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中国强制垃圾分类能否倒逼文明的“大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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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什么垃圾？”大概是目前中国人之间最流行的一句话。上海自从2019年7月1日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以来，关于垃圾如何分类的话题引发了人们的热烈讨论。由于干、湿垃圾很难区分，有网友重新改编了老歌《上海滩》来教大家辨别干、湿垃圾，就连百度总裁被人泼水后，也有脑洞大开的网友拿来讨论干、湿垃圾。这次上海人对垃圾分类如此认真，主要还是因为相关的罚则，根据当地规定：“个人没有将垃圾分类投放最高罚款200元人民币，单位混装混运最高罚款5万元人民币。”

早在2000年，中国就在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开始了垃圾分类试点工作，十多年来主要侧重宣传，并没有采取相关强制措施，一直收效甚微。上海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素质在中国具有指标意义，这次严格实行垃圾分类工作，不仅让外界对中国国民的文明素养充满期待，也是对中国近些年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次考验。

百年得的病，朝夕能改否？

在笔者老家，形容一个人很难改掉身上的坏毛病，会来一句“百年得的病，一世不会改”。 这句话不仅是戏谑，也是无奈。

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儒家的传统文化一直告诫人们“君子慎独”、“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但是到了近代，积贫积弱的古老文明被西方列强打开大门后，中国人没有意识到的那些不文明行为也渐渐展露于世。

以吐痰为例，中国人习以为常，在家里会备有痰盂，而到了外面公共场合，不管达官贵人还是贩夫走卒，随地吐痰可谓司空见惯。
在当时的租界里，西方洋人对华人随地吐痰的行为很反感，甚至将华人和脏乱差划上了等号，早期租界里的华人和洋人实行分居，还能相安无事。后来随著华洋杂处，以及防治肺结核等公共卫生的需要，治理随地吐痰也渐渐放在了枱面上。

随地吐痰不只是华人的专利，当时租借里的印度人也有此陋习，甚至一贯以文明先进著称的西洋人，早先也有此恶习。19世纪末，纽约市卫生局发起了反吐痰运动。20世纪初，香港、上海的租界也发起了类似的运动。二者的差别在于：美国要求人们杜绝吐痰的陋习，而中国却鼓励人们吐痰入盂，在公共场合广设痰盂。【1】

两种不同的做法也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美国从源头解决了吐痰的恶习，而中国却在为吐痰除罪化，还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如果在公共场合找不到痰盂，随地吐痰甚至变成一些人理直气壮的借口。

时至今日，中国依然没有解决人民随地吐痰的陋习。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北京市也在为中国人有损国家形象的随地吐痰行为头疼，尽管禁止吐痰的宣传口号街头随处可见，尽管不止一次地进行过50元人民币的强制性罚款，但随地吐痰的人还是比比皆是。

除了吐痰，中国人还有随地大小便、吐口香糖、扔烟头，乱闯红灯等诸多陋习，它们几乎都未在中国绝迹。尽管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人均国民所得不断提高，但是国民素质依然没有大幅进步，这次大张旗鼓开展的强制垃圾分类运动，能否形成长效的机制，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运动式的社会治理几时休？

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府，处理社会问题，总是习惯了用思想动员和政治动员的运动式社会治理模式，最后到实践阶段总是难以形成持之以恒的长效机制。

早在国民党在大陆执政的1934年，蒋介石为了教导人们讲“礼义廉耻”，改掉生活中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陋习，发动了著名的“新生活运动”。当在南昌还开展了10万人的动员大会，各种宣传标语和歌曲传遍大江南北。

期间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

抗战期间，宋美龄接受美国《时代》周刊一位女记者采访，采访结束和请记者在重庆一家餐馆吃饭。吃饭时，宋美龄从挎包里拿起骆驼牌香烟，问记者：“你抽不抽烟？”记者回答：“不抽烟。”

宋美龄听罢，便很自然地自己抽了起来。女记者说：“不好意思，我本来是抽烟的。但我我看到墙上有标语，‘请勿吸烟’。标语里还说，爱国的中国人不吸烟，耕地要为抗战生产粮食。所以，就不好意思抽烟。”宋美龄笑了，说：“这标语都是给老百姓看的。”【2】

