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正德评《返校》：白色恐怖忏情录，但没有触及“恐惧”的核心？

在电影发展史已经一百多年的现代，不论拍摄技术再如何精进，电影语言再如何翻新，有一种类型片的进步幅度就是会愈来愈限缩，那就是恐怖片。

从百多年前人们光是看到银幕上火车冲过来都会吓坏的年代，到即使再丑恶恐怖的鬼怪突然现身（一定要用众多网评密集出现的术语“jump scare”）都不一定能吓到你的现代，恐怖片导演的最大挑战，已不再是把场景气氛弄到多恐怖，或者在鬼怪的外型上下功夫，因为那些以外在环境及鬼怪外型的恐怖为主要诉求的电影，几乎都已不再能有多大效果了。

重点还是在于：你能把“恐惧”推到多高？挖到多深？

鬼差现身，反而破功了

徐汉强导演的《返校》（detention），改编自赤烛团队所创发的同名电玩游戏。由于游戏内容以六零年代台湾戒严时期的白色恐怖为主题，其政治敏感性立即引发媒体的好奇，众多玩家更是热烈回响；游戏大红之后转拍电影看来也是个好生意，导致电影开拍之时即引发极大关注，如今上映才一周，便创造多项票房记录，破亿毫无疑问，且引发议论无数，可以说已先成功了一大半。

然而游戏可以称自己是第一个以白色恐怖为题材的创作，电影却并非如此。从1989年王童《香蕉天堂》（之后的《风中家族》亦有触及）、1991年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4年万仁《超级大国民》、1995年《好男好女》、到2001年王重政《天公金》、2008年林志儒《墙之魇》、2009年杨凡《泪王子》以及2010年郑文堂《眼泪》⋯⋯可以说自解严以后，台湾电影界就一直不断有导演碰触并呈现这类题材，差别只是：这些电影多走写实路线，其中杨导《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艺术成就最高已是定论；较特别的则是《泪王子》，导演杨凡用绚丽到近乎迷幻的色彩，及一群刻板却又极风格化的角色，拍了一个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童话”。

《泪王子》全片充满鬼魅感的符号拼贴，或可能是对那个时代的这个国家最是附骨难剔的控诉：这片的主要角色无一不鬼，无异民国版的《游园惊梦》；而片中最大的鬼就是那超大的国父遗像，始终睁著双眼看著大家（包括观众），加上林子祥的歌声也非常贴合地呈现出一种销魂的鬼气。感觉杨凡拍此片，正是在为民国吊亡。

《返校》某种程度也在场景陈设及视觉意象上以更多的重度血腥及死亡象征的方式加强了对于党国的罪孽指控，比较突兀的则是那个“鬼差”。前者适度使用的效果还算好，后者则是在无数恐怖片中已经被证明是比较无效的手法，就算要以镜像呈现女主角方芮欣一旦认清（找回、记起）自我就能超脱梦境，也不一定要靠这样一个党国鬼差，之前几场惊悚的气氛经营得还不错，但鬼差一现身之后反而就破功了。

类型片简省“真实细节”

许多角色设定及剧情转折都以“想当然尔”的方式带过，反正剧情主线已定，枝节不重要，考究也不重要，但这样简省过头反而让剧情显得有些空泛。

其实作为第一部以白色恐怖为主题的商业类型电影，《返校》只要票房冲出来，就已经是成功的了；然而如果说《返校》能够让观众认清更多白色恐怖的历史事实，则恐怕还是得打个问号。任何一篇白色恐怖受迫害者的故事或报导，从钟浩东、高一生到丁窈窕，乃至澎湖七三一事件、鹿窟事件及孙立人案、雷震案，等等（如同《天公金》片末，导演把当时所知的白色恐怖案子全都一一列举出来，控诉的力道更强），都比《返校》说得更多、更清楚，也更动人。

