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落人》Crisel Consunji：当我看到菲律宾人也会歧视菲律宾人

邀约近日凭电影《沦落人》崭露头角的菲律宾籍女演员 Crisel Consunji（姬素·孔尚治）访谈，话题少不免从偏见与歧视说起。此前，她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不讳言偏见同样活在菲律宾同乡人的心里，比如曾有居港菲裔友人劝她周日别去市中心，以免被误认家佣，但她暗忖家佣一样是体面工作，纵被错认又如何。

在访问开始前我道明来意，提及自己素以报导时政议题为主。果然，大学本科与硕士主修政治学的她立时说，乐见娱乐版以外的角度。之后我们谈起上述这种内化了的歧视心理，她直言，这是一种亚洲社会潜移默化的“后殖民经验”。整整一个小时的访问，她不时因感冒咳嗽而停下，但沙哑声线难掩其充满涵养的谈吐。

“当年我离开迪士尼乐园决定转投教育时，就有人对我说找工作想必困难，‘因为你来自菲律宾’。但我很快就意识到，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适合我的地方吧。当时的我未必会如此直说，但现在我自觉身处一个更好的位置去发声。”

“如果你要从政，你必须成为一个超级主管，为人们设下主要方向。但这有点由上而下。如果你与社群共同合作，你能促进实质的改变，启发人们能作自主决定，为自己发声。这不需要大人物来推动。”

Crisel 口中的“更好的位置”，是她一手创立的学前教育事业。她跟我如此忆述当初办学的缘起：“你不愿聘用我么？好，那我就为自己做点东西出来。噢，现在我有三所学校了。噢，我还在跟你竞争呢。我无不敬之意，只是想证明自己跟他们平起平坐。”访问当日就在她其中一间幼儿学校内进行，另一端不时传来小孩的嬉笑声，期间有家长来到不知所以，她不忘以老板身份探头问好，一脸歉色向我示意暂停访问。

“四年前我们开办初期，会接到本地家长来电，问有没有‘土生土长的英语老师’，意即指白人老师吧。本来任何国籍都没关系，但我会直接回应这种偏见，答道我们老师有很多亚洲人，但全都有优秀的专业资历，你自行决定好了。”

“对此我很自豪的是，我们现在有来自本地、菲律宾、马来西亚，以及德国等不同国家的老师。我希望传达一个明确信息：才能并不建基于族裔之分。当然，我的回应方式同样很讲求尊重，因为我不想以不敬去对偏见。我相信如果你想打败偏见，首先要展现你更有容人气度与礼节，因为有时对方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言行是歧视。”

异邦的文化歧视链

尽管如此，她深明人生际遇无常，不是人人有幸寻得这种自觉心安理得的发言位置。“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这种被赋权的感觉与自信，不论是家佣抑或纯粹菲律宾的身份而言。例如我曾面试过一位菲籍老师，她资历很出色，与小孩相处表现亦很好，但她曾因自己的国籍而不被本地幼稚园接纳，也有过被园方阻止她接触家长等不快经验。有些人经年累月面对如斯体制，自尊便被击溃。所以我觉得发声很重要，要令对方知道错不在自己、应当公平待人，尔后更坚强面对。”言及此，她语气笃定从容，跟她在镜头下演活的家佣 Evelyn 一般不卑不亢。

“我相信如果你想打败偏见，首先要展现你更有容人气度与礼节。有些人经年累月面对如斯体制，自尊便被击溃。所以我觉得发声很重要。”

“当我说菲律宾人也会歧视菲律宾人，我想说的是，这是一种共同的体验，讲白点就是一种殖民主义遗下的情结。曾被歧视所伤的人，反过来又把这种伤害加诸于其他人身上，形成恶性循环。我觉得很多有种族偏见的人，可能都是源于自身的不快乐、不满足。如果你不够敏感或自省，你就很容易把这些情绪与不忿反馈到这循环里去。”就如《沦落人》初段黄秋生饰演的昌荣轻讽“菲佣谈甚么梦想”，不过是孤家寡人自怜自卑的情感投射，无心却伤人，观者感叹之余，多少也能联想起某种仇富嫌贫的复杂心理。

