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颠覆一切的2019，香港人如何想像2020？

“如何形容香港这一年？”中环街头，我们采访一个叫Matthew的年轻人。

他想了想，认真道：“我猜我会用‘被遗弃’这个字眼。其实我感觉好像被人出卖了一样。”

“混乱”、“撕裂”、“觉醒”，这是我们在数天密集的街访里，最常听见的词语。政权移交22年之后，香港因激烈政治抗争所获得的国际和国内关注，可能比过去作为世界金融中心还要多。Matthew正好生于1997年，他为何会觉得，在香港的市民，被遗弃了？

“大家都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好多事都不是依照规矩去做，但是好像没有人去理会，没有人正视过这个问题。”Matthew解释，“我就会觉得，我们是不是一些不值得受人尊敬的、重视的人，我们是不是正在被遗弃？”

年轻人的声音，出乎意料，又无法忽视。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在过去近7个月席卷香港，浪潮宏大而未知，颠覆了认知和日常，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普通市民，在想著什么？我们在2019年的最后一个月，尝试去寻找街头巷尾的真实声音。

被遗弃感与真相之必要

Matthew的话，让我想起一年前流行的日剧Unnatural，其中有一个故事：蛋糕工厂的员工因过度加班而出交通意外死亡，遗下妻子和一双年幼儿女。法医三澄美琴希望找出真相，然而，刚失去了爸爸的佐野祐，目睹互相推卸责任的厂方、医院和电单车修理店，这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说道：

“这么做没有用。那些家伙根本不在乎事情真相，发生了的事也权当没有发生。”

年轻人Matthew和佐野祐的感受有一个共同点：社会上发生了不可思议、与常理违背的事情，却被当做没有发生，真相不被正视。

被遗弃感，被出卖感。他们感知到社会上每天都在发生一些“大家都知道”、“不依照规矩”的事，而手握权力、本应主持公道的人，并不“理会”、“正视”这些问题。

仍在Mathhew脑海盘旋的，是许多关于警察的画面。8月11日尖沙咀铜锣湾游行，期间一名少女的右眼怀疑被警方布袋弹击中；又有一名被捕少年，他已被制服，脑袋被警员以膝盖强力压在地上，门牙爆了，血流一地，苦苦哀求，状甚痛苦。11月11日，西湾河一名交通警在没有警告之下，向迎面走来、双手没有武器的黑衣少年胸口开了一枪。警方声称少年意图抢枪。这是反修例运动里，警方第二次以实弹射中示威者。

半年了。随著警方和示威者冲突加剧，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新的对抗、流血、被捕事件。香港人的社交媒体上，挤满各种显示怀疑警察滥权或示威者“私了”、“装修”的影片。社会流言四起，各种不明真相的浮尸、堕楼案令人惧怕。流言取代了严肃新闻媒体，成为影响市民不可忽视的力量，而不少市民则开始成为民间侦探，自发研究各种悬案。

谣言并非平白出现，崩塌的信任是它的温床。市民对警方、法治现状等评分极低，特首与三位司长评分更创新低，香港民意研究所（编按：前身为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11月29日最新结果显示，林郑支持率仅得11%。示威者及社会部分专业人士所要求成立的独立调查委员会，至今遥不可及。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成立的“对话办”，工作成果不明。

“好像没有人去理会，没有人正视过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不值得受人重视的人？”

在刚过去的圣诞假日，再有两名年轻人在警方清场行动期间堕楼。2020年的香港，该如何回应年轻人的愤怒、恐惧、疑惑和无力感？

“要是找到了证据，却被当做没发生过的话……”电视剧里的佐野祐这么担忧著。

过去半年，我和许多同行们都疲于追逐真相。直到周梓乐事件，我才发现比疲倦更令人痛苦的，是永远无法得知的真相。

一位教授问我：“周梓乐这件事，多家媒体调查，最终也没法知道他为何堕楼。媒体报道还有什么意义吗？”

这问题一直挂在心上。后来我想：全港媒体全力调查周梓乐事件，用新闻人的方法逼近真相，即使最终没法获得真相的全部，这个一步步逼近、用尽全部力气、拼接一切细节的过程，正是我们的方法和态度的公共展示。

也许香港，能够像电视剧的结局一样，找到令人牵挂许多悬而未决的真相，让感觉“被遗弃”的人感受到一丝光亮；为此，我们这些碰巧活著的人，请不要放弃。

前所未有的冲击感与人之韧性

可曾认真观察过，水如何沸腾？

加热之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水都保持液态状态。如果没有加热器发出的声音，水保持著安静；外人不用手去触碰的话，水看起来毫无变化。然而，在到达沸点的瞬间，水突然跳动起来，吸收了足够热能的液态分子克服相互之间的作用力，蒸发为气体，无数的气泡汹涌而出，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这一年，香港人吸收了足够的情绪和能量，他们在夏天的一个夜晚沸腾了。

