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延丁在宜兰：以农耕疗愈生命，但必须面对的是恐惧

造访宜兰深沟这两天，女主人寇延丁几乎不得闲。主要是时值盛夏，也近秋收，边接受访问，她得边忙农活。

在挂满自制器械的灶房里，她一会儿从冰箱搬来大量自酿酒水、自制冷渍果酱，果汁机没多时又飞转出新鲜汁液。满桌甜水冰品绝无冷场，客人摇手称谢也阻拦不及。

还没消化完全，又追著她跨骑铁马，往她两分大的田里去。寇延丁穿套长筒雨靴，利索地引田水，打老叶，捉拿万恶福寿螺。好不容易节奏缓下来，只见她坐在田中央的一棵树脚，抓手套给自己搧风。她笑得很写意，“哎，我说种田真的好疗愈。”

深沟的晴耕雨读

这身形清瘦的54岁女子来自山东泰安，是个自由作家。她把这两年多下田吃喝的事迹为文成书，起名叫《亲自活著》。书末，她为自己连篇醉心酿酒的陶然生活向读者赔罪，“请你一定原谅我，这是在炫耀我的自由。”

如今的语气和容颜让人难以联想起的，是三、四年前，她曾在受访时，声泪俱下地讲述一段生死修炼；在山东老家，也曾压抑拿锯子往手臂砍去的自残冲动。

2014年10月10日，寇延丁在开往五台山的卧铺车厢上被捅醒，电筒光砸在半醒半睡的脸上。“寇延丁是你吗？”她蒙懂称是，乘警确认抓下，她于是人间蒸发了128天。四个月余的狱中事被她写进《敌人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她写中国政府以寻衅滋事、颠覆国家罪名抓她，谑称自己原来“倾国倾城”。

摄像镜头环绕下脱光审讯，监禁监控监管，所有权利尽皆剥夺除去，此些事情连缀书上，出落为满纸荒唐，她向读者自首：“所有的轻松戏谑，都是后来粉饰过的。”当时她全然无力调侃，只是怕。怕的不是自己，怕的是自己的被抓引发时代的退步。

因此，当寇延丁说“疗愈”，她恐怕是认真拣过用字的。在深沟晴耕雨读的日子，拯救了她破碎濒危的心神。

此前她其实已经来过台湾。就在2014年4月7日到10日之间，她意外撞见历时23天的太阳花学运及其谢幕退场。相隔五年有余的事，寇延丁如今说来还有热恋的神色语气，“我从中午就混进立法院，待到最后一刻，看学生清场，做赔偿纪录，我那是眼睁睁地看著运动场所变回没事发生一样的议事厅⋯⋯”

虽说参与港台学运，可能也是被抓的原因之一，她仍不讳言与台湾社运初遇时的怦然心动，“我管那叫卷地毯式的撤离，还有那个警民关系⋯⋯，几十年运动让台湾警察百炼成精了哇。”

因此，2015年获释后，2016年她又来台湾兜转。“我一开始是想来写台湾的社会运动，写1980、1990年代社运组织的组织化，希望继续观察这些团体中分权、普遍赋权的状况。”在台湾学术机构的邀请下来台，寇延丁成了访问研究员，她给自己预订了个题目，“叫做‘没有老大的江湖’。”

然而，这一次，她的期待却落了空。

斗争精神是资产还是局限？

2016年9月来台后，寇延丁费时两年行脚台湾，走万里路，更在社会运动同温层里转悠。“原来太阳花学运是个非常时刻，极端值。”她的热烈语调转为低沈嗓音，“接触更多人后，才发现台湾的社运圈、公民团体里，老大不乏其人。”

至于何以意欲观察台湾社运团体，这得先回头说到寇延丁的另一个身份。从她访问中途，手脚也从没停过的情状便不难觉察：她不仅仅是个作家，还是个彻底的行动派。

1990年代，寇延丁开始投身中国公益事业。2004年，她成立“北京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是中国首个残障美术家专门推广机构。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以“手牵手”更名后的“泰安爱艺文化发展中心”名义，投入青山区救灾工作。费时三年余跑遍重灾区，和官方周旋，收集400余个因震致残的孩童资料。

说到从事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心路历程，寇延丁称初听“NGO”一词，那是如“秋风过于耳”，没想到日后为残障事业，她一个下岗女工只身上北京找答案，四处访调，还成了个机构发起人。