中共建政后不久，在全国开展了“爱国卫生运动”，旨在预防和减少疾病，保护人民健康。将本来属于公共事务的卫生上升到了爱国这样的政治高度，可谓前所未见。随后，爱国卫生运动的内涵也因应社会形势的发展不断丰富，从早期的“除四害”，到文革时期的“两管五改”，八十年代“五讲四美”，九十年代“门前三包”，乃至去年发动的“厕所革命”，都在这个口袋里。

这些运动式的治理基本上都摆脱不了刚开始大张旗鼓，不久又偃旗息鼓的命运。以去年的厕所革命为例，各地为了响应习近平号召，争先恐后地兴建气派豪华的厕所。如今没有领导的重视，再去各地的厕所看看，管理不善和人民素质没有显著提高而造成的脏乱差现象依旧比比皆是。

90年代，“全国爱卫办”还开展了“国家卫生城市”评选活动，截至2018年12月，全国爱卫会共命名93个国家卫生城市，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六分之一。此外，还有国家文明城市、园林城市、双拥模范城等各种评比。

各地的城市为了争取这些荣誉称号，可谓铆足了劲儿，也因此滋生了很多啼笑皆非的闹剧。在接受上级领导检查前，当地创建办要进行持续数月的各项整治行动，为了应付检查组的暗访，还会要求市民背诵一些可能被问到的问题,有些城市甚至给出租车司机印制了正确接待外地口音人士的指南。为了城市的面子，有时还要强制关闭一些容易脏乱差的小吃街和夜市数天，街上到处有绑著红袖章的大妈检查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不文明行为。

等到检查完成，地方政府的紧张神经也获得了解放，以前不文明、不卫生的现象继续回潮。

而中国的执法机关在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不严、以罚代管、选择性执法的现象非常普遍。曾经有一个城市对随便扔烟头的行为进行罚款，规定每扔一个烟头罚款10元，有一个人随地扔了一根，被巡查员发现要求罚款，他从口袋里掏出20元纸币，巡查员找不开，他说：“我再扔一根，你就不用找钱了。”

每到岁末，中国的公安、食品、安监等执法部门还会开展严打运动，那些平时有不法行为的商家和个人也会有所收敛，不幸被抓住小辫子，要被当作典型来处理。风声一过，执法机关开始打迷糊，执法的对象也放松警惕，双方心照不宣。

这次中国强制实行垃圾分类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它是否会继续重走以前运动式社会治理的老路，令人充满了疑虑。

当垃圾分类插上高科技的翅膀

中国在治理棘手的社会问题上并不是一无是处，比如汽车遵守交通规则方面做得就很好，当然这得益于交规的严格执行和电子监控设备的辅助。

近些年，中国正在凭借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方面的优势地位，建立起一个规模空前宏大的国家监控系统。截至2017年11月中国已有1.7亿个监控镜头，据分析人士估计，到2020年，中国将安装近三亿个摄像头。与此同时，中国还开发了天网人脸识别系统，让任何可疑人士无所遁形。最近，中国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发布全球首个步态识别系统，能弥补监视器中人脸模糊难以识别的缺点。

这次上海实行强制垃圾分类，一些垃圾投放点也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有些地方还有街道社区的志愿者在一旁协助分类，如果未来接入天网系统和步态识别系统，追溯起来会更加方便，这会让人们在扔垃圾时更有约束感，就像司机在路上开车因为担心被摄像头监拍和测速器监控而更加遵守交通规则。

近些年，中国为了构建诚信社会，建立起了社会信用系统，每个公民都被根据有关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数据得出相应社会信用评分。中国官方的思路是：“让守信之人畅行无阻，让失信之人寸步难行。”中国最高法出台了规定，限制失信被执行人进行乘坐高铁、飞机等高消费行为，还规定了可以在各种媒介上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如果将那些拒不缴纳罚款或屡次乱扔垃圾的人也纳入这样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无疑会形成寒蝉效应。

未来垃圾分类如果插上了这些高科技的翅膀，无疑可以在短时间内倒逼人们遵守规则，但是这也会引发外界对个人隐私和基本人权保障的争议。总之，养成持之以恒地垃圾分类习惯，关键还在于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雷祥麟，以公共痰盂为傲? 香港、纽约与上海的反吐痰运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 第九十八期

【2】凤凰历史，《宋美龄美丽聪明 唯有一个不良习惯令蒋介石大发雷霆》，凤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