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病人

“希望明天醒来后都是好消息。”

在2月2日晚，李红在微博写下这句话。自父亲患病以来，这位年轻姑娘难得展现出一丝乐观。当晚，父亲终于得以收治住院了。

住不进医院的人还有许多。问题自1月底变得愈加严重，在武汉，许多疑似患者卡在了一个死循环里：冠状病毒肺炎确诊，需要核酸检测呈阳性；核酸检测的前提是，已有医院收治；医院收治的条件是，得到确诊。微博话题“肺炎患者求助”里，涌入大量帖子。

在这个晚上，很多人在盼著“火神山”。新建成的火神山医院将正式收治病人，提供1000张床位，就在明天。

李红转发“火神山”的新闻并宽慰其他求助者，“马上就会好了吧，更多人可以住上医院了，疫情也能更好控制了。”

有希望总是好的。

流程

武汉封城后，社区成为分诊的承压阀。洪山区大洲居委会工作人员陈战向记者介绍，按照流程，居民如果有发热的情况，首先应上报社区，社区向上汇报给街道，找社区医院（即社区卫生中心）完成初选，再送到当地的发热门诊里面做检查。“确诊为是阳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收治住院”，他说，“现在我们按照四类人群，一个确诊了的，一个高度疑似的，再就是有肺炎疾病的，再就是发热人群，这四类人群我们是做到无一漏洞地登记。登记完了以后，只要是涉及到发热人群，我们全部隔离。”

孙梦霞一家正是老老实实按著这个流程走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住在硚口区，之前从来没与居委会打过交道。母亲发病后，孙梦霞看到楼下电梯门口贴的告知，给社区打了电话。“你先别慌著去医院，先在我们社区医院查血吧。”对方说。

社区医院没有核酸检测资格。根据查血结果，数字指标显示有炎症，但无法确认。“你先回去吃点感冒药吧。”医生说。“那到底去不去医院检查呢？”孙梦霞问。“你先回去隔离。”医生给母亲开了泰诺（编按：非处方药，用于治疗普通感冒发热、头痛、咳嗽等症状），但社区医院没有药，让她自己去药店买。

虽然有所顾虑，她还是决定配合规定流程。“我以为政府会给我们妥善安排，我们这些得病的人会走一个非常好的绿色通道。”她说。

泰诺到处都买不到——这是一个坏讯号，但那一刻她没有动念跳出流程。她买了感康（编按：中国生产的感冒药，复方制剂，非处方药）和阿莫西林（编按：抗生素，处方药）。吃了两天药，母亲情况反而恶化了，吃什么吐什么。她感到不能再拖了，给社区打电话，对方让她去社区对口的普爱医院。

武汉自1月26日起实行中心城区机动车禁行。按照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需要到发热门诊的病人，各区统一安排应急车辆送达指定发热门诊就诊。大洲社区工作人员陈战介绍，一般来说，社区层级可调配的车辆只是便民车辆，负责采购、送货等，运送发热病人的车辆向街道报到，这些车辆同时还承担送医护人员上下班的职责。

现实情况没有这么理想。李红家离医院较远，父亲发病后，她联系过社区送院，被告知没有车。又打120，那边答应调度。3个小时后，车来了。120只管送不管回。交通管制拦不到车。高烧的父亲只能骑共享单车回家。平时30分钟的路程，他耗时2个小时才到家。“他大喘著气，跟跑完800米一样，眼睛红肿，比出门时候憔悴了很多。”李红回忆。

至少，孙梦霞没有卡在出行这一关。她自己开车带母亲去了社区定点的普爱医院。“幸亏我们这有车，还可以送，没车这些老人怎么搞。”她对母亲说。

普爱医院人山人海。工作人员问她，来之前是否先报了社区，这让孙梦霞更加确定流程的重要性。

但实际上，不按照流程来，对事情进展也没有什么影响。家住武昌区的徐洁是绕过社区，直接开车带著发烧的父亲去医院的。几天前，徐洁自己也发烧了，但很快退了。

到了医院，父亲嫌队伍太长不想看病了，父女争执起来，耗了个把小时后，父亲的烧居然退了。侥幸心理再次出现，“那他大概就不是这个病”，徐洁想。他们没有再排下去，回家了。

回社区时，车被拦下了。“现在不是不让上路嘛，你们开车去哪里了？”当得知他们去了医院后，社区人员一下子很紧张，登记了他们的个人信息。之后，社区每天会打电话来问情况，送过口罩，“但是其实别的事情他也做不了”。之后他们出门去医院，既没得到社区协助，也没得到阻挠。

