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商人与国民电锅：大同公司百年兴衰史

2019年5月29日，大同创办人林尚志之孙、前大同董事长林蔚山，因涉嫌掏空公司，遭台湾最高法院判刑八年定谳、并科罚金3亿新台币，犯罪所得13亿元全数没收。这一天，可说是林家三代经营大同101年来最难堪的时刻。

大同以营造业崛起于日据时代，与殖民政府关系匪浅。后来，即便历经政权转移，在经营者林挺生多方维系之下，苦心积累的工业实力不但未被新统治者夺去、反而更加壮大；1960年代，林挺生本人更飞黄腾达、成为亦官亦商的“红顶商人”。

其时，华人世界普遍没有一家民营企业能够比肩大同，拥有从炼钢至下游家电一条龙包办的产销能力，即使台湾的中钢、中国大陆的宝钢，都是直到70年代末期，两岸倾国家资源全力挹注、方有机会问世的钢铁大厂，无怪乎当年台湾民间有俗语指“如果做媒时问到男方任职大同、唐荣，这桩婚事多半能成功”。其形象之优良如此。

业务与官方加持密不可分，到后来反而成了大同营运走下坡的死穴。90年代起，由于台湾基础建设投资逐渐缩水、市场高度竞争，大同的重电与家电事业，业绩普遍不如以往。屋漏偏逢连夜雨，执掌大同长达60余年的林挺生此时开始交棒，他的两房五子因此发生激烈争夺，大同王国版图崩溃，众人第一次听见清楚的碎裂声。

最近20年，大同不断上演各式丑闻，公司治理形象跌落谷底，股价、业绩江河日下，包括华映、尚志、绿能等子公司一一下市，整个企业帝国已经土崩瓦解。究竟大同林家如何从满手好牌的政商世家，变成人人喊打、业绩一塌糊涂的掏空罪犯？

表参道上，楼起楼塌：台湾新五大家族

过了民权西路向北，每到假日，中山北路三段便挤满来自各国的外籍移工，由于邻近天主教圣多福教堂，菲律宾移工占多数，印尼、越南面孔也不少，操中文者反而罕见。不过，一百年前，此地风貌殊异，当年街廓不闻菲律宾语、印尼语，只有日语和闽南语，当时这一带名叫“宫前町”，中山北路称“敕使街道”，是整座台北城最堂皇、修建最精良的马路，日本皇族与高官访台自基隆下船，由台北火车站经此直驱剑潭、参拜台湾神社。这条道路的政治意义延续数十年，从日据时代至国民政府（以下简称国府）来台皆未动摇，因此住在中山北路两旁的人家，非富即贵。

大同林家就在中山北路发迹。1918年（大正7年），家族第一代林尚志（原名林煶灶）成立“协志商会”，历经三代演变成今日的大同集团（以下简称大同）。大同是罕见能在日本帝国、国府两代统治者间，成功延续关系及资产的本土公司，又是极少数能传承百年的华人家族企业，声势一度极为显赫，甚至被誉为“台湾新五大家族”。

然而，“平成”走了、“令和”来了，家族文化“和汉兼备”的大同欢庆百年生日之际，考验一一浮现：先是公司长年亏损，多次引发家族旁系结合外部股东、展开大规模维权行动，经营权一再受严厉挑战。再者，后继无人加上丑闻频传，因其拥有市价上千亿新台币的不动产、却难以变现，甚至被舆论直指为“坐在黄金堆上的乞丐”。各种挑战层层缠绕、令公司几乎动弹不得，一度叱咤风云的家族四分五裂，面对百年来最难堪的屈辱。

大同究竟将破茧而出，或是困死在束缚中？主事者林家拥有满手好牌，他们究竟如何陷入千夫所指的窘境？整个家族长达一世纪的算计与争夺，实为近代台湾史生动鲜明的一页。

“要胜过日本人，必用三倍力量，才能得胜”

“和日本人竞争，如你（台湾人）付出力量是一比一，那你输定了；如你付出二比一的力量，只能算平手，如要胜过他们，必须用三倍力量，才能得胜。”