居港 11 年的她，深明菲律宾身份意味著她往往处于歧视链的低端。如《沦落人》的网上讨论中，不乏一类本来善意的观众留言：“难得见菲律宾女仔咁靓。”尽管欧亚血统源远流长的菲律宾是世界选美大国，以盛产英语流利得体、能歌善舞的佳丽闻名，但大部份香港人却只知道假日聚集于街头的“宾妹”们（较礼貌的会唤之以“姐姐”）。

“菲律宾人也会歧视菲律宾人，我想说的是，这是一种共同的体验，讲白点就是一种殖民主义遗下的情结。我觉得很多有种族偏见的人，可能都是源于自身的不快乐、不满足。”

较年轻的香港人也未必知道，菲律宾音乐人在 1960 至 1980 年代初曾经纵横香港乐坛，对本地流行音乐发展影响深远。Crisel 自十岁起接受演艺训练、因受雇为迪士尼演出歌舞剧而来港，恰好是巧合重踏前人的足迹，璀璨瑰丽却蒙尘。在访问前一两天，我无意中在网上看到她在某活动上现场演唱音乐剧《歌声魅影》名曲之一“Think of Me”的片段，从抒情咏叹到曲末的昂扬花腔，唱功与情感收放皆自如有度，已非一般流行歌手可比。

“在那个年代，第一批移居香港的菲律宾人都是歌手、乐手，随后才是成千上万来工作的家佣。现在得益于社会流动，多了专业人士，还有来港购物、去迪士尼乐园的家庭。居港的菲律宾人口本就很多元。我当然不是说当家佣有甚么不好，但若你都以某种特定的框框去看待他人，不去细思自己的成见，这就是问题所在。”

《沦落人》是 Crisel 的大银幕处女作，此前，她的演戏经验仅有香港电台单元剧集《狮子山下2017 －孤岛》，同样也是饰演家佣。“坦白说，之所以参与这（电影）制作，并不是因为这是电影，不是因为我想演戏。”她嫣然笑说：“如果只是因为这样，我当初就不会做了。因为（演戏）不是我的 comfort zone，不是你在 34 岁时才选择做的事。”

接演 Evelyn 一角时，她名下的教育事业已有可见成功，演戏不过是无心插柳的因缘。“那是因为我感到必须要分享我已知晓的故事。而如果这些故事要拍出来，那叙事必须是由真正懂得它们的人一起建立出来，而不是一知半解、装作知情。我从前在参与社区义工过程中听来很多不同故事，所以在这角色未出现之前，我仿佛已一早准备好了。”她顿一顿：“我一直都很想有机会去分享这些故事，只是过去没有平台。”

“如果这些故事要拍出来，那叙事必须是由真正懂得它们的人一起建立出来，而不是一知半解、装作知情。”

业余参演，为述说同乡故事

《沦落人》的制作成本只有三百多万港元，如今叫好叫座，奖项票房双收，多少要归功于“影帝”黄秋生愿意不收片酬参演，既收名气宣传之效，也造就了戏中令人触动难忘的演出。以戏论戏，它并非无可挑剔，惟木棉飞絮、四季流韵的意象温柔淡雅，编导把这个本可以写成控诉社会问题的悲情故事，返朴归真拍出一个萍水相逢、相知相惜、寻梦复圆梦的含蓄小品，不落俗套之余，亦处处焕现市井幽默感——比如身边朋友观后纷纷说，没试过有港式粗话在电影中出现得令人如此感动。

