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病人

「希望明天醒來後都是好消息。」

在2月2日晚，李紅在微博寫下這句話。自父親患病以來，這位年輕姑娘難得展現出一絲樂觀。當晚，父親終於得以收治住院了。

住不進醫院的人還有許多。問題自1月底變得愈加嚴重，在武漢，許多疑似患者卡在了一個死循環裏：冠狀病毒肺炎確診，需要核酸檢測呈陽性；核酸檢測的前提是，已有醫院收治；醫院收治的條件是，得到確診。微博話題「肺炎患者求助」裏，湧入大量帖子。

在這個晚上，很多人在盼著「火神山」。新建成的火神山醫院將正式收治病人，提供1000張床位，就在明天。

李紅轉發「火神山」的新聞並寬慰其他求助者，「馬上就會好了吧，更多人可以住上醫院了，疫情也能更好控制了。」

有希望總是好的。

流程

武漢封城後，社區成為分診的承壓閥。洪山區大洲居委會工作人員陳戰向記者介紹，按照流程，居民如果有發熱的情況，首先應上報社區，社區向上彙報給街道，找社區醫院（即社區衞生中心）完成初選，再送到當地的發熱門診裏面做檢查。「確診為是陽性的話，那麼我們就會收治住院」，他說，「現在我們按照四類人群，一個確診了的，一個高度疑似的，再就是有肺炎疾病的，再就是發熱人群，這四類人群我們是做到無一漏洞地登記。登記完了以後，只要是涉及到發熱人群，我們全部隔離。」

孫夢霞一家正是老老實實按著這個流程走的。父母都是退休工人，住在礄口區，之前從來沒與居委會打過交道。母親發病後，孫夢霞看到樓下電梯門口貼的告知，給社區打了電話。「你先別慌著去醫院，先在我們社區醫院查血吧。」對方說。

社區醫院沒有核酸檢測資格。根據查血結果，數字指標顯示有炎症，但無法確認。「你先回去吃點感冒藥吧。」醫生說。「那到底去不去醫院檢查呢？」孫夢霞問。「你先回去隔離。」醫生給母親開了泰諾（編按：非處方藥，用於治療普通感冒發熱、頭痛、咳嗽等症狀），但社區醫院沒有藥，讓她自己去藥店買。

雖然有所顧慮，她還是決定配合規定流程。「我以為政府會給我們妥善安排，我們這些得病的人會走一個非常好的綠色通道。」她說。

泰諾到處都買不到——這是一個壞訊號，但那一刻她沒有動念跳出流程。她買了感康（編按：中國生產的感冒藥，複方製劑，非處方藥）和阿莫西林（編按：抗生素，處方藥）。吃了兩天藥，母親情況反而惡化了，吃什麼吐什麼。她感到不能再拖了，給社區打電話，對方讓她去社區對口的普愛醫院。

武漢自1月26日起實行中心城區機動車禁行。按照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揮部通告，需要到發熱門診的病人，各區統一安排應急車輛送達指定發熱門診就診。大洲社區工作人員陳戰介紹，一般來說，社區層級可調配的車輛只是便民車輛，負責採購、送貨等，運送發熱病人的車輛向街道報到，這些車輛同時還承擔送醫護人員上下班的職責。

現實情況沒有這麼理想。李紅家離醫院較遠，父親發病後，她聯繫過社區送院，被告知沒有車。又打120，那邊答應調度。3個小時後，車來了。120只管送不管回。交通管制攔不到車。高燒的父親只能騎共享單車回家。平時30分鐘的路程，他耗時2個小時才到家。「他大喘著氣，跟跑完800米一樣，眼睛紅腫，比出門時候憔悴了很多。」李紅回憶。

