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武汉的印度人：有人十二月得知疫情，有人回国就被确诊

1月31日是中国的年初七，北京时间傍晚7点46分，一架几乎空载的印度航空波音747，降落在了异常冷清的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除了机组人员外，飞机只搭载了一行医务人员，以及一名来自印度ANI新闻通讯社的记者。他们都穿着防护服，戴着护目镜和口罩，全副武装。飞机划过武汉夜空，窗外是大片暗沉沉的水面，几条跨江大桥明晃晃地穿过，路上却看不到一辆车。这个被长江和湖泊环绕着的城市，刚刚度过了一个极不平凡的春节。飞机此行的唯一目的，是将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而被困武汉的印度侨民撤离回国。

“就像是见证了世界末日。”为印度航空执飞的机长辛格（Amitabh Singh）对《印度时报》回忆，“我们一从中国境内的国际航线转向武汉，就看不到任何其他飞机。降落时，我们看到飞机都锁闭着引擎停着，画面非常诡异。”

一个多小时之前，在武汉大学读临床医学的阿加瓦尔（Ishan Agarwal）坐上了开往机场的大巴。即将毕业的他本打算在武汉度过这个寒假，但突如其来的肺炎爆发打乱了他的计划，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他几乎没有出过寝室的门，直到当天接到使馆的撤离通知。

到机场之后，阿加瓦尔从已经抵达机场的印度驻京使馆的工作人员手上领到了登机牌，排着长队，一共接受了三次体温检查，才到了登机口。平日里人流息壤的机场冷冷清清，除了他的同乡之外，就只有少数其他只露出一双眼睛、看上去像是东亚和南亚面孔的外国人，也准备撤离回国。

这架飞机等待了快九个小时，才等到所有324名乘客都完成了登机手续。

除了阿加瓦尔外，机上还有210名在武汉和湖北其他城市留学的印度学生，剩下的是在鄂工作的侨民及其家人。这架飞机在第二天几乎同一时间又返回了武汉，载回了第二批323名印度侨民，以及7名马尔代夫公民。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阿加瓦尔一样幸运，首次航班中，有6名学生因为出现发烧等症状，未能登上回国的飞机，第二天也有4人。印度驻华大使唐勇胜（Vikram Misri）称有25名印度人拒绝了撤侨选项，估计还有近百人留在湖北省。

2月第一天的早上7点26分，阿加瓦尔乘坐的飞机降落在了新德里的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地面温度不到10度，机场雾蒙蒙的。他又在机场接受了几次检查，十点左右，和其他从武汉返回的两百多名男性一起，他被巴士送到了机场西南方33公里外的马内萨尔（Manesar）隔离观察，这是印度军方为他们临时搭建的营地，而剩下的女性和家庭则被送往位于德里的卫星城古尔冈的恰拉（Chhawla）的一个军方营地。

他的家就在两千多公里以外的班加罗尔，但他至少要等到十四天之后，才可能回家。

“吹哨人”

阿加瓦尔的老家，在南印度西海岸的喀拉拉（Kerala）邦，但他从小在南印度大都市班加罗尔（Bangaluru）长大。2014年，他申请了武汉大学的临床医学专业，决定去中国留学。

医生是印度中产阶级中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但想在印度读个医学学位却并不容易。所有学生必须通过全国统一入门考试，才具有医学院和牙科学院的申请资格，每年有150万左右的学生参加考试，最终只有一半左右的人通过。顶尖的公立医学院竞争太激烈，私立医学院的学费又非常昂贵，接近1000万卢比（约人民币100万元）。

“所以你要么得是个超级天才，要么就要非常有钱。”阿加瓦尔告诉我。而武汉大学的临床医学本科学位，一年的学费为4万元人民币，住宿费平均在1.5万元左右，即使大多数印度学生选择的英文授课无法获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六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也才五六十万元左右，几乎比印度便宜了一半。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印度医学生开始选择去中国。