这样讲好像是在说虚构的故事永远不能跟真实事件相比，因为《返校》的故事本来就不是基于任何一桩历史事件所改编，又不走写实路线，所以没有足够的“真实细节”在背后支撑；但更深层的原因应该是：《返校》的改编态度其实是把相关的“真实细节”以某种“典型化”的方式，当成已知或盖棺论定而直接简省掉，所以不需要呈现，许多角色设定及剧情转折都以“想当然尔”的方式带过，反正剧情主线已定，枝节不重要（不需要写实），考究也不重要（但不是说剧组没有考究），但这样简省过头反而让剧情显得有些空泛。

例如校工老高（刘士民饰演）只不过出借校内储藏室的钥匙给殷、张二位老师（分别由蔡思韵、傅孟柏饰演）的读书会，就遭牵连刑求，老高愤而追杀男女主角魏仲廷（曾敬骅饰演）及方芮欣（王净饰演），嘴里还嚷著：“我宰了你们，党就会相信俺不是共匪了。”这样的情节固然是为了呈现出政治高压下对底层小人物的人性扭曲，但对照之前老高对张明晖老师借停脚踏车时不假辞色，显示老高有某种程度的真性情，应该不会是那种畏惧权势到失去人性之人，特别是他也自言曾随国民党从军征战多年，死里来活里去不知凡几，这种老兵会被刑求到变成另一个人，角色转折的信服力似乎不太够，但你也可以说这只是一段小小枝节所以不重要。

让一个教官可以管控所有学生，包括老师，而忘记那个年代除了警总，还有“保密防谍”的人事室第二办公室。

又例如方芮欣的父亲（夏靖庭饰演）系国军高官（肩上挂三颗梅花是上校阶但单位不详），在设定上与翠华中学教官白国锋（朱宏章饰演）有私交，在方父因涉犯贪污案被逮捕之时，他要方芮欣告诉妈妈“去找白国锋”，一连强调了几次，然而之后就再无任何剧情发展，只停在方母（张本渝饰演）冷笑说放心，白国锋会罩他的。姑不论白国锋做为一个中学教官能有何神通，就算他军阶最高也不过一样是个上校，方父因案被捕找一个中学教官能帮得上什么？反而白国锋该担心受牵连才是；强调方父与白国锋的私交对于剧情其实没有起到什么作用，方芮欣根本没有因此就相信白国锋，更不是为了救父而找上白国锋。

白国锋做为一个党国控制校园的权力象征是很明显的，但编导因为要简化枝节（张明辉、方芮欣、魏仲廷等才是主线）就把白国锋抬到一个几乎是《一九八四》里“老大哥”的位置，而忘记他也不过是国家机器的一个螺丝钉；让一个教官可以管控所有学生，包括老师，而忘记那个年代除了警总，还有“人二”（人事室第二办公室，台湾戒严时期机构，职责是“保密防谍”、监控所在单位工作人员的思想言行）。这样的忘记是否让观众离历史真实更远？或许观众可以自行评判。

小看了党国势力

看到方母说白国锋会关照方父，我不禁叹息：这片真是把白色恐怖的党国势力给做小了，真正的白色恐怖，不只是剥夺涉案者的人身自由或者肉体折磨，更在于“关系连坐”。然而编导只呈现了读书会师生担心彼此的部份，却忽略了还有更多、更大的“关系连坐”：翠华中学查获师生非法组织读书会，第一个要害怕的不是读书会成员，而是校长、教官及老师、职员，因为这些人就算与读书会无关也可能因失职被惩处（不是只有大家都要被调查这么简单）；《返校》里无辜被株连的只有校工老高，另一位黄老师首先被捕，校内其他老师面貌模糊、校长从头到尾缺席，教官还能昂然睥睨全校，而他的军方好友也因另案被捕，他一点也不担心会受牵连。或许在编剧策略上这样做比较简明，而且本片需要一个“绝对恶”的反派大魔王，要让白国锋既是白色恐怖的加害者也是受害者就太过复杂了，所以那些“连带关系”也都尽量精简，虽然王重政《天公金》的王瑞及郑文堂《眼泪》里的蔡振南都是类似角色。