民众印象中的大同以家电驰名，但林家跻身台湾富豪，起源是营造业。林尚志成立的协志商会，最初为日本政府承包公共工程，1927年，他标下的马场町新店溪堤防工程（位置约在今台北市泉州街及水源路口），因天候不佳、堤防尚未完工便三次被大水冲垮，周转不灵之下、公司几乎倒闭，后来他极力奔走筹款，直到第四次施工，终于顺利完成。

这件孤注一掷的标案，差点让林尚志倾家荡产，却也让他在官方与民间都留下极佳口碑。因祸得福、名声鹊起的协志商会，此后连续得标台湾多项重大工程，从松山机场原始工程、总督府台北电话交换局（今台北市博爱路中华电信），到桦山町台北市役所厅舍（今行政院大厦）等民间、军方建案，都成为其囊中物，总数超过6百件。

林尚志身为台湾人却能一再胜过日商、拿下殖民政权标案，全靠其土木科班习得的扎实本领。林尚志曾强调：“和日本人竞争，如你（台湾人）付出力量是一比一，那你输定了；如你付出二比一的力量，只能算平手，如要胜过他们，必须用三倍力量，才能得胜。”台湾老牌观光业者──福华饭店创办人廖钦福也回忆，当年他在协志商号任职时，台北电话交换局标案因为规格复杂，总督府技师铃置良一监工又极为严格，竟然连日商也无人投标；后来几经协调，案子辗转由协志商会拿下，可见林尚志的建筑技术，连昭和初期的殖民地政权亦予肯定。

1942年，林尚志交棒给年仅23岁的独子林挺生；他将家产拆为十份，一份留作家用，一份作为红利分派全体员工，八成创立大同初级工业学校（今大同高中），兴学手笔之大，至今依然罕见。

竭力交好国民党，差点成为铁路大亨

其时，林家事业刚刚起飞，一个例子是电话：当年电话是极为昂贵的奢侈品，光是安装费用就要15日圆、相当于公务员一整个月薪水，只有企业家、医生等富裕阶级才能负担；而协志商会已经有了一台，号码是1801；曾为全台首富的板桥林家“家长”、华南银行创办人林熊征，住家电话号码是68，至于总督府电话，则是1700。

居所迁移，也能旁证林家水涨船高的财富。林挺生接班前，全家就从早年居住的绿町（今台北市老松国小附近），搬迁至全台最高级住宅区──宫前町，林尚志以实际行动昭告，家族地位已经和草创期截然不同了。到了林挺生这位“二代目”掌权，大同果然更上层楼。

林挺生在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只念了2年，就因为二次大战局势告急，被迫提早毕业。接班后，遭遇日本战败投降，国府收回百废待兴的台湾，各地交通设施、道路都因为轰炸而满目疮痍。当时除了即将回国的日商，全台兼具电炉炼钢、锻造加工能力的厂商，只剩下大同与唐荣，初出茅庐的林挺生筹资2千万旧台币，出面为国府修理铁路车厢，为施工方便，当时还铺设一条名为“大同公司线”的便道，由圆山车站延伸至该公司。2年间，大同以当时硕果仅存的产线继续供销钢筋，同时为国府修好了多达577节火车车厢。

林挺生急于向新统治者“表忠”当然有商业目的，即取得铁路客货运之特许经营权，一旦事成，今天大同也许是一家类似日本东武（Tobu）、京成（Keisei）等、寡占性质的“私铁会社”。惟国府未让林挺生如愿以偿、反而宣布铁路国有化，一夕间，大同为此欠下巨债、濒临倒闭，大举投资的设备全数闲置。

然而，正如当年林尚志度过施工难关后，赢得殖民地政府深厚信任，林挺生为官方修理车厢，也换来无比珍贵的报酬，那就是自己与国民党的紧密关系：1948年起，林挺生当选台湾省工业会等多个业界组织理事长，继而当选立法委员；由于林挺生操流利日语，礼聘梁实秋等来台知名学者担任顾问、并在大同执教后，他又学习了熟练的中、英文，他甚至列席中日合作策进会、实质上参办台日外交，林挺生多年亦官亦商的人生就此展开。