至少，孫夢霞沒有卡在出行這一關。她自己開車帶母親去了社區定點的普愛醫院。「幸虧我們這有車，還可以送，沒車這些老人怎麼搞。」她對母親說。

普愛醫院人山人海。工作人員問她，來之前是否先報了社區，這讓孫夢霞更加確定流程的重要性。

但實際上，不按照流程來，對事情進展也沒有什麼影響。家住武昌區的徐潔是繞過社區，直接開車帶著發燒的父親去醫院的。幾天前，徐潔自己也發燒了，但很快退了。

到了醫院，父親嫌隊伍太長不想看病了，父女爭執起來，耗了個把小時後，父親的燒居然退了。僥倖心理再次出現，「那他大概就不是這個病」，徐潔想。他們沒有再排下去，回家了。

回社區時，車被攔下了。「現在不是不讓上路嘛，你們開車去哪裏了？」當得知他們去了醫院後，社區人員一下子很緊張，登記了他們的個人信息。之後，社區每天會打電話來問情況，送過口罩，「但是其實別的事情他也做不了」。之後他們出門去醫院，既沒得到社區協助，也沒得到阻撓。

又過了兩天，家人唯一健康的人——徐潔的母親，也發燒了。由於核酸試劑短缺，他們都沒得到確診。但答案已經很明顯了。

退燒之後，父親沒有再復發，但呼吸困難、咳嗽、喉嚨痛、沒有食慾這些症狀一直在。事實上，退燒不能作為自愈或者排除感染的依據。武漢大學中南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彭志勇接受《財新》訪問時公佈其他調研的臨床案例，有1.4%的感染者完全沒有發燒症狀。只是在早期，這個疾病能夠被公眾知悉的細節太少了。

床位

新冠肺炎目前沒有特效藥。徐潔記得，她第一次去看病，醫生開了三款藥。她問吃完藥病是否能好，得到一個非常坦誠的回答：「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說這三種藥可以治這個病，現在只是給你吃了試試，主要需要靠你自己的抵抗力。」

第二次開藥，醫生反問她覺得哪款藥有用。「感覺那個連花清瘟好像吃了還蠻舒服。」她說。

「那好吧，那我就把這個藥給你開三盒。」醫生說。他用同樣的提問給徐潔家人開了藥。

「我們現在是對症治療，只解決症狀。」武漢中心醫院醫生蔡毅對記者說，這有別於從根本解決的對因治療。他介紹，從他負責病房來看，官方診療手冊中建議的抗病毒藥物洛匹那韋和克力芝都不缺。不過，在記者所採訪的未得到住院床位的患者都說，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這些藥物，他們得到通常是阿比多爾（編按：呼吸系統抗病毒藥物，處方藥）、拜覆樂（編按：適用於呼吸道感染的處方藥）與連花清瘟顆粒（編按：中成藥）。「診療方案上是有說用乾擾素霧化，但現在武漢，託了關係也做不上霧化。」一位病人家屬說。

床位變成重症患者迫切需求。吃藥只是一方面，他們還需要補液、營養的支持治療以及吸氧、插管機械通氣的呼吸治療，只有解決了床位，他們才得到醫生密切監護，而同時，又避免在家庭和社區中進一步感染他人。

1月30日，第一次帶母親跨出社區來到普愛醫院的孫夢霞發現，在這裏幹任何一件事都要排長隊。在這一天，看病等了三個小時，查血四個小時，做CT兩個小時。打針是最久的7個小時，大約200米長的圓弧形大廳，座椅圍了兩圈，坐滿戴著口罩排隊的人。她只看到一個護士打針，兩個護士配藥。他們早上8點去到醫院，夜裏3點鐘才回家。

查血和CT結果顯示母親已符合重症標準，醫生對孫夢霞說，80%可能性已感染新型肺炎，只是普愛醫院沒有核酸試劑，只能打一針左氧氟沙星（編按：呼吸系統用藥）先觀察。

一直跟著程序走的孫夢霞給社區打電話反映，得到的回覆是，「好好好，我們想辦法，你們等消息。」

31日再去醫院，母親的身體更差了。醫生告訴孫夢霞，一定要住院，但普愛醫院床位已經滿了，要自己想辦法。她又聯繫社區，把手機遞給醫生。「這個老人情況非常不好，你們要儘快安排啊。」醫生對電話那頭說。社區表示只能等待。