这样的剧情加以全片的场景几乎都在不同的密闭空间，而以光影及场景陈设的变换来配合剧情的推进或转变，这样的表现方法已经简单纯粹到接近剧场了，而其实以白色恐怖或国家杀人为主题的剧场作品解严之后也是一直有相关剧作的。比如人力飞行剧团最近的《双姝怨》（The Children’s Hour），由导演王墨林改编自莉莲.海尔曼（Lillian Hellman）1934年的同名剧作，将白色恐怖向前溯源到二二八事件、国共内战甚至东亚及太平洋战争，再由西延伸到美国五十年代弥漫恐共气氛的麦卡锡主义乃至韩战、越战以及冷战的反思。早在1988年王墨林便曾将蓝博洲《幌马车之歌》搬上舞台，后又有《军史馆杀人事件》直刺国家杀人；近十年来的《双姝怨》、《安蒂冈妮》、《脱北者》更成为他的“亚洲冷战三部曲”，2014年还有魏瑛娟导演改编骆以军的原著《西夏旅馆》更是妖幻诡谲，在在都显示台湾的剧场界没有放过清算这段历史，只不过剧场的影响力不如电影，若将《返校》放进这些脉络来看，优点是它可以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对白色恐怖历史的好奇、接近乃至钻研，未来有可能生出更多优秀的好作品；缺点则是受限于类型而使得针对历史真实的反思显得贫薄。

1962年约翰·法兰克海默（John Michael Frankenheimer）导演的《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便为此中经典，前一年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导演的同名电影《双姝怨》（1936年他已拍过一次），这次找来大明星奥黛丽·赫本（Audrey Hepburn）主演，算是为麦卡锡主义划下句点，这算是美国电影界的“转型正义”？而欧洲、日本、韩国甚至东南亚其实一直也都在做。

真正的白色恐怖，不只是剥夺涉案者的人身自由或者肉体折磨，更在于“关系连坐”。然而编导只呈现了读书会师生担心彼此的部份，却忽略了还有更多、更大的“关系连坐”。

花力气“寓教于吓”？

看到方父被警总同僚押解上车并戴上头套一幕，不禁想起前不久才在台湾影展上映的希腊导演科斯塔-加夫拉斯（Costa-gavras）1971年拍的《大冤狱》（The Confession）同样有这一幕，一名高级官员被捕，一连串的无尊严的非人对待（亦非肉体刑求，而是精神折磨），光是把这些动作及审理过程的程序搬演一遍，就足够让人感到无比恐惧了，这恐惧的本质是什么？台湾的白色恐怖年代也有几乎一样的恐惧，为何我们很少有作品能触及这种恐惧的核心？

整个社会中有一部份人对历史“忘记，或是不敢想起来”，而有心的创作者又只能花一大部份力气“寓教于吓”，其结果就是对自由的追求或是对恐惧的挖掘也都只能有浮面甚或空泛的表现。说到底张明晖之所以拒绝方芮欣，并不是因为白色恐怖下的党国迫害，而是由于受到社会伦常关系的束缚，电影里所强调的自由，只是被党国剥夺的人身自由，然而即使推翻掉党国恶灵，难道师生就能够自由相恋了吗？显然还是不行，那就还是不自由，张明晖最后给方芮欣“致自由”一句要如何解释到这一层？反而《墙之魇》及《双姝怨》（甚至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在此议题上都比《返校》走得更远。

整个社会中有一部份人对历史“忘记，或是不敢想起来”，而有心的创作者又只能花一大部份力气“寓教于吓”，其结果就是对自由的追求或是对恐惧的挖掘也都只能有浮面甚或空泛的表现。