1949年，大同成功自制马达、电扇，立刻大受欢迎。受限设备及人力，大同一天最多只能生产30台电扇，售价竟相当于黄金一两，这对当年生活贫瘠的大多数台湾民众而言，是极为实用但又根本买不起的恩物，若有人添购一台，经常会开放让街坊邻居一起享用凉风。众人挤在一起吹电扇，成为另类的时代记忆。

如今售价低廉的电扇，70年前在中国大陆也是奢侈无比的享受。当年中共要员即便身在物资条件最佳的中南海，一样热得汗如雨下。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新华社社长胡乔木，过的日子便是如此：“当时条件差，胡乔木家里连一台电扇都没有，胡乔木伏案笔耕，挥汗如雨。谷羽找把大蒲扇，在他旁边扇风。后来又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里，弄来一些大冰块，放在几个盆里，摆在胡乔木坐椅周围，给他降温。冰很快化完，还是热得受不了。胡乔木想出一个办法：在浴盆里放上凉水，上面搁一块木板，人坐在小板凳上，脚浸在水里。就这样奋笔疾书，不到一个星期，把长篇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写了出来。”可见连电扇都没得吹的局面，实是当年两岸共同写照。

大约是日本昭和天皇在位时，大同的营运也在全盛期，尤其是1975年，林挺生当选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时，他的个人声势达到顶峰。后来的石化业钜子王永庆只当选了该届理事，林挺生的实力与辈分可见一斑。至于大同也在官方羽翼下，转为生产电扇等家电，继而投入金属铸件、马达等机械制造，正式转型机电大厂。

1960年问世的电锅，为大同最贴近庶民生活、最能代表公司的旗舰产品，连2017年金马奖致赠得奖者的奖品，都是与大同联名设计的特别版电锅，即使至今白米食用量已经锐减，每年大同仍可销售数十万个电锅，甚至透过外籍配偶、移工回乡时推介，如今在东南亚各国也可见大同电锅。

其实，当年全台有数十家厂商销售电锅，而各家电锅从外型到内部设计，几乎都和日商东芝当年的ER-4型电锅如出一辙，大同的TAC-6型电锅凭什么胜出呢？原来是大同创业数十年累积的金属加工技术，以及与原厂东芝正式合作、令电锅品质逐步改善，终于超越其他对手。

关于大同电锅，最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大同技师微调原厂设计的巧思。考量到日本人专吃蓬莱米，而台湾人吃蓬莱米、在来米皆有，而且当时台湾工厂的加工技术不如日本、量产铝制内锅时，厚度往往无法整齐划一，大同于是将电锅烹调温度提高、从东芝原设定的摄氏180度提高至230度，以确保各种米饭皆能煮熟，甚至有如同灶烧般的饭香。

此外，东芝电锅本装有2个半圆形分割式（后来又推出4分割式）内锅，可各自烹煮白饭、味噌汤、茶碗蒸或咖喱酱，标榜“煮饭、煮汤一次完成”。这项大受欢迎的设计到了台湾自然被争相模仿，但大同除了照抄，还进一步推出类似深盘状的“上层锅”。

有论者认为，台湾与日本口味毕竟不同，分割式内锅烹调时容易混杂饭菜彼此味道，难以被本地消费者接受，若以上层锅盖住内锅，便可加热、烹调菜肴，且可隔绝不同香气，保留当年在台仍有广大用户的灶与煤球炉之优点。后来，上层锅也逐渐演变为台制电锅固定配备。

台湾第一红顶商人：林挺生

说起台湾的红顶商人，舆论多以辜振甫为典型，但辜振甫除担任海基会理事长、在“辜汪会谈”参与历史外，罕有涉足政治，相较之下，从商人摇身变为国民党首位本省籍中常委的林挺生，才是真正“局中人”；他的嫡长子林蔚山坦言，当年两蒋都曾授意林挺生出面角逐台北市长，但其并未应允，后来台北市在1967年升格为院辖市，总统蒋中正亲自约见林挺生、征召他参选市议员，林挺生终于点头。