除了成本的考虑外，中国的医学本科学制也和印度类似，毕业后考医生执照相对容易。中国高校提供的优渥基础设施，也吸引印度留学生。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仅2018年，印度就有超过2.3万人来中国留学，印度媒体估计目前在华留学的印度学生超过5万，绝大多数都是医学生。湖北省是教育大省，采访的八名留学生告诉我，仅武汉大学医学部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医学留学生就有近千名，其中七八成来自印度，口耳相传形成了社群效应，武大的印度留学生中，又有一大半来自喀拉拉邦。

今年是阿加瓦尔在武汉的第六年，度过了完全陌生的第一年后，他慢慢习惯了武汉的天气、食物和文化，也可以用中文做日常对话。如果没有这场肺炎，他本该在2020年夏天毕业，去年12月第一次听到肺炎的消息时，他正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实习。

这是他毕业前的学分实习，本该在春节前结束。12月20日左右，他就从医院里听说，武汉出现了病毒性肺炎。

“可能是SARS”，当时中南医院已经收治了有发热等症状的病例。1月2日，他最后一次去了医院，教授突然通知他，之后不要再来了。

他当即意识到了了病毒的严重性。回到学校之后，阿加瓦尔减少了外出，戴上了口罩。他试着告诉亲近的朋友，最好小心，但并没有起到太大的效果，大家不以为意。

“他们甚至还去参加派对。”阿加瓦尔回忆说。

1月10日是他的最后一门考试，阿加瓦尔全程戴着口罩，除了他没人戴口罩。当时，肺炎的消息也已经在留学生群体中传开，但大家都听说是跟汉口的海鲜市场有关，病例不多，没有放在心上。

期末考试结束后，部分打算返回印度的学生开始陆续离开武汉。来自北印度的拉胡尔（Rahul）早就计划好了行程，1月12日凌晨三点，他来到武汉火车站，准备坐六点多的火车去成都，玩几天后再返回印度。在火车站，他看到只有少数人戴着口罩，除此之外没感觉到任何异常。

1月13日是考试结束后的第一个周一，正在武汉大学临床医学读五年级的苏海尔（Ahmed Suhail）和曼妮莎（Manisha）来到了武汉大学同仁医院，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实习，他们都被分到了烧伤科。这是寒假的可选实习，一共有13名印度学生选择在这里实习。

此前连续十天，武汉市卫健委的数据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均无新增病例，16日和17日，新增病例也只有4例和17例。但随后的周末，紧张情绪开始逐渐蔓延，两天新增了136例，他们在同仁医院的实习被紧急叫停。得知是冠状病毒感染后，有实习的学生提出在医院做志愿者，但校方和医院劝阻了他。

“（医院的）老师说，你们是外籍学生，你们必须要停止实习。”曼妮莎说，他们被建议回到学校，尽量呆在宿舍不要出门。20日晚上，她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钟南山到武汉的消息，知道了14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她和朋友决定回国。曼妮莎预订了从27日回印度的机票，而苏海尔则买了25日的机票。那是一周之后了。

他们没想到，事态会在接下来两天急转直下。他们都没能搭上计划好的飞机。

午夜逃亡

1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在中央电视台的采访中确认了病毒存在人传人，武汉的气氛骤然紧张了起来。临近春节，很多店铺都关了门，曼妮莎和朋友常去的市场买不到足够的食物，药店里的口罩也已经脱销，无奈之下，她们向学校里的老师求助。那之后，学校开始为留校的学生提供一日三餐，也提供口罩、消毒液等必需品，要求他们尽量呆在宿舍。曼妮莎开始越来越觉得紧张。

这种紧张在1月23日的凌晨升级为猝不及防的惊慌。

凌晨两点多，她突然看到武大喀拉拉医学生群里有人发布了武汉即将封城的消息，机场和火车站在第二天早上十点就会关闭。她一分钟都没有迟疑，只带了衣服、手机和护照，和另外一个朋友一起，在凌晨三点钟离开了寝室。猝不及防的封城让曼妮莎非常害怕，凌晨的街头没有一辆车，只有警察正在封路，她们怕出不了城，一直在哭。等了好长时间，终于拦到了一辆出租车，司机带她们去武汉火车站。这段只有13公里的路程，她们花了平时5倍的价格。

