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冠狀病毒疫情 深度

疫情預警遲到,誰在推卸責任?

從地方政府到疾控中心,武漢疫情見證了一場「擊鼓傳鍋」的責任分卸。


 插畫:Rosa Lee
插畫:Rosa Lee

從2019年12月26日湖北中西醫結合醫院向疾控中心報告肺炎病例,到1月20日晚呼吸病學專家鐘南山在央視直播中表示:「肯定有人傳人現象」,一共過去了25天。

這25天裏,湖北省武漢市衞生健康委員會(下稱「衞健委」)多次表示「未發現明確人傳人現象」;武漢市公安局「依法處理」了8名散布疫情「謠言」的人;武漢市和湖北省如期召開政協、人大「兩會」;武漢百步亭社區舉行了有4萬多個家庭參加的「萬家宴」。在這44天中,從各地政府到民間,均無足夠預警和戒備,疫情悄然在人群中蔓延開來。雖然1月20日之後,中國史上最大規模的防疫行動鋪開,封城控人,四處堵截,但感染的基數巨大,導致疫情遠遠超過了17年前的非典新型肺炎「SARS」。截至2020年2月10日,中國大陸已有超過4萬人確診,死亡超過900例。

生活不便、行動受限、農曆新年的歡喜變成了在家度日,而在疫區,每天都傳來求助訴苦的聲音。民間輿情因此洶湧,質疑官方為何遲遲不披露疫情,也質問為何整個疾控體系沒有及早判斷清楚情況,及早採取下決心開展防治。隨著「吹哨人」李文亮醫生的不幸病逝,聲討與問責的聲音達到了一個高潮。半個月裏,各種各樣的憤怒的矢石,飛向了湖北省、武漢市政府,飛向了國家衞健委和國家疾控中心。

究竟誰應該為疫情的瞞報、延報負責?從地方政府到中央機構,上演了一場「擊鼓傳鍋」。

地方政府需要什麼授權?

1月31日晚,中國中央電視台《新聞1+1》節目中,主持人白岩松問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武漢警覺是否夠?馬國強回應稱,如果能早點採取措施會更好,並表示12月底,武漢已經將情況上報國家衞生與健康委員會(衞健委)。衞健委是國務院主管衞生的部門,由曾經的衞生部到衞計委一路改制而來。

1月23日,在武漢封城的當日,國家衞健委發布17例新型肺炎死亡案例,詳細介紹了死亡病例信息和病情。有網友發現,有死者12月20日左右就開始發熱。他們迅速將不滿指向了武漢政府對疫情的封鎖——「時隔了一個月,武漢政府才重視起來……這是什麼魔鬼效率啊……」那幾日,微博上也可見許多對地方政府的批評乃至攻擊——「當時抓了8個造謠人的時候……政府要是及時處理,多加管控,老百姓也就知道病情什麼情況了該治療治療。傳染也不會有現在這麼大吧…」亦有網友表示:「希望對武漢政府相關負責人作出嚴懲!」、「市長引咎辭職吧!」

部分帶有官方身份的聲音很快加入了對武漢地方政府的批評。23日,《環球時報》發文《武漢行動慢了教訓沉痛,其他地方一定要放棄僥倖加速應對》,指武漢沒能在第一時間將新型冠狀病毒封死在最小的範圍內,實際應對措施顯然緩慢了,沒有實行全部面隔離治療,是一記沉重教訓。文中稱,很擔心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會存在武漢早期的僥倖心理,把避免「形成社會恐慌」作為制定政策的優先考量,強調「內緊外鬆」,結果反而造成不好的結果。

看起來,武漢地方政府似乎是難辭其咎,「鍋」穩穩地背上了。

2020年2月8日,北京一名穿著防護服和口罩的中國婦女越過一條空曠的街道十字路口。

2020年2月8日,北京一名穿著防護服和口罩的中國婦女越過一條空曠的街道十字路口。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一片聲討中,武漢市市長周先旺在一次直播採訪中透露了一條信息。在1月27日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周先旺先是表達對疫情反應不及時的檢討,提到自己和市委書記馬國強願意「革職以謝天下」。然後他聲稱封城是馬國強和自己下的決定:「馬國強說我們承擔什麼責任都可以,如果人民群眾對我們有意見,我們革職以謝天下,只要把疫情控制好我們都願意。」