又过了两天，家人唯一健康的人——徐洁的母亲，也发烧了。由于核酸试剂短缺，他们都没得到确诊。但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退烧之后，父亲没有再复发，但呼吸困难、咳嗽、喉咙痛、没有食欲这些症状一直在。事实上，退烧不能作为自愈或者排除感染的依据。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接受《财新》访问时公布其他调研的临床案例，有1.4%的感染者完全没有发烧症状。只是在早期，这个疾病能够被公众知悉的细节太少了。

床位

新冠肺炎目前没有特效药。徐洁记得，她第一次去看病，医生开了三款药。她问吃完药病是否能好，得到一个非常坦诚的回答：“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说这三种药可以治这个病，现在只是给你吃了试试，主要需要靠你自己的抵抗力。”

第二次开药，医生反问她觉得哪款药有用。“感觉那个连花清瘟好像吃了还蛮舒服。”她说。

“那好吧，那我就把这个药给你开三盒。”医生说。他用同样的提问给徐洁家人开了药。

“我们现在是对症治疗，只解决症状。”武汉中心医院医生蔡毅对记者说，这有别于从根本解决的对因治疗。他介绍，从他负责病房来看，官方诊疗手册中建议的抗病毒药物洛匹那韦和克力芝都不缺。不过，在记者所采访的未得到住院床位的患者都说，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药物，他们得到通常是阿比多尔（编按：呼吸系统抗病毒药物，处方药）、拜复乐（编按：适用于呼吸道感染的处方药）与连花清瘟颗粒（编按：中成药）。“诊疗方案上是有说用干扰素雾化，但现在武汉，托了关系也做不上雾化。”一位病人家属说。

床位变成重症患者迫切需求。吃药只是一方面，他们还需要补液、营养的支持治疗以及吸氧、插管机械通气的呼吸治疗，只有解决了床位，他们才得到医生密切监护，而同时，又避免在家庭和社区中进一步感染他人。

1月30日，第一次带母亲跨出社区来到普爱医院的孙梦霞发现，在这里干任何一件事都要排长队。在这一天，看病等了三个小时，查血四个小时，做CT两个小时。打针是最久的7个小时，大约200米长的圆弧形大厅，座椅围了两圈，坐满戴著口罩排队的人。她只看到一个护士打针，两个护士配药。他们早上8点去到医院，夜里3点钟才回家。

查血和CT结果显示母亲已符合重症标准，医生对孙梦霞说，80%可能性已感染新型肺炎，只是普爱医院没有核酸试剂，只能打一针左氧氟沙星（编按：呼吸系统用药）先观察。

一直跟著程序走的孙梦霞给社区打电话反映，得到的回复是，“好好好，我们想办法，你们等消息。”

31日再去医院，母亲的身体更差了。医生告诉孙梦霞，一定要住院，但普爱医院床位已经满了，要自己想办法。她又联系社区，把手机递给医生。“这个老人情况非常不好，你们要尽快安排啊。”医生对电话那头说。社区表示只能等待。

打完针回到车上时，她感到母亲呼吸变得急促，全身在发抖。她再次求助社区。“赶快叫120救救我妈妈吧。”但对方还是表示没有办法。

她突然想到，母亲有红斑狼疮，是武汉第一医院的老病号，那里有记录，也许可以救母亲。驱车赶到第一医院，院方说这里不是医疗救治定点机构，“不收这种病人。”经过一番争执，母亲送进急诊抢救室，数据一监测，情况危殆。医护人员不再作声，上了呼吸机。他们随后再次表示，这里不负责收治，只能抢救两个小时。

发热门诊定点机构并不等于医疗救治定点机构，武汉第一医院只在前者的名单里，后者要少得多，床位非常紧张。按照武汉市卫健委1月25日消息，救治医院已经征用3批，床位达4000余张，另6000余张床位将于1月底前提供使用。但现实并不如预料，2月5日湖北省政府的新闻发布会，武汉市委副书记胡立山称，28家定点救治机构的病床是8254张。即使有了空床位，所有的资源都需要匹配，包括足够的医护人员与防护装备，才能够接待病人。

她跑去汉口医院找床位，那是另一家定点医院。父亲跪在地上哀求，她掏出CT片和病例，医生说：“真的无能为力，床位满了，现在很多这种病人。”

