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劫
梁圣岳坐在洞穴里，看着外边持续落下的大雪，开始觉得大事不妙。
作为有经验的登山者，这并不是他和旅伴第一次在旅途中遇雪。前一天，雪刚下起来的时候，他依旧如常起床，生火取暖，待火堆升起后，再唤醒旅伴，两人把身子烤暖了再出发。但雪看来没有停止的迹象，反而越下越大，积雪最深的地方，足能淹没半个身子。
这是2017年3月11日，梁圣岳和旅伴从台北出发，走进尼泊尔山区健行的第17天。距离他们的目的地Somdang只剩最后4公里，一切正常的话，在天黑之前就可以抵达。
大雪之中，要向前，还是后退？艰难之中，两人岔出主路，被迫进入一个位于瀑布上游的洞穴。洞穴中有滴水潺潺，虽无法生火取暖，但能确保水源无虞。当时他们身上的粮食，还能维持两人共三日的生存热量。他们曾试过两次，在大雪稍停的空档试图脱困，都没有成功。
那就先在洞中，等待雪停吧，梁圣岳想。他没有想到，这一等待，就是47天。尼泊尔当地的搜救队伍、两人的家属在附近山区上空来回搜救了数次，过了将近一个多月，才找到这个大部分被雪埋住的藏身之所。发现他们的时候，21岁的梁圣岳的体重掉了近20公斤，却仍神智清楚，被世界各国媒体称为“奇迹式的生还”。19岁的刘宸君，则在获救前三天，不幸身故。
1.
如果出去求救那个人出事，就不用玩了……两个人最好要在一起，不要分开。
梁圣岳记得，在洞穴的第一餐，下午两点才吃，“吃饼干，吃很少”。那时他已经开始规划食物分配，为受困做准备。食物只有米和麺，生的，还有在上一个村庄煮熟的马铃薯，一公斤左右。“面粉泡水吃，饼干，米要咬很碎，才好消化。马铃薯有大有小，很快就被吃掉了。饼干比较好吃，是比较理想的食物。”
洞穴内地上潮湿，两人无法躺下睡觉，只能坐着，背靠彼此睡觉。黏滑的石壁令两人不断歪倒，无法熟睡。有时候忍不住躺平到地上，也只能躺一下下，却因为难耐湿冷之气，必须马上起身，“这天晚上就没有吃东西，不敢吃，开始觉得大事不妙。”
3月12日早上，大雪继续落下。“我们没有选择分开、一个人出去轻装求救，因为在下雪，雪已经很大了。如果出去求救那个人出事，就不用玩了，也不能两个人都出去，这样装备都在洞穴里。两个人最好要在一起，不要分开。”梁圣岳说，他们清楚知道自己的位置，但因为洞外温度已降到零下，雪也未停，最好的策略，就是一起留在原地等待。
受困时，“保暖比吃东西、喝水更重要。”当时，梁圣岳穿一件紧身衣，外套一件登山衣，加上一套薄、一套厚的羽绒衣搭配；下半身也穿上紧身裤与外裤，脚套厚的羊毛袜，确保温暖。他和旅伴紧紧靠在一起，保持体温，延长生存时间。
3月13日早上，雪停了。但洞口的道路上积雪太厚，两人没法出去。梁圣岳还记得，这一天，有架直升机从洞外飞过。他冲到洞口，不断对天空挥舞着橘色的睡垫。什么都没有发生。轰隆的引擎声直接掠过了洞穴，没有丝毫停留。
3月14日，又是个大晴天，阳光持续照耀，两人决定再试一次走出洞穴。他们试图回到原来的路径上，但出发不过半小时后，大雪又开始落下，他们只好再回到洞穴里。
这一次雪连续下了六天，直到3月20日才停止。但这时，由于体力衰退，两人已经没有能力再走出来了。他们决定留在原地，保持体力，等待救援。
2.