隨後,周先旺緊接著記者的問題說:「傳染病有傳染病治法,它必須依法披露,作為地方政府,我獲得這個信息以後,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

這一句話,把預警的責任,甩給了比武漢市更高級的行政部門。

主持人迅速切換到了另一個話題,但這番話已經覆水難收。有網友認為周先旺在「甩鍋」:「作為地方政府,這句話是把責任推給中央政府嗎?你的罵名不在封城,而在於封太晚了」,但也有網友回應認為有道理:「他能決定封城時間?湖北省會、國家中心城市是他有資格(封)的?一個連省委常委都進不去的人。」

且不論封城的鍋應該交給誰背,在當天的採訪中,周先旺回應了消息公布是否及時的問題,將「武漢行動慢了」的指責打了回去。網民很快領會到周的意思,然後激烈爭辯了起來:「周也是背鍋俠」、「無能就是罪」、「盤根錯接,難啊」……

如果說周先旺的解釋看起來還有些「語焉不詳」,那麼1月31日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的發言則對「武漢慢了」的指責給出了明確「反擊」。在對提問者白岩松解釋說武漢一早將疫情上報給了衞健委之後,馬國強用很長的一段話解釋了幾個時間節點:「12月27日發現患者,武漢市衞健部門要求武漢市所有醫院上報是不是有類似患者,12月30日、31日,因其他醫院有類似患者,武漢即上報了國家衞健委。在1月12日、13日,武漢採取測温等措施,到1月20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召開國務院常務委員會,國家衞健委把這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界定為乙類傳染病。」他同時說,如果1月12日、13日就能採取像23日採取的控制交通出行措施,可能疫情會緩解。

「授權以後,我才能披露。特別是元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確定了這個病作為乙類傳染病,並進行甲類傳染病的管理,而且要求屬地負責。從這之後,我們認為我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馬國強這番話,和周先旺此前所說的類似。

根據2004年12月1日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中國將傳染病分為「甲類」、「乙類」和「丙類」三類,其中「甲類」只有兩種:鼠疫和霍亂。「乙類」包括了愛滋病、病毒性肝炎、肺結核、瘧疾和非典型性肺炎(SARS)等。其中,SARS和禽流感等數種「乙類」疾病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

《傳染病防治法》中針對「甲類」傳染病授予了地方政府應急的權力。「疫情控制」章節中規定,地方政府可以對甲類傳染病爆發實施隔離、封鎖、交通衞生檢疫等措施。

然而,新冠肺炎屬於新的不明疾病,按照《傳染病防治法》,「其他乙類傳染病和突發原因不明的傳染病需要採取本法所稱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的,由國務院衞生行政部門及時報經國務院批准後予以公布,實施。」也就是說,在理論上,只有經過了國務院批准,武漢市政府才有可能對沒有列入清單的新冠肺炎採取隔離、封鎖等「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

這等於是武漢政府將「預警不及時」的鍋,通過對《傳染病防治法》的解釋,甩給了國務院。

根據公開的信息,2020年1月20日鐘南山率領專家組到武漢調研,宣布病毒會人傳人。與此幾乎同時,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召開了一場疫情防控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內容除強調「壓實屬地防控責任」之外,還要求將新冠肺炎「納入乙類傳染病,採取甲類管理」。這一安排等同於正式向武漢政府授權。同日深夜,武漢正式成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周先旺任指揮長。

時間上的重合似乎佐證了周先旺和馬國強的陳述。

值得注意的是,在孫春蘭召開會議之前的當日稍早時,中央媒體宣布了一條消息:剛出訪緬甸回國,還在雲南考察的習近平對疫情作出了「重要指示」,這是公開資料中習第一次對肺炎疫情作出反應。隨後,李克強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進一步部署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儘管有市長和書記連番試圖「甩鍋」,但網民對武漢市政府的批判,仍在一月底二月初達到最高點。有人將他們和湖北省的書記、省長並稱為「F4天團」。各類有關他們的微博新聞下更是粗口橫飛。這樣直接在互聯網上公開人身攻擊四名「封疆大吏」的舉動,為多年來未有。

但網民期待的省市領導「算賬」和「下台」,也一直沒有出現。

幾乎同時,問責的聲音從武漢市移向了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CDC)。

2020年1月27日,一名消毒工人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2020年1月27日,一名消毒工人在武漢華南海鮮市場。攝:Feature China/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專家們是否刻意隱瞞?