当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宣布参加国民党总统初选，震动两岸政坛，甚至引发国际关注，令人好奇又侧目的富豪问政，早在林挺生参选市议员时就上演了。半世纪前，当年身价在全台数一数二的林挺生，打出“一通电话，服务就来”的竞选口号，不仅在选区每个里都得到最高票，进而以台北市第一高票当选，甚至连任议长长达12年。后来又受蒋经国请托、出面挽救亏损累累的党营事业──中兴电工，转亏为盈后，林挺生才结束蜡烛多头烧的日子，回归企业家身份。

1955年，台湾近代工业推手尹仲容主持的行政院工业委员会，考量大同产销电扇的优异绩效，指定该公司生产民用电表，霎时间，大同便有钜额订单在手，这个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是大同日后发展重电设备的滥觞。因为官方握有极珍贵的美援等金钱、人力资源，可以直接援助大同，后来果然让大同营运规模全面升级。

在国民政府大力扶植下，重电设备成为大同继家电产品后的另一只脚。尤其幸运的是，60年代时越战方酣，台湾以地利之便、成为美军在全东亚最重要的后勤补给据点，当时企业刊物“大同半月刊”便曾语气振奋地报导，该公司如何击败日商、拿下美军越南基地的各项标案。林蔚山也曾指出，大同曾赠送政府一台1万KVA的大型变压器，后来被转赠援助越南政府，就连美军登陆越南滩头用的栈板，也是大同生产。

大同在日据时代累积的宝贵工业资产，经过林挺生八面玲珑的政商关系加持，不仅成功延续至国民政府来台，以电扇为先锋、以版图甚至更加壮大，实为罕例。然而很少人知道，大同也曾遭遇几乎被打为“汉奸”的指控。

原来1955年时，国防部以海军总司令黎玉玺领衔、控告大同涉嫌隐匿日本投降时、日军遗留的大批物资，要求公司赔偿新台币3千万元（以下简称林挺生案），当时台北市区一间平房要价约20万，可见这笔金额不啻为天文数字，威吓意味甚浓。双方缠讼7年，台湾高等法院两次判大同败诉，公司甚至被假扣押，林挺生自认受污蔑，案情辗转传至国民党高层处；在省主席陈诚及蒋经国两人亲自过问下，总统府终于发出公文：“该公司（大同）为新兴企业单位应加爱护，不使以此案致其破产，应用适当办法早日了结”。有了态度“如此明确”的裁示，加上大同坚拒军方以捐款换取和解的提议，案情急转直下，第四次审理宣判时，海军总部果然败诉收场。

林挺生案到底是不是海军栽赃？史料另有观点。曾受林挺生聘为大同职工学校（今大同工学院）董事、大同铁工厂协理的欧阳可亮回忆，他曾见大同工厂空地堆放大量钢材，“基于直觉，我想那些东西一定有内情”，欧阳可亮后来得知，“是北部的日本海军在败战怆徨之际，转售出来的东西。这种事情对日军和台湾商人来讲，都是重大的犯罪行为。被发现的话，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了结”，这批物资后来果然成为林挺生的大麻烦。

倍受林挺生礼遇的欧阳可亮是外交官子弟，因曾在上海同文书院任教，被视为汉奸追捕而远遁台湾，死里逃生后，他终老于日本，终身未再踏足台湾，身世与先前引发风波的邵子平差可比拟。欧阳可亮把228事件中自己几遭枪决的回忆，写成“二二八大屠杀的证言──战栗的三月十三日”，文中多处提及林挺生在228事件中的遭遇，描绘极为深刻。

其一，是1947年3月13日上午，国府特务强行开走大同铁工厂内一辆汽车，开着这辆车将甫遭逮捕的台湾省教育处副处长宋斐如，不由分说载往大直枪毙。宋斐如与妻子的媒人是孙中山之子孙科、人脉后盾坚强，令宋妻以杀人、内乱等多项罪状控告林尚志，整起事件令林家花了好一番功夫才获平反，那辆被“借用”的簇新福特汽车，日后终于归还，但其时已成一堆废铁。

其二，是后来警备总部第二处处长姚虎臣设宴，邀约欧阳可亮与林挺生赴宴，觥筹交错间，姚虎臣要求两人签下无中生有的借据、“限期1个月偿还借贷”，林挺生为保住自己与“西席”身家性命，竟然遭特务头子凭空勒索3百两黄金之钜款。可见林挺生尽管富甲一方，在权力青黄不接时同样轻易因省籍问题、被贴上“政治不正确”标签，几乎遭遇不测；日后林挺生极力靠拢当权者，甚至放下家业、差点成为“正蓝旗”的政治人物，与几次生死交错有无关联？实在令人遐想。