方芮欣想要拆散殷翠涵、张明晖二位老师，向学弟魏仲廷借来禁书，转手交给白国锋，成了密告者，她本以为只有殷翠涵会消失不见，结果是所有读书会的成员无一幸免，方芮欣内心的罪疚感是很可以理解的。与电影《赎罪》（Atonment，改编自伊恩·麦克伊旺同名原著）里的白昂妮相比，同样都令人唏嘘不已，只是白昂妮受此折磨一生，老来自己写了一本书来赎罪，方芮欣则必须仰赖幸存者魏仲廷。

魏仲廷心仪学姊方芮欣，自愿代替游圣杰（由《囧男孩》的潘亲御饰演）去向老师拿书，然后转手将书借给方芮欣，间接促成读书会被抄，游圣杰为他背上黑锅，他自己也被刑求，牢中张明晖要他“活下去”，活著才能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记下来，说出来，让人知道这一切得来有多么不容易。于是魏仲廷从刑求后的昏迷中醒过来，并且表示愿意招供，电影在此产生两层悬疑：第一层是原来这一切地狱般的梦境究竟是方芮欣的阴魂游荡之域，还是魏仲廷失去意识后的自我神游结界？第二层则是魏仲廷醒来后招供究竟是告了谁的密？还是只是认罪？承认警总安给殷、张二位老师的“叛乱”罪名？那害死读书会其他师生的究竟是方芮欣还是魏仲廷？这两层悬疑都让电影增加解读空间，是编导巧思。

最终已步入中年的魏仲廷先去给张明晖老师上坟（此节不免令人想起万仁的《超级大国民》），再“返校”去取出老师交代的书交给仍徘徊在校园中的离魂方芮欣，完成了“忏情”的仪式，观众方能安心走出戏院。

说到底《返校》的确有能令观众感动之处，只是受限于类型，必须设想许多恐怖的手法及情境乃至恶灵的形象（效果不佳），同时也得简化叙事，牺牲掉复杂性及解读空间，虽然类型片本质上是娱乐，但电影主要想传达的关于白色恐怖施行者的罪孽及血债并未模糊掉或被转移，受害者的冤屈有被涤清，若从这一点来看，电影仍算得是一则成功的白色恐怖忏情录。

最后还有一点非提不可：方芮欣与张明晖相约在戏院看电影，银幕上放映的电影是李行1962年拍的《两相好》，这是一部本省、外省两家联姻成一家亲的喜剧电影，出现在1962年当然有其政治意涵（《返校》何尝没有，但每一部电影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然而方芮欣是外省女儿这点很清楚，张明晖的省籍则无从知悉，不仅没有出现他的家人，也没有可资判断的线索，唯一只有他的国语字正腔圆，且没听过邓雨贤的《雨夜花》，同样是外省人的可能性较大，但若方、张二人均是外省籍，放李行的《两相好》就没有太大意义，除了那是部1962年的电影，以及导演徐汉强爱在片中置入“长颈鹿”两项因素之外（《两相好》中有男女游动物园片段，正好有长颈鹿）。

在这样的细节经营上若能有更多著墨，其重要性当大过编导在方芮欣及魏仲廷的学号上埋哏玩玄机（注），那种密码用在游戏上是有趣的，用在电影上则未免寓意过浅。类似此种遗憾及可惜还蛮多的，都让影片少了进一步解析的空间，这也是常见的对商业类型片缺乏深度的批评，很遗憾《返校》商业上成功，最终却还是难以规避这样的缺失。

在诉求“第一部以白色恐怖为题材的恐怖片”之时，我也期许能有更多观众因此片而回头去找出过往同样题材的电影来看（偶而能进剧场更好），即便如此虽还是未必能理解整个白色恐怖时代，但至少能更理解不同的电影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哪些能打动你，哪些不能，你自己明白，重点不在别人说电影哪里好哪里不好，重点在你自己够不够自由。

注：方芮欣的学号 493856意指台湾1949年起实施戒严，前后38年56天。魏仲廷的学号 501014意指因“基隆市工作委员会案”的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于1950年10月14日被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