6月9日接近午夜，在一百万人上街游行后，政府宣布《逃犯条例》修订将如期二读。激愤像烈焰瞬间蔓延，人们聚集在立法会“煲底”下，手挽手作出对抗姿态。在第一个塑料瓶或者铁马飞出去的一刻，社会运动的能量爆发了。

“有些东西我们有时必须要去争取，没有办法。时代变迁，这是需要经历的事情。”55岁的街市菜档昌叔这么说。

人们渴求改变。“当你明白，你坐在那里真的没用的时候，你明白你一定要作出第二步的行动。”6月12日早上，第一批冲出龙和道占领的年轻人这么说。

此后半年，从和平游行，到瘫痪交通、“装修”商铺，从喷胡椒喷雾，到开真枪实弹，城市风云剧变，浪潮骤起。

11月17日，理工大学示威者被警方围困。在后来的多个采访里，许多我们接触到的年轻人都会分享自己相似的轨迹：他们是如何从6月份的和理非，一步一步被愤怒和希望改变社会的想法推到勇武前线的位置。“以前香港拥有法治，有三权分立等，但现在是一次过揭开了那一块面纱，揭露内部是有多么的丑陋，由整个法治系统到整个选举系统，全部都是不堪入目的，所以才要走出来。”

面纱骤然扯破，能量来得如此巨大，有人决然投身，也有人困惑：生计怎么办？为了争取自由和民主，我们可以去到多尽？

那么，“如何形容香港这一年？”

“前所未有。”29岁的旺角电器铺店员Hugo如此回答。

在香港过了将近三十年人生，他从未试过在这大都市里，连出门的交通都成问题。他试过从旺角步行至美孚，才找到车回家。不仅如此，他从事的生意今年亦大受影响：零售总销货价值连跌9个月，大部份行业均录得跌幅，而电器则位列零售行业三大重灾区之一。示威爆发以来，Hugo的电器铺平均一个月少了40%的生意，他估计当中约20%受示威影响。

深水埗地铁附近，开著一家小食店，被问到半年来生意如何，老板哼笑了一下：“妳觉得呢？”彼时下午四点钟，老板说，平日这种时候，是游客生意最多的，如今几乎看不见游客。

社会撕裂，权力的手也越伸越前，人们开始对公开发表政见更加担忧。果汁店、小食店、大排档，做餐饮行业的商家，基本不会接受采访，担心公开政治取态会惹来黄蓝双方市民的攻击；大厦和屋苑的保安，几乎一律收到上头命令，不得随意受访。

在旺角逛街的十几二十岁年轻人，因为曾参与示威活动而不敢出镜受访，担心警方会以各种手法收集他们的“罪证”。

有人想倾诉，开口又担心影响工作。

“这一题可以不回答吗？”一些受访者们问。

仅仅在半年前，一百万、两百万人上街和平游行时，绝大部分市民还没有想起要戴口罩，无遮掩的脸庞，最直白表达著政治诉求，包括参与撑警大会的人。在6月9日、12日参与抗争的青年，不少也是不戴口罩。如今，拘捕人数超过6100名、978人被检控、其中500人被控参与暴动，运动参与者早已开始把脸严密遮盖，只露出一双眼睛。

犹疑，紧张，不安。在街头，我们一遍又一遍向受访者强调：我们设置的问题都很温和，不会政治化……然而，何处不是政治？仅仅是回答“如何形容香港这一年”本身，就已经可能是一种政治取态。

交通堵塞、生意受损、舆论压力。抗争运动的成本实实在在压在每个人头上，很大程度上，越基层的市民承受者更大的压力。不过，人的韧性，维持著日常世界的运转。

电器铺Hugo觉得自己还可以承受：“做了零售行业都有十年，未试过经历一年如此差。……今年经历过之后，令人对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会更坚强去面对。”

做大厦清洁的明哥，这半年特别辛劳，少了回家的时间。因为交通受阻，有同事想来接班也没车，有时他要顺路把夜班也做了。做酒楼楼面的霞姐，因为酒楼接二连三倒闭，需要转工，不过过程比较顺利：“执了（结业）没事，执了我会走去第二间做，我们那些做开了，熟手，……楼面很容易找工作。”但她独自抚养读小学的儿子，还是感到吃力：“（十月份）三十天来说，我上班只上了十多天，有十多天都是休息的（因为示威，酒楼不开门），都没甚么收入。”

