逾越与隔限：反修例运动中的女性力量及性别策略

作者按：曾几何时，“港女”在香港社会是娇柔纤弱、任性势利的代名词，然而在反修例运动里，“港女”的意涵在公共舆论中大逆转，成为勇武的救港巾帼。女性抗争者在反修例运动的不同场域均担当重要角色。丰富的行动力源于精神的苏醒，而蜕变来自与暴力的亲身接触；一如小阳和青宜，即使故事迥异，但也踏上了相同的觉醒路径，走向运动凝聚为一。

“612的第一颗催泪弹，令一班人觉醒了，包括我自己。”

6月12日，数千人聚集在政府总部反对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草案，29岁的小阳（化名）本来一身轻装来到现场，没想过背包上的头盔和眼罩真能派上用场。午后，连串的枪声划破灰黄烟霞，一颗催泪弹射进她身旁三米，她震惊，被侵犯的感觉自身体冒上心头，“我那时想：你竟如此对待我？”小阳戴上眼罩，走著泪就流，她分不清催泪的是化学物质还是翻腾的情绪。一路走著，竟身临前线，她自觉地以水浇熄星罗棋布的催泪弹。不只她，身旁众人迅成一体，递水灭烟。政权的暴力混杂著烟雾，灼得小阳皮肤燥痛，“那一刻很实在，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我正用身体对抗外来的侵犯，那种记忆已经藏在我的皮肤里。”身体的受感令她切肤体会到压迫的辛暴，心底升腾出的不甘催逼她奋步趋前。

雨伞运动时，小阳并没有吃过催泪弹。她形容那时的自己只是“出席”，是“表面的陪伴”；但这次运动，她说她是真实的存在，“612令我知道自己潜藏了勇武的特质。”

青宜（化名）说，612时，自己是个“和理非”；20岁的细胞真正激化，是在7月1日。那天，她与同伴到政总要阻止升旗礼，没想到防暴警在龙和道筑起防线；她被挤上前线，手空无一物，只能兵来臂挡。防暴警骤起，彼此间距离拉近，她跋足狂奔，甚至感到警棍碰触其身，可幸最终成功逃脱。这趟警民冲突的切身洗礼，防暴警一张张狰狞脸溅满她的脑袋，洗不褪。

自此，她的装备由612时的地盘头盔、和理非眼罩、3311K单罐面罩和保鲜纸，逐步进化为单车头盔、长裤冰袖、手套黑鞋、6200猪嘴面罩和行山杖。上前线时，便在前臂戴上浮条当成盔甲，“可挡一挡，起码不会断手，断了的话可以固定。我的梦想是当小提琴手，很多前线手足都是玩乐器的，最怕断手指。”青宜最初不攻击、只防御；然而经过721元朗白衣人无差别攻击事件后，她的心理关口被完全打破，“其实挟一块豆腐（砖头）防身也可接受。”她试过抛砖掷物，当过灭烟队和物资兵，游走二、三线支援一线手足。

“我本来长头发，差不多及腰，后来剪了，因为戴头盔不舒服。”

“无大台”社运中女性的高度参与

波澜壮阔的反修例运动已持续数月，在前仆后继的抗争者人潮中，女性抗争者一直守在重要位置，从不缺席。这场在香港史上关键且影响深广的社会运动中，女性的积极参与，将为香港的性别文化带来何样影响？社会运动与性别平权，又能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一直观察运动走向的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教授蔡玉萍分析，反修例运动的“无大台”状态为女性抗争者带来突破父权限制、固有性别分工和刻板印象的可能性；男女参与者的比例不相上下，而女性参与运动的方式亦极为多元。

自6月以来，女性参加者便以不同的性别身份投身运动，除了像小阳和青宜般在前中后线抗争的年轻女性，也有不同年龄、阶级、职业、家庭岗位、种族、身体状况的女性在运动中一尽己力，例如由一班“师奶（主妇）”组成的“全港九新界离岛师奶反修例”行动，颠覆了香港大众把“师奶”视为无知妇孺的固有认知；其后，一众母亲发起的“香港妈妈反修例集气大会”亦曾两次举办集会，声援前线的年轻抗争者，展现出温柔坚定的力量；在前线保护年轻人的“守护孩子”队伍中，亦有不少女性，甚至是祖母辈的银发参加者。

当公众都聚焦在手举丫叉（弹弓）的勇武女抗争者时，不少女性正默默地以多样的方式或运用其性别身份为运动贡献；其中一个关键的角色是“家长”——她们担当著照顾前线的重任，包括接送、辅导、照料饮食，恍如亲人。作为前线抗争者的青宜，对“家长”的重要性有切身体会，“很多家长都是女人，真是母爱泛滥的，令你觉得人间有爱。她们会给你做饭，会关心你有没有钱吃饭。有人关心，是很快乐的事。”不少前线勇武年轻人，因为政见与家人反目，却在陌生的同路人身上，感受到亲情，“她们的帮助很大，做了很多前线无法做到的事。”这些无形而必要的支援网络，由不少女性冒险编织而成。