火车站的景象让曼妮莎更为害怕。她和朋友把能防护的地方都遮住了，只留下一双眼睛，
“我感觉周围到处都是病毒”。但火车站非常拥挤，乘客们摩肩接踵，所有人都急着在封城前离开武汉。她从来没有见过这幅景象，但别无选择，只能排在长长的队伍后买票，火车站也在播放即将封站的通知。“我们不能再呆在武汉了。”她说。

那天和曼妮莎一样，当天搭乘火车离开武汉的人，有30万。

早上6点53分，曼妮莎去往广州的高铁从武汉站开出，她才终于舒了一口气。上了车她才知道，这几乎是从武汉站开出的最后一批列车，群里有同学只比她们晚了20分钟到火车站，买到的那趟车票就被临时取消了。和她一起实习的苏海尔也没那么幸运，封城的消息发布时他已经睡着，早上醒来才看到朋友叫他一起离开的信息，但为时已晚。

同样来自喀拉拉邦的艾法德（Irfa）则更早嗅到了危机。刚听说是SARS病毒爆发时，他觉得问题不会太大，中国政府应该有能力解决。但又过了几天得知是新型冠状病毒后，他开始感觉事情比想像中更严重。

“之前南印度爆发过类似的病毒，冠状病毒变异快，传染力强，那时候我就觉得比较严重。”艾法德告诉我。2018年，喀拉拉邦爆发了同样来自在果蝠的尼帕病毒（Nipha virus），最终导致了17人死亡。

听说武汉大学附属的中南医院和人民医院都接收了相关病例之后，他预订了1月23日早上7点飞往广州的机票，在机场，他听到了十点就要封城的消息，机场也开始测量乘客的体温。他们一行五人，在23日中午到了广州，在那里，他们和曼妮莎一行十一人汇合，一共有二三十个来自喀拉拉邦的学生到了广州，再从这里飞回印度。

广州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曼妮莎安心了一点，这里有直飞加尔各答的航班，只需要不到4个小时。大家找了两家酒店，都因为他们从武汉来而被拒绝入住，曼妮莎和同学们只能改口，说他们几天前就从武汉出来了，才在第三家酒店住下。1月26日凌晨，他们都从广州飞到了加尔各答，再各自回家。加尔各答的机场已经设置了特殊通道，对来自中国的乘客进行体温检查。

还有一行喀拉拉邦的武大医学生，在当天早上从武汉出发去往昆明。23日晚，他们搭乘东方航空的航班，从昆明飞到了加尔各答，24日，这一行学生回到了喀拉拉邦各自的家。

大概一周后，从昆明飞回喀拉拉的学生中，有三人被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他们也是目前印度确诊的前三例病例。

撤侨

看到同学被确诊的消息时，阿加瓦尔已经到了马内萨尔的隔离区。他猜测那三位同学是在回印度的路上被感染的。他告诉我，自己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结果，所以在听到封城的消息时，选择留在武汉。“当时大家都急着离开武汉，又赶上春运，人流聚集的地方更危险，途中会有染上病毒的风险，我觉得还是留在宿舍更安全。”

封城之后，大概还有二三十名喀拉拉邦的医学生留在武大，尽管学校提供食物和基本的生活用品，但大多数人还是希望能离开武汉，很快就有人联系到了印度驻北京使馆寻求帮助。

使馆也迅速做出了回应。1月24日一早，印度驻京使馆就在推特上发布消息称，收到了多位在湖北的印度侨民及其国内家人的请求，正在和北京及湖北官方接触，为保障侨民生活，还开通了三条热线，并为滞留在湖北的印度侨民建立了微信群，随时更新消息。

显然，武汉爆发病毒的消息，让留学生在印度的家人更为恐慌。艾法德和苏海尔都告诉我，家人比他们更早在印度媒体上看到了消息，早早就催促他们回家。艾法德还觉得，在武汉的留学生陷入恐慌，就是因为之前几乎没有听到任何官方消息，只有各种谣言满天飞，封城时只能猝不及防地逃离。