他们折返第一医院，请求推荐对口的医院，院方表示，没有这个能力，但告诉她，只要人在这里，就会尽力抢救，不会拔呼吸机。他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为孙梦霞的母亲进行核酸检验——这是她先前在普爱医院没有得到的机会。

在1月22日之前，湖北省疾控中心统一负责武汉市所有疑似病例的核酸检验，22日后检测权下放到各个定点医院。权限开放了，但试剂盒的短缺还是令能得到检测的人数量优先，协和医院和第七医院一度每天仅开放100个核酸检测的名额——其中一部分还要用于入院病人的复查。据《财经》报导，有人2月1日去同济医院排队，被告知一天名额只有10个。

“核酸检测是目前确诊的要素之一，但是不是所有的医院都具有这种资质的。这是资源的稀缺所决定的，不像CT这么普及啊。我觉得要解决这个死扣呢，确实很难。因为需求太大了。”武汉五院一位医生说。

孙梦霞赶快抓住了这根稻草。去第一医院发热门诊又排了两个小时的队，她挂了一个号。

家人

确诊迟缓，没有病床，缺乏有效隔离，家族聚集式的感染不断发生。一个人倒下，摇摇欲坠的就是整个家庭。

杨羽母亲直至去世也没有得到核酸检验。1月20日发烧，1月26日，她咳血被送院抢救，第二天，人就走了。没有病危通知书。

最后一夜，是同样在发烧的父亲在床边陪著母亲。母亲不断地坐起，躺下，极为烦躁。大概是过于痛苦了，她一度自己扯掉了呼吸机。

母亲的弥留时刻，杨羽打去视频电话。她看到的母亲全身浮肿，手是紫的，嘴唇也是紫的。她与孩子一起在喊母亲，但老人难以回应，“说话就是颤抖，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她的眼睛之前还可以转动，“慢慢地没神了，最后就完全不能动了。”

因为强制隔离，像大多数的家属一样，杨羽无法当面向母亲告别。所有的事情都要排队，等殡仪馆的车也一样，她担心父亲一夜没睡再等下去扛不住，喊他回家先吃点东西。当父亲再赶去医院，母亲的遗体已经被拖走了，只剩下空空的床。火化立即进行。母亲不算确诊病人，但殡仪馆要求殡葬证要注明死因是新型肺炎。

“很无助，很无助，反正就是很说不上来的那种，很突然，有点太快了。”杨羽对《端传媒》说。讲述这些她的经历时，电话中她的语气平缓，没有任何抱怨，甚至有一丝木然。

正如其他上报社区申请、床位却陷于漫长等待的家庭一样，先前父亲每天要陪母亲去医院打针，渐渐地，他拖不动她了。他也出现了一模一样的感染症状。杨羽说，她不能表现得太难过，“考虑到爸爸的心情，因为毕竟爸爸还在”。还没到可以放声大哭的时候，她需要克制。她反复地对老人说，“希望爸不能离开我”。

在痛失挚爱时，亲人之间会紧紧相拥。但现在，相互隔离是必须的。母亲走后，一直贴身陪护的父亲被社区送去了酒店隔离。“我们都是没有进行近距离的接触，一直都没有。但是问题是我还有个孩子。我确实我蛮想，我自己也想去照顾，为了我孩子……”说到这里，杨羽终于哭了起来。

孙梦霞的父亲也发病了。但她要守在母亲的急诊抢救室。高烧39度的父亲只有自己去医院，当他来到几天前才来过的普爱医院，他看到等著打针的队伍更长了。上次是绕大厅两圈，这次绕了3圈。他带著被单去的，准备睡在医院里。

在这个小家庭中，作为单亲妈妈的孙梦霞是唯一能够站出来的支撑力量了，弟弟在年前摔断了腿。“坚强起来，有希望，有希望的。”父亲宽慰女儿。她为父亲表现出乐观感到心疼，那也许是个假象。“他怕我崩了，不能照顾他的老伴了。”

夜里，她睡在车的后座上。但隔两小时，护士就会给她打电话，催促她进去给母亲喂水。她还要负责擦身体与换尿布。毕竟母亲所在的地方只是急诊抢救室，而不是新型肺炎的收治点，医护人员也怕被传染。抢救室里躺著三个病人，她一问，都是这个病。而孙梦霞唯一的防护就是口罩。“一天我最多用两个。按道理是4个小时换一个的，我没有这个能力换了。”口罩不好卖， 好容易在罗森便利店“抢了3包”，55元一包，打开只有5个。