“修身”严父，“齐家”束手无策

林挺生好为人师、毕生以“教授校长董事长”三种职务集于一身为荣、为傲，连公司名称也取作“大同”，不难想像他受儒家思想影响之深刻。林挺生律己甚严、烟瘾说戒就戒，他从不打高尔夫球，连等电梯的片刻也能站着批公文，这样一位“修身”的严父为何对“齐家”束手无策，以至于自己撒手人寰后，第二代随即上演激烈内斗？故事要从林家谱系说起。

林尚志一子单传，到了林挺生这代枝繁叶茂，他的五子：嫡子林蔚山、林蔚东，庶子林镇华、林镇源、林镇弘，人人均持有0.321%大同股票，权重不多不少。然而光是财产分配平均，不可能制衡彼此对经营权的歧见，林蔚山后来便与庶弟们互斗不休；六位女儿则一律不参与经营、顶多由夫婿出任集团职务，不难想见林挺生性格传统一面。员工们为方便谈论老板家务事，为这五子取了代号，嫡子称“A1”、“A2”，庶子则是“B1”、“B2”和“B3”。

映像管是占电视成本比例最高的核心零件，大同是台湾家电大厂，理应拥有映像管产能，这是大同当年参与投资华映的主因。最初，华映由美商RCA及国内家电业者集资成立的中华电子投资共治，但RCA的映像管技术不如日商，节节败退之后终于撤资，其余股东也在连年亏损后不再参与增资，令华映成为大同子公司。

为挽救华映，淡化大房全盘掌权的印象，林挺生要求“B2”林镇源改造华映。临危受命的林镇源每天工作逾12小时、几乎随时待命，成功扭转华映连续亏损10年的命运，甚至有连续数年、华映全年EPS达7元的纪录，此时是华映营运的全盛时期。

1997年，华映自日本引进三代产线，同年其英国厂开幕剪彩，邀来英国女皇亲自出席祝贺，林挺生长年对大同专校学生讲授亚当斯密著作“国富论”，英国女皇的到档无疑是他毕生荣耀。而“B2”的战功，也让林挺生“大房管大同，二房管华映”接班计划正式成形。

但林镇源掌管华映，对长兄林蔚山而言实如芒刺在背，毕竟当年华映手握400亿新台币现金，资本额甚至比大同多1倍、营收更多2倍，一旦兄弟阋墙，庶弟联手以华映回头并购母公司并非不可能。于是在2003年，大房施压奏效、迫使林镇源辞去华映所有职务，由“B3”林镇弘接棒；4年后，林镇弘又被大哥、大嫂逼退，林蔚山亲自接任华映董事长，算是一统江山。

舞台尽失的林镇弘，后来几次结合外部人士挑战大同经营权皆不成功，逐渐淡出商场。林镇源则专心经营自家事业美齐，并转型为不动产开发商，与大房完全分道扬镳。2013年林镇源病逝，其长子林传凯娶了艺人蔡依林胞姐蔡旻纹，百年富商与天后就此成了亲家。

然而，林蔚山拿下华映，不仅没有将其打造为集团金牛（cash cow），反令大同被华映拖垮，教训极为惨痛。

当林蔚山与两弟相争之际，正值台湾与全球面板产业巨变，2000年前后，全球笔记型电脑、电视陆续改用TFT-LCD面板，市场需求大增，台湾的瀚宇彩晶、广辉电子、奇美电子、友达光电、群创光电相继成立，各自斥资成立全新产线，连同资金实力更强悍的日商夏普，韩商三星及LGD，竞争令市场快速浮现供过于求危机，这时各厂商不仅要比生产效率，更要比成本、比谁“活得气长”。

