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选票还有什么？在欧洲寻找公民参政的其他路径（上）

编按：欧洲传统大党失去选民信任已经不是新闻。事实上，这一头条占据媒体视线之久，甚至让一些读者生出自由民主无望之感——民主到底是什么？选举有意义吗？西班牙记者 Jose Miguel Calatayud 离开欧洲多年，奔走在东非、中东，最近回到了阳光明媚的家乡巴塞罗那，发现家人和朋友们，也正发出这样的疑问。

除了手里的选票，在过去的十年间，欧洲的普通人或是专业人士还有怎样的方式参与民主政治？Jose 带着这个问题开始了一趟颇为漫长的旅途。在家乡巴塞罗那，他看到人们组织起来对抗银行的房贷条款；在冰岛，他看到那里的公民运动成立了政党试图改写宪法。接着，他去英国见到了一批试图改变全球避税天堂系统的税务专家；他还到了克罗地亚，在那里，一批教育专家试着着手进行基础教育改革——并且不受政治影响。

端传媒分上下两篇刊登特约记者 Jose 对欧洲公民参政的探究，书写不同国家的抗议者遇到的挑战和寻觅到的路径，希望帮助大家思考民主和政治的不同维度。此为上篇。

自2009年离开后，我在2016年才回到欧洲。这意味着我错过了欧洲经济最糟糕的几年。2007到2013年，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增长了两倍多；2016年后情况有所改善，但比起危机前，许多人依然陷在贫困之中。根据欧盟统计局，2016年，整个欧盟估计有1.18亿人面临贫困和社会排斥的风险（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比2009年增加了370万。

随着人们失去工作或收入减少，许多人无法继续支付房贷或房租。越来越多的人被赶出家园，除芬兰外，所有欧洲国家的无家可归者总数都在增加。世界不平等实验室在2019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欧洲各地的不平等现象加剧，最富的人赚的钱甚至比危机前还要多，而底层一半人口的收入份额则在下降。

在越来越多的人失去工作、失去家园、需要财政援助的时候，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削减了他们的福利，同时救助人们眼中贪婪而无能的银行家，这让许多公民感到被抛弃。紧缩措施往往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和欧洲央行等国际机构实施，政府在批准这些措施时，没有进行任何公开辩论，也没有首先通过各国议会，这让公民感觉受到了欺骗，甚至觉得被政客背叛。

2016年，我回西班牙定居，这是欧洲西南部一个阳光明媚的角落，这儿的人们以放松和友好著称。可一次在酒吧，当时的首相出现在电视上，一些顾客忽然站了起来，开始对着屏幕大喊大叫。不仅是陌生人，我认识的人也会有类似的举动，他们会气到几乎眼泪。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腐败丑闻，新闻揭露政客不道德行为（譬如2016年4月的巴拿马文件）都强化了人们的看法：政客心里没有公共利益，或无法抗拒那些有组织的私人或既得利益的影响。

一些人甚至对民主本身失去了信任。我质问朋友：“你有权抱怨，但如果情况让你如此愤怒，你总还能做些什么？”“除了每四年从一群狡诈的政客和小偷里头投一张票，我们无能为力。”我得到的答案大多是这样失败主义的论断。这样的反应让我感到不安。这是真的吗？在欧洲民主国家，每四年一次的大选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吗？我决定开始一趟旅程，去寻找欧洲各地，公民参与政治进程的不同方式。

权利的取得，来自拒绝遵守不公正的法律

“权利的取得总是来自于不遵守现下不公正的法律，否则就没有进步。这应该是宪法的第一条：公民必须不遵守那些不公正的法律。”

2011年，当时26岁的马西亚斯（Carlos Macias）在拉美当了9个月的援助工作者，但对自己的工作缺乏影响力而感到沮丧，决定搬回家乡巴塞罗那。他在2011年5月之前回的国，恰好，当时数千名自称“愤怒者”的抗议者占领了许多城市的广场，抗议紧缩，要求“真正的民主”。

马西亚斯留着胡子，戴着眼镜，戴着小耳环，总是很开心的样子。他学政治出身，可能因此厌恶政党，远离任何形式的政治活动。像他这样的人很多。当时，示威者的一首颂歌便是“他们不代表我们!”——“他们”，指的便是当选的政治家。