中國疾病控制預防中心,是衞健委下屬的一個事業單位,衞健委是衞生健康領域的行政部門,而疾控中心屬於「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承擔的是有關傳染病的「監測、預測、流行病學調查、疫情報告」等預防控制工作,為行政決策提供輔助和建議。

1月29日,全球著名的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刊發了一篇新論文。論文內討論了425名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流行病學數據,發現在2020年1月1日前發病的病例中,有55%與華南海鮮市場相關,而在此後發病的病例中,僅8.6%與海鮮市場相關。有讀者發現,文中提到1月初有多名醫務人員感染,因而證明病毒可以人傳人。

隨即,網民發現,論文作者包括中國疾控中心(CDC)主任高福和他的團隊,有人懷疑疾控中心一早就知道新冠病毒可以人傳人。進而,一個更大的指控被拋出——疾控中心的專家們是否一開始知道人傳人的情況,但為了撰寫論文而不公開?畢竟,直到1月19日,武漢市疾控中心主任李剛還在對公眾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力不強。

這條消息引發了對疾控中心和高福團隊的聲討浪潮。第二天,浙江大學教授王立銘在微博上質問疾控中心:「作為掌握第一手信息的研究者,你們比公眾早三個星期知道了病毒人傳人的確鑿消息,你們有沒有做到你們該做的事情?」這條微博後來被刪除。但已經觸發民眾的憤怒情緒。不少網民認為疾控中心的科學家為了發表論文評職稱犧牲了公共衞生安全。

1月31日,《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也加入質疑。他發微博稱武漢的疫情早期通報慢了,顯然不光是武漢的事,國家衞生管理機構同時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儘管這條微博後來也已刪除,但連番聲討,迅速讓疾控中心成為了眾矢之的。

疾控中心一方立刻回應。1月31日下午,疾控中心副主任馮子健回應《財新》說,論文的研究基於1月23日拿到的數據,否認了輿論對其一開始拿到數據但不公開的指控。 疾控中心官方則在當日上午的回應中稱,人傳人的判斷是基於對總共425例病例的回顧性分析,並非開始時就知道能。但這些回應,沒有完全消除公眾的疑慮。在《人民日報》微博發表疾控中心回應的貼文下,評論區有人追評:「解釋一下有限人傳人先?不要急甩鍋」。

疫情披露不及時,到底是誰的「鍋」?

疫情披露不及時,到底是誰的「鍋」? 圖:端傳媒設計部

針對疾控中心是否背了鍋,社交媒體上出現了兩種聲音。

有廣為流傳的評論稱,疾控中心作為中國頂尖的傳染病防治機構,卻沒能先於一線醫生指出病毒可以人傳人,後者在十二月底就傳出相關傳聞;還有網友質疑,鐘南山在武漢兩天就判斷出事態緊急,人傳人,而疾控中心在此前二十多天都沒有得出相應判斷。

另一種聲音為疾控中心辯解。有網友認為疾控中心既沒有決策權也沒有發布預警的權力,只不過是給政府提供建議。「如果不被採納的話,發論文也不失為一種曲線救國的方式,別讓真正服務人民的科研工作者寒心!」

同日,作者Orsan Wan在Medium發文《CDC真的做錯了嗎?》。文章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條,對傳染病作出預警的不是疾控中心,而是國務院衞生行政部門和政府。國務院衞生行政部門對應的是國家衞健委,而疾控中心是衞健委的下屬事業單位。作者認為,在面對重大疫情時,疾控中心無權公布數據,也沒有權力預警。但疾控中心也沒有充分理由不向上級衞健委匯報疫情信息,因此,如果疾控中心知道「人傳人」,那麼衞健委和國務院也一定知道。

但這樣的解釋並沒能完全澄清疾控中心在整個疫情中的具體角色。比如,在病例檢測中,國家疾控中心長期把握著化驗和確診的權限。1月29日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就表示,在1月16日之前,武漢收治的病例要把樣本送到國家疾控中心檢測才能確診,過程漫長。而到17、18日檢測權下放到了湖北省疾控中心,這才使得確診病例快速增加。《三聯生活週刊》的報導《試劑盒困局》也援引武漢衞健委的消息指「1月16日之前,整個湖北省都沒有試劑盒」。這是否暗示著,確診人數一度停滯,和確診流程在國家疾控中心卡住有關?若是如此,背後的原因是試劑盒不夠,是檢測需要高條件實驗室,還是另有原因?