好怀念那场婚礼喔，尼泊尔人为什么不天天结婚？
在漫天大雪中，两人自尼泊尔出发的记忆已经恍如另一个世界。
梁圣岳这趟旅程自厦门开始。他一路骑单车经过华南地区，自云南进入寮国，再到泰国，稍微绕经一点缅甸国土，最后切入马来西亚，自吉隆坡将脚踏车提上飞机，回到台湾与旅伴会合，然后两人一起重新飞到印度，降落加尔各答机场，开始一路前往尼泊尔。
选择行程的逻辑很简单：人多的地方，梁圣岳都不想去。“人太多的地方很烦，头痛死了。”而人烟罕至的地方，路况也不太好，他便专心骑车，不想太多。
2月21日，两人开始了尼泊尔的山区健行旅程。清晨七点，他们离开加德满都，往山上行进。搭公车，再转小型巴士，在柏油、黄土与水泥交错的路面中一路颠簸，六小时之后，抵达此行的第一站：小镇Betrawati。
Betrawati几乎没什么观光客。在加德满都研究地图时，梁圣岳和旅伴发现这座小镇可以连接任何一条他们想走的路线，就决定从这里开始上山。
他们自Betrawati开始徒步上行，走一小段路，便在河边扎营，营地是一片已经收割的水稻田，“引水系统蛮像台湾以前的设施，用石块搭的，我种过（稻），我认得。”梁圣岳说。在台湾时，他的收入来源之一，便是四处替农民打工，除草、施肥、割稻，领取现金收入。
一开始，还看得见村庄和道路。只是尼泊尔地震的影响还在，沿路仍随处可见等待重建的房子，不少居民也仍处于灾民状态中，尚未完全复原。更常见的风景是森林。“尼泊尔跟台湾的森林当然不一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两片森林是一模一样的。就像两个地方闹鬼，不会是一模一样的鬼啊。”梁圣岳回忆起来，仍然头头是道。
在台湾，山友会将五颜六色的布条绑在树干上，沿途做记号，为自己、也为后来的登山者指引路线。梁圣岳不喜欢，他觉得“弄得好像圣诞树一样”，他通常一边走，一边砍草开路。不过这回在尼泊尔，猎刀上不了飞机，他和旅伴便选择了沿途堆叠石块，作为简单的记号。
两人沿着溪谷前行，在Fikuri村遇上了此行最丰盛的一顿午餐——热情的村民邀他们加入一场尼泊尔婚宴。举办喜事的家族杀了一头牛，煮成全牛大餐，卤、烤兼作凉拌，两人吃得撑。
“好怀念那场婚礼喔，尼泊尔人为什么不天天结婚？”梁圣岳回忆。这顿全牛大餐之后，就是连续五天的山路，两人只能自煮粮食，都是马铃薯、红萝卜、洋葱之类，最多加个煎香肠。
路况也不那么好了。公路断断续续，取而代之的是放羊的小径或田间小路。两人带着指南针，依赖不太靠谱的地图，或者沿途的村民指路，朝着目标方向找路前进。
“找路，就是靠着定位和地图，做出你自己的判断。”回忆一路上的“找路”过程，梁圣岳如是说，“在尼泊尔找路没那么困难，反正林相很好走，又不像台湾要一直砍草开路。通常都是看着指北针，去看这里跟远方的山的角度，判断现在自己在哪里。”
冬尽春来的季节，沿途时常会遇见冰雪。有天晚上，他们在两个村庄之间的溪谷地扎营。当天营地旁的溪水宽约两公尺多，表面结冰，因此不会涨水，保障了营地安全。但溪谷温度很低，邻近又只有箭竹，难以生火，两人一夜睡在结冰的溪水旁，只觉寒气逼人。
第一次遇雪，是在翻过一座山之后，遇上山北积雪，松软深厚，最深的地方到了大腿。花了大半天，两人才走回低于雪线的高度，回到路上。晚上在空羊舍旁边扎营，捡了羊舍烂掉的木板来生火，幸好，和溪谷边不同，这天火生得很旺。
只要扎营，梁圣岳几乎都会升火，“烤火才会暖。”他记得，“尼泊尔的树超好烧，都是干柴，不像台湾湿答答的，难怪那边都可以常常森林大火了。”他也有把握控制得恰到好处：“只要烧起来，我会尽力让它烧一整晚。我有办法让它不要熄灭。”
