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抗疫传说”是如何打造的？

收到亲戚的求购短讯时，艾敏所在药店的200多盒双黄连口服液早已卖光。那是1月31日晚，“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经由新华社、《人民日报》报道，迅速热传于网络。各大电商平台的双黄连口服液瞬间售罄，人们连夜涌入药店，在寒风中排队抢购。

这株“救命稻草”旋即在翌日早晨走下“神坛”。《人民日报》发微博称：“抑制并不等于预防和治疗”，并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目前还没有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的药物。

舆论哗然。一名网友在该条微博下留言：“说什么的都是你！你作为最大的官媒，不知道发消息要谨慎吗？”这条留言收获了12万个赞。

一个未被《人民日报》微博提及的来自世卫组织建议是：饮用传统药茶不仅不能起保护作用，甚至可能会带来害处。恰恰相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中医药屡屡得到官方“加冕”。中国国家卫健委在1月25日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下称“诊疗方案”）第三版中，详细列出了中医治疗指引。在随后的第四、第五版诊疗方案中，更增加了医学观察期用中药。

但是，中医药到底能不能治疗新冠肺炎？治疗原理是什么？一直未得到中国官方的充分解答。在全球现代科学力量尚未破解疫情疑云之际，中医药抗疫的传说为何被如此浓墨重彩地书写？双黄连乌龙事件，不过是这一系列迷思的注脚。

武汉卫健委：“核心是中药要参与到治疗过程中”

艾敏今年50岁，在安徽省宿松县最大一间药店负责中草药柜组。近半个多月，常常有人揣着专家开的处方来拿药。1月20日疫情披露后，四川、安徽、山东等多地中医药学会都发布了用于预防的中医处方。

艾敏说，平日每位顾客会拣三到五副中药，但在疫情发酵的这些天，人们通常会一口气提走二、三十副。“我觉得是心理作用比较大吧，”拥有中医药执业资格的艾敏并不清楚这些处方的效力，也未给家人配备。

和艾敏的迟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地方政府对中医药诊疗方案充满信心。2月3日，一份名为《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治疗中推荐使用中药协定方的通知》的红头文件在坊间流传，落款是“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通知要求定点救治医疗机构“确保所有患者服用中药”。当地卫健委在接受《新京报》求证时表示文件属实，称推荐方只供参考，“但核心是中药要参与到治疗过程中。”

贵州中医药局发文征集“民族民间治疗新冠肺炎秘方验方和治疗技术方法”，翌日表示收到献方邮件986封。

2月4日晚，中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新闻联播》亦援引第四版诊疗方案，建议在治疗中积极发挥中医药作用。此前，享誉全国的钟南山院士亦对新华社表示，他带领的疫情攻关科研组也在考虑中药作用。这个小组集结了中国最顶端的科研力量，希望能为一线防控治疗提供科技支撑。“中医一开始就要介入，别到最后不行了才看。”钟南山说。

随后，河南、山西、陕西、天津、北京等省市相继发布中医药诊疗方案，推荐相关中成药（注：中药材为原料加工后药物制成品）至少19种。贵州中医药局在2月2日发文征集“民族民间治疗新冠肺炎秘方验方和治疗技术方法”，翌日表示收到献方邮件986封。海南则研制中药“防感汤”免费供应民众，并用中药艾薰方法进行消毒，保障到医院问诊的人不受感染（注：艾烟在细胞实验中确有对大肠杆菌等的抑制作用，不过其是否可抑制新冠病毒目前尚未被证明，且艾熏的烟雾成分中含对神经系统有副作用α-侧柏酮)。

2月7日，新华社发布报道：山西、河北、黑龙江、陕西作为中国中医药局“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有效方剂筛选研究”临床试点省份，从1月27日起，对“清肺排毒汤”的救治效果进行病患临床试验。214例病患的试验结果总有效率达90%，60%的人症状和影像学明显改善。报道并未提及，214例病人是否同时使用了其他治疗手段。但这种语焉不详并不妨碍官方的推广。中国国家卫健委及中医药管理局于同日联合发布通知，推荐全国各地使用“清肺排毒汤”。

此外，在疫情最焦灼的武汉，为收治轻型病患设置的“方舱医院”和收留疑似病患的隔离点，均为病患配有透明密封胶装的“二号方”中药液，白色标签上写着“国家省市专家联合推荐方”——据说是古方“玉屏风散”加陈皮、佩兰。

2月13日晚，中共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出，救治过程应强化中西医结合，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在卫健委的诊疗方案中，甚至还推荐了用于静脉注射的三种中药注射剂（将中药材制作成溶液后注入人体）。