就在彼此积极整并的关键期，华映被主事者一再更替耽误，错过多次上门探询的机会，加上金融海啸来袭，各大面板厂不知华映主导权究竟谁属、纷纷打退堂鼓，结果是广辉转与友达合并，群创拿下奇美电子，连夏普也卖给鸿海，台湾“面板五虎”逐渐只剩下友达、群创两强，此时，再次陷入亏损的华映尽管领导权底定，但林挺生早已作古，面对华映一年动辄亏损上百亿的惊人黑洞，母公司大同再没有能力不顾一切、金援到底了。华映在2019年初宣告重整、股票下市，说穿了只是时间问题。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尽管林蔚山拿下华映主导权，让兄弟决裂、最终业绩一败涂地，但划时代的行动装置iPhone能顺利诞生，竟然和大同也有一段渊源。

原来iPhone触控荧幕代工厂宸鸿（TPK）负责人江朝瑞，早年曾是大同客户，以其好沟通、不砍价格的态度，令大同总厂长施国清留下深刻印象。1997年，江朝瑞印尼事业遭遇瓶颈，刚退休的施国清决定不支薪担任顾问、协助江朝瑞渡过难关；后来施国清干脆全心投入、为宸鸿规划规格最先进的投射式电容触控产线，当这座新厂量产，宸鸿顿时成为规格独步全球的厂商，2005年苹果与宸鸿产开合作，历经数十次试验失败，iPhone才从贾伯斯的想像化为现实，进而改变世界。

身为嫡长子，“A1”林蔚山一出生便注定是接班人；1972年，台湾政坛传出林挺生将是下任台北市长，引发舆论热议，还在美国攻读硕士的林蔚山，因此年仅26岁就被父亲派任大同总经理，接班安排震撼商界。然而在父亲的强人作风下，林蔚山丝毫没有得到授权的迹象，业界盛传，只要单笔公务开支超过2万元、一律要得到林挺生过目才能报销，林蔚山这个“总经理”有何实权，不言可喻。

即便到了2006年林挺生逝世、林蔚山正式接任大同董事长，乃至其因涉及掏空案被判刑、因而仓皇下台，这40余年间，外界从未视林蔚山为大同掌舵者，真正控制这家公司所有权力的人，是林蔚山妻子、现任大同董事长林郭文艳。

叫“武则天”太沉重：长媳林郭文艳

林郭文艳本来是台大教师，被林挺生积极挖角到大同，后来又和林蔚山成婚，夫婿个性温和有余、决断不足，节省到连运动后擦汗的卫生纸，只要不甚破损，还会收起再用，这种行事风格与坚毅明快的林郭文艳正好互补，这是外界对两位主事者普遍评价。

最初林郭文艳进入大同集团时，从董事长特助做起，但由于太过突兀、她未被授予任何正式职称，即使已经掌握财务大权，仍只能挂名“资讯部顾问”；或许是深知自己处于作风保守的台商家族，林郭文艳尽管每天工作16小时、连周六也不休息，但在公开场合，她必然将发言机会留给另一半林蔚山，谨守媳妇本分。办公室内是另一番光景，熟悉大同运作的人士曾透露，林蔚山面前的公文经常堆得淹没人头，三不五时，林郭文艳秘书就会走进总经理室、搬文件回去“处理”，批示完了再拿回给林蔚山。

林郭文艳一手掌握大同实权，情势在林挺生晚年卧病后更加确立，她不只能铁腕“清君侧”，悍然拔除庶弟体系的成员，财务、营运权力更是一把抓，例如她关掉几家最无效益的工厂、资遣员工，就引发大同工会长年抗议反击。

另一方面，林郭文艳思绪极快、理路分明，凭着自创的费用控制、库存管理、早收款项等表格，严格控管事业进度，团队成员根本“糊弄”不了她，反而是达成目标者，必定可以获得林郭文艳亲自颁发的高额奖金，一举打破集团“吃大锅饭”的不成文规定。时日一久，集团高层开始对记者坦言：“因为她是长媳，我也不敢不听命令”，另一位高层话说得更直白：“她快要变成大同的负责人了。”

只是，当大同绩效江河日下，这种嫡长子接班、却和妻子分工模糊不清的权责机制，既拿不出管理成果以杜悠悠之口，又直接打破本来传子不传女的实质安排；加上其他媳妇都未享有同等待遇，二房诸子后来甚至悉数被“清洗”，大同第二代正式撕破脸。例如2017年，大房次子林蔚东夫妇就卖出持股、辞去董事，与胞兄正式分道扬镳。