一路走走停停，经过村庄就买粮食补给，打卫星电话给家人报平安，找旅馆睡个好觉，运气好的话，还能泡个温泉，然后继续上路。就这样一直到3月6日，两人走到海拔1890公尺的Tipling，在遇雪受困之前，他们停留的最后一个村庄。
在Tipling，他们遇上了一个替村落修建步道的NGO，工作人员一边援建步道、一边不停在抽大麻。“他们说抽完大麻走山路很轻松，整个像用飘的，爬起山都比较快了。”当地的大麻夹杂在小麦田间，像杂草一样生长，“对他们来说，大麻是一种民俗药草。”梁圣岳回忆。两人没有使用大麻，但在玩耍嬉闹间，录了一段短片。
这条短片，成了之后长达40天的搜救中，救援队伍确认两人身分的重要依据。
3月9日，两人离开Tipling，预计通过Pansan Pass，前往目的地Somdang村。虽然前天半夜下了一场雨，但早上开始启程时，天气还不错。下午两点，两人顺利走到Mergang，一个当地人在夏日放牧的草场，就地扎营生火。
但这天生的火，第二天起床时便熄灭了。3月10日凌晨，第一场雪开始落下。
3.
我们那天就是回不了头了，因为雪真的他妈的大，雪深及腰。
大雪扰乱了他们的行程。面对飘落的雪花，梁圣岳一度思考是否要回头，但最后还是决定继续前行，走到Pansan Bhanjyang山口——听说此处有旅馆可以避雪。但抵达之后，两人才发现，旅馆大门深锁，找不到任何村民或经营者，他们只好住在一旁的驴舍里。
“原先以为会有旅舍，”梁圣岳说了一个冷笑话，“结果只有驴舍。”
这时再回头已经太迟，落雪已经开始转大，两人躲在空房子里扎营，雪仍不断地打到营帐上。距离房子十公尺外的雪地，有一些木材露头，梁圣岳决定动手去挖。他带着煮饭的锅子，刮开松雪，徒手挖出木柴，短短数十分钟，大雪几乎已经遮蔽了屋子的方向。
整个晚上，狂风暴雪发出巨响，窗户都歪了，风伴着雪穿过空房子打在他们身上，“我们讨论了一下，只想赶快下山，那边没有水、也没有更多的柴，所以没办法把雪烧成水，只有雪、雪跟雪。天黑就睡了，太冷了，冷吱吱。”半夜两人都醒来，太冷了，没有人爬出睡袋，也不特别说话，只能抱在一起取暖。
眼前两个选择：冲下Somdang村，必须再走4公里，撤退到Tipling村，要12公里。当天睡前，两人决定，第二天起床后，要冒雪冲下Somdang。
然而，第二天中午之后，再也没有出过太阳了。积雪已经深到大腿。平日简单的路在此时也变得凶险万分，能见度很低，眼睛睁不开，四肢冰冷，没有退路，只能一边骂干，一边前进。
“我们在其中一个路口走错了路。”梁圣岳回忆：“路上，经过一个牧羊人的房子后，我们选择了其中一条路往前走，走了30分钟左右，我就发现不太对了。但已经不能回头了。有一份地图写溪谷的下游有路，我们也想说不定可以走过去。但后来才发现，其实路没有连过去。”
下切溪谷造成的风险，梁圣岳明白。有时候，他会先卸下重装，先轻装下切溪谷看看是否“能下”，是否“能下”的重点，以“爬不爬得回来”为主。荒野中的路径，有时确实在溪谷，但有时下切太多，过了某个落差之后，登山者有可能无法爬回来，存在风险。
“我们那天就是回不了头了，因为雪真的他妈的大，雪深及腰。可能是真的有路，但雪太大了，雪太厚要上坡很累，都是新下的，很松，根本爬不上去。”及腰深雪让两人活像揹着重装在游泳池中移动，他们当下决定，先找个地方，想办法躲过这场大雪，再做打算。
他们走进了瀑布上游的那个洞穴。
4.
