」

不過，袁彌昌更關心的是，經過反修例風波和肺炎疫情，香港政治面貌（political landscape）的改變和民心轉向。「你見到之前親建制的市民撐政府，是因為對黃絲的仇恨，不是真的撐政府。今次，我不相信經過口罩、廁紙、隔離中心，還會有藍絲是這樣。」袁彌昌說。

從數字來看，香港政府當下的民望和威信十分脆弱。香港民研2月中的民調顯示，特首林鄭月娥的支持率跌至9%，為特首支持率首次出現個位數。2月26日財政預算案公布，香港永久居民將獲派一萬元。民調顯示，市民對預算案的滿意率為46%，較去年提升一倍。至於財政預算案會否影響特首及政府民望，香港民研總監鍾庭耀表示，要再作觀察。

3月4日和5日，香港首批派出四班包機，從湖北接載有緊急需要的港人返港，一共接回近約450人，這些市民抵港後隨即入住火炭駿洋邨進行隔離。部分人在武漢上機前被發現體溫不合資格，被要求返回當地隔離。政制與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會否派下批包機要看首批回港人士的情況。

陳浩森一家和張莉一家目前還不知道何時能返回香港。2月27日，張莉接到村委會的通知，港府將會派包機，她再一次登記了個人信息，等待最終的安排。2月底，湖北依舊寒冷，村裡已經解封了，他們可以到門外走走。雖然無法搭上首班機，但好歹是有回家的希望了。

張莉說，這次返鄉的經歷，令丈夫和女兒都害怕了，「總會諗起呢單野（以後總會想起這件事）——困在一個地方。」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陳浩森、張莉、許瑋傑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梁中勝 、劉鈺怡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