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台湾断交七日内,我在索罗门群岛遇见的四个故事

在距离台湾千里之遥的南太平洋上,我与四个身分殊异、来处不同的人,在索罗门群岛与台湾断交的七日内相遇。
2019年4月24日,所罗门群岛的霍尼亚拉。
台湾 国际

【编者按】位居南太平洋群岛战略要冲的索罗门群岛,在上月与台湾断交、与中国建交,竟引发当地Malaita省扬言“宣布独立”抗议,广泛激起“反对与台湾断交”的声浪。为了一探索国“挺台抗议”的究竟,我们的撰稿人前往当地,[与他们聊了聊][1],并[追寻岛上百年来的华人身影][2]。以下是在正文之外,他所记录下的四个索罗门群岛故事,关于当地“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医生、华语教师、“台湾农场”,以及抗议政府与中国建交的当地青年。

工程师

台索断交后五天,我走进唐人街附近的中央医院,医院外头,写着“台湾驻索罗门群岛卫生中心”的招牌还高高立着,门诊大楼里却空荡荡的。突然走廊转角处传来熟悉的台湾口音,我循声走去,只见到一个中年男子的背影,他双手环抱纸箱向外走去,留下一扇半掩的门。

房间里,台籍工作人员正忙着打包收拾,要赶在中方代表抵达索国之前撤离。不意外地,断交时机敏感,卫生中心的台籍工作人员不愿受访。“或者,你问问刚走出去的那位张大哥吧,他在这里待很久了。”

就这样,张荣华成为我在索罗门群岛认识的第一个台湾人。皮肤黝黑、头上顶着浓密卷发的张荣华,乍看几乎和索罗门本地人无异,一开口却又是台湾外省第二代的国语口音。听闻卫生中心要撤站,他赶忙前来搬药,把一年内可能用到的药品都拿齐了。“把药留给本地医院,那些本地人也只会占为己有,不如留给我们这些台湾人用。”

见我有心想聊,张荣华提议去太平洋赌场的咖啡厅坐坐,那里距离卫生中心只有两分钟车程;虽然称不上豪华,但建筑立面近两百公尺的赌场,在公路边依然堪称气派。坊间流传,经营赌场的老华侨梁家,当年是透过贿赂才取得了如此大片的滨海土地,因而在二〇〇六年暴动期间,也成了群众破坏的对象。

没等我开口,张荣华直接向吧台要了两罐通宁水。“我来这里之后很喜欢喝通宁水——这里有疟疾你知道吧,通宁水可以治疟疾。”

张荣华的父亲是跟着国民党来台的上海人,母亲则是台湾云林四湖的本省人,从小就在国台语交错的双语环境下长大。“我告诉你,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你不要误会,我还是把台湾人放在中国人前面的。”

索罗门群岛中央医院,亦为台湾驻索罗门群岛卫生中心驻在地。
索罗门群岛中央医院,亦为台湾驻索罗门群岛卫生中心驻在地。

一九八九年,张荣华在工专念完土木工程、修习过建筑硕士课程之后,在荣工处(全名为“荣民工程事业管理处”,为国军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属下的公营事业单位,初期宗旨是为大陆来台的退役官兵提供就业机会)找到第一份全职工作。

当年台湾经济正好,带有官方色彩的荣工处又负责多项援外工程,张荣华被分配到索罗门中央医院的援建计划,只身一人来到这个他连听都没听过的国家。张荣华原本以为医院建完就会回台,却在第三年和当地老华侨的女儿结了婚,索罗门群岛从此便和他的人生结下了难解的羁绊。

到了一九九〇年代,台湾迎来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公司化”和“民营化”这两个词喊得震天价响,而荣工处最后也于一九九八年转型成为公司。转型后的“荣民工程公司”调整业务方向,不再肩负援建外交任务,最后决定放弃索罗门卫生中心的第三期工程。百般考量之后,张荣华于一九九九年和公司一起撤回台湾。然而妻子搬去台湾之后无法适应,不想离婚的张荣华,只能再次搬回索国,在这里开了一间建设公司,偶尔承接台湾在索罗门援建的工程包案。