但是，在中医药广泛走入临床、甚至被注射进新冠肺炎患者身体之际，一个尚未被回答的关键问题是——它有效么？或者，再退一步问，它有没有隐患？

“传统两家（中医和西医）的人都不认可中药注射剂，副作用很大”

2月1日，上海药物研究所发表声明，称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室体外试验证明，双黄连有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作用，接下来需通过进一步临床研究来证实。

对此，台湾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任贤向端传媒指出，在体外抑制病毒并不困难：“酒精、砒霜也一样可以，在培养皿中和在动物身上起作用都不算数。”他说，针对新冠肺炎的药物一定要在患者身上做临床试验才能得出结果。

王任贤以2月3日在武汉中日友好医院启动的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治疗新冠肺炎临床试验为例。据财新网报道，这是一项三期、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入组轻、中度新冠肺炎患者，总样本量270例，按照计划，试验到4月27日才出结果，届时才有办法揭晓瑞德西韦能否治疗新冠病毒肺炎。

武汉协和医院医师：“我是坚决不相信的，不需要用那个东西来毒害我的身体，也不拿去给家人吃。”

事实上，宣称“双黄连有抑制新冠病毒作用”的上海药物所，其科研成果的可信度也十分可疑。1997年，它证实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简称“绿谷制药”）推出的中华灵芝宝，对多种白血病和人体实体癌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一盒销售1590元的中华灵芝宝，当年销售额达到4亿元。天眼查资料显示，上海药物研究所曾是绿谷制药的股东之一。

2003年SARS疫情期间，上海药物研究所宣称，证实双黄连口服液对对抗SARS病毒有作用，后又称证实“洁尔阴洗液具有抗SARS冠状病毒作用”（一款用于治疗阴道炎、湿疹等皮肤病的外用药），且无毒副作用。此前，上海药物所也曾“证实”双黄连口服液对H1N1、H5N1等流感病毒有抑制作用。

除了“万能”的双黄连，号称有效率90%的“清肺排毒汤”也遭遇了质疑。不少驳斥者指实验数据缺乏，且并无对照组数据，结果说服力不高。此外，微博认证为“东京大学外科博士”的@勿怪幸指出，该配方中含有细辛，细辛中的马兜铃酸可能造成肾细胞癌，古书曾有“细辛不过钱（3克）”的说法，但“清肺排毒汤”的细辛含量达6克。

王任贤指，治疗的一条路径是找到针对新冠病毒的特效药。《知识分子》也撰文指出，国外比较成功的抗病毒药，通常都是机理清楚，专门针对病毒的特定的蛋白，阻断病毒复制的某一个环节的小分子。

相较之下，王任贤认为中药的缺点很明显：“中药都是粗药（草药），一味中药里有成百上千种化合物，没有提纯。”他表示，像屠呦呦那样从草药中提取出化合物青蒿素，才是值得鼓励的方向，直接在草药中找到抗病毒特效药可能性不大。

至于诊疗方案中建议的中药注射剂，更让李清晨感到不可思议：“传统两家（中医和西医）的人都不认可中药注射剂，副作用很大。”

治疗的另一条路径，王任贤提到，则是为患者提供支持治疗，依靠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产生对病毒的抗体。香港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吴易叡亦对端传媒指出，在针对病毒基因序列的药物被找到之前，目前只能是支持性治疗，针对的不是病毒，而是缓和各种症状，帮助病人维持机体功能——这一说法与世界卫生组织官方指引、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治疗原则、台湾疾病管制署提出的临床处置指引以及香港卫生署发布的治疗方法一致。

而上述四个方案中，只有中国方案含有中医治疗。

一些业内人士对此提出质疑。哈尔滨市儿童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生、医学科普作者李清晨认为中药起不了治疗作用。他告诉端传媒：“主流的支持治疗方法一直都是西医，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个诊疗方案）都比较反常。”李清晨说，从公开数据看，大部分轻症肺炎患者都自愈了，很多人即便不吃药也会自愈，因此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张伯礼所讲的中、轻度病人“经过中药治疗容易痊愈”，无法被证实。

2月2日，武汉要求各定点救治医疗机构确保所有患者服用中药。李清晨从一线医护人员那里获得的信息显示，很多医生都“没太把这个当回事”，还是会用西医的支持治疗方法。

武汉协和医院的医师张全对端传媒表示，医院现在正在向医护人员和患者免费赠方剂，“我是坚决不相信的，不需要用那个东西来毒害我的身体，也不拿去给家人吃。”