参与抗议下来，马西亚斯笑著结论“不必走得太远，如果我想改变世界，我可以从家里开始。”也是那时，马西亚斯听说有一个叫做PAH（西语“为受房贷影响的人提供平台”缩写）的组织。

在西班牙，经济危机以及抵押贷款法（该法规定，如果你无法偿还房贷，银行会收回你的房屋，但你仍然揹负着剩余的房贷债务）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住房危机。当局每天要驱逐几十个家庭，令人震惊的是，被驱逐威胁而自杀的人数越来越多。

“（在一场PAH的聚会上）我听说了这些悲剧，第一次发现了这些每天正在发生在自己的城市的事情。”马西亚斯回忆道。他被PAH成员所激励，这些人很多被房贷危机影响，但成功地反抗银行，最终留住了自己的房子或是勾销了债务。“离开时，我完全是震惊的，既不安又被启迪。”马西亚斯开始参加每周一次的会议。

PAH于2009年在巴塞罗那成立，创始人们预见到金融危机和西班牙抵押贷款法律可能引发一场住房危机。许多受影响的人参加PAH会议，希望得到免费法律援助。但PAH的活动家们经过反复试验，发现集体咨询才是解决方案：会议变成了一个安全的空间，那些受影响的人来分享他们的故事，意识到他们并不孤单。会议让他们从相互支持到能够直接面对威胁他们的银行和政府。

如果你已经努力尝试，但最终银行还是强行驱逐了你的家庭，那么PAH的活动人士和其他受影响的人就会站在你的旁边，站在你的门外，从身体上阻止驱逐的发生。马西亚斯说：“这是我们告诉人们的第一件事：在这里，没有人会替你做事，除非你先动起来。你是你自己最好的律师。是的，我们会支持你，但前提是你自己开始战斗。”

基于住房危机的规模和当时已存在了两年且运作有效的PAH，2011年5月抗议活动中的许多人都开始支持这一平台。 更多受影响的人开始参加会议。 活动家们在西班牙各地建立新的地方组织，如今，PAH已经发展成了一个由大约200个地方组织构成的网络。

PAH的活动者们还起草了一项住房法，作为取代现行抵押贷款法的公民倡议。要将这一法律提议提交到议会，它需要至少50万人签名支持，到2013年1月，该倡议已获得140多万签名（在一个约有4700万人口的国家）。当时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90% 的民众支持法律提案中的主要措施：如果银行收回房屋，那么债务应予取消。

在议会对该法案进行辩论之前，PAH的发言人科洛（Ada Colau）和其他一些人被邀请到议会，发表20分钟的演讲。科洛讲了近40分钟，她说：“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认为，每四年投一次票不是民主，这是不够的，这不是一张空白支票，议会团体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他们认为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事情。这不是民主……民主远不止于此。”电视上的科洛很激动，努力克制自己的愤怒，在某些时候还含着泪水，这引起了许多西班牙人的共鸣，他们觉得这个女人和她的活动平台比大多数政治家更能代表他们。

后来，当执政的保守派多数在议会投票反对这项法律提案时，PAH发起了一场反对这些议员的运动：聚集在政客的家门口，公开点名批评他们。这反过来激怒了国会议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将这些活动家称为“恐怖分子”。

与此同时，2013年6月，欧洲议会却认可了 PAH 的工作，向其颁发了一年一度的欧洲公民奖，奖励那些工作促进欧洲价值观和欧盟认可的基本权利的人。

2014年底，在西班牙名声大起的科洛，作为一个独立的公民政治平台的领导人，赢得了巴塞罗那市长的职位。这期间，马西亚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这个平台中来。当科洛去竞选巴塞罗那市长时，马西亚斯接替了她成为了PAH的官方发言人。

马西亚斯说：“PAH成功地把银行标记成诈骗犯，政府与银行串通一气（造成西班牙房地产危机），同时指出，只把责任归咎于公民的那套说法是错误的。”