“历史从来都是这样,如果陆权国家强,台湾就属于陆权国家;如果海权国家强,台湾就属于海权国家。”

事后回看,张荣华的人生和职涯起起伏伏,俨然就是台湾政经走势和索国社会情势的缩影。

“我运气不好,公司刚开没多久,就碰上族裔冲突和内战,只好先进入本地华侨的工程公司当经理,避避风头。”二〇〇六年暴乱再起,张荣华的妻子带孩子离开动荡的索国到澳洲念书,过没几年夫妻便协议离婚。

局势回稳之后,张荣华再次当起了老板,除了继续接些建筑工程之外,也经销太阳能电板,偶尔帮大使馆处理货运物流。“我再婚后又生了四个孩子,现在负担很大。”一边说着,他一边又点燃了一根烟。

张荣华散发着一股老愤青的气质。说要谈台索断交,他却把话题一下子拉到明清之际的中国,“历史从来都是这样,如果陆权国家强,台湾就属于陆权国家;如果海权国家强,台湾就属于海权国家。以前考试我拿最高分的就是中国史,每次考试只有我会洋洋洒洒写下好几页,还拿过九十六分。”看他滔滔不绝,我完全可以想像他答题时振笔疾书的画面。

张荣华认为,所谓的断交决议只是索罗门内阁的投票结果,不是整个国会的决议,而且九成民意都支持台湾,断交与否仍有转圜余地,“蔡政府却赶在情势明朗之前就宣布断交,目的就是为了『捡枪』(台湾流行用语,意指意外获得发动攻势的大好机会),想激起台湾人对大陆的反感。”

撇开角力暗潮和政治贪腐,索罗门群岛资源丰富、气候宜人,张荣华在此大可怡然遗世,无须心系台湾政局和两岸情势,但在索国待了三十年,张荣华认为自己隔海旁观,对于台湾政治环境、两岸消长都看得更加清楚。

目前在索国仅存的台商约十家,规模都不大,除了几家餐厅之外,还有远在外岛的轮胎修理厂。索罗门群岛日照强烈,几年前台湾的茂迪太阳能在索国还有据点,然而二〇〇八年中国太阳能板厂商进入索国之后,就用低价抢走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

台湾经济势力的下滑,除了可以从台商数量看出之外,也展现在援助的力度上,而中国的“慷慨大气”,在张荣华看来反而是集权制度、一党专政的优势。“台湾给个捐款,还要谈多少比例用贷款的方式。换成大陆,他们要多少给多少,因为他们就是集权国家嘛,国家说要给,老百姓有能力反对吗?但台湾不能这样搞,外援预算一曝光,立法院就有得吵了,还会被媒体舆论说成金援外交。”

经历过台湾经济荣景的张荣华,几乎汇聚各种“老蓝男”的典型特质:新闻频道锁定中天,对国民党时代的技术官僚赞誉有加,也推崇中国政府的宽阔视野。

张荣华认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中华民国的台湾化,注定会让非台籍的海外华侨感到疏离,导致台湾在外交工作上少了海外华侨的支持。据说索罗门群岛的中华总会每逢新年都有舞狮活动,往年也都会特意绕去台湾大使馆,然而今年大使馆却以下雨为由,主动取消了在使馆前的舞狮表演。在他看来,这就是断交前夕的一个不祥预兆。

“本地老华侨也会质疑台湾人,问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国人啊。可惜台湾人已经被教改洗脑,没有人要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了。”认同自己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张荣华义愤填膺,激动的语气背后,似乎还藏着几丝落寞。

离开索国当天,张荣华坚持要载我去机场。

大使馆撤走之后,他俨然已经成为台湾驻索国的实质代表。往机场的一路上,他的手机铃声几乎没有停过,一会安排使馆财产清运、大使官邸转卖,一会又用外省腔的台语接听台湾木商来电。看他在百忙之中抽空送我一程,我有点不好意思,但他挥了挥手说,“反正下午有台湾学术考察团要来,我也是要去机场接他们,顺路而已。”