回到印度之后，他并没有立刻回到喀拉拉邦的家，父亲在孟买有一套房子，他自己住在那里，准备过了隔离期再回家。“印度政府每天都在更新消息，我什么都知道，就不觉得害怕。”他对我说。

印度媒体很早就关注到了武汉肺炎，早在疫情升级前，印度政府就做出了反应。1月21日凌晨起，印度的各大国际机场就开始对从中国大陆和香港飞抵的乘客进行体温检查，对有症状者进行隔离和病毒检测。

1月27日，阿加瓦尔和同学听到消息说印度航空已经备好了航班，待政府从中方获得批准，就会将他们撤离回印。使馆让他们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告知回印后他们将被隔离观察。除了少数不想再负担回中国旅行费用、或者护照和签证有问题的同学外，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回国。阿加瓦尔想，使馆统一撤侨，安全性更有保障，也不用担心回国后可能传染给其他人，就选择回到印度。

在使馆撤侨之前，阿加瓦尔本打算一直待在武汉。疫情升级后，学校推迟了留学生返校时间，他可能也要被延迟毕业，就先回到了印度。

马内萨尔的隔离区，男生们都住在二十人一间的营地房里。五六十个人共用五个卫生间，吃饭时候也会聚集在一起，阿加瓦尔明白，如果有人携带病毒，其他人也有感染的可能性。但他寄希望于来之后都已经做过基本的血液和唾液检查，每天也在测量体温，“我们都年轻健康，所以机率比较小吧。”他说。截止目前，隔离区里有5个人因为出现了咳嗽等症状被送往德里的军事基地医院观察，样本也被送去进行病毒检测，出结果的第一例呈阴性。

回想过去一个月的经历，他只希望，政府能早点更新发布相关的消息，以便大家可以针对性作出准备。虽然已经在武汉生活了快六年，但看不懂中文的他，信息来源仍然非常有限，这次肺炎爆发后，除了医院的老师之外，他基本上所有的信息都来自微信群，以及一些针对留学生的公众号。他庆幸英文的信息至少保留了下来，而不少的中文文章已经被删除了。

印度撤侨后，几段视频也在推特上火了起来。其中两段是在马内萨尔的隔离区，戴着口罩的年轻男生们，伴随着哈里亚纳语的歌曲跳着舞。而另外两段，则来自被撤离回国的侨民，他们在飞机和大巴上展示民族自豪感和对印度政府的感谢，发出“Bharat Mata ki jay”（印度母亲万岁）和“Har Har Modi”（莫迪无所不能）的欢呼声。

而离他们2000公里以外的喀拉拉邦，肺炎疫情正在拉响警报，比他们早一周回到家乡的同学，成为了印度这次公共卫生大考的源头。

在发现三例确诊病例后，喀拉拉邦在2月3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邦级的紧急事件，与三例确诊患者有过直接接触的84人正在医院隔离观察，观察范围也被扩大到了1月15日之后从中国返回的所有乘客，目前有2239人在家中隔离。

和印度学生一样，其他南亚国家的学生也同样焦虑。正在武汉大学读预防医学博士的巴基斯坦学生万斯（Nawsherwan），封城后已经在宿舍里待了十多天。他希望能在今年毕业，忙着写论文，学校免费提供清真的一日三餐，以及口罩等必需品，封城时他也没想着回去。但印度使馆撤侨后，学校里的学生越来越少，留下来的上百名巴基斯坦学生大多希望回去，他们多次联系了巴基斯坦驻北京大使馆，但最终等来的，是驻京大使和国内卫生部双双表态，“相信中国政府”，“不撤侨是最终决定”。

“学生们都只能留在宿舍里，家里还有父母和小孩，他们都很紧张和焦虑。”他对我说。

2月4日，尼泊尔政府也宣布了正在准备撤侨的消息，尼泊尔的学生一走，武汉大学的巴基斯坦学生们几乎将成为最后一批的留守者。

（文中阿加瓦尔和拉胡尔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