可这故事说到一半却说不下去了，主要是这其间老有个矛盾，让她发困：“我不懂，怎么连高喊自由民主的公共知识份子，讲求公平正义的民间组织里，也那么多‘小毛主席’？”

她来台湾，欲寻没有老大的江湖，也扑了空。于是寇延丁不说故事了，一脸严肃地发问：当组织职业化，拥有更多话语权和资源，内部文化是否和理念初衷背道而驰？威权管理定然成为所谓“合理之必要”？

她看不惯非政府组织边骂顶头老大，边自产老大，对斗争逻辑也有份忧虑，“台湾社会运动最可贵的，确是威权年代那些社运份子奋不顾身挑战党国教育的反抗精神。”可来台后，她起了疑虑：“这种斗争特质究竟是台湾社运的资产，还是局限性？”

“从去年底大选结束到现在，台湾失败主义弥漫。”如今她全天不亮灯，傍晚后趁著微弱天光煮饭，她笑称自己给我们做的是“黑暗料理”。夜色一点一点蔓延进来，只听她边快刀乱剁摘采的蝶豆花、丝瓜花和野姜花，将碎瓣倒进鸡蛋里以筷子大力捣拌，边高声抛来大哉问：

“台湾社会常耽惧大的、坏的东西，可你得回头问自己，原来究竟想做什么？你是要打大魔王，还是要个好的未来？”

真正缺的，是践行民主的人

寇延丁端来香喷喷的三花煎蛋，往布上净净手，坐下分享她观察到的、常被埋没的细节：“在台湾的1980、1990年代，知识份子常兼有两种身份。像是《妇女新知》那批人，当时她们上街头，也做具体工作。受理念感召时刻，会去独立工会做小秘书⋯⋯”

她点出那些和街头抗争一样，也该被珍视的台湾社运资产：知识份子不止于口号，卷起袖子实干的行动主义。“对抗大魔王是捷径，让情绪找到出口的捷径。打大魔王没有错，可只打大魔王，恐怕是划错重点。”寇延丁一面起身去顾热气蒸腾的饺子，一面先喂食以善意的提醒，“千万千万，不要让仇恨覆盖一切。”

天色和房里整个暗下来，除了盘缘少许亮光，人脸俱是黑的。“如果预知我128天就被放出去，我还能每天看星星，看月亮地数，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没有律师可见，没有任何外界消息，没有一起被抓的同案⋯⋯”不见说话者神情，只听得语气沈静，“庆幸的是，即使在那么极端的待遇下，我也没有成为恨与恐惧的囚徒。”

而或许她同样庆幸的，是没能亲自说完的故事，还有人为她说下去。

“2011年爱艺撤出青川，2012年专业机构注销，2013年又发生大地震，可事情还在继续。”寇延丁一年一年盘点，“2014年我被抓，成了个意外的检验。可有趣的是，2015年，他们又用公司的形式注册了一个社会机构，叫做‘茴香枝’。”

原来，在发现中国NGO组织的问题后，持续以写作者与行动者的双重身分寻找解方，把行动中的困惑转为问题，又将问题转为采写的动力。在边找答案边解决问题的路上，她渐渐发现，社会里真正缺的，不是民主观念，而是践行民主的人。不是民主素质，而是赋予民主工具生命的人。

2012年，寇延丁又写了本《可操作的民主》，写她媒合维权农民杨云彪和议事规则专家袁天鹏，将西方民主工具引入中国南塘村的经验。不仅为他人作媒，寇延丁更在自己的组织里实践，她把一般视为组织命脉，不让他人染指的筹款系统交接给志愿者，淡出核心位置，期许爱艺成为得以自行运转的永动机。

“爱艺证明了这种由志愿者构成的自治组织，是可行的。”漆黑的房里，对坐者的眼瞳里擎著两团小火炬，似在无边黑夜里看见光明，她说，“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时候，手上拿的树枝，就叫茴香枝。”

不好好进行中央严管，就非得乱？

欲在台湾社运圈里寻没有老大的江湖，寇延丁扑了空，她将目光投向圈外。

民间自主的行动力向来是寇延丁至为关心在意的。在中国，2007年起，她曾在关注公民社会议题的首个中国独立媒体《民间》担任记者。她书中笔下的主人翁，也多非话语圈菁英，而是她称之为“人肉工事”，身体力行从事中国民间公益的草根力量。