“There were too much snow and they could not find the trail.”
在整趟行程里，他们没有请向导。这在他们遇险、遇难、被救的第一时间便饱受批评，一连串在周边地区健行的旅程，被台湾舆论认定是“爬喜玛拉雅山没有请向导”的鲁莽行为。
但事实上，两人遇雪受困的区域，并非一般人印象中的喜玛拉雅山、圣母峰营地，而是海拔较低的蓝塘国家公园，一般而言难度不高，不需请向导也能自行往返。只是登山口离城市远、交通不便，属于冷门路线。
话虽如此，在出发前，梁圣岳仍考量过请当地向导。他曾在加德满都街上一间间询问，是否有人可以带着他们走过这块区域。他们从一开始就决定不去知名的EBC、ABC跟Langtang观光区，而是直接摊开地图，画给对方看，说“We want to go this way.”（我们想走这条路线）。但旅行社听到两人已经决定一条冷门路线，只是想请向导带路，大多数都会皱起眉头来，婉言拒绝。有些业者直接说可以，极力推荐他们一定要请向导，但问起来又一问三不知。
“如果向导有来，我们就会问天气、路况、当地商店，要准备哪些东西。有些向导支支吾吾，讲得很含糊。你问他天气，他就说ok啊。问他当地会不会下雪？雪线多高？他就说可以走啊，雪线多高，答不出来。有时候讲到某些地名，向导还会说他不知道。”梁圣岳回忆，“不管你问什么问题，到最后他们都会加一句，如果走不成，还是要付钱。”
“其实在尼泊尔街上买地图，两份地图的地名拼法不一样、路线也不一样，在这份地图上有些是主路，有些又不是了，应该都是错的。怀疑地图也不能怎么样，google根本看不到，卫星看不出步道，网路也很慢，尼泊尔网路很烂，根本上不了网。”梁圣岳说，“后来获救之后我在加德满都又买了一份那区的地图，哇，错更多。当地也没有天气预报。”
当时人在尼泊尔的林子毓，是第一个看到梁圣岳的台湾人。他与在尼泊尔当地创业的林念慈是好友，在寻找梁圣岳与刘宸君的过程中，他们不但转介当地搜救资源，也一路陪伴家属。在当地有向导经验的林子毓说，两人活动的区域在蓝塘国家公园旁边，虽然不是主要知名的健行路线，但并不是人迹罕至。
“村庄之间的距离算近，一般而言村庄之间步行不会超过六小时吧，也是村民日常使用的要道，只要不迷途，都不会太危险。”林子毓不认为向导是关键问题，“在附近健行失踪的案例一年只有一、两个，我听到他们失联，其实一开始还蛮惊讶的。”
曾有当地健行经验的林念慈则说，他们设定了报平安的时间，这习惯很好，也正是这习惯让家人可以及时察觉到他们遇险，早日启动搜救，不致于拖延过久。
尽管两人做了相当的准备，在好天气的状况下，遇险的可能并不大，但终难幸免。负责救援的Asia Trekking在粉丝页上回应网友询问时，这样回应两人出事的主因：雪势实在太大，导致两人无法辨认主要路径。（Because there were too much snow and they could not find the trail.）
5.