武漢封城前後,微信上廣為流傳著一條號稱來自疾控中心人員的發言截圖。截圖中人說:「本來他們是拿到一手好牌的⋯⋯不到一週時間就分離了病毒完成了測序,證實了病原,不到兩週時間裏研發了檢測試劑,分發到省級疾控中心⋯⋯如此好牌還是被打得稀爛,因為有政治第一的明確指示,有保密協議的嚴格要求,不可說不可說」。

消息內容無法核實,但這樣的傳言,反映出當時社會上瀰漫著的對疾控中心角色的懷疑。

這並不是疾控中心第一次面臨「背鍋」,2004年初,國家疾控中心的實驗室內因樣本洩漏而爆發了一場小規模的SARS疫情,導致掌舵疾控中心多年的主任李立明辭去職務。

1月29日,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接受《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的採訪。採訪中,曾光表示,武漢政府的行動慢「主要是科學認識的問題」,但「也不排除一些決策上的猶豫」。他還表示政府官員不會只考慮科學的視角,還有政治和維穩的考慮。

「我們說的話往往只是他們決策中採納的一部分」,談到疾控中心和決策的關係,曾光說。

2020年2月4日,工人正在將武漢一個展覽中心改造成醫院。

2020年2月4日,工人正在將武漢一個展覽中心改造成醫院。攝:STR/AFP via Getty Images

「鍋」還在飛

從疫情爆發到如今,到底是誰拖慢了反應,是誰瞞下了「人傳人」的信息,又或是誰知道信息卻不公開,仍然撲朔迷離,許多環節有待補全。

比如,1月6日到1月18日的省市「兩會」期間,究竟發生了什麼?

在此期間,有多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1月5日,同濟醫院醫生陸俊開始發燒,隨後發現雙肺感染;1月16日,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耳鼻喉科梁武東醫生疑似感染新冠肺炎(最後不治身亡)。也是在幾乎同時,國家衞健委的第二批專家組到達武漢調查,其中北京大學第一醫院專家王廣發在回到北京後確診感染。在痊癒後接受的採訪中,王表示在武漢期間沒有任何信息顯示有醫務人員感染;他還表示當時雖知道有聚集性病例,但疾控中心專家說這不能得出「人傳人」的結論。

如果王的解釋非虛,那就說明,1月初出現醫護人員感染後,武漢當地的醫院或衞生行政部門沒有向上報告——至少沒有報告給國家衞健委的專家組。這一信息在其後的媒體報導中得到了間接驗證。如湖北省新華醫院放射科醫師李雲華向《財新週刊》透露,醫院在1月6日前後有多名醫生懷疑感染,當日醫院召開會議,要求不得把情況泄露給外界,尤其不能泄露給媒體。甚至,包括新華醫院在內的多家醫院,感染新冠的醫護人員無法得到自己的化驗單,檢測結果都是電話通知。

有猜測認為,這一切是地方政府要求隱瞞感染信息。在疫情信息開始之初就有傳言,稱武漢衞健委對醫院下指令要求不能對外發表任何信息。但這些猜測之外,醫院本身的「院內感染」問責體系,也有可能是消息被壓下的誘因。根據2006年發布的《醫院感染管理辦法》,醫院內傳染,需向院領導問責。這意味著,醫院行政部門有動力隱瞞已經出現的交叉感染,尤其是醫護人員感染。院方亦有可能是新冠肺炎疫情下「擊鼓傳鍋」的一個潛在「背鍋者」。

1月20日國務院宣布新冠肺炎按照甲類傳染病管理後,警哨終於對全社會拉響了。

當時仍在武漢的香港大學醫學微生物學專家管軼後來告訴《財新》的記者:「武漢肺炎國家已經下發文件,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但以我親自觀察調研所見,到22日武漢還是一個不設防的城市」。

2月11日早,《人民日報》發佈消息:湖北省委常委會於2月10日決定,免去張晉的省衛健委黨組書記職務、免去劉英姿的省衛健委主任職務;上述兩職務,由新到任的省委常委王賀勝兼任。

不過此時,人們的關注焦點已集中在武漢和湖北在收治病患時的種種問題:物資調度不利、確診速度慢、患者沒有床位……人們沒有料想到,隨後的疫情管控會創造出無數的新問題,「鍋」沒分好,「鍋」還在變多。

新冠肺炎的「鍋」,還在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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