更划时代的是，《沦落人》不仅是首部起用菲律宾演员为担纲主角的电影，也著力呈现在港家佣的生活日常与异乡视角，多个外佣聚会场景以他加禄语对白如实拍摄再辅以字幕，并无特意“迁就”香港观众的观影习惯。电影为 Crisel 带来了角逐影后的提名与“最佳新演员”的殊荣，刷新了香港电影金像奖近40年的历史，不过她强调，奖项与评论终究不是她最在意之事。

“我更重视菲裔观众对这电影的感受。我当然非常感激电影获得的好评与支持，但我知道这部电影要成功，必先获得菲裔观众的认同，要他们感到这故事能真实代表他们。”在电影拍摄前后，Crisel 也积极与从事民间团体的朋友交流意见，尽力确保他们感到被尊重。“而这正是小娟（注：导演、编剧陈小娟）带来的分别。在和她沟通的过程中，我能信赖她会维护故事的尊严，不会把它草草拍成话题大路的作品，并呈现这些女性的坚韧。”

“我希望我们能多点了解两极中间的故事，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处于这模梭两可的中间。他们可能没有刻薄自己的家佣，但双方关系也就仅止如此了。”

可喜的是，电影在她的居港菲裔社交圈子中同获肯定。“上映前在学校跟一些家长提起，他们很讶异，为甚么会有一部香港电影想去讲她们的故事？我反问：为何不可呢？”有趣的是，Crisel 说电影上映后，很多观众在映后反过来问：为甚么这样一部电影，我们竟等了这么久？她续说：“有几个在学校认识的家长，他们很赞赏这个故事正面乐观的力量，没有把家佣叙述为无望的弱者。”

片名“沦落”一词一度惹人斟酌：像昌荣一样半身瘫痪失婚失业独居公屋，或是大学毕业的 Evelyn 被迫搁置摄影梦想来港照料他人起居饮食，就必然是沦落吗？我却猜想，除了是向典故致意，这会不会亦是编导有意在调侃观众对这故事的预设期望？正如摄影乃是捕捉一瞬光影、在寻常之处洞见美好的艺术，Evelyn 想必知道，是阴翳幽暗令灼目白光有了层次与生命。电影首尾两度出现的井型双塔式公屋的仰视镜头，仿似四面围墙，又宛如长廊尽处的出口，俗世中的所谓幸福，毕竟端看那游离摆荡于明暗之间的一念。行善助人、敬生惜生，都是一念与一念之间的选择。

这“选择”，正是 Crisel 希望当下的外佣叙述能开启的想像。“在这十年间，我看到很多正面的改变，很多勇于改善现状的人；同时，我也不会否定那些可怕的剥削个案。但我希望我们能多点了解两极中间的故事，因为大多数人都是处于这模梭两可的中间。他们可能没有刻薄自己的家佣，但双方关系也就仅止如此了。”

“如只专注于呈现好坏两极，那这些位处中间的人就没有机会去从中反思自己是否能做得更好。他们会想：我没有虐打家佣也没有令她挨饿，我不是坏人啊，这些故事不代表我。但如果我们呈现更多元的故事，也许他们就能思考，咦，可能我在能力可及的细微之处，还可以做好一点。例如你知道的，将她们与所有其他职业一视同仁，不要只因她们在你家中生活，就期望人家要每天工作十多小时⋯⋯”

片场与学校，原则如一

“我不会假装我晓得（家佣）在工作面对的身心重负，但我的确知道她们信任而托付于我的故事。”

言及外佣处境，我问 Crisel，在演出 Evelyn 过程中，有没有曾感到内心矛盾？毕竟她的际遇比需要寄人篱下的同乡们来得幸运。为免误会，我拿自己的经验解释：身为记者有时也难免会有类似的自我质疑，诘问到底是谁给我权力去书写他人的困境与故事。

她想了想，如此说：“正如我说，我很在意她们的意见，因为我想确保（演出）能尽可能忠于现实。我不想人们跑来说，‘噢，你怎么会知道，你又没有体验过。’但我更想强调的是，你的社会地位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的情感是共通的。”