打完針回到車上時，她感到母親呼吸變得急促，全身在發抖。她再次求助社區。「趕快叫120救救我媽媽吧。」但對方還是表示沒有辦法。

她突然想到，母親有紅斑狼瘡，是武漢第一醫院的老病號，那裏有記錄，也許可以救母親。驅車趕到第一醫院，院方說這裏不是醫療救治定點機構，「不收這種病人。」經過一番爭執，母親送進急診搶救室，數據一監測，情況危殆。醫護人員不再作聲，上了呼吸機。他們隨後再次表示，這裏不負責收治，只能搶救兩個小時。

發熱門診定點機構並不等於醫療救治定點機構，武漢第一醫院只在前者的名單裏，後者要少得多，床位非常緊張。按照武漢市衞健委1月25日消息，救治醫院已經徵用3批，床位達4000餘張，另6000餘張床位將於1月底前提供使用。但現實並不如預料，2月5日湖北省政府的新聞發布會，武漢市委副書記胡立山稱，28家定點救治機構的病床是8254張。即使有了空床位，所有的資源都需要匹配，包括足夠的醫護人員與防護裝備，才能夠接待病人。

她跑去漢口醫院找床位，那是另一家定點醫院。父親跪在地上哀求，她掏出CT片和病例，醫生說：「真的無能為力，床位滿了，現在很多這種病人。」

他們折返第一醫院，請求推薦對口的醫院，院方表示，沒有這個能力，但告訴她，只要人在這裏，就會盡力搶救，不會拔呼吸機。他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為孫夢霞的母親進行核酸檢驗——這是她先前在普愛醫院沒有得到的機會。

在1月22日之前，湖北省疾控中心統一負責武漢市所有疑似病例的核酸檢驗，22日後檢測權下放到各個定點醫院。權限開放了，但試劑盒的短缺還是令能得到檢測的人數量優先，協和醫院和第七醫院一度每天僅開放100個核酸檢測的名額——其中一部分還要用於入院病人的複查。據《財經》報導，有人2月1日去同濟醫院排隊，被告知一天名額只有10個。

「核酸檢測是目前確診的要素之一，但是不是所有的醫院都具有這種資質的。這是資源的稀缺所決定的，不像CT這麼普及啊。我覺得要解決這個死扣呢，確實很難。因為需求太大了。」武漢五院一位醫生說。

孫夢霞趕快抓住了這根稻草。去第一醫院發熱門診又排了兩個小時的隊，她掛了一個號。

家人

確診遲緩，沒有病床，缺乏有效隔離，家族聚集式的感染不斷發生。一個人倒下，搖搖欲墜的就是整個家庭。

楊羽母親直至去世也沒有得到核酸檢驗。1月20日發燒，1月26日，她咳血被送院搶救，第二天，人就走了。沒有病危通知書。

最後一夜，是同樣在發燒的父親在床邊陪著母親。母親不斷地坐起，躺下，極為煩躁。大概是過於痛苦了，她一度自己扯掉了呼吸機。

母親的彌留時刻，楊羽打去視頻電話。她看到的母親全身浮腫，手是紫的，嘴唇也是紫的。她與孩子一起在喊母親，但老人難以回應，「說話就是顫抖，不知道自己說什麼了」。她的眼睛之前還可以轉動，「慢慢地沒神了，最後就完全不能動了。」

因為強制隔離，像大多數的家屬一樣，楊羽無法當面向母親告別。所有的事情都要排隊，等殯儀館的車也一樣，她擔心父親一夜沒睡再等下去扛不住，喊他回家先吃點東西。當父親再趕去醫院，母親的遺體已經被拖走了，只剩下空空的床。火化立即進行。母親不算確診病人，但殯儀館要求殯葬證要註明死因是新型肺炎。