女性身份的限制与策略

性别身份是一把双刃刀，这对女性抗争者尤其真实。

走在前线，青宜确切地体会到男女的体能差别，“一个女仔大约120磅，但男生普通也重150磅，你跟他打拳头架很吃亏。”前线男女比较大约为8比2，女生大多在二三线，似青宜，拿著棍和竹做支援，拉著最前的人，以防他们被警察一下拉走；而这些一线抗争者需要随时准备“打狗（警察）救人”，“男生觉得我们能做的事比较少，打不到狗（警察），掟不了魔法（汽油弹）。不是歧视，因为真的实测过。”她听闻一些前线小队不接受女生加入，因为全男班较容易筹谋，“有些男生觉得女生跑得慢，体力又不足，出事还要救她，就更烦了。”女生人少，身体特征又较易辨认，在前线尤为出众，易被防暴警针对。对于因为性别而被排斥，青宜虽无奈但也接受，“当运动愈来愈向勇武发展时，女生做到的事愈来愈少。对比七一时可以上前线，而现在不能，只可以在二、三线运物资。”

这种现象，笔者称之为阳刚前线（Masculine Frontline），体现在成员、行动类别和编制组织当中：男性成员占大多数，以体力行动为主；编制上，由男性率领行动，而女性在后线支援。前线的阳刚化，源于警察武力的持续升级；为应付杀伤力愈来愈高的武力，前线抗争者亦不得不在武力上升级，以增加攻防能力；如此，在性别分工下体能较弱的女性，自然被淘汰在后线位置。

阳刚前线自然形成了异性恋男性主导的同性氛围（homosociality），使女性更难以融入其中。外表较中性化的青宜是少数能打入这种男性氛围的女性抗争者，但她亦感到一种男性气质主导的状态，而她要调适自己与男队友们的相处模式，才能在前线圈占一个位置。纵然如此，“我也整天觉得男生认为自己是负累。”

对淡出前线的小阳而言，前线圈已升级到一个令她难以贸贸进入的状态，而她不希望成为负累，特别因为性别身份。她记得在612时，男生还会特意保护女生。然而，其后在一次冲突现场，她和男友举著伞蹲行，与不足20行之外的防暴警对峙。催泪弹横天扫射如掷地殒石，她心里恐惧，直觉弹头会向他们击射。这时，一位前线男手足突然一手推开她喊到：“不要阻碍！我看不到东西！”她本是一惊，后来心里欣喜，“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当女生是差一等的，那一刻觉得终于是一份子了。”

即使体能上不足，女性的性别身份却赋予她们特有的优势。平日中性打扮的青宜，在前线大多一身黑，看上去像个男生；但退下火线回到社区时，为了策略需要，她会显露自己的女性特质，以避过警察的监控。一次，她为了收集情报，特地用娇声细语向警察搭讪，“当运动需要的时候，我不介意运用女生的优势。平时我不会穿裙，但在运动时你会想怎样可以更安全，所以会牺牲色相，穿裙上街。我也很不喜欢性别定型，但这时候性别定型的确有点作用！”女性的性别身份比男性身份具更高的流动性，例如青宜，可以在不同的场景中以不同的性别身份作出应对。

除了体力和武力上的劣势外，女性还要面对警察可能施加的性暴力。诚言，警察的性暴力能施加在任何性别的人身上，但性暴力对女性的影响尤其严重。在一个由保守性文化主导的社会里，女性的价值依然被认为是建基于其性和身体的完整和纯洁性，因此性暴力将对女性的身心带来更大的伤害。为了避开警暴，一些前线女生会穿著较宽身的衣服，让自己的性别不被轻易辨识出来。

有趣的是，女性面对社会性暴力的独有经验，竟也成为应付性警暴的资源。小阳提到，她早已设想过倘若被抓到新屋岭遭受性暴力时将要如何应对，“我心里面不停排练，如果我遇到这种事要怎么做？我排练的是不表现任何情绪，我想我的反应令他愕然。”在日常日活中，女性自小也需要面对大大小小的性侵害危机，自我防御是日复日的演练。小阳就曾跟朋友排练过如何应对平日遇到的露体狂，她也打算用同样的方法，面对警察，“我想，我只会看著他们。”

“如果他要搜身，我就会跳舞。我会提醒自己，不可介意身体被人看到。”不介意，其实是捍卫自身的尊严与完整。

父权女权“大和解”？运动的派别协作与矛盾

运动发展至今，抗议群体间纵然依旧能保持较高的团结性，但内部亦有不少路线之争，包括存在于抗争者和女性主义者之间的矛盾。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何式凝曾批评运动的父权倾向，而女性更容易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例如，网民不时以“女权在哪里？”讥讽女性主义者无所作为，无视她／他们在运动的位置和参与。

