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有2000万单身汉，为了娶媳妇，他们都经历了什么？

33岁的六娃单身了33年，已经自暴自弃，说自己“找不到妮儿们（方言：女孩）了”。32岁的小北去年从熟人那里买了一位越南新娘，结婚七个月，新娘就跑了。家庭条件在村里算是优越的小石，28岁没结婚，今年春节相了次亲，结果遇到了媒婆骗婚，白花了900块钱（人民币，下同）。25岁的单身汉小天，婚事本来已经说定，不料女方以他“不是独生子女”为由，把婚事推掉了。

这些单身汉，来自中国河南一个普通农村——我表叔家就在这里。村里户籍人口有大约1700人，据村里人估计，25岁以上的未婚男性超过15个。而这样的境遇在中国大陆农村相当普遍。

早在2007年，中国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根据出生人口性别比推算，到2020年，20-45岁段人口中的男性会比女性多出约3000万。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刘燕舞博士，结合实地调查和数据估算，中国农村光棍数量在2000万左右——即使是这个保守估计的数字，已约等于澳大利亚全国人口总数。将这2000万人口平均到中国68万个行政村，每个村就有近30个光棍。

这一危机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产物。在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思想在农村地区被无限放大，他们利用各种手段生下男孩，致使男女比例失调。当这些男孩长大后，在城乡经济差距加大、农村受教育机会流失等结构性问题的作用下，如何解决婚恋问题，成了他们无力面对却无法逃脱的宿命之问。

即使明知被骗，也不会去找媒人的麻烦

农历正月底，我到表叔所在的村庄采访，村里有些萧条，大多数中青年男女都出外打工了。村里的单身汉中，只有六娃一个守在村里。

“娶不上媳妇儿这事，主要还是个人没本事。”见到我，他挠著头说。六娃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眼睛不大，鼻子挺拔。

六娃小学没上完，在家里干了几年农活之后，就去外地打工了。不料去年父亲突然去世，身为独子的他，只能留在家里照顾有精神疾病的母亲。

“这些年也不是没人介绍对象，但你看看我这条件，没啥存款，在家守著我妈，不能出去赚钱，也不会跟妮儿们说话，上哪儿找媳妇去？就算找到了，人家要彩礼，在县城买房，我能买得起吗？”六娃说著，眼睛看向了在院门口来回踱步的母亲——她因患精神疾病，每天白天都在院门口来来回回走，连吃饭都会忘记。

村里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单身汉，也没比六娃好过多少。

表叔隔壁家的小石今年28岁，按说条件不差，家里房子盖得宽敞，买了车，彩礼钱也出得起。今年大年初二，有媒人上小石家说亲，说镇上有一个女孩不错，年龄也合适。小石家的车当时被借走了，表叔就开著自己的面包车，拉媒婆和小石去镇上。路上，媒婆说自己也是经了好几个人的口才知道这个姑娘，所以要再接两个中间人。这一来二去，小石去相个亲，光媒人就有三个。

到了地方，其他人都下车，留小石和女孩在车里单独聊天。聊了没多久，女孩就说，觉得小石还不错，可以交往，这大过年的，按照礼数，小石得包600块红包给她。

小石给了红包，这次相亲就算是成了。后面的事情，就不归媒人管了。按村里说媒的规矩，小石还要给每个媒人100块钱“充电话费”。相了次亲，花了小一千块钱——这在村里不算小数目——2017年，县里农村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也才9000多块。

没承想，到了大年初六，女孩就发短信过来，说小石“不会拍话（方言：聊天）”，不想继续交往了。这门亲事就此夭折。

表叔说，他当时一看“媒婆拐来拐去接人”，就知道十有八九是骗人的，但他是个外人，也不好说什么。“小石那人就不会跟妮儿们说话，那个女娃，我看就是媒人从县里找来的、做那种工作的，上车聊会儿天就赚几百块，这活谁不干？”

不过，即使小石家明知被骗，也不会去找媒人的麻烦，反而要继续倚仗媒人。

“大过年的，人家说媒是帮你办好事，事没成你不能怨人家。”表叔这样跟我说，“他家要想找媳妇，还是得人家帮你说媒，不管是不是真的，你都得去。”

比起小石，或许另一家的小天会更加憋屈。小天25岁，去年经媒人谈好了一门亲事，两家快要商量婚期时，女方突然反悔，说小天“家里有哥哥，不是独生子女”，把婚事推掉了。

表叔说，村里人议论，女方是害怕两个男孩分家产。“你说这算个啥事？有个哥哥，以后养老负担还轻一点呢！”

和前面几位相比，表叔的儿子、我的小表弟，算得上村里婚恋领域的“顶级选手”了。

小表弟阿源今年20岁，16岁开始到外地打工。2017年，他去了浙江横店，辗转于几个网络电视剧的剧组，帮忙扛器材，偶尔也当当群演。去年春节，他从剧组带了一个女朋友回家。女孩是个漂在横店的小演员，比小表弟大了四岁，会打扮，不是本省人。