「很無助，很無助，反正就是很說不上來的那種，很突然，有點太快了。」楊羽對《端傳媒》說。講述這些她的經歷時，電話中她的語氣平緩，沒有任何抱怨，甚至有一絲木然。

正如其他上報社區申請、床位卻陷於漫長等待的家庭一樣，先前父親每天要陪母親去醫院打針，漸漸地，他拖不動她了。他也出現了一模一樣的感染症狀。楊羽說，她不能表現得太難過，「考慮到爸爸的心情，因為畢竟爸爸還在」。還沒到可以放聲大哭的時候，她需要剋制。她反覆地對老人說，「希望爸不能離開我」。

在痛失摯愛時，親人之間會緊緊相擁。但現在，相互隔離是必須的。母親走後，一直貼身陪護的父親被社區送去了酒店隔離。「我們都是沒有進行近距離的接觸，一直都沒有。但是問題是我還有個孩子。我確實我蠻想，我自己也想去照顧，為了我孩子……」說到這裏，楊羽終於哭了起來。

孫夢霞的父親也發病了。但她要守在母親的急診搶救室。高燒39度的父親只有自己去醫院，當他來到幾天前才來過的普愛醫院，他看到等著打針的隊伍更長了。上次是繞大廳兩圈，這次繞了3圈。他帶著被單去的，準備睡在醫院裏。

在這個小家庭中，作為單親媽媽的孫夢霞是唯一能夠站出來的支撐力量了，弟弟在年前摔斷了腿。「堅強起來，有希望，有希望的。」父親寬慰女兒。她為父親表現出樂觀感到心疼，那也許是個假象。「他怕我崩了，不能照顧他的老伴了。」

夜裏，她睡在車的後座上。但隔兩小時，護士就會給她打電話，催促她進去給母親餵水。她還要負責擦身體與換尿布。畢竟母親所在的地方只是急診搶救室，而不是新型肺炎的收治點，醫護人員也怕被傳染。搶救室裏躺著三個病人，她一問，都是這個病。而孫夢霞唯一的防護就是口罩。「一天我最多用兩個。按道理是4個小時換一個的，我沒有這個能力換了。」口罩不好賣， 好容易在羅森便利店「搶了3包」，55元一包，打開只有5個。

自從1月27日母親發病後她趕過來幫忙，為防交叉感染，就再沒回過自己家了。16歲的女兒自己留在家裏，孫夢霞從來沒離開過女兒那麼長時間。女兒不會做飯，連續吃了幾天泡麪。「你想吃什麼東西，你全部百度，自己學著做，爐子打火一定注意安全。」孫夢霞對女兒說。於是女兒蒸饅頭，燙餅子，還炒了飯。那是一個性格內向的孩子，沒有對她說什麼鼓勵的話，只是說，「媽媽我很想你，好想讓你快點回來。」

父親還沒有得到醫院床位的時候，李紅的家被分成了三個區域。她和患病的父親留在各自房間，母親睡在客廳裏。菜炒出來，裝成三份，在各自的區域吃。大家基本上交流靠微信和電話。只有擦酒精和送飯時，她才會進入父親房間。父親會催促她快出去。

網上有種說法是把空調開到30度可以殺死病毒，她也試了一下。父親平時是個報喜不報憂的人，再難都自己撐著，但這次他似乎感到難以忍受的痛苦，「感覺自己要熱死了。」回到房間，她就哭了。父親發燒在反覆，她的一顆心也隨之起伏，降到37度就鬆了口氣，升回39度又慌了。吃一次退燒藥只能保持五六個小時正常溫度，藥一停，溫度又上去了。