除了验证标准存疑外，中草药所用药物的肝肾毒性，亦是争议焦点。诊疗方案第五版推荐的中成药中，位列重症建议用药的“安宫牛黄丸”，含朱砂、雄黄等4种强毒性成分，在日本、美国、加拿大、荷兰等地均为禁用药，台湾也将朱砂列为禁用药，香港则列为毒性中药。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梁秉中对端传媒表示，安宫牛黄丸主要用于中风，但它过去被神化了，且毒性很强，“瘟疫时千万不要提。”

至于诊疗方案中建议的中药注射剂，更让李清晨感到不可思议：“传统两家（中医和西医）的人都不认可中药注射剂，副作用很大。”

中药注射剂是中国医药领域独有的产物，在港台及有草药传统的日本，均无同类产品。《2018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显示，中药注射剂药品的不良反应/事件报告占中药总体报告数比例49.3%。

诊疗方案第四版推荐的中成药喜炎平注射剂和血必净注射剂更是劣迹斑斑。

据中国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数据，在2005年至2012年间上报的喜炎平不良反应事件共有9633例。2017年，陕西一名注射了喜炎平的儿童出现休克症状后抢救无效死亡。同年，山西振东安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喜炎平注射剂因质量问题被紧急召回，召回原因是“热原不符合规定”。热原是一种细菌代谢物，由于中药注射剂的原料成分复杂，非单一提纯化合物，因而较易产生热原。

梁秉中表示，或许大陆中药注射剂具有有效的证据，但从他个人角度而言并不赞成，这与中医药传统哲学相悖。现代医学是“靶向”的，如同打枪，打一枪中一个标，但中药并非如此，如果中药制剂直接注射入血液，会立刻对人体起作用，若有强肝肾毒性，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中国新闻周刊》采访的一名儿童ICU主任医生陈锋直言，自己不会在临床中使用包括喜炎平注射液在内的中成药， “相信每一个讲循证的医生答案是一致的。”上海市儿童医院药剂科李志玲也表示，喜炎平的药效并不明确，安全性也未经认证，并不推荐使用。

2月3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张伯礼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药治疗不是针对病毒，更多是调节肌体的免疫状态。”对于这个说法，王任贤表示怀疑：“中医试图用增强免疫的做法来对抗病毒，但是人体的免疫系统太大了，这条路不好走。”

“免疫有的是有效的，有的是无效的，无效的免疫会攻击我们的身体。”王仁贤在 SARS 疫情期间，曾任台湾卫生署疾病管理局中区传染病防治医疗网指挥官，他提到，当年SARS 患者有不少死于“免疫风暴”（细胞因子风暴），即病毒触发免疫系统的猛烈反应，免疫系统会反过来攻击患者的身体，造成全身严重炎症，甚至攻击肾脏，导致肾衰竭而死。

李清晨也认为“免疫力”是一个被药商过度包装的概念，他说，许多普通人都以为“免疫力”是越高越好，实际上免疫系统过强或过弱都不好。“理论上身体素质更好的人，的确更容易康复，但是免疫的机制十分复杂，难以通过药物干预，达到帮助治疗的目的。”

中医药抗击SARS：“只属科学观察，不宜作出定论”

中医抗疫的传说并非始于新冠肺炎疫情。17年前的SARS期间，亦发生过类似抢购双黄连的事件。2003年5月，中国中医学院院长宣称“已初步筛选出对非典型肺炎不同病理环节和改善其临床症状有效的八个中成药”，其中，“板蓝根”因最为人熟知而遭到哄抢。

艾敏回忆，当时县城里的药房还很少，很多人骑着自行车整箱整箱地到药房拿板蓝根，顾客里一层外一层，有人买回自用，有人运往当时疫情最为严重的广州。她记得，这样的情况维持了大半个月，药房一共售出上千箱板蓝根——一箱6大罐、每罐200袋板蓝根颗粒。店里板蓝根的售价也从几元钱一罐一路飙升到两百元一罐，后来又进行限购。据人民网报道，当时中国最大板蓝根生产基地广州白云山制药厂，曾创下一天售出板蓝根各类药物共600余万人民币的最高纪录。

2003年5月4日，湖南湘潭县一名初二学生，连服7包板蓝根后中毒入院，后得到抢救、无性命危险。2004年，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评价中心发布《防治“非典”合理用药六十五问》，其中提到，单用一味中药板蓝根不能治疗和预防“非典”。