《民间》停刊后，她的工作仍持续著。2014年她被抓，之所以怕，也因她家里累积了400多万字日记，300多万字工作日志项目资料，300多万字采访录音。那些档案牵连两岸三地无数人，中国公益的方方面面。

来台湾，凭她同时也是个毅行运动家的身份、能耐和直觉，她也一路走向了社会更底层和根部的位置。“我去跟妈祖遶境！”寇延丁兴奋地说，“三月走白沙，四月走大甲，都走了全程。”

她边在田间走动打草，边说，“像是白沙屯妈祖，她擅长急煞临停嘛！在各种事情都有不确定的情况下，它是个弱组织，没有很高的组织强度，可人数达上万人。我想这应当很容易生事吧？”

“可是没有。”寇延丁一路走，一路惊喜，“妈祖她说转就转，大家不仅没有乱成一团，还意外地有效率。我们这些懵懵懂懂新加入的香客和老香客之间，构成一个稳定的秩序，运行的过程中，两者发生奇妙的转化。”

“这不就回应了大家对开放社会、无组织或弱组织的顾虑么？谁说大了不好好进行中央严管，就非得乱？”她抓捏起一粒福寿螺卵块，除去危害生态的田间恶霸，同步揭晓她找著的答案，“当有广泛的民间自组织时，不见得。”

没有老大、没有老二的江湖

说到开放自组织，那就更得提寇延丁走过，但不止路过的深沟。忆及决定来这里种田时，她对一位农友的态度记忆犹新，“杨文全跟我说，‘我才不管妳的死活。’”

寇延丁性好自由，任其生灭，她反而乐得逍遥，“杨文全用开放社群的理念培育新农，介绍土地，租房子，提供代耕资源信息。可是去哪里做什么，他不为你承担责任。”

这十多年来，赖青松在此成立“谷东俱乐部”，杨文全更建立“俩佰甲”制度，开创“深沟食堂”做一交流平台，为地方带进公共性，深沟在越来越多新农加入后，渐渐长成一方风格独具的小农社区。“一般都提他们对友善农业的贡献，写农夫的个人故事。”寇延丁说，“可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开放性的引入。”

“这种人跟人之间的开放性，是即使未来没有中间人强力推动，也能很大程度保留下来的。”她的话音跟著搬来的大石落地，沟渠里的清流被导转入田里，“我用了‘遗产’这个词，开放性是很重要的深沟遗产。”

“我还记得刚来时还有个农友这么说，‘她来这里，肯定写不了没有老大的江湖，只能写个没有老二的江湖。’”她笑著补充，“在这里，人人都是老大。”

“人人都该是老大。”寇延丁说，“不要再寄望别人，应对社会最根本的解方，就是更广泛更普遍的亲身行动，自发参与。”

必须去面对自己的恐惧

寇延丁说，香港这次反送中条例，无大台、无组织的社会运动，也是这种自组织能量的展现。“我记得有篇文章，就说这是一个电动世代的运动方式。哇，我觉得，是啊！真是一代人一种方式。”叹服香港运动能量之余，她也摇首，频称不解港府的态度何以粗暴如此，判然迥异于香港历史上同样无大台的几次抗争活动。

待秋收告一段落，寇延丁就要返回中国了。她一边取下屋簷上晾干的黄熟米穗，边说她已在海南岛预订了块田地，想实验看看如此亲自活著的写意人生，开放自由的种子，是否也能在彼岸落地生根。

然而，就在访谈前没多久，中国NGO组织“长沙富能”包含程渊的三名工作人员，也以颠覆国家罪名遭逮捕。“从现在露出的信息来看，提到了前几天程渊途经香港，似乎能看见同我被抓类似的逻辑，一条隐隐的线。”

今年八月，继《亲自活著》、《可操作的民主》（台湾版）之后，她又将出版新书《走著瞧》，书里有这样的表述：“抓我是偶然，但打压中国NGO是必然；抓李明哲是偶然，但是国家维稳思维，不管是对香港和台湾人的影响，是必然。”

此等敏感时机回去，难道不担心又被构陷入狱？“说不害怕是假的呀。”寇延丁以木刷在洗衣的浪板上碾过穗棒，取得种子，她看著那些金黄色的谷粒，神情有些复杂恍惚。

“环境会审查你，基于恐惧与爱护的人，也会审查你，可我必须回去面对自己的恐惧。”她坚决地说，“否则，说自由，那也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