客廳原本用來防盜的攝像頭被拆下來，裝到父親房間，她不時就會登入手機程序看。父親總是卷在被子裏，露出一隻腳。她能聽到他大喘氣的呼吸和重重的咳嗽，到後來，又有了那種作嘔的聲音。她感到父親越來越虛弱了，發微信和打電話他很少回覆，問他十個問題才回答一個。

大多時候，母親坐在客廳裏，重複地看《還珠格格》、《情深深雨濛濛》等老電視劇。她像是留在了舊時光裏，不太關注最新發生的事情。11年前，母親遭遇嚴重車禍，成了植物人。後來在家人努力下，她甦醒了，能夠正常行動與基本交流，但是反應遲緩，智商像七八歲的小孩子。但說起父親的病，她就一直哭。

「哭交給我媽了，我只能去想辦法。」李紅對自己說。月收入4千多的工人父親曾是家庭支柱，現在，該她站出來了。

110、120、市長熱線，能打的電話都打了，回覆都是上報社區，可上報早就完成了，沒有結果。她在微博求助，轉發很高又怎麼樣呢，還是有很多網友罵她造謠，而且什麼也沒有改變。父親去醫院打針時，呼吸困難，請求吸氧，院方說要診斷之後才能制定治療方案。

又回到那個死循環了：無法確診，就無法入院；無法入院，就無法做核酸檢測；無法做核酸檢測就無法確診。

確診

回到2月2日，武漢市累計確診5142例，全國確診17205例。在這一天，孫夢霞的母親終於成了其中之一。

早上拿到第一醫院的核酸檢驗結果的一刻，孫夢霞的內心是矛盾的。心裏的一個聲音說，不希望母親得的是新型肺炎，因為畢竟「還是相當嚴重的」，自己和父親可能也逃不了被感染的命運；另一個聲音則說，「有希望了，可以要收她了，因為不是政府說嘛，這個能直接安排床位。」核酸檢驗、確診、住院首尾相扣的邏輯閉環，終於破解了。

她拿著結果去找發熱門診醫生，醫生說：「我又不是定點醫院，我收什麼呢？你找醫院去收啊，你找你們社區啊。」

同樣在2月2日，徐潔和父親也都得到了人民醫院的電話通知，兩人均確診了。這得益於2月以來，武漢新增了數家核酸試劑檢測機構。他們第一時間趕過去，就排上了。母親晚了一步，排到了4天以後才能檢測。

徐潔父女收拾毛巾、臉盆等生活用品準備去住院了。到了人民醫院，連醫生都沒有見到。靠著在機器上掃條碼取了報告單，再問大廳的工作人員，和孫夢霞聽到的回覆一樣，「你們自己趕快去找醫院」。

他們接著去了所在武昌區定點的七醫院，被告知床位已滿。徐潔表示想預約，等有空床再住進來。「沒有必要了吧。你前面排了特別多的人，你們是等不到的。」醫生也說，「你在我這邊就只能說打打吊針、吸吸氧，而且吸氧我只給你開一天的，病人太多了，輪流吸。」

情況已經悄悄發生了變化。如果說在1月，確診尚意味著一張床位，隨著核酸檢驗的普及，床位緊張這個更根本性的問題暴露出來。確診的人多了起來，他們跳出了那個死循環，但醫院的床位是滿的，他們依然無處可去。

他們甚至都沒有得到有效隔離：確診的徐潔和父親在外面奔走找著醫院，確診的孫夢霞躺在非定點救治醫院的急診搶救室。

這一天裏，孫夢霞給社區打了四個電話，像過去每一天的每一通電話，社區總是回答，情況已經一層層報上去了，在等待結果。那個確診證明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一張徒具形式的紙。她發現有了它，似乎什麼都沒有改變。

武漢有1159個社區，每個居委會要管轄約1.1萬人。1159個彙報渠道每天運轉著。「街道讓我們不光上報名單，會要求我們把他的血項跟CT的結果，出的那個報告全部一起給打包給他們。」青江苑社區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記者，「肯定會根據病情這塊來著重安排。」