“这正是小娟作品美丽的地方。她呈现的 Evelyn，是她面对这些困难，却又同时不受处境所制约、定义。Evelyn 面对的问题是任何人都有可能面对的，例如家庭的纷争与羁绊、脱离不愉快的关系、受困于金钱而无力实现理想⋯⋯我相信如果你专注于这些面向，就能体会故事与你的联系。最重要的是找寻那条线索，你和你的角色之间那真实的共通之处。我不会假装我晓得（家佣）在工作面对的身心重负，但我的确知道她们信任而托付于我的故事。”

一般人乍听 Crisel 修毕政治学去做歌舞剧演员，然后又转投幼儿教育，或觉得这“生涯规划”有点异于常规。然而在她眼中，这些工作的底蕴没有甚么不同，同样是为故事注入生命、由此连系他人。

“人们问，做演员跟做老师有甚么分别？我觉得没甚么分别，两者都要求你坦承待人。在学前教育，我认为诚实与尊重待人是毋庸置议的（品格），但你要跟小孩沟通，必先跟他们建立关系，摸索他们的话言与媒介。”

“我忘了是谁说过那句话，‘我们歌唱先于言语，舞蹈先于行走’。我说的创意并不是指‘来戴上小丑面具，我们唱歌跳舞！’，而是‘我觉得快乐，我想表达自己’。假如有小孩想唱歌，我不会第一时间‘殊！’（示意他安静），而是希望他不畏表现自己，找寻自己的声音，和他一起实验不同的歌唱方式。把创意融入教育并不是关于 gimmick，而是如何以小孩的语言来沟通。”

不过她也知道这种育儿方针，并不符合香港以至亚洲社会追求“听话”与“入群”的传统教学文化。她很相信艺术创作的力量：“因为它容许小孩直面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他们想要甚么、不想要甚么，同时也教导他们细心聆听。这是我们的未来需要的人才，会去解决问题的人。这是我在剧场里成长的亲身经验，我知道这些小孩最后无论会不会从事创作也好，这些技能都是一生受用的。”

“我考虑的不是角色有多少戏份、电影公司的名气，或是风格与形式。我关心的是它想说甚么，它会不会 make a difference，会不会令人们感到被尊重。”

《沦落人》之后，多元往何寻？

那么，还会考虑再演戏吗？不过，会否担心除了家佣，港产电影就没其他适合她的角色可演？毕竟，但凡涉及少数社群的媒体再现，“提高社会意识”与“加深固有刻板印象”之间的界线不易拿揑，好心有时做坏事。

Crisel 说，只要机会合适，都会保持开放态度。“我喜欢学习新事物，而（演戏）是一个好的挑战⋯⋯对我来说，我考虑的不是角色有多少戏份、电影公司的名气，或是风格与形式。我关心的是它想说甚么，它会不会 make a difference，会不会令人们感到被尊重。”

《沦落人》为香港电影的多元再现行前了一步，但菲律宾以至其他东南亚文化位处边缘，同类制作是否能迎合商业考虑与本土观众口味，尚待试验、观察。

曾留学美国与新加坡的菲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 Elmo Gonzaga 向我指出，如果香港亚洲电影投资会 (HAF) 或“创意香港”这类融资平台，能更重视香港多元文化或亚洲跨国文化交流的电影项目，本地电影有望能拍出更多涉及在港少数族裔的故事，例如南亚社群以至重庆大厦的非洲商人。“如果香港政府真的希望推广香港作为‘亚洲国际城市’，这难道不是最理想的方向吗？”

Gonzaga 续说，新加坡近年的电影业值得香港借镜：“这在新加坡更趋普遍，有得到政府资助的获奖电影呈现本地少数族裔生活，例如《The Apprentice》与《A Yellow Bird》分别以马来裔狱卒与印度裔出狱犯人为主角，《A Land Imagined》则呈现中国与南亚建筑工人的处境；《Unlucky Plaza》则叙述一位开餐厅的菲裔小商人如何梦想成为公民。”