陪我在机场办理报到手续时,张荣华突然从皮夹里抽出一张二十元索币的小钞,塞到了地勤人员的手里。原来这位地勤人员曾经因为签证问题而刁难过张荣华,他当时只能给钱了事,然而先例一开,不论是否有求于他,张荣华每次看到他时都仍得提供“喝茶钱”。

“这里就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

和我道别之后,张荣华还得赶在学术考察团抵达之前,抽空去机场附近的工地巡视工程;和在中央医院初识他时一样,我再次看着他的背影离去。外交场合固然无情,国旗说降就降、农技团也可以在一夜之间撤离,但当初被邦交带来索罗门群岛的张荣华,却已经有太多理由,离不开这个南太小岛。

台湾农技团里的实习生。
台湾农技团里的实习生。

台湾农场

虽说“台湾农技团”理论上已随邦交断绝而撤离,但种在土里的作物不可能一夜连根拔起。台索断交第六天,我搭乘箱型车改装成的公车,前往位于首都东郊的台湾农技团。和卫生中心相比,台湾农技团显得忙碌依旧——办公室里摆满刚收成的芭乐、香蕉、蕃薯、芋头,碾米机也仍在隆隆运作。

经过农技团大门时,一位索籍警卫把我拦了下来,“现在时机敏感,上面交代要严格控管访客”。

虽然台湾农技团只是技术指导单位、没有盈利,但当地人仍习惯用“台湾农场”(Taiwan Farm)称呼这里。自从一九八三年台索建交以来,农技团一直都以示范和技术移转作为定位,希望让当地农业脱离粗放模式,并为农业学生提供有薪实习机会。自二〇一六年起,农技团也开始将农作物无偿供应给各级学校。

正在田里施肥的实习生安德鲁来自马岛,每个月可以拿到实习津贴六百索币(约八十美元)。他知道索国和台湾已经断交,但实习合约十一月才到期,问他接下来何去何从,他只是一脸茫然。

虽然农技团的作物不对外贩售,但农技团大门边上,却有几位中年妇女在小摊子上贩卖各种蔬菜水果。看顾小摊的妇女宣称,他们贩售的产品来自台湾农技团;和中央市场相比,这里的蔬果品相的确更好。经过追问,她们才坦承这些蔬果其实是和农技团购买种子、在附近耕作收成而来,精确来说,应该算是“台湾农场”的“延伸”(extension)。或许,这些“台湾农场”的菜贩有“广告不实”之嫌,但让当地人学会技术、独立耕作贩卖,本来也就是农技团的本意。

台湾农技团一隅。
台湾农技团一隅。

回看战后历史,农业一直都是两岸在国际社会中进行角力的外交工具。早在一九五九年,当时经济依然孱弱的台湾,就已经开始对外派遣农技团。由于农业外援政策渐趋复杂、必须与中国政府竞争,中华民国政府于一九七二年将农业援助事务并入“海外技术合作委员会”,由外交部管辖,最后才于一九九五年以财团法人的形式成立“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一般简称国合会)。时至今日,国合会对外的援助项目仍以农渔牧业的技术转移为主。

就中国而言,早在大量非洲国家和台湾断交的一九七〇年代,中国便已有接替台湾农业援助计划的经验;一九七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也有部分要归功于非洲国家的支持。中国当时的农业外援,采用的是国家控管、政府主导执行的模式,而“一个中国原则”,也一直都是中国在各国投入发展计划的前提。

和台湾不同的是,中国从一九九〇年代末开始以“公私合作”模式推动农业援助,并于二〇〇三年在商务部下成立“国际经济合作局”,正式鼓励中国私人企业参与农业援助计划,并为农业企业在海外投资提供优惠补助。自此,中国透过农业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圈地的传言,便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

