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地久天长》影评——权力建构的社会秩序与历史的失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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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涉及剧透。

柏林影展斩获最佳男女主角双料大奖的《地久天长》在中国大陆上映，排片量虽然不多，但也能让感兴趣的人有机会走进影院支持、欣赏。现实主义文艺片三小时的观影时长让人“望而却步”，但当我真的走进影院，沉浸在银幕上展现的几十年人生变迁后，却觉得三小时仍道不尽几位主人公的喜怒哀乐。

影片将背景设定在20世纪80年代的内蒙古包头，主人公耀军和丽云是一对夫妻，也都是国企包头钢铁厂的工人。耀军和英明是好兄弟，他们的孩子星星、浩浩又恰好在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因此两家人的关系极好，再加上爱玩爱热闹的新建和美玉一家，三个小家庭常凑在一起聚会。在计划生育的社会环境里，丽云怀上了第二个孩子，她不知如何躲过计生人员海燕和全厂人的眼睛。没过多久，丽云怀孕的事就被海燕发现了，她叫来计生人员将丽云押到医院，逼迫她做手术。别无选择的夫妻俩被迫打掉了他们的第二个孩子。然而噩耗接踵而至，耀军与丽云唯一的孩子——星星在与浩浩玩水的过程中溺水身亡。星星的逝去给两个家庭带来了巨大的打击，也让他们无法再像往日一般来往。耀军与丽云离开北方小城，来到福建海边，在异乡日复一日的煎熬中生活。

影片用几个人物在改革开放后至今的人生经历，为观众展开了一幅已经被收进历史的画卷。画卷上的主人公们曾为亲情欢笑、为友谊歌颂、为失子崩溃，而画卷的背景则是将一个个历史符号融进了那个时代最平常不过的生活场景。

伴着老式录音机播放的《友谊地久天长》，耀军与英明谈论着知青返乡时的不舍；新建因为参加黑灯舞会被关进了监狱，而美玉则回家撕碎了收录着“淫词艳曲”的磁带盘；丽云忍着怀孕的不适骑自行车，身后便是写着“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计划生育”的宣传牌；市场经济改革时，国企包钢厂由经理宣读了下岗工人名单……这些力求还原历史的细节与情节无一不蕴含推动主人公命运转折的社会背景。

这是一部较为典型的用个人经历描绘社会变迁的电影，也许是因为“历史因素过于符号化”、“美化人性”、“强行和解为大团圆”，电影上映后也受到一些诟病，甚至有影评指责电影对计划生育的政策批评力度不够。作为局外旁观者，大部分观众可以说出这项国策的危害，但作为影片中经历过一系列事件的主角，他们身处在监控与被监控的社会环境中，却无法认识到自己遵循的统一的社会规范有错，反而会将与社会规范不符的个人行为归咎于自身的过错。正如耀军无法保护第二个孩子不被“计划”掉时，因为自己的窝囊无能而气的用手砸墙。

因此，除了对计划生育的批判，影片中隐含着的是那一代人面对当权者制定的社会规范的无从反抗与沉默。

影片中新建因为参加黑灯舞会被抓进监狱，几个主人公和美玉一起到监狱探望他。铁栏一侧的新建剪剃掉了入狱前的新潮长发，眼神中透着呆滞与虔诚，明显已经成为一个在服刑人员形象。新建笃定地对几位主人公说他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要坚决改造自己，绝不再犯。

对比明显的是，入狱前的新建是位时髦青年，穿着喇叭裤到处参加舞会，言语间也爱插科打诨。入狱后的新建因为跳舞而在狱中反省，眼神与语言已经完全改变，整个人都沉了下来。新建因参加舞会入狱的遭遇在现在看来实在不可思议，而不管真心还是假意，新建在狱中悔改“自己跳舞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在现在看来也十分荒谬。参加舞会这一再正常不过的娱乐活动，在极少数当权者一声令下后就被赋予了其他意义，成为一种“传播淫乱”的越轨行为。而大部分无权者在被监控的环境下便接受了这一统一的社会规范，在那一段时期里不再参加舞会，视其为“色情活动”。