从备享尊荣到宛如过街老鼠，林家管理大同之所以令人有天壤云泥的感受，主因之一，是家族长期以偏低的持股，却可完全控制资产规模惊人的集团，衍生严重代理人问题（agency problem）

至于二房子女们，除了控诉林挺生“遭软禁”，林挺生逝世后，林蔚山夫妇未第一时间通知弟妹，与长兄间也早已形同陌路。大同亚瑟顿洋酒创办人、林挺生二房长女林淑明便曾淡淡的向媒体表示：“如今的大同，早已是郭家的大同！”

当林镇弘出走、林挺生健康亮起红灯，外界指责林郭文艳“武则天”、“外戚干政”的声浪也达到最高点。不幸的是，此时大同集团上下希望之所系的接班人、林蔚山与林郭文艳长子林建文，于2005年突然身亡；多家媒体均盛传，林建文是不堪林郭文艳严厉管教和接班压力，选择在30岁壮年仰药轻生。

无论如何，林建文的死除了带给父母极大伤痛，更将大同集团的接班危机瞬间带至眼前，毕竟林蔚山以外、第二代全数被排除，偌大集团无人掌舵，最终还是得由铁娘子林郭文艳继续总管这艘摇摇欲坠的大船。林建文猝死至今，14年过去了，勉力撑持大同的还是林郭文艳，而她今年已69岁，还能管事多久？谁有本事接棒？无人能回答。

从备享尊荣到宛如过街老鼠，林家管理大同之所以令人有天壤云泥的感受，主因之一，是家族长期以偏低的持股，却可完全控制资产规模惊人的集团，衍生严重代理人问题（agency problem）：以林郭文艳为例，个人持有大同股权仅有0.68％、而且其中半数已被质押；对比之下，2017年时有意入主公司的三圆建设老板王光祥等人，外部股东合计持股超过林家数倍，但外部股东推举的董事候选人，全数被公司以行政手段排除在外，连参选机会都没有，最终新一届董事出炉时、依旧全数是林家指派。

媒体报导，大同光是土地，专业机构的鉴价结果就超过千亿元新台币，亦即不计其他资产，单凭不动产就是大同股票市值的两倍之多，资产实力之雄厚可见一斑；正因如此，近年大同转而积极抛售不动产，公司说词是活化资产、改善财务，但也受到外部股东“贱卖资产”的强烈质疑。

毕竟，林家以台面上的极少持股，凭什么先“排除异己”，然后又代表全体股东、接连出售土地？如果认定公司价值非凡，为何经营者不以真金白银增持、表达对公司的信心，而是质押股票？再者，公司推派当选的三席独立董事，当选以来对林家作为竟无意见，又是否违背全体股东利益？随着公司法修订临时股东会召开规定，外部股东丝毫无畏股价下跌、继续增持大同股票，林家的“审判日”，相信不久后便将来到。

绝大多数华人家族企业，迄今仍很难为接班明确划分经营权与管理权，导致接班失败的案例层出不穷，全体股东价值毁于一旦。

在最意气风发的时刻，林蔚山三句话不离通用（GE）。他向媒体表示，大同既然是一家迈向百年的老公司，理应效法同样以机电设备起家的通用，朝多角化发展、扩张集团版图，以创造综效。

巧合的是，近年通用也陷入并购、整合不彰的泥淖，百年荣光成为漫长恶梦，甚至被道琼工业指数剔除，股价连番重挫。由于改革不见成效，在集团任职30年的新任执行长傅连瑞（John Flannery）只做了14个月，就被董事会赶下台，由董事寇普（Lawrence Culp）临时接棒救火，这也是通用创业一百多年，首次有非自家人被任命为执行长。

选择最合适接班人，对企业领袖而言是无比重要、艰难的决定，通用如是，大同亦如是。绝大多数华人家族企业，迄今仍很难为接班明确划分经营权与管理权，导致接班失败的案例层出不穷，全体股东价值毁于一旦。以此来看，林挺生当年传子而不传贤，或许也早就注定了大同集团今天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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