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丽珠：看见他者

现在，城巿就像一副已患上恶性肿瘤的身躯，可是大脑不愿意承认肿瘤的存在，只是想要清除每天都出现的令人烦恼的表面症状，心却如实地呈现各种不适。疾病是一场在身体上进行的抗争，只有健康状况良好的人才有足够的能量让好细胞和坏细胞在体内交战。无论是一个人或一个城巿，生病原是为了让深层的问题得到治愈的机会。那些从不生病的身躯，虽然每一刻都如常地运作，可是当毒素积聚而无法顺利地排出，便随时都有猝死的风险。

下笔的时候，荃湾的游行人士和警方对峙中。游行已得到不反对通知书，至晚上七时。可是这天的中午开始，地铁已封闭了荃湾和附近的几个站，巴士停驶。执法者在五时半开始掷出催泪弹，水炮车也出动，又以非法集结的罪名拘捕游行的人，然后，两个月以来第一枚真正的子弹就射出了。我们都知道，因为抗争而被捕的人，将又被带到某个无法见律师和致电家人的拘留所，孤单而无助地面对精神和身体上的凌辱。我们眼睁睁地看著但无从救助。两个月以来，所谓的日常状况，每天都在改变，城巿的面貌似乎仍然繁荣，然而，内在的崩坏已逐一浮现。我们失去了可以过活的安稳，因而更明白，现代的战争，并没有传统战争的可以用眼睛看见的满目苍夷。相反，它一直在暗处进行，地铁被收编、航空公司被收编、传媒被收编、电视台被收编。政权不断在制造各种类型的恐惧，然后躲在恐惧的背后，让每个人都感到恐惧，然后把注意力转移到自身的恐惧之上。在恶性肿瘤不断转移到全身之前，城巿的身躯看来无恙，使人们生出只要不去面对问题的㿂结，就可回到正常生活的幻想。

我们失去了可以过活的安稳，因而更明白，现代的战争，并没有传统战争的可以用眼睛看见的满目苍夷。相反，它一直在暗处进行。

站在当权者和执法者的对面，人们唯一的武器和最后的装备，其实只有自己的肉身。毕竟，头盔无法阻挡子弹，铁枝和砖头也无法和步枪比拚。而且，在强权之下，道理早已变了形状，人们抛掷水瓶是暴力的袭击，而执法者开枪射向无辜者的头颅是执行职务。

我感到这里失去了可以安居的空间，所指的是，仇恨和愤怒，像过期催泪弹留下的粒子，一直附在空气、衣服和物件的表面，甚至人的身体之内，每个人的心都变得愈来愈狭窄。无论是支持或反对修例的人，缠绕在心头的只有社会目前的乱况，大部份的人都无法专注在自己原来的工作或生活之上，于是，对这件事的立场就成了人和人之间，互相衡量的先决条件。在学校里、在办公室里、在朋友之间、在情人之间、在家人之间，甚至，在茶餐厅里、在巴士上，在城巿的每个角落。当每个场所，每个人都需要表明立场，并在说出每句话，写下每个句子，都在防备那双隐藏在暗处又无所不在的监视的眼睛，这里已失去了可以存活的空间。无论表明立场是因为他人的要求，或自己对他人的要求，归根结柢，都是因为在混乱的状况中，对一切的莫名恐惧。社会失去了原来的秩序，人们也失去了对制度的信任，变得非常脆弱而无助。每个人都急于证明，自己是对的，而且，必须是对的，这种不可被质疑的正确，是如此危险。香港的面积虽然一直狭小，而且人满为患，但曾经，它是个异常广阔的城巿，可以包纳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让充满各种差异的人可以并存，让流亡者可以暂时安身。

在非常疲累的时候，我好像也无法仔细地注视他者。例如曾经上过我的写作课，来自中国大陆的A和D。反修例事件之后不久，刚刚在大学毕业但仍打算留在本地升学的A在脸书上记录了被内地人员邀请喝茶的经历。对方以一种异常亲切的态度，探询A在港学习的情况，而A当然知道那是一种另有目的的刺探，因此非常沉默。最后，对方以一种胸有成竹的神情，按著A的肩膀说：“这样的运动，你不会支持吧。”那不是询问，而是权力的展示。A在文章的最后一句说，她唯一可以作出的反抗就是不点头。当然，这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