自从1月27日母亲发病后她赶过来帮忙，为防交叉感染，就再没回过自己家了。16岁的女儿自己留在家里，孙梦霞从来没离开过女儿那么长时间。女儿不会做饭，连续吃了几天泡面。“你想吃什么东西，你全部百度，自己学著做，炉子打火一定注意安全。”孙梦霞对女儿说。于是女儿蒸馒头，烫饼子，还炒了饭。那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孩子，没有对她说什么鼓励的话，只是说，“妈妈我很想你，好想让你快点回来。”

父亲还没有得到医院床位的时候，李红的家被分成了三个区域。她和患病的父亲留在各自房间，母亲睡在客厅里。菜炒出来，装成三份，在各自的区域吃。大家基本上交流靠微信和电话。只有擦酒精和送饭时，她才会进入父亲房间。父亲会催促她快出去。

网上有种说法是把空调开到30度可以杀死病毒，她也试了一下。父亲平时是个报喜不报忧的人，再难都自己撑著，但这次他似乎感到难以忍受的痛苦，“感觉自己要热死了。”回到房间，她就哭了。父亲发烧在反复，她的一颗心也随之起伏，降到37度就松了口气，升回39度又慌了。吃一次退烧药只能保持五六个小时正常温度，药一停，温度又上去了。

客厅原本用来防盗的摄像头被拆下来，装到父亲房间，她不时就会登入手机程序看。父亲总是卷在被子里，露出一只脚。她能听到他大喘气的呼吸和重重的咳嗽，到后来，又有了那种作呕的声音。她感到父亲越来越虚弱了，发微信和打电话他很少回复，问他十个问题才回答一个。

大多时候，母亲坐在客厅里，重复地看《还珠格格》、《情深深雨蒙蒙》等老电视剧。她像是留在了旧时光里，不太关注最新发生的事情。11年前，母亲遭遇严重车祸，成了植物人。后来在家人努力下，她苏醒了，能够正常行动与基本交流，但是反应迟缓，智商像七八岁的小孩子。但说起父亲的病，她就一直哭。

“哭交给我妈了，我只能去想办法。”李红对自己说。月收入4千多的工人父亲曾是家庭支柱，现在，该她站出来了。

110、120、市长热线，能打的电话都打了，回复都是上报社区，可上报早就完成了，没有结果。她在微博求助，转发很高又怎么样呢，还是有很多网友骂她造谣，而且什么也没有改变。父亲去医院打针时，呼吸困难，请求吸氧，院方说要诊断之后才能制定治疗方案。

又回到那个死循环了：无法确诊，就无法入院；无法入院，就无法做核酸检测；无法做核酸检测就无法确诊。

确诊

回到2月2日，武汉市累计确诊5142例，全国确诊17205例。在这一天，孙梦霞的母亲终于成了其中之一。

早上拿到第一医院的核酸检验结果的一刻，孙梦霞的内心是矛盾的。心里的一个声音说，不希望母亲得的是新型肺炎，因为毕竟“还是相当严重的”，自己和父亲可能也逃不了被感染的命运；另一个声音则说，“有希望了，可以要收她了，因为不是政府说嘛，这个能直接安排床位。”核酸检验、确诊、住院首尾相扣的逻辑闭环，终于破解了。

她拿著结果去找发热门诊医生，医生说：“我又不是定点医院，我收什么呢？你找医院去收啊，你找你们社区啊。”

同样在2月2日，徐洁和父亲也都得到了人民医院的电话通知，两人均确诊了。这得益于2月以来，武汉新增了数家核酸试剂检测机构。他们第一时间赶过去，就排上了。母亲晚了一步，排到了4天以后才能检测。

徐洁父女收拾毛巾、脸盆等生活用品准备去住院了。到了人民医院，连医生都没有见到。靠著在机器上扫条码取了报告单，再问大厅的工作人员，和孙梦霞听到的回复一样，“你们自己赶快去找医院”。

他们接著去了所在武昌区定点的七医院，被告知床位已满。徐洁表示想预约，等有空床再住进来。“没有必要了吧。你前面排了特别多的人，你们是等不到的。”医生也说，“你在我这边就只能说打打吊针、吸吸氧，而且吸氧我只给你开一天的，病人太多了，轮流吸。”

情况已经悄悄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在1月，确诊尚意味著一张床位，随著核酸检验的普及，床位紧张这个更根本性的问题暴露出来。确诊的人多了起来，他们跳出了那个死循环，但医院的床位是满的，他们依然无处可去。

