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万玛才旦：荒诞的故事决定了表达的形式

如果你看过藏族导演万玛才旦4年前的作品《塔洛》，或许会以为他是个热衷现实主义书写的导演。在那一部电影中，你看到西藏人在当地的派出所做身份证，背毛主席语录，暧昧的人在当地小酒吧里听藏语说唱，抽烟。

而他的新作《撞死了一只羊》则不一样。在荒凉漫长的公路中除了秃鹫你看不见一只活的动物，故事中鲜有现代痕迹，充满了超现实的情节。

万玛才旦说，这本身就是他风格的延续。从他很小的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开始，就经常从家人那听见各种怪异的西藏民间故事、鬼故事，留下有很深的印象。上学识字之后，万玛才旦开始自己读事，对神话、魔幻类的故事特别感兴趣。长大之后，他自己翻译了一本西藏民间故事集。

“以前因为审查等等现实的原因，只能拍一些现实题材的电影，很多题材你都拍不了，所以表面上就呈现了这样一个面貌（偏重现实主义）。”他说，“这次有个不一样风格的电影出来，大家的印象是我好像刻意地转变了，好像在做一个另一个风格的尝试什么的，其实完全没有。”

这就是他原本喜欢的风格。

万玛才旦从小就对梦境感兴趣。“小时候我甚至纪录过自己的梦，会写下来。”他说起自己印象深刻的一个梦，叫“流浪歌手的梦”，“那个梦可能就有一些连贯性、逻辑性，讲一个少年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有一个女孩进入了他的梦，在他的梦里面一起长大。”后来他把这个梦写成一篇小说，为了写这篇小说，他读了很多关于梦的书。

“后来学电影，也对关于梦的电影非常感兴趣，像褒曼的电影，费里尼的电影，他们都拍梦非常好。看到那些电影，就会有一种很亲近的感觉。”

这一次，终于到他自己拍一部关于梦的电影。

可可西里的公路就适合做这样一场梦。以前去拉萨的时候，万玛才旦会经过可可西里，有时是开车，有时是坐火车。可可西里公路的那种荒凉感让他印象特别深：“尤其黄昏的时候，你从火车走，那几乎就看不到任何的生物。那种感觉就一直在你心里。”

万玛才旦找到一段可可西里的土路，一片荒芜，海拔很高，死亡感强。其中曾经跟剧组入过藏区的化妆师，中午才到，下午就完全昏迷过去，晚上被送去抢救。哪怕剧组中的藏人，哪怕他自己，也有些不适应，中间工作人员换了一个又一个。他把路上的所有标记，活的牦牛、羊群，全都避开，还原他心中的荒凉感。就在这条没有活物、一片苍茫的路上，货车司机金巴撞死了一只羊，然后遇见了杀手金巴。荒诞从这里开始。

《撞死了一只羊》电影改编自导演自己的同名小说和另一名西藏作家次仁罗布的小说《杀手》。在万玛才旦的心中，故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在撞死了羊之后，金巴把羊的尸体搬上车，然后继续在荒无人烟的路上行驶，又接上了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搭车客金巴。搭车客金巴说，自己要去杀一个人，一个多年前的杀父仇人。送完杀手金巴后，司机金巴自己继续送货、会情人，内心却一直牵挂着自己撞死的那只羊，以及杀手金巴。

杀手金巴来自康巴，而他的杀父仇人住在萨嘎。“这样一个故事一般会发生在康区。”万玛才旦说。“藏区分为康区、卫藏、安多三大区。这一类的复仇传统，在康巴地区比较兼顾。康巴汉子给大家的印象也是很彪悍、好斗、血腥，有仇必报。很多文学作品或者电影以前也描写到过康巴人复仇的故事。”电影中用的全部是康巴方言，万玛才旦说，这个故事与整个区域的文化或者传统是有关联的。

而万玛才旦自己来自青海，属于安多藏区，是一个相对世俗化、现代化的地方，他以前那些比较偏现实主义的电影，例如《塔洛》，就都发生在安多藏区。而在《撞死了一只羊》这样主创强调荒诞、先锋、实验的电影中，依然可以看到来自世俗的碰撞：司机金巴作为一个走南闯北的人，视角就与杀手金巴不同。

比如他们都去了同一个茶馆，当中有“百威”和“拉萨”两种啤酒，司机点了百威，而杀手点了“拉萨”。“80年代的司机是很有见识、在当地很有威望的。他在那个地区是和外界来往最多的人，他看到的外面的世界最多，所以他会点百威啤酒，”他说，“但杀手只会点拉萨啤酒，是当地的一个啤酒。”

比如司机在车里放藏语版的著名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这实际上源于万玛才旦自己的经历。“有的人会问藏区有人会听《我的太阳》吗？很多年前跟我朋友开车，经过高原，他突然就放了一首《我的太阳》，当时就有一种很意外很『荒诞』的感觉，和观众听到这个司机听《我的太阳》，唱《我的太阳》，感觉是一样的。”那种印象就一直留在他脑海中，直到完善这个剧本的时候，他想到这个细节也发生在公路上，就把它放了进来。

“荒诞”是万玛才旦在采访中的高频词。他生于1969年，80年代左右在西北民族大学就读，那时他是一个“相对比较安静的人”，在校园中开始他的小说创作。

在早年的小说创作中，他就十分注重“荒诞”感。“关于梦啊，关于这种先锋性、实验性的表达，是我非常感兴趣的。”除了自己的趣味外，他说，这种创作方向也跟国内的八十年代的文学流派有关联：“八十年代之后，很多西方的文学流派进入了中国大陆，大家也开始尝试各种方法，比如说意识流、荒诞、魔幻现实主义之类的。”