2018年，PAH更新了其法律提案，再次试图让议会讨论并批准该提案。 这一次，活动家们不再开始收集签名，而是说服了议会中一些小的进步党派登记法律提案。但是，不管是执政的保守派多数党，还是后来的社会民主党都选择无视这份法律提案。直到今天，这份提案仍然没有得到执政党的认真考虑。

一直以来，PAH地方组织都不断在组织定期会议，阻止驱逐（现在总共阻止了2000多次驱逐） ，并举行示威和其他公共行动（例如占领银行办公室），抗议银行和当局在住房危机中的扮演的角色。

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所有参与PAH的人都是志工。因为PAH甚至没有注册为法律实体，且不接受大赞助商的捐款，只接受个人的小额捐款。 这给予了PAH一定程度的自由、灵活性和多样性：这些是专业NGO难以做到的。

“为什么PAH有这么大的能量？ 因为它组织得非常好，不是出于施舍的心态，而是在集体会议上作出决策，致力于赋权给那些受影响的人。然后，这些受影响者在为自己的案件辩护中发挥主导作用，”马西亚斯说。但这也限制了 PAH 的能力和影响力，人们通常在业余时间才来参与活动。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和物资，活动也难以提升效力。

主流的政党和政客，当然还有银行仍然顽固地反对 PAH 的主要提议，但在其存在的10年里，这个由激进人士组成的平台已经成功改变了关于住房危机的叙事，并从根本上转变了公众的讨论，将部分责任转移到了银行身上。

西班牙法院证实了这种观点，自2009年以来，西班牙法院数十次裁定银行在抵押贷款合同中引入了滥用条款。同时，欧洲法院（ECJ）也在2013年裁定西班牙的抵押法不公平，违反了欧盟法律，因为它允许银行滥用职权。

事实上，2015年，欧盟委员会就向西班牙发出了修改其抵押法的最后通牒，以防止银行滥用职权。因为西班牙历届政府都没有遵守，欧洲法院判处西班牙支付8000万欧元的罚款。 直到2018年6月，西班牙终于通过了对其法律的一些修正案，从而逃过了支付罚款的惩罚。

“权利的取得总是来自于不遵守现下不公正的法律，否则就没有进步。 ”马西亚斯说，“这应该是宪法的第一条：公民必须不遵守那些不公正的法律。” 他说PAH只是在进行和平的公民抗命，并且遵守更高级别的法律，比如欧盟基本权利宪章或世界人权宣言，因为它们都包括了住房权。

“我们的会议对所有人开放，我们也呼吁政治家们前来参加。如果他们不同意我们的提案，那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实际情况。但会来我们这里的政客非常非常少。”马西亚斯说。2017年底，也因PAH的曝光度而疲惫不堪的马西亚斯辞去了发言人的职务。

你无法一边跑马拉松，一边更改游戏规则

显然，传统的政党和政治体制内的其他机构往往强烈抵制来自公民的变革。鉴于这一现实，尤其，如今的民主制度是由政党设计并为政党服务的，加上“非常、非常少”的政客敢于参加公民政治活动人士组织的会议，公民的另一个选择便是组建公民政党，在政客的地盘上会面——这就是人们在冰岛进行过的实验。

十年前，冰岛是受金融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欧洲国家之一。2008年，冰岛三大银行因无力偿还债务破产。危机给这个国家留下了巨大的经济漏洞，以至于冰岛不得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几个欧洲邻国的救助。 在一个过去实现充分就业的国家，许多人失去了工作，失业率从2007年的1%上升到2009年的8% 。

在那之前，按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冰岛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危机的严重性及其后果使冰岛人感到意外，并使他们对那些年国家内部导致危机产生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不善感到震惊——这之前，他们认为一切都运转良好。

冰岛随即发生了反对政治家和掌管经济事务的官员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整个政府最终于2009年2月辞职，两个月后进行了临时选举。但是，抗议者已经对传统政党和政客失去了信任，一些人认为改善局面的方法是自己去竞选议员，通过组建一个公民政党。

第一个尝试便是“公民运动”（Citizens’ Movement），一个无党派平台收集了示威者在过去几个月的抗议活动中表达的诉求：对经济危机进行可信的调查，采取有利于家庭和企业的紧急措施，提高公共行政的透明度，以及推出一部由普通公民而非政治家起草的新宪法。