他尤其认为，在港菲裔社群同样很多元，本就可以启发很多不同的故事。他以王家卫的《阿飞正传》和《花样年华》的南洋印象，以及1960年代香港电影配乐受菲律宾的拉美音乐风格影响举例，“其中一个可能性，是由本地电影人‘南向’重寻香港与东南亚之间被遗忘的（文化）关系”，并在内地片商以外，开拓与东南亚电影人的合作。这种多元与跨地域交流，长远或能开启更多元的身份与文化想像。

Crisel 则坦言不熟谙香港流行文化，不能判断本地电影的未来发展。但她相信，“在世界各地，很多从事主流电影或戏剧创作的人都低估了观众的成熟。我觉得观众已经准备好去推倒‘面包和马戏’的方向——罗马时期免费向穷人送面包与马戏娱乐（注：指以小恩小惠稳定民心的绥靖文化）。我乐意相信，我们已经不再活在那样的时代，人们受益于跨文化交流，都在变得更聪明。”

本地电影有望能拍出更多涉及在港少数族裔的故事，例如南亚社群以至重庆大厦的非洲商人。“如果香港政府真的希望推广香港作为‘亚洲国际城市’，这难道不是最理想的方向吗？”

未忘政治学，见林又见树

在访问前，我曾好奇 Crisel 会不会避谈政治。在异邦定居多年，或多或少有份隔岸回首的期许？凭借《沦落人》如今的成功，也许她会乐意偶然担当一下非正式“文化大使”，推动一下本地大众对家乡的认知？

她说，当初主修政治学，本来就因为她有求变的热情。“因为当时希望之后当律师。但读完第一年，我就意识到只有一类人才能在那种环境中生存并有所成就——你必须能承受你见证的疾苦，同时在那窄缝处为正确的事持续争取。但这体制太混乱了，我觉得自己承受不来。”

“我当时对自己说，天啊选错了科目。但之后我发现我仍有东西真的很在乎，那就是参与社区工作。如果你要从政，你必须成为一个超级主管，为人们设下主要方向。但这有点由上而下。如果你与社群共同合作，你能促进实质的改变，启发人们能作自主决定，为自己发声。这不需要大人物来推动。”

Crisel 说，政治学训练至今仍影响她如何看待自身位置与周遭社会。“它教晓我要尽量以最少的偏见去看事物。让你保持开放的头脑，也令我们接触世界大事，辩论不同历史事件的好与坏，彼此如何重复，明白世上没有单一而清楚的答案，每个国家都自己的经验与历史。”

久居香港的她想必知道，但凡自己的家乡上新闻，都以负面居多。“目睹国家现时的状况令人痛心。社会缺乏正直的领袖，而这也跟世代、世纪以来面对的压迫有关。”她当年不少同窗有的加入了政府，有的从事民间组织。她相信体制内外不同岗位，都自有其价值所在，都有人在努力争取。

“在世界各地，很多从事主流电影或戏剧创作的人都低估了观众的成熟。我觉得观众已经准备好去推倒‘面包和马戏’的方向。人们受益于跨文化交流，都在变得更聪明。”

“政治学不只是研究政治与管治的结构，你其实是在研究各种关系与权力的本质。谁有权力？谁能获得权力？如何利用这权力，去实现甚么？”她深信，无论在哪里，窒碍社会向前的，往往都是源于人们为著不同的身份与利益而拒绝对话、寻找折衷。

但她依然乐观。“现在菲律宾涌现了一批新晋的设计师、音乐人、作家、电影工作者。尤其菲律宾电影业其实正处于一个新的黄金年代⋯⋯我想，有部份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共同经历过的痛苦，鼓动我们一起向前。”

无论是香港、菲律宾抑或放眼世界，从舞台、学校到片场，Crisel 的信念始终系于普通人的经验与故事。“我会说，由我们能做的东西开始入手：接触大众，述说他们的故事，让他们的声音得以被听见，感觉自己是社会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