但輕重緩急如何排序，何人負責甄選，有無特事特辦與插隊通道，公開信息難以找到。

在其中一次與社區的通話中，孫夢霞痛斥了那位接線員。她聽到了抽泣的聲音。「我也就是一個接線員，我給你報了，我該做的都做了。」女孩哭著說，「我真的是同情你，我也無助，你對我這樣發脾氣幹嗎？我們都只能等消息。」

她也難受起來。「我不是在責怪你，我只是在求這個救命草，因為你是我的一道光。我只有這一個渠道找你啊。我到哪裏去求助呢？」

一直忠實地按著流程在走的孫夢霞不得不承認，社區上報這條路太難了。從最初上報，8天過去了，她的母親從輕症拖成了重症，躺進急診搶救室。「我以為就是按照政府的要求來，會得到幫助。因為這個口號喊得特別好。所以我一直抱著是非常正能量的方向在相信，到現在為止以後我真的已經絕望了。」她說。

網上流傳的信息混亂、滯後。有時傳出哪家醫院新開放了一批床位，打去電話，早就沒了。「那都是像假消息一樣，還不如你自己想有什麼辦法進行自救。」楊羽說。即便安排了床位，只能保留一個小時，120的車卻要排隊。一個84歲老人的遭遇是，第一次派的救護車沒有呼吸機，第二次派車有呼吸機，卻還要等抬擔架的人。因為時間耽誤，床位也沒了。

靠著自己找，孫夢霞好不容易打聽到蔡甸區人民醫院有批病人出院現，馬上將有新床位，但一聽她來自漢口區，院方直接拒絕了，「跨區的我們不接受。」

轉院的人也面臨另一個死循環。比如像金銀灘醫院專門接受重症患者的轉院，不接受門診，但確診的重症患者，首先要有原救治醫院的轉院證明。但往往情況是，原醫院床位滿了，患者從來就沒有住進去，沒有住院，自然開不出轉院證明。「這種有序的規律的救治，政府想得是蠻好，各個環節要連起來，是不能一下子實現的。」一位醫生告訴記者。

不是所有的故事都能夠知道後來的具體走向，在《端傳媒》跟蹤採訪中，有一些人中斷了聯繫，另一些則是記者不忍再去打擾。

2月3日醒來的李紅，沒有等來好消息。在這一天還沒亮的時候，父親因呼吸衰竭，病逝在了昨天才安排下來的病床上。她去年寫下的願望清單上，包括帶爸媽拍一套新的結婚照，這永遠無法實現了。

那天一早，徐潔驅車前往火神山醫院的路上被攔下了。工作人員說，火神山不接受自行前往的病人。她任職的國企參建了火神山，她偷偷問過領導，自己職工能否安排進去，領導說不能。但至少，通過單位關係，她購買了一部氧氣機，氧氣機當時在城內一機難求。

2月5日，孫夢霞迎來了噩耗，她的母親在急診搶救室裏永遠閉上了眼睛。她發燒的父親還在等待床位。同一天，在社區安排下，楊羽的父親終於得以住院。2月11日，徐潔向記者更新她的近況，靠著那部氧氣機，自行隔離在家（全家向社區簽署了不出門的承諾書），徐家撐過最困難的時候，正在康復。

火神山之後，還有雷神山。分別位於武漢國際會展中心、洪山體育館、武漢客廳的首批「方艙醫院」也已陸續投入運營，設用於收治輕症患者。可提供萬餘張床位的另外8家正在改造中。核酸檢驗不再是唯一確診通道，2月5日國家衞健委發布的診療方案試行第五版，在湖北省內將CT影像結果作為臨床診斷病例的診斷標準。死循環或許在解開。

而所有的人，只能等待，等待免疫系統能夠成為身體裏獲勝的那一方，等待病毒的更多密碼被人類研究破解，等待疫情結束，並抱緊希望。

（李紅為化名，羅芊、陳少遠、馬宇平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