在2009年4月的选举中，“公民运动”获得了冰岛议会63个席位中的4个。这几位公民议员非常渴望促成改革， 但是老议员们带着怀疑审视这些新鲜面孔。议会政治事实上也比从外部看起来要复杂得多。公民议员们惊讶地发现，为了让他们关心的问题在议会上得到讨论，他们需要在闭门会议时进行多么艰难的讨价还价。

除了这些障碍，由于缺乏一个清晰的党派结构，并试图代表一场流动的草根运动，“公民运动”没有能够做到有成效。事实上，几个月后，这个公民政党便陷入了混乱，当选的四个议员中的其中一个选择了退出，“公民运动”最终在2012年解散。

在那之后，另一位最初四名公民议员之一、诗人和活动家比吉塔（Birgitta Jonsdóttir）联合创建了“冰岛海盗党”（Icelandic Pirate Party），由活动人士和互联网爱好者组成，其基础是强烈的反腐败和支持透明度的立场，呼吁直接民主，促进和保护公民权利，强调信息自由、言论自由和隐私权。

如今52岁的比吉塔总是带着俏皮的微笑，眼中闪烁着孩子般的光芒。2010年，她与维基解密合作制作发布了一段题为《附带谋杀》（Collateral Murder）的视频，揭露了2007年美国一架战争直升机在伊拉克造成平民伤亡的情景。此后，她在国际上声名鹊起。 作为“公民运动”的议员，比吉塔也是冰岛现代媒体倡议（ Icelandic Modern Media Initiative）的主要推动者，这项议会决议旨在通过保护言论和信息自由，使冰岛成为新闻工作者的安全港。在2013年4月的选举中，海盗党在议会中获得了三个席位，比吉塔和她的两名同事成为世界上第一批进入国家议会的“海盗”。

在某种程度上，“公民运动”没有做到这一点：海盗党一进入议会就成功地保持了人们的注意力和支持。作为一个政治团体，他们的结构更加严密，行动和沟通也更具战略。通过毫不含糊地支持直接民主的数字平台和同样产生于抗议活动的由公民主导的宪法进程，海盗党成功利用了人们变革的愿望，以及在危机之后，人们对采取更加直接、透明和去中心化的治理方式的渴望。

海盗党呼吁彻底的透明化，所有的信息都要提供给公民，政治决策要基于证据而不是意识形态。 他们的底线是，必须剥夺传统精英的决策权，并在所有公民中更公平地分配决策权。海盗们自己的政策也是众包的，每个政策提案都是经由党员们在网上论坛建议、辩论和投票产生的。

随着任期的推进，海盗党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到2016年1月底，他们的投票意向为37.8% ，而当时政府中的另外两个主流政党的支持率仅为30% 。

2016年4月，“巴拿马文件”揭露了当时冰岛总理曾拥有一家离岸投资公司，他的妻子当时仍拥有这家公司——这证实了人们的看法，即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以牺牲冰岛公民的利益为代价变得更加富有，这引发了另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迫使首相辞职。当时，海盗党在一次民调中获得了43% 的选票意向，这个结果很可能使他们能够组建产生一个联合政府。

2016年夏天，冰岛大选将在十月进行，海盗党已经成为国际新闻头条。即使在形式上该党没有领导人，而是一个扁平化的平台，比吉塔也已经成为一张标志性的面孔。当时，英国退欧公投刚刚发生，特朗普似乎真的有机会成为美国总统，比吉塔出现在冰岛以外的各地新闻头版上，并被描写成一位很可能出现的冰岛“海盗”首相。

然后实际的选举显示，民意调查似乎一直在表达人们对执政联盟的愤怒，而不是表达人们真正的投票意图。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缺乏精确的政策和经济建议，以及他们要求改革金融体系，甚至“国有化”银行的呼声。海盗党不仅反对建制，而且原则上也反对体制，这一事实可能已经让很多人厌倦了给他们投票。

当投票的时刻真正到来时，海盗党只获得了14.5% 的支持率和10个席位，远远低于几个月前的预期，落后于进步的左翼绿色运动党（Left-Green Movement，15.9%）和保守的独立党 (（Independence Party，29%），后者组建了联合政府。