17年前，中药亦曾出现在SARS疫情严重的香港。当时，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所长梁秉中曾带领团队，为医护人员研制预防SARS的中药药方。他对端传媒回忆，那年3月底，在无西药可预防的情况下，在当时受邀到港协助中药管理工作、曾任中国中药研究所所长张世臣的协助和建议下，梁秉中综合传统药方“桑菊饮”和“玉屏风散”，组成“抗毒补肺汤”，送予需要的医护人员。

在西安市一个社区视察时，习近平表示：“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很多患者都喜欢看中医，像我自己也很喜欢看中医。”

梁秉中团队事后撰写的相关论文显示，2003年共2601位医护接受了抗毒补肺汤，其中1063位按要求连续服用了2周并填写有效问卷，这1063位医护与当时未服用药物的15374位医护组成对照组，中药组无感染，而对照组则有 64名（0.4%）不幸感染，中药组自愿提供的37份血清免疫学结果显示，其机体免疫功能得到提高。

不过，论文末同时提到，纵然很多中药方剂被报道可用于流感等疾病的预防，但这些研究很少使用科学的随机对照双盲原则（双盲试验，指为了避免试验的对象或进行试验的人员的主观偏向影响实验的结果，受试验的对象及研究人员并不知道哪些对象属于对照组，哪些属于实验组），而SARS期间“抗毒补肺汤”的研究也同样存在未随机分组的局限，且未服用中药的对照组未进行相关症状评估，两组面对感染风险的实际情况同样未知，因而此研究“只属科学观察，不宜作出定论。”

梁秉中对端传媒表示，“治未病”是中医哲学重要的预防和治疗原则，但实际治疗过程中，尤其是SARS、新冠肺炎一类较为紧急的病症，进入医院的患者大多可能已高烧或呼吸急促，争取尽快救治时间需要现代医学的治疗，中医治疗进程则相对缓慢。

2004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一份有关中国SARS期间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综合文献，在当时，中国大陆死亡率为7%，香港17%，台湾27%，其他地区平均死亡率为11%，均高于中国大陆，有不少中医药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大陆采用中西结合方式的功效。WHO的相关文献中，亦提出中草药可帮助减轻疲劳、呼吸急促等临床症状，促进肺部炎症症状改善，减少激素与抗病毒药物剂量，并提升免疫力，此外，中草药治疗的成本也较现代医学低很多。

不过，梁秉中援引当时集中收治SARS病人的北京小汤山医院所用药物情况进一步解释，680名患者中，90%以上接受了西药治疗，仅10%的药属中药，且中药用药用于中西结合治疗，主要针对咳嗽、呕吐、高烧等辅助舒缓，只能说“西药为主，中药为辅”，中草药的具体疗效还需更多临床研究和探索才能确证。

综合卫生医疗文献平台Cochrane2012年的一篇论文中，评价了5327例确诊SARS病例的用药情况，对640名患者经过12个随机对照试验和一个半随机对照试验发现，中西医结合并不能降低死亡率，中药或许可以帮助改善相关症状，但由于证据质量低，证据较弱，若纳入试验仍需长期随访。

香港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曾任香港中西医结合学会创会委员的区结成对端传媒表示，香港医疗系统以现代医学为主，香港中医主要是门诊，并未用于医院传染病治疗上。至今，香港尚无任何中医院，综合医院中也没有中医部门。而据香港职业中医师扬医话表示，SARS时期与目前新冠肺炎期间，中医门诊人数也较平时差异不大。

事实上，SARS肆虐期间，在中国大陆，中医药治疗亦并未如今天这般，在早期就进入诊疗方案。中医药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是这几年发生的事。

“中医粉习近平”：“像我自己也很喜欢看中医”

2020年1月25日，习近平在关于疫情防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表示，“要不断完善诊疗方案，坚持中西医结合”。同一天，中国国家卫健委公布的诊疗方案第三版，详细列出中医治疗指引。

1月26日，环球网发表评论，要促进以往的中西医结合模式由“拼盘、辅助、从属”向“中医主导的中西结合模式”跃升。无独有偶，两天后公布的诊疗方案第四版 ，不仅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更多中药药方，还推荐了一直因副作用大而备受争议的中药注射剂。

习近平对中医的喜爱不是秘密。2017年1月，《中国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为“有位中医粉，他叫习近平”。2015年，在西安市一个社区视察时，习近平表示：“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很多患者都喜欢看中医，像我自己也很喜欢看中医。”

中医药不仅被视作医药卫生体制的重要一环，还是中国软实力的代表，是中国的外交名片。2010年起，习近平跟澳大利亚、捷克等国家的领导人都签署了促进中医药在海外发展的协议，也向世界卫生组织表达了在中医药上的合作意向。

