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memo纸到真涂鸦：“无大台”帮香港抗争释放了哪些欲望？

香港的六月七月如斯漫长，烟雾、泪水和口号声中，与世界各地抗争运动相似，涂鸦也出现在现场及现场背后的各个角落。首个引我注意的“反修例”涂鸦，是6月21日示威者围堵警察总部时出现的“唔好搞我后面”——这个直接在警总出现的刑事毁坏行动，仿佛预示了整场抗争的局势将朝更基进的方向发展。

而后被世界瞩目的，则是示威者于7月1日攻下立法会后所做的涂鸦。他们在攻下的建筑里撑著伞，保护涂鸦者的真实形象与身份，他们把区旗涂黑、把建制派议员的相片涂黑、删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只剩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写上“释放义士”、“狗官”（大量）等等字句，这些建筑内部的涂鸦被大量拍摄、上传、发表，马上成为国际焦点。那幅“太阳花HK”的标语宛如线索，牵系起台港两地的政治处境。念及200万人上街过后种种，最能回应示威者当下汹涌情绪的，概非议事厅正中央那句莫属：“是你教我们和平游行是没用”。

眼下七一已过，反修例运动仍然炽热，但前几场景的涂鸦已渐被工友清除，不过本文仍是想从行动者角度，观察一下冲击立会后留下的震撼，这个余震对我来说，很大程度来自长期在香港社会运动中缺席的涂鸦。

香港风格：不服从运动中的服从

说涂鸦缺席，也不全然是对的，至少在我个人参与过的香港行动中，涂鸦就已有相当的重要位置。随意举例如早于2011年，艾未未“被失踪”时凭“涂鸦少女”启发的全港骨牌式 stencil（模版）涂鸦行动；2013年，在观塘工业区，为反仕绅化而用喷漆破坏政府资助的“活化后巷”壁画；2013年有行动者爬上高速公路，把鬼鬼祟祟更换成“观塘商业区”的路牌自行涂改作“艺术区”；还有在2016年，自称“Black Rose”的行动者在市区重建局地区办事处泼墨，并写上“杀人放火金腰带”的字句⋯⋯以上每个例子，我们都可以深入思考涂鸦作为不服从物品（disobedience objects）于该社运行动中的影响。但篇幅关系，对这些早前案例的分析暂且略过。

说涂鸦缺席，是因为它本身的意识型态，常抵触香港主流社运的主旋律。这个社运主旋律是什么？当然就是多年来我们不断推崇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方法。

说涂鸦缺席，是因为它本身的意识型态，常抵触香港主流社运的主旋律。这个社运主旋律是什么？当然就是多年来我们不断推崇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方法。如果只看游行集会，参与抗争活动的香港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公民意识的一群：近二百万人上街，也不会踢倒一个垃圾桶、烧一部汽车、抢掠一间店。我们会为游行后街上的洁净而骄傲，会为迅速在人群中开出可以让救护车驶过的路线而鼓掌。但有时候，我会怀疑这种对秩序的执著是否绝对地好。毕竟，看看最安静、最有秩序的日本，就知道安份遵守纪律的背后，也有它的阴暗面。近代日本，几乎是最去政治化、最难因应社会议题而动员的地方。

然而，涂鸦本身最重要的社会意义之一，就在于它造成的损坏（vandalism）。按《No Logo》的作者 Naomi Klein 所言，在庞大企业肆虐全球的年代，公共空间实际存在著三股势力：政府、商家和人民。举例说街上竖立一幅墙壁，政府可以在上面写任何政治宣传（propaganda），商人可以买起墙壁展示广告（advertisement），市民却没有权力参与其中，不然就是毁坏。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失去“公共”(common) 的想像，失去空间，认为所有地方都属于市场，只有成为消费者才能介入。涂鸦其实是一种重夺城市权利的行动，但涂鸦也是其中最低破坏力的一种重夺手段，因为多数情况下涂鸦，只是用颜料涂抹，并不涉及结构上的毁坏，较倾向是符号上的损毁。可是在社会行动当中，这样的低破坏力手段，有时候也会叫信奉私有化、高举管理主义的群众造成焦虑。比方说，2014年的雨伞运动初期，在金钟占领区就出现过简单的抗争标语涂鸦，但印象中很快地就被大会纠察队阻止、最后清走。这些在反政府行动的自我管辖（self-policing）总会令我想起六四时往毛泽东像上扔蛋壳颜料的青年──他们被广场上的学生纠察队捉住，交给公安，重判入狱，多年遭受折磨而导致精神失常。