他们甚至都没有得到有效隔离：确诊的徐洁和父亲在外面奔走找著医院，确诊的孙梦霞躺在非定点救治医院的急诊抢救室。

这一天里，孙梦霞给社区打了四个电话，像过去每一天的每一通电话，社区总是回答，情况已经一层层报上去了，在等待结果。那个确诊证明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一张徒具形式的纸。她发现有了它，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

武汉有1159个社区，每个居委会要管辖约1.1万人。1159个汇报渠道每天运转著。“街道让我们不光上报名单，会要求我们把他的血项跟CT的结果，出的那个报告全部一起给打包给他们。”青江苑社区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肯定会根据病情这块来著重安排。”

但轻重缓急如何排序，何人负责甄选，有无特事特办与插队通道，公开信息难以找到。

在其中一次与社区的通话中，孙梦霞痛斥了那位接线员。她听到了抽泣的声音。“我也就是一个接线员，我给你报了，我该做的都做了。”女孩哭著说，“我真的是同情你，我也无助，你对我这样发脾气干吗？我们都只能等消息。”

她也难受起来。“我不是在责怪你，我只是在求这个救命草，因为你是我的一道光。我只有这一个渠道找你啊。我到哪里去求助呢？”

一直忠实地按著流程在走的孙梦霞不得不承认，社区上报这条路太难了。从最初上报，8天过去了，她的母亲从轻症拖成了重症，躺进急诊抢救室。“我以为就是按照政府的要求来，会得到帮助。因为这个口号喊得特别好。所以我一直抱著是非常正能量的方向在相信，到现在为止以后我真的已经绝望了。”她说。

网上流传的信息混乱、滞后。有时传出哪家医院新开放了一批床位，打去电话，早就没了。“那都是像假消息一样，还不如你自己想有什么办法进行自救。”杨羽说。即便安排了床位，只能保留一个小时，120的车却要排队。一个84岁老人的遭遇是，第一次派的救护车没有呼吸机，第二次派车有呼吸机，却还要等抬担架的人。因为时间耽误，床位也没了。

靠著自己找，孙梦霞好不容易打听到蔡甸区人民医院有批病人出院现，马上将有新床位，但一听她来自汉口区，院方直接拒绝了，“跨区的我们不接受。”

转院的人也面临另一个死循环。比如像金银滩医院专门接受重症患者的转院，不接受门诊，但确诊的重症患者，首先要有原救治医院的转院证明。但往往情况是，原医院床位满了，患者从来就没有住进去，没有住院，自然开不出转院证明。“这种有序的规律的救治，政府想得是蛮好，各个环节要连起来，是不能一下子实现的。”一位医生告诉记者。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够知道后来的具体走向，在《端传媒》跟踪采访中，有一些人中断了联系，另一些则是记者不忍再去打扰。

2月3日醒来的李红，没有等来好消息。在这一天还没亮的时候，父亲因呼吸衰竭，病逝在了昨天才安排下来的病床上。她去年写下的愿望清单上，包括带爸妈拍一套新的结婚照，这永远无法实现了。

那天一早，徐洁驱车前往火神山医院的路上被拦下了。工作人员说，火神山不接受自行前往的病人。她任职的国企参建了火神山，她偷偷问过领导，自己职工能否安排进去，领导说不能。但至少，通过单位关系，她购买了一部氧气机，氧气机当时在城内一机难求。

2月5日，孙梦霞迎来了噩耗，她的母亲在急诊抢救室里永远闭上了眼睛。她发烧的父亲还在等待床位。同一天，在社区安排下，杨羽的父亲终于得以住院。2月11日，徐洁向记者更新她的近况，靠著那部氧气机，自行隔离在家（全家向社区签署了不出门的承诺书），徐家撑过最困难的时候，正在康复。

火神山之后，还有雷神山。分别位于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洪山体育馆、武汉客厅的首批“方舱医院”也已陆续投入运营，设用于收治轻症患者。可提供万余张床位的另外8家正在改造中。核酸检验不再是唯一确诊通道，2月5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在湖北省内将CT影像结果作为临床诊断病例的诊断标准。死循环或许在解开。

而所有的人，只能等待，等待免疫系统能够成为身体里获胜的那一方，等待病毒的更多密码被人类研究破解，等待疫情结束，并抱紧希望。

（李红为化名，罗芊、陈少远、马宇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