“阿源带了个演员女朋友回来！”村里人闻讯，纷纷到表叔家里喝茶，给小表弟递烟。有人问他：“你去的是啥好地方，能领回来这么漂亮的小妮儿（方言：女孩）？”

表叔不无骄傲地跟我说：“旁边那几家都眼气（方言：羡慕）得很！”

可是小表弟没有和那个女朋友走到最后。过年后他决定不再去横店打工，和那个女生分手了。去年年底，村里的媒婆又介绍了隔壁村的一个女孩给他，两家人都很满意，很快订了婚。表叔给他们在县城里置办了婚房，今年就结婚。

小表弟年仅20就能得到媒婆的关注，更像是一种特权。

“我在村里人缘好，他也有个样子（长相不错），怪壮实，人家看见这，才上来说媒的，”表叔这样分析。他没说出口的话是，他早些年四处奔波打工，攒下来一些钱，最先盖起了大房子，经济条件在村里数一数二。在村里走著，有邻居管他叫“王经理”。也正是这样的条件，让小表弟在面对稀缺“资源”的竞争中拔得头筹。

表叔说，村里和小表弟差不多年纪的，有六个男孩，却只有三个女孩。这三个女孩现在要么在外打工，要么嫁去了外面。村里比小表弟大几岁的那群年轻人，男女比例更为悬殊。

我问起表叔，现在村里结婚，彩礼钱需要多少？

“几万的有，十几万的也有。彩礼其实都出得起，就算出不起，现在找个媳妇这么难，四周借一借，咬咬牙也得把婚结了！”

表叔看得透彻：“其实也没有说家里真的穷的揭不开锅的，那几个娃儿们也不是说歪瓜劣枣。最主要的问题是，现在根本就没女娃了！”

十年间，一千万个本该出生的女婴，凭空“消失”了

表叔还有两个女儿，可他很少谈起。大女儿今年28岁，早已嫁去外地，生了三个孩子。二女儿22岁，经媒人介绍，和邻村一个男孩结了婚。小表弟是第三胎，表叔表婶为他缴纳了不少超生罚款——只为了要一个男孩。

表叔家缴得起超生罚款，可不是所有家庭都有表叔家的条件。九十年代，是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时期。在被重男轻女和传宗接代思想控制的乡村，抓住这仅有一次的生育机会生一个男孩，是摆在每一个家庭面前的头等大事。他们怎么确保生下来的是男孩？

“啥法儿（方言：什么办法）都用！喝药的，找人算命的……”表叔说。可是真正保险的办法，还是在产前性别检查。这样的检查虽说被严格禁止，但那时候，给医生塞一个红包，就能偷偷做检查——发现是女孩就打掉。

美国学者赫德森和邓波儿，在2005年出版的《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中，结合官方公布的新生儿性别比和男女出生人数推断，在1985年至1995年间，中国共有1068万本该出生的女婴，凭空“消失”了。

这些被消失的女孩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性别比例失衡。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当年乡村地区15到19岁的男女性别比为110.47:100（国际公认理论值在102-107之间），这个年龄阶段，正是如今的农村适婚年纪。情况在进一步恶化，《新京报》整理的数据显示，2015年，农村地区0-4岁幼儿的男女性别比已经达到122.8:100，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其中第三胎的性别比甚至达到146.3:100。

在男女比例还未变得如此悬殊之前，村镇里的适龄男女，经由媒人转介，绝大多数可以在本村或邻村解决婚姻问题。表叔那一代人，一般是男生20岁、女生18岁，自然会有媒人上门说媒。同村或是周边村镇，适婚男女会慢慢走到一起。当计划生育最严厉时期出生的男孩长大以后，这样微弱的动态平衡，一下子被打破了。

然而，缔结婚姻，仍然是摆在每位农村青年面前的头等大事。社会学者杜平在著作《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中总结道：“尽管贫困剥夺了很多生活的机会，但未能将男性与乡土社会对他们的性别期待剥离开来。‘建房子’和‘娶媳妇’依然是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

在家乡娶不到媳妇的农村男性，必须在村镇以外寻找出路。而外出打工之后，很多人却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有限，只能从事一些体力活，在这些行当里，他们仍然甚少接触女性。

六娃身边一直没有什么女孩。他在村里读小学时，女孩“扳指头都能数得过来”，后来辍学做农活，更是接触不到女孩。他去过苏州、东莞打工，条件不够，进不了工厂，只能去建筑工地，他说那些地方“一个女的都没有”。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3年，农村地区初中生的毛辍学率为15.5%。这意味著，每六个农村初中生，就有一位选择辍学。小石、六娃，都是中学阶段便辍学在家，也经历了父母双双在外打工的留守岁月。在村里人看来，他们一个“不爱说话”，一个“木讷”，都不擅长与女孩接触。