除此之外,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也于今年发布 报告 ,指出中国从二〇〇〇年至二〇一四年间对海外提供的融资项目之中,超过百分之七十五的资金都不符合“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的定义,其中也包括农业发展在内。根据经合组织(OECD),所谓的“官方发展援助”必须至少有百分之二十五的援款以捐款和优惠贷款为形式,否则便会被视为盈利目的的“其他官方资金”(Other Official Flows)。

面对外界疑虑,中国官方则是一再澄清,中国在海外投资的农业项目,只有小部份会将作物出口到中国,因此西方人对于中国在海外“圈地”、满足粮食需求的指控,根本只是夸大其词。

眼下没有人知道,台湾农技团走了之后,中国会不会继续经营“台湾农场”;就算真的接手,也没人确定中国会以何种形式在农业上提供援助,而“台湾农场”这个一般人早已习惯的代称会不会继续在口耳之间流传,也没有人说得准。但可以预期的是,这个农技团门口的小市集,应该不会在台湾农技团撤离之后就马上消失。

在台湾农技团园区外贩卖蔬果的小贩。
在台湾农技团园区外贩卖蔬果的小贩。

华文教师

“老实说,我也看不懂门口上方那些汉字。”中华学校校长尤妮斯・塔胡妮亚拉(Eunice Tahuniara)用带着英国口音的英语对我坦承。塔胡妮亚拉生于巴纽,一九八二年嫁来索罗门群岛之后,便一直在中华学校任教,接任校长职位至今还不到四年。

她提到的“门口上的汉字”,指的是中华学校一幢老校舍颇为标致的拱形墙面上所写的“中华学校”四个大字,一旁还有“中华民国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曾广顺”的落款;再仔细一看,汉字下方原本还有“CHINESE SCHOOL”几个英文字,只是今日已经斑驳。不过看不懂汉字实在没什么好难为情的——虽然名为“中华学校”,学校里的主要授课语言仍是英语,除了新华侨的子弟和教授华语的老师之外,能无碍识读汉字的人本就不多。

“我前几年看过建校初期的历史资料,但现在不知道放哪去了,也一直找不到时间好好整理。”这也没什么好难为情的。在经费拮据、人手不足的情况下,爬梳历史是个奢侈的工作。

然而中华学校的校史,可以说就是索罗门群岛的华人聚落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属索罗门群岛的首府原本位于图拉基(Tulagi),而华人初期也是在图拉基一带建立了聚落和学校。二战结束后,遭受猛烈轰炸的图拉基满目疮痍、重建腹地又不够宽阔,政府遂决定将首府迁至荷尼亚拉,而“逐市而居”的华人也一并将中华学校带到了现址重建。

时至今日,中华学校依然采用英国学制,从学前班到九年级都各有一个班级,全校学生数超过三百人,是索国境内声誉最好的学校之一,与另外一所国际学校齐名,而注册在籍的学生,有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来自经济状况较好的本地家庭,只有大约百分之十五是老华侨和新华侨的后代。

“我们使用的是澳洲课本,也有不少香港的英文教材。”塔胡妮亚拉瞥向我背后的书柜,语气颇为自豪。“毕竟校董都是广东人,当年也有些老师来自香港,就一并把教材带来了。不过不管是哪里来的教科书,总归都是英国人编写的——你也知道,我们都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嘛。”

在中国资金援助下刚完工的中华学校新校舍。
在中国资金援助下刚完工的中华学校新校舍。

尽管中华民国侨委会的题字仍在,但中华学校今日并不属于台湾的侨校体系。“台湾政府过去对中华学校的确有过支持,但近年来学校的财政来源主要还是依靠本地华商的赞助,以及驻巴纽中国大使馆的资金。不过学校的财源都是校董会在筹措,详细状况我们这些教职人员并不清楚。”

塔胡妮亚拉提到的校董会,今日仍由索国的广东籍老华侨组成,他们都是事业有成的华商;身兼中华总会会长的知名华商“QQQ”老板马修・关(Matthew Quan),便是中华学校的现任董事之一。