在“全港报贩大联盟”主席廖社青的介绍下，我们与大约6、7家报纸档聊过天，他们不少抱怨生意变差；其中有至少3家自备了防毒面罩或者普通医疗面罩以及眼罩，有些是示威者送给他们防身的。当警民冲突在报纸档附近燃起，催泪弹“嘶嘶”地滚过来，这些卖报纸的老板和老板娘就会戴上面罩，准备收拾摊档，迎来又没有收入的一晚。

“可能我们惯了随遇而安，生活就是这样。”其中一位如此道。

悲伤，与一点点的勇敢

“如何形容香港这一年？”

“悲。”太子一间报纸档的老板娘这么说。

在12月的寒冬回首，香港这一年经历了许多悲伤时刻。

自杀。从6月15日黄衣男子在悬挂“反送中”标语后不幸堕楼开始，企跳潮一度蔓延。在七一前，再有两名女性堕楼，分别留下遗言希望港人加油、“反送中”等。7月3日，全港各地出现多宗企跳事件，大批社工、教师分赴现场援助；7月4日凌晨，一名女性堕楼，遗言“不是民选的政府是不会回应诉求”、“甚么也改变不了的无力感令人煎熬”。

枪声。7月28日，在上环大游行，这一晚，警方向人群包括记者群高频率高密度发射催泪弹，彷如战地。8月25日，数名警员在荃湾被示威者追赶，有警员鸣枪示警，随后持枪指向人群，电光火石之间，一名传道人冲出来跪在警员面前，张开双臂请求他不要开枪，随后被警员踢倒。在10月1日和11月11日，均有警员向黑衣青年开了实枪。

不明真相的袭击和死亡。7月21日，元朗地铁站内，一群白衣人持棍无差别殴打市民；8月20日，将军澳连侬墙隧道内，一个刀手砍伤三人，其中一名女记者伤势严重；9月22日，15岁少女陈彦霖被发现全身赤裸浮尸油塘海面；11月4日凌晨，22岁科大学生周梓乐在将军澳警民冲突期间，被发现倒卧停车场，怀疑从高处堕落，最终伤重不治。

周梓乐去世的那个早上，在中环上班的法律文员乐先生说，自己当时很难过。“因为一个20岁左右的年青人，争取民主，结果就这样很不幸地离开了。”

周梓乐设灵堂那天，大围上山的路，人流绵延，直至深夜；出殡那天，事发的将军澳停车场挂满了悼念的千纸鹤。

我尝试在停车场学习折千纸鹤。熟练的话，平均折一只应该需要1分钟左右。这里有成千上万的千纸鹤在风中飘舞，说明不同的人把生命中的一点时间拿出来，放在了周梓乐同学堕下的位置。

在城市的另一边，还有一场悼念仪式。70岁的清洁工罗伯伯，在示威者与反对他们的市民的一场冲突里，被黑衣人的砖头击中头部，不治身亡。他生前的同事、乡亲和好友，均前来悼念。

据一名街坊指，罗伯伯在内地的妻儿因惧怕香港局势而不敢来港，没法见他最后一面。

还有被子弹射中眼睛而从此失明的人，被咬掉耳朵的人，被捕后落得一身伤痛的人，被纵火烧得伤重的人……

一个又一个城市的伤口，人们在此认真地悲伤。

而撕裂中，又渐渐生长出许多微小的转变。

在街市买菜的文员Dede女士对我们说，她以前不太喜欢香港，因为觉得这城市的人“忙忙碌碌，没什么沟通”，但现在，她开始留意区议员在做什么，计划学习剪头发，希望帮自己社区的老人家理发。在旺角女人街卖杂货的雯雯是从内地嫁来香港的，虽然生意减少，她却理解示威者所追求的，自己也多了看新闻。从美国留学回来、在中环上班的Anthony则发现，从前香港只讨论赚钱，现在人们却讨论公义，他更喜欢这样的香港，“这个地方我有份。”

想起半年前，在612占领行动后，一个19岁的少年在采访里说：

“好想有一天，当香港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走出来。我们会做一件事，会尽我们本分。这次有这样一个机会给我们，我觉得我们香港年轻这一代，是真的尽到我们的本份了。我觉得好自豪。”

“今年的自己有什么变化吗？”我们在旺角采访一名戴口罩的年轻人。

“勇敢了一点点。”他说。

（端传媒实习记者 韦颖芝 区婥媛 资雅雯 戚乐怡 对本报导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