强悍而慧黠的D告诉我，因为从小喜欢香港文化，所以到这里念大学。她来自高墙的国家，但站在鸡蛋的一方，凭著一点小聪明，她逃脱了喝茶的邀请，可是，暑假期，当她回到乡间探望家人，在那里，家人、朋友、邻居，甚至各个不相干的人，一旦发现她身上那个香港的部份，就急于要她表明对事件的态度，像一场漫长的审讯。

香港的面积虽然一直狭小，而且人满为患，但曾经，它是个异常广阔的城巿，可以包纳不同的声音和意见，让充满各种差异的人可以并存，让流亡者可以暂时安身。

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立场。A和D来自一个已被预设了立场的国度，可是她们在这个城巿，眼界和思想已产生了无法逆转的变化，当她们回到自己的原生地，却再也无法融进那个世界里去，因而成为了永远的异乡人。

我却无法给她们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本来是可以的，或，有这样的义务。当香港慢慢地剥落和消失的同时，我愈来愈清晰地感到城巿烙在我身上的印记。多年前，本地作家西西就说过，我们没有国籍，只有城藉。香港的历史，让护照上的国籍，无法准确地反映人们的真正身份，于是我们理解，一个人真正拥有的世界，不是他的种族、国籍、肤色和性别给他设定的那个，而是他的经历和想法所建立的那个。我无法以“中国学生”去想像A和D，因为她们已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更复杂的世界。

我也没有能力帮助被催泪弹和胡椒弹遗留在街上的呛人烟雾持续伤害的流浪动物和无家者。因为我无法找到给动物配戴的防毒面目和安全的口罩，而带毒的烟雾早已从窗缝或抽气扇的空隙进入家里的角落。我还没有学会处理被催泪烟雾灼伤眼睛、鼻子和皮肤的宠物的所有要诀。我有时会怀疑，当城巿已面目全非，养在家里的动物也不一定会受到保护。

或许，恶性肿瘤是业力遗留下来的结果。当执法者和支持政府的人，称抗争者是蟑螂，我想起了五年前，不慎闯进了地铁路轨的一头流浪狗。地铁员工发现狗之后，曾经想把牠驱离路轨，却花了七分钟也未能成功，而下一班列车已在等候，于是车长说，不过是一头狗而已，再拖延下去就会阻塞交通。然后，他们让车开进去，辗过活生生的狗，并把事件列作“发现异物”。在效率至上的非人性系统之中，狗成了异物，也在相同的系统之中，人终被视为蟑螂。这些年来，为了利益，为了维持巨大的资本主义机器不停运作，我们牺牲了乡郊和土地、健全的医疗体系、无数小店和楼价合理的房子。这两个月以来，我们失去了至少六个人的性命、三个人的眼睛、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正常运作的执法队伍、每天行驶的地铁、许多年轻人，还有健全的身心状况。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牺牲？

治疗肿瘤，不一定要以手术刀切割，或许只是重拾深而长的呼吸，更正早已变坏的生活习惯，开拓足以存活的余裕。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在五年前，在铁路公司职员的眼中，十分钟会比狗的生命重要。正如，在反修例的抗争中，为什么许多人认为破坏公物，比一个人失去了眼睛更重要，为什么人们往往看不见弱势所受的苦，会不会因为，城巿里大部份被严格规训的人们，其实也看不见自己身上受苦的部份，以至会站在欺压自己的强权那一方，以便讨得好处？还是，人们在忙碌而高速的生活里，早已丧失和自己的还有和别人的连结，以致，在出现意料之外的状况时，无法体会更复杂细致而柔软的人性的部份？如果是后者，如果我们早已失去了感同身受的余裕，以至陷入了无休止的分裂，只有重新建立连结才可以活下去。首先大脑和心的连结，身体和土地的连结，和家人朋友情人动物的连结，最后，是跟陌生人和对立者的连结。

城巿的血液恢复畅顺的流动，需要一场奇迹，而活著本来就是对奇迹的一次又一次持续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