全片两次出现的同一个医院场景也令我印象深刻，医院墙上红色的“静”字，醒目的出现在镜头背景中。当父亲耀军抱着溺水的星星跑过冗长的铁道山洞，一路跑进医院时，医院楼梯走廊的“静”字是银幕中最引人注目的符号。影片有意隐去了丽云在医院中奔溃的声音，只有远远的、挣扎着的身影，便足以看出知晓星星死讯时耀军与丽云的痛苦。第二次“静”字出现在丽云被海燕带领的计生人员强制带到医院流产，作为丈夫的耀军虽有身体抗争却没有办法阻止这一切。耀军坐在手术室外静静地等待，却等来了手术发生事故，丽云再也无法怀孕的噩耗，醒来后的丽云与耀军无声相拥。两次医院的场景里，被隐去声音的耀军与丽云失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

也许导演并非有意用“静”字这个符号暗示些什么，“静”字却道出了那一代中国人被隐去的苦与痛。改革开放、知青返城、反精神污染、计划生育、国企下岗…争夺到权力的极少数当权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发号施令，影响了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为了让自己的指令看起来合理可行，掌权者设计了一套知识系统来训练大多数人的思维。权力重塑了社会规范，定义越轨行为，并且令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接受并适应了统一的规范，无形中巩固着当权者的统治。这一套做法恰好符合社会学家米歇尔福柯所说的：形成现代社会的三个因素：权力、知识与身体。

这也映衬着影片中主人公面对一些结构性变故时的束手无策与沉默，他们习惯性的将过错归咎于自身，而非当权者制定的“游戏规则”。耀军与丽云无法保住自己的第二个孩子，无力反抗政策执行者的暴力，只能懊恼自己的无能，沉默着接受自己再也无法有孩子的事实，用之后几十年的时间去消减痛苦。新建接受了当权者对“参加舞会有罪”的定义，他心甘情愿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担任计生工作的海燕带头打掉了丽云的第二个孩子，在星星去世后，海燕也受了二十年的心理折磨，即使在去世前，她也认为是计生工作迫使自己当时那样做，却从未说出是计划生育让他们被迫处于痛苦。

由这部电影引发的一个反思的是，站在2019年回望过去，掌握话语权的当权者庆祝改革开放40年国家的快速发展，而多数在这四十年承受过生活巨变的中国人却沉默着接受了当权者对社会规范的重塑，吞下了那些巨变后的苦涩。在现代社会的权力斗争中，极少数拥有权力的人掌握了话语权，他们定义着过去的历史与即将成为历史的现在。而多数无权之人在被权力构建的社会规范下生活，他们甚至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发出了自己的异见，也不会被当权者所书的“历史”所记录。在米歇尔福柯的理论中，最残酷的是，大多数沉默和无法发声的人在历史中仿佛未存在过一样。

那一代中国人常有的静与默化作电影中那些隐忍不发的哭喊、那些无从发泄的悲伤、那些命不由己的隐忍，他们善良的选择将真相“到死都不说”，历史却永远不会记录他们在那个时代所经历过的苦与痛。当权者已经记载了权力建构的历史，将胜者的“历史”化为冰冷的符号，隐去多数失语者的苦涩。

所幸几十年后，身处21世纪的我们有了互联网，也让无权之人有了发声的机会和挑战权威的可能。在现代社会的权力角力场中，无权者未必会输。

三小时的电影诉不尽四十年来“失语者”的经历，在掌权者监控下的电影也有些“带着脚铐跳舞”的意味。但起码那些还原的生活细节、沉默中爆发的情绪，放不下的羁绊，仍然能让人感同身受到那一代长辈经历过的心路历程，让那些被称为历史的过去不仅仅是符号，而是凝结着无数中国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