“魔幻现实主义在西藏比较成功。本身西藏的这种文化、土地、土地上面的民间故事，本身就充满了魔幻现实的感觉。”万玛才旦说，“一些成功的作家，像扎西达娃，像色波，包括后来的阿来，都会用到这样的一些创作方法。对我们也是一些影响。”

在司机金巴身上，这种魔幻现实主要体现在信仰与世俗的结合与反差，司机金巴撞死了羊，先是把羊的尸体载到寺庙超度与施舍，用信仰应对了他的愧疚感，转头他又到肉贩子那买了半只羊，去会他的情人，回到了世俗的生活状态。“把这两个情节放在一起，就强化了这种荒诞的感觉。但是他自己可能感受不到这种荒诞感。”

而在万玛才旦看来，这也是藏区的生活。“藏区的世俗生活和信仰是交织在一起的，你很难分清楚。”比如说天葬。影片中，金巴为那只羊完成了天葬。对万玛才旦来说，天葬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也了解，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不会像是一个外来者，对这个充满了好奇感，有一种外在、表面的猎奇的心态去看它。”

万玛才旦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无论是在青海，在大学，还是33岁时搬到了北京之后。在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他也会念经，放生，在重要的佛教节日中吃素。他也经常接触像司机金巴一样的藏区长途司机，因为自己经常在藏区长途来回，有时是朝圣，有时是去玩，后来拍电影了，就一直到处看景。

万玛才旦说生活在哪里对自己来说没有太大的区别，在北京就是普通话说得比较多而已。对于自己的生活，他可以说得上是三缄其口：年轻时除了写作，平日的消遣就是看电影，“体育完全不行”；在和电影产生之后，生活就“更单调了”，“大部分时间都会花在电影上。”

电影一开始没能成为他继续做梦的地方。作为载体，小说可承载的荒诞与实验性更多一些，“但是电影，你慢慢会认识到电影的一个现实，你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所以可能写实的、现实的部分就多一点。这也是我的电影和小说之间形成反差的一个原因吧。

但这部电影本身题材的荒诞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让他把创作小说时的各种隐喻、象征和超现实手法放到大荧幕中，去阐释这个故事。两个主角名字相同，做的事也互相呼应，引起读者很多解读，拿去问万玛才旦，他会说，“只能说他们俩有一个关联性，可能这个关联系是超现实的，神秘的，就好像能够感觉到你跟他的命运有一个内在的关联。……所以给了他们一样的名字，不同的设置，可能这个司机很强壮，杀手看起来很瘦弱，但是内里其实又有反差；司机他内心很柔弱，充满慈悲心，但是杀手内心有一种痴念，他一定要找到这个仇人报仇，就像一个人的两面一样。所以你能看出这种关联性，这种对立面。”

为了强化这种关联与对立，他用了很多文学化的手法，解读起其中奥妙时滔滔不绝。例如影片的构图。“当听到杀手也叫金巴的时候，两个人的构图马上就变成了两人一人一半，就在强化他们之间的那种命运的关联性。似乎有一些冥冥之中的命运和关联，这也是他们之间的故事一直往下走的原因、动力之一。这种暗示其实一直在强化，比如司机住的地方就是杀手曾经住过的地方，比如他们周围的这些情境、光线、气氛、声音、声音的内容，到茶馆那一场戏的时候就更明显了。”

例如影片中两个女性角色的设置。司机在把杀手送到之后，他们其实就彻底分别了，“但是他俩之间命运的关联性已经建立了”。二人的关联，通过司机与两个女人的关系体现。一个是司机的情人，万玛才旦安排了一场床戏，司机并不能完成他和情人的床事，半夜起身离开，“这是一个他转变的比较明显的过程，是他的心里发生了一个具体变化的很明确的符号。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杀手金巴已经在影响着他了，让他完全放不下。”

然后司机追着杀手的足迹而去，来到茶馆，遇见了茶馆的老板娘，并与老板娘暧昧对话。“老板娘是真正见到这个杀手的人，杀手和他分开之后，其实在现实里面是完全没有出现了，完全是通过这个司机金巴找他，或者通过别人的讲述、别人的视点来还原他的行踪。老板娘就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浓缩。很多人都会经过茶馆，老板娘是最有可能见到他，所以就设计了这样一个人物，让她和其他的人显得有一点不一样，让她跟这个环境的人物（不一样）。……”

而这样特殊的手法，使得《撞死了一只羊》成为一部评价不一的电影。在豆瓣网上，有的评论说，“后劲很大”，“很妙”，“越想越喜欢”，有的评论却说，“比较厌烦这种和观众打哑谜，不断用符号堆积来强说寓意的东西。”

而万玛才旦相信自己的拍摄手法。“我觉得这就和题材有关系。这样一个内容就不太可能用《塔洛》的方式拍出来，我觉得用《塔洛》的方式拍就完全不对了。这个题材、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讲这样一个故事，它的小说具有这种先锋性，有很强的实验性，跟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里面充满了一种荒诞感，故事的设置、人物的走向都是朝着荒诞走的，这样的内容就决定了会有那样的形式。”

“所以这也是看到了这个小说引起了我的兴趣的原因之一，”万玛才旦补充道，“也是这部电影和上面几部产生反差的一个原因。”

在影片最后的梦中，司机金巴继续听起了《我的太阳》，而歌曲从现实中的藏语变成了意大利语。“增强了梦的那种超现实的感觉，就好像在我们会讲平常不会讲的语言，听懂平常听不懂的语言。在梦里出现了他完全听不懂的这样一个歌曲，这样的一种荒诞感、梦的超现实的感觉就起来了，所以有这样的设置在里面。”万玛才旦继续解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