我问六娃，如果一直不结婚，会怎么样？

“我都单身这么久了，也都习惯了，”六娃用力嘬了口烟，叹了口气说，“但咱中国人都讲究个传宗接代，俺家要是到我这儿断了咋办？村里那些七嘴八舌的，我也受不了啊！”

这些乡村单身汉，在默默吞下计划生育政策结出的恶果之外，还要背负传统思想、教育程度低和家庭经济条件三重桎梏。而情况很可能会朝向更糟的方向发展。《人民日报海外版》曾引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陆益龙的分析，指“光棍危机”将加剧天价彩礼、拐卖妇女、买卖婚姻及性犯罪等现象。北京大学教授李建新则在接受中新社采访时指出，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光棍危机将增加社会保障问题的复杂性。此外，男性劳动力过剩将加剧就业市场的竞争，女性在求职过程中遭到的性别歧视，或许会更加严重。

待价而沽的女孩和逃跑的越南新娘

与此相对，在农村社会，婚姻依旧是女性被纳入社会秩序之中的必经之路。

20岁的一一（化名）是小表弟的同学，在县里一家饭店打工，没有交男朋友。

一一18岁以后，上门说亲的人就没断过。媒人们介绍的男孩五花八门，都是附近村的。大她五六岁的，她“没兴趣”；跟她差不多大的，她觉得对方“看起来像个小孩”。父母常劝一一“早点回来嫁人”，一一对此一点也不认可，“都是父母和男方在那边乱著急，他们也不听听我们的想法。”

在素来有“彩礼”传统的中国农村，男多女少的大背景之下，婚姻不可避免地商品化了。单身女性的婚姻选择，更多掌握在了父母手中。家庭经济条件出众的男性，在这场婚配游戏中占据了更多话语权。

有女孩敏锐地意识到了悬殊的男女比例带给她们的潜在风险。豆瓣网上，“你眼中的农村是怎样的”话题之下，一位农村出身的女生在一篇热门回应中写到，村里的姑娘十来岁的时候，总会有十七八岁的男孩子“故意欺负”她们，行为近乎猥亵，而大人们却“无知又懒惰”，教育是“不存在的”，因为“村里高中以上学历的少的可怜”。村里很多女孩，只能“纯商品一样听从父母的安排”，等待嫁入一个好人家，生养女儿成了一种“投资”。

这一切令一一感到抗拒：“（我）当然是想自己谈一个呀！最主要是对我好，其他的没那么重要。”一一说，和她一起出去打工的女孩，大多有类似的想法，有些找到了男朋友，成功结了婚，就留在了县市里。剩下的那些，“干了几年就还是被叫回去嫁人了”。

面临类似境遇的，除了中国农村女孩，还有远在越南的女性。

近几年，中国男性单身人口不断扩大，婚恋需求也随之暴增，不少人将目光投向了邻国越南、缅甸和柬埔寨等地，其中以越南人数最多。单身汉们通过婚恋中介，花上十几万人民币，就能娶回一位“越南新娘”。法新社曾调查这个横跨东南亚多国的婚恋市场，发现其中充斥著人口贩卖、绑架抢婚、诈骗等不法行为。

村里有两个男人娶了越南新娘，其中就有32岁的小北。

小北的爸爸在市里打工，妈妈卧病在床。小北在外省打工，一直找不到对象，两口子快急坏了。他们去年春天听隔壁村的亲戚说，村里一户娶了越南新娘的家庭，新娘家里还有一个女孩，可以介绍给小北。

小北当时还在外地，他妈妈一听，哪怕走路不方便也要去见那个越南女孩。见后她感觉很满意，就把女孩带回家里，给她看小北的照片，女孩也说愿意。女孩在家里待著，扫地拖地洗碗样样都做。小北爸妈看到这些，就算小北本人还没见过这个女孩，也要直接把婚事定下来。隔壁村的越南新娘既是媒人、也算女方家里人，按她们的要求，小北家付了12万过去。

四月份小北回来，两个人结了婚。婚后一切正常，直到11月的一天，新娘说自己去村口的超市买东西，结果被一辆白车接走，便再也没有回来。

后来小北得知，隔壁村那位越南新娘，也一起逃跑了。

尾声

过完年，小北又一次南下打工了。那是新娘逃跑后的第五个月，小北的卧室里依旧挂著当初拍的结婚照。

照片上，小北戴著眼镜，穿白色西装，和新娘背靠背坐在草地样式的布景板前。新娘穿著白色婚纱，咧嘴笑著。婚纱照下面有两张大大的海报——上面是两个可爱的婴儿。农村很多家庭的卧室里都挂著婴儿海报，被视为长辈对新婚夫妇早日“开花结果”的祝福。

小北母亲说，他们也不知道，越南新娘是不是被拐卖过来的，只想著新娘一旦怀孕，就不用担心这些了——就像隔壁村小黑家一样——他们家娶来的越南新娘不但没跑，还生下一个男孩。

但小北没有等到这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