笔者作为女性主义者，不时也无法认同运动中某些具有性别偏见的策略、意识形态和文化。例如嘲讽女警及警察伴侣的性感照，或是以高喊“警察OT，警嫂3P”这种厌女保守性文化来羞辱警察；在“光复屯门公园”一役，不少示威者以“勿摸活家禽”讥讽公园的歌舞大妈为“鸡”（指性工作者），不但再制了针对性工作者的污名，亦无视不少支持反修例运动的性工作者民间组织的贡献。而反修例运动的重要平台连登讨论区，早年还是个充满性别偏见的网上平台，笔者亦曾撰文批评连登网民如何对性暴力受害者作出二次伤害。

意想不到的是，在两年后的反修例运动里，曾被笔者形容为“厌女俱乐部”的连登成了社运最前线，而一直被连登仔敌视的“女权撚”，亦在第一线奋力对抗性警暴。由平等妇女联席在8月发起的ProtestToo集会中，男性参与度为前所未有的高；一些网民更形容在性警暴的议题上，连登和女权历史性“大和解”。可是，其后中大女生吴傲雪真身控诉警察向她及其他抗争者施加性暴力后，却出现了不少针对指控的真实性质疑，“诬告性侵犯”的性侵文化再次复燃，有些怀疑声音甚至出自连登。虽然这些帖子有可能是渗透连登的亲政府人士带风向的手段，但当衡量整场运动和参与者的性别敏感度时，有论者批评，反修例运动参与者对性别议题的支持到底是功利性的，一边以性暴力议题攻击警察，一边却以性别身份和性嘲讽敌对阵营，并非真诚的追求性别平等。

笔者认为，社运参与者对女性主义者或性平运动的误解，并非一朝一夕；而消除社会的厌女文化和性别偏见，亦不能透过一次性的集体运动。运动的互补和修正，必须透过长期的磨合和协作，并建基于运动中的参与者对抱持不同立场同伴的理解与尊重；更重要的是，个人是否能超越己身的限制和盲点，在运动中寻找一个能发挥所长的位置，不断进化——不论在身体、智力，抑或个人修为上。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应该继续思考，我们(区议员、运动参加者/支持者，任何人)如何运用性别运动当中一直深耕的议题：性别歧视、照顾者支援、弱势妇女劳动者、基层家庭、生育公义、性暴力、性自主、同志平权、环保/动保议题等等，把专注直接行动（direct action）的社会运动，以及政治表态背后的民主意识接连和植根到社区，真正改变人的生活，以及他/她对香港社会未来的想像。战线不分前后，议题无分大小，用4年时间令人们明白民主和民生根本是源于一体，政策议题不一定只靠立法会去做，社区就是政治。

例如，观塘区在这次区选中仍有不少红区，例如民建联的柯创盛仍然盘据蓝田。有人批评观塘不争气，但其实不争气的背景是，观塘是18区当中老人比例和贫穷比例最高的地区之一，而不少红区都是在公共屋邨，包括4个新增选区。这样说明了甚么？基层家庭、老人和照顾者的问题，必然是观塘—作为一个社区特有的重要议题。我们不应让这些议题被建制以小恩小惠收割，而应该把它上升至政策层面的改革，也让居民看到个人问题如何通过政策去改善；但如果并不能在制度内改革，也要让居民理解制度失效和崩溃的原因，包括不民主的制度，和长期维护权贵利益的施政操作，令他/她为未来可能发生的直接冲突造好心理准备，更能体谅激进的直接行动。同时，更要在社区层面，处理直接行动和冲突为基层市民带来的冲击，如催泪弹、流浪动物、被烧毁的纸皮手推车等等。

我不需要每个人成为女性主义者，或认同女性主义。我更多时在思考，性别政治和女性主义能如何更接近被压迫的人，把群众连结起来，共同对抗不公义的制度。毕竟压迫与对抗，从来无分性别。

“这次运动令我反思自己在这个社会的岗位——我可以做什么？”小阳受访时对我说，“我不肯定是否有关性别，我觉得是那份勇敢的心，对我而言，是我自己够不够勇敢。”

“死我不怕，最怕没自由。”青宜也说，害怕是一定的。如果警察冲袭她，她一定无法反抗，“但我走出来，是因为我冲破了这个恐惧。”“我们走出来是为了自由，但面对的风险是被捕，可能一生没有自由。但我们能克服这个恐惧，那么其他恐惧都能克服。”

( 本文由《端传媒》与台湾《新活水》杂志共同企画制作，全文亦刊于《新活水》第14期，2019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