中索于九月二十一日建交之后,便派出大使赶在十一国庆之前抵达索国;由于大使馆舍仍未就绪,十一当天的升旗仪式和庆祝活动,便是在中华总会的帮助之下,由中华学校出借场地举行。

回溯台湾侨委会的历史,为中华学校题字的曾广顺出任侨委会委员长期间,也正好就是一九八三年台索建交之际。换言之,中华学校虽然校史悠久,但应该也是在台索建交之后才开始受到台湾的关照。侨委会过去也曾对中华学校派送华语教师,为学生提供课后的免费中文课,但这个政策却在二〇〇〇年前后,亦即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时遭到取消,不仅让中华学校的华语教学难以为继,也形同让中华学校徒具“华名”。

到了二〇一三年,这个窘况终于出现了变化。当时中华学校正在研拟兴建一栋新的教学楼,然而台湾方面无法提供资助,校董会于是转向驻巴纽的中国大使馆求助,自此,中国便成为中华学校重要的资金来源。根据报载,中国从二〇一三年就开始持续对中华学校提供援助,二〇一五年当年则捐赠了三十一万索币(约合四万美元)维持校务运作,而今日学生使用的新校舍,也是在中国资金的挹注之下才得以完工。

“早期的老校舍,现在只剩这些教师办公室还在使用。第二期新校舍工程完工之后,这里也会一并拆除——不过门口那幢写有汉字的老建筑比较特别,我们应该会保留下来。”午后天气让人昏昏欲睡,没有空调的办公室里有些闷热,塔胡妮亚拉一边说着,一边用手里的课本不断扇风。

由中国引入的除了资金之外,还有华语教师。从二〇一四年起,校董会便开始透过中国国务院的侨务办公室引入华语教师,试图让华语教学常态化,也正式将简体字和汉语拼音引为教学标准。

“董事们现在偏好从中国引进华语老师,但老实说,我们这些第一线的教职人员还是比较喜欢台籍的华语老师。台湾老师的英语能力比较好,可以在英语不好的新华侨学生和其他老师之间担任桥梁,沟通起来也比中国籍老师更为容易。”

中华学校今日只有百分之五左右的学生是新华侨的子弟,他们跟着经商的父母来此,英语能力相对低落,经常跟不上课程进度,也总是来来去去。根据校方的课程安排,学前班每天都有十五分钟的中文课,其他年级则是每天半个小时。由于本地学生和华侨子弟的中文程度落差太大,因此校方会尽量让两个群体分开上课,然而中文课的成效依然十分有限,每个年级使用的基本上都是同一本教材,只能不断让学生复习。

就教师的招募管道而言,中籍和台籍教师也有非常大的差异:前者透过中国侨办这个正式管道引进,后者却是由索国当地的台湾人私下引介的。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寻常,因为直到今年为止,和索国建有邦交的分明是台湾政府,然而倾官方之力在援助师资的却是中国政府。

“台湾大使馆并没有帮忙介绍师资,不过我们有位校董的妻子正好就是台湾人,她也一直都很乐意帮我们从台湾寻找华语老师。”

谈及索国政府的外交转向,塔胡妮亚拉迟疑了一下,笑容也有些尴尬。

“对于教职人员来说,台索断交、中索建交都是政治人物的决定,我们只能维持中立。至于校董会的立场,我没有办法代言。”然而可以确认的是,台索断交对于中华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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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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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很有趣的報導

  2. 人類學式的報道,有趣。還有下篇嗎?其實可以再文學化一點會更好看吧。

  3. 大环境中的人似乎总是会表现出一定的共通性,比如那个来自山东的中国教师,在中国肯定也是坚决支持人民群众紧紧团结在以习近平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的,她可能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或者不妥之处。而来了这个南太平洋小国,却又能对国内似乎非常刺耳的把中国和台湾并列的言论平和看待。人毕竟还是社会人,政治人是其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