习近平经常用中医理论谈治国理政。谈改革开放要“辨证施治”，谈党建要敢于“刮骨疗伤”，谈干部思想作风“禁微则易，救末者难”、要“扶正祛邪”，谈经济发展“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标本兼治”。2018年4月26日，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他说：“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他还说，“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的公示文档显示，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临床试验有40项，包括各种中草药、中药注射剂，脐带血甚至太极拳。

这种热情折射在近年出台的大大小小的政策上。2016年2月，中国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同年12月，国务院发表《中国的中医药》白皮书，指出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医药事业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2017年7月，首部《中国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下称《中医药法》）正式实施。2019年10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全方位罗列了对中医药产业的支持。

《中医药法》甚至指出，源于古代经典名方的中药复方制剂，在申请药品批准时，可仅提供“非临床安全性研究资料”。这一条款，在现代医学学者看来，存在诸多临床安全隐患。

一般而言，新药上市前，药物研发者需要在人体上进行前后四期临床试验，确定药物的人体耐受性、人体内代谢情况，以确保药物的疗效、安全性等。而“非临床安全性试验”，则是安全性评估中的动物试验数据，在不进行临床安全性试验、没有人体代谢数据对照的情况下，这一试验的主要目的仅在于提供药物毒性数据。

截至目前，仍鲜少有中药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测试，多数停留在动物试验或临床试验结果未出的状态。

尽管安全性呈疑，在政策和金钱的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月27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注册了 “血必净注射液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疗效的前瞻性对照研究”，主要研究负责人是钟南山。2月1日，河北以岭医院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注册了连花清瘟胶囊与颗粒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两个临床试验，钟南山、张伯礼、李兰娟等人是研究负责人。三个研究的实施时间都将持续到2020年12月31日。

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黄璐琦：“老百姓对中医药有种迫切需求，吃了中医药后紧张心理得到一定程度缓解。”

此外，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的公示文档显示，2月7日，哈药集团三精制药有限公司注册了一个“双黄连口服液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效性和安全性的随机、开放、平行对照、多中心临床试验 ”，实施时间为期一年。同时登记的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临床试验有40项，包括各种中草药、中药注射剂，脐带血甚至太极拳。

2月8日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钟南山说：“对于中药，我们不指望它有很强的抗病毒作用，但是对轻症病人在改善症状方面有帮助。”

这些没有很强抗病毒作用的中药，却在政策的东风和官方媒体的大肆宣传下，为相关药企带来了巨额收益。2月3日A股复市，受疫情影响，千股跌停，“双黄连概念股”——太龙药业、哈药股份、福森药业、珍宝岛等却直接涨停板。双黄连的研发者和推广者——哈药股份势头最猛，1月22日至2月7日，其在短短7个开盘日，从3.96元每股暴涨至6.06元每股，累计涨幅高达50%。

在诊疗方案中“榜上有名”的中成药生产企业——天津红日药业、华润三九也在疫情爆发后股票飞涨，明显涨幅起点均出现在疫情披露（1月20日）的两日后。而推荐中成药“连花清瘟胶囊”、拥有其独家产权的“石家庄以岭药业”，更自2020年年初起便一路激增至2月6日，涨幅50%，截至目前，其市值也较年初增长了35%。

尾声

2月14日，武汉首个以中医为主的江夏方舱医院开仓，据新华网报道，江夏方舱医院有400张床位，之后将扩大到800张。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成立的“中医国家队”（209名专家），承担了这家医院的救治工作，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以轻症为主。

方仓医院荣誉院长张伯礼介绍：“江夏方舱医院的特点是中医药全覆盖，用药全部是中医药，其他如按摩、针灸、太极拳、八段锦等，我们都会用上，让病人在这里能够有事做。”他还研究出了“新冠肺Ⅰ号方”和“新冠肺Ⅱ号方”两个中药药方，可直接给患者服用，但药方内容并未公开。

江夏方舱医院另一位医生王醒表示：“过去有人对中医存在一些误解，我们这一次重装上阵，就是要让中医在治疗新冠肺炎中发挥一些作用，也要证明中医在传染病治疗中有重要价值。”

同一天，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黄璐琦对媒体表示，据临床调查，新冠肺炎重症患者80%愿意接受中医治疗，轻症接受比例更到达90%。“老百姓对中医药有种迫切需求，吃了中医药后紧张心理得到一定程度缓解。”黄璐琦说。

应受访者要求，艾敏、张全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徐雯、章旦蕾，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