涂鸦其实是一种重夺城市权利的行动，但涂鸦也是其中最低破坏力的一种重夺手段，因为多数情况下涂鸦，只是用颜料涂抹，并不涉及结构上的毁坏，较倾向是符号上的损毁。

如果要选出一个相当能反映这种港式“不服从运动中的服从性”（obedience within disobedience movement）的焦虑，我认为在占中运动出现的“连侬墙”是一个非常适合的分析对象。香港“连侬墙”，是市民在政府总部面向干诺道中的石屎墙上，贴上写了各人愿景的彩色memo纸，外媒称为“异见之色”（colour of dissent）的一个大型集体创作。与捷克原来的“连侬墙”不同，港版舍去喷漆涂鸦，选择最容易把墙壁还原的办公室memo纸，正正就隐含著这种对政权又恨又怕的暧昧心态。是异见之色，可能也是“焦虑之色”（colour of distress）。我猜想这种焦虑，有很大部份是来自六四镇压的记忆，我们都害怕“犯错”而引出最高武力。但焦虑或多或少也来自占中社运领袖的精英背景，与及香港主流社运人对媒体再呈现（representation）的热忱：我们要在六四晚会拍一幅感人的合照、游行示威要齐齐整整上报上电视也不失礼、得到外媒加持更是万分高兴。我会忧虑这种侧重 representation 的行动，会否就忽略了行动的当下（present）。

无大台：涂鸦欲望被释放

但反修例运动又有何不同？经过近年政府的严刑重判，许多运动领袖仍在服刑当中，而引渡条例确实触碰太多不同政治光谱的人的神经，因此引发可能是近年最有兼容性（inclusive）的大型运动。前线朋友形容，我们已从港式“和理非”示威，进入到“和理冲”的新时代。我跟大部份人一样，被反修例的行动力震撼到了。八十天的占中行动当中学到的行动技术，再经四年多的发酵，反抗者茁壮了，当年许下的“we will be back”，说到也做到，而且比预期做得更漂亮。许多人形容这个是没有大台的抗争，而李立峰教授则说这是 open source（开放式组织）：大台还在，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同了。可能两者其实只是用不同方式形容这种“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社运模式。因自己有机会接触零零后的年轻人，我会形容这次经验就像学生开很多个浏览器分页（tabs）一般，在不同主题中跳来跳去。老一辈可能觉得他们不够专心，但他们就是能比你做得更多。

当然，涂鸦的出现必然与这次去中心化组织有关，许多以往有大台（中心）时被“禁止”的欲望、情绪与行动也得到释放。像《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成为抗争歌、粗口标语、七一升黑旗、围堵税务大楼、占领立法会等等行动，在有大台的情况下它近乎不可能发生。近来行动者喜欢说的“be water”，其实就是运动去中心化后的一种状态──行动不再被单一的中心主义所局限。

港版“连侬墙”舍去喷漆涂鸦，选择最容易把墙壁还原的办公室memo纸，正正就隐含著这种对政权又恨又怕的暧昧心态。是异见之色，可能也是“焦虑之色”（colour of distress）。

但这种去中心化后的行动解放，是否一面倒的好？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有时没有大台的捆绑，可能连带群众一些较危险的想像也一起释放出来。譬如说，自杀。我们当然明白年轻人死谏暴政，最大凶手必然是政府。但我会忍不住猜想，如果有大台，会否能有效保住这些宝贵的生命？我们都知道，近年社运是越来越渴望抗议行动升温，甚至乎是越来越乐见到有殉道者出现的一种可怕状态。在没有大台的同时，或者我们会被这种情感反噬。现在就是没有中心组织为运动篇写剧本，可能，因此悲剧也能够被解放出来。曾经听韩国的行动者说，因为他们每次大型示威几乎都有死伤，近年会想像较多“和理非”的方法，多以快乐抗争介入，希望不要再有人牺牲。香港的抗争，好像倒过来，无可奈何地进入有更多伤亡的时代。

反修例涂鸦的出现，就像运动新陈代谢的证据，它除了显示运动能容纳更多不同社会背景的行动者与抗争手段，也几乎预示了行动者毁坏立法会的决心。在去中心化的抗争时代，重要的是更需要行动者互相关顾扶持。让我们好好地从解放出来的新行动模式中学习：

be water，and yet，please don’t drow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