不足一年之后，也就是2017年9月，冰岛政府再次垮台。这一次是因为首相的一起丑闻，他没有披露他的父亲在帮助抹去一个儿童强奸犯的犯罪记录中所扮演的角色。新的提前选举将于2017年10月举行。 可被大量工作和曝光度所累、疲惫不堪的比吉塔决定不参加选举，最终，海盗党只获得了6个席位。

比吉塔说：“你可以进入系统内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但总的来说，我不认为——除非你有非凡的天时地利人和可以完全改变这个制度——你可以实现任何真正的、根本性的改变。”

“能够得到这个国家的信任，我非常荣幸，对此深表感激。 但与此同时，我也对这些人深感愤怒，因为他们不仅没有在民主方面付出什么努力，也没有努力迫使议会做出改变。” 她说，“加入一个很小的议会团体意味着你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除了去提高人们的认识，努力让人们参与进来。而人们根本就没有在听，他们也没有参与。”

“他们永远只是要求其他人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以这种方式，我们根本不会做出任何改变。”

如今，冰岛再次成了一个“成功的故事”：一个适应力极强的国家，从一场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中迅速复苏。冰岛经济在旅游业的推动下重新回到正轨。在危机期间，因为货币贬值，来冰岛的旅游成本大幅下降，促进了旅游业的繁荣。目前，旅游业是冰岛的主要产业，领先于渔业和银行业。 而且，正如比吉塔反思的那样，来自抗议活动的公民动力可能已经被这个体系同化了。

“我总是试图让人们在好的时候做一些事情，因为这些时候我们才真正有足够的空间和精力来做最基本的准备工作。这样，当你遇到危机时，你已经做好准备了。”比吉塔说，“因为只有在危机时刻，你才能真正实施根本性的改变，改变游戏规则，因为你知道，这个游戏完全是被操纵的。

“在一场马拉松比赛中，你很难改变游戏规则。很多海盗党员已经开始说这样的话：‘这是一个长期的项目’。 然后我说：‘伙计们，你们他妈的有妄想症。’ 这不是一个长期的项目，如果你被它同化了，你就会失去你的优势，你只是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这种情况发生在所有政党身上。”。

普通公民参与政治不易，那么专业人士呢？

建制政治精英往往极力抵制来自公民激进主义的变革，议会民主的官僚机制确实可能导致旨在破坏这一制度的公民政党被同化。总而言之，对于普通公民来说，除了每四年或五年参加一次选举投票之外，参与政治进程似乎并不容易，但也并非不可能。

民主国家，即使是低质量的民主国家，也为人们提供了足够的空间，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直接参与政治进程。 而且，尽管改变公共政策的制定相当有挑战，公民政治活动也可能成功改变塑造政治话语和公共辩论的叙事。

在西班牙，当抵押贷款出现问题时，还贷方曾被视为唯一的责任方，而有缺陷的法律则允许银行不受惩罚地从他们的权力地位中获益。住房维权平台 PAH 的工作使许多人了解到，银行对不良抵押贷款负有共同责任。 随着西班牙公民向法院提起诉讼，西班牙和欧洲的法官开始宣称西班牙的抵押贷款法属于滥用权力行为，判决银行归还部分他们获得的资金，并迫使当局修改法律。

当普通公民成为冰岛议会的议员时，他们设法影响当选代表讨论的问题，从体制内部支持公民主导的宪法进程，并对冰岛金融危机的原因展开调查。尽管他们的总体经历可能令人沮丧，但公民议员确实为议会注入了新鲜血液，一些资深议员——其中一些人一生中从未从事过任何其他工作——被迫直接与不是政治家的人打交道。

看到普通公民在参与政治进程时可能面临的可能性和挑战，我也想知道：那么专业人士呢？是不是有人来自各自的专业领域，成为政治活动家来捍卫和推进自己领域里的公共利益？他们参与政治，会更为有效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又去到了泽西岛和克罗地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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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Society foundation”为作者提供了资助，该机构不干涉研究和报道内容。原文系英文，感谢端传媒实习生李瑞洋、张美悦的翻译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