“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有一个人死了便吃掉另一个人活下去），万一哪天真的动念想把对方干掉怎么办？”
3月15日开始，梁圣岳开始意识到两人真的受困了。
大雪一直没有停，他获救之后才从本地人口中知道，这是场百年罕见的大雪。 到了晚上，世界一片黑暗，两人偶尔点亮头灯，但不敢点亮太久。直到最后一天，他们的头灯依然有电。
回看日记，从3月16日开始，梁圣岳的脚开始剧烈疼痛，疼痛从骨头里透出来，让他双脚无力，只能与旅伴肩并肩坐着，或躺在睡垫上休息。洞穴里的寒气逼人，睡垫没办法抵御，一天睡不了三小时，晚上也无法入眠，时醒时睡，这天，他只吃了两、三颗马铃薯充饥。
脚痛的感受很强烈，梁圣岳讲起来却有种奇异的平淡：“痛到我不想活了。所以想试着自杀，就烧炭烧烧看。我也不会想积极地寻死，但如果它来了，也没有差。”两人把自己包在帐篷里，开始烧登山杖，烧了一下，帐内开始温暖起来，“烧久了以后，开始觉得好臭喔，就掀开帐棚一角通风，这时候都快要笑出来了。”
一笑之间，“烧炭”成了“生火”，既然生火了，两人决定煮泡面吃。“吃完以后，脚就没这么痛了。泡面超好吃的，幸福的滋味。”梁圣岳淡淡地说。
3月18日，仅存的马铃薯在这天吃完，两人开始吃生米，啃当地人自己做的起司。
对于安排食物，梁圣岳自有一套逻辑：“食物不可以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最好是分散在各处，不然集中在一处，马上就吃完了。就随手放在各处，每天要吃的时候就找，有点像寻宝，找到就吃。我从来没去计算还剩下多少食物、一天要吃多少食物，顺其自然嘛，船到桥头自然直，尽量省吃俭用就好了。”
这样的做法，偶尔能带来一些惊喜。有一天，两人在背包深处找到一袋饼干，非常开心，“干，马上就打开来吃，很快就吃光了。”
到了3月20日，积雪开始融化，太阳照耀的时间越来越长，但两人此时的体力已经因为减少进食而衰弱，“只能走到洞穴外头，已经不可能往上走了。”
一开始，两人以为尼泊尔的搜救队很厉害，应该很快就会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当天过来的时候，他的东西没绑好，睡袋跟拖鞋沿路掉，我觉得这应该可以变成搜救线索，可能会被找到。”梁圣岳说。这些线索落空了。为了吸引空中救援的注意，他们又用仅剩的力气，把穿不到的、颜色鲜艳的衣物丢到洞穴外面，试图给可能到来的直升机标示出自己的位置。
再过两天，连走出洞穴外的力气也没有了。
这几日的菜单，多半都是面条、生米的循环。虽然难免想念起司的美味，但他们再也没有吃起司配餐，“想说先收着，这样被发现的时候可以开来吃，庆祝一下。”
3月24日，原本持续放晴的天光，突然又响起雷声，短暂地下了一场暴雪。两人栖身的洞穴出口就此被雪封住。“（雪崩封住洞口）也没有打击到我什么，信心在一开始就被打击过了。起码这样洞穴变得比较温暖，不然风吹进来很冷。就继续在里面，吃面条。”梁圣岳回忆。
之后的日子，再也没有下雪，一路天晴。封住洞口的雪慢慢融化了。他们在25日这一天打开汽化炉煮面。受困的日子里，梁圣岳并不常开汽化炉煮食，“因为燃料有限，我有刻意保存汽化炉的燃料，一直到被发现那天，还剩一点点，刻意保存一点燃料，除了煮东西吃，也可以取暖。”这一天的面条里，他加入一包泡面调味料，配上面条本身的咸味，“好好吃啊！”
3月26日开始，两人的食物清单中开始出现“面粉泡水”，“变得像面糊一样吃下去，其实还不错，面粉有甜甜的感觉，也是一种幸福的滋味。”
及至四月，连挡住洞口的雪都融化了。洞穴口朝向东边，看得到日出，看得见外面的光，然后慢慢看得到森林，一些针叶的树种，还看得到远方的山与小溪。刚进入洞穴的时候，洞口尚未完全被封住，夜晚仍可以看到月光，“初一、十五可以算得清楚，每天就这样看着太阳与月亮的变化，算日子，后来也不太看了，算不清楚。”
食物吃完之后，两人开始吃油配盐巴。4月10日，最后一点沙拉油也喝完了。脱困之后，医生才告诉他，如果是在受困、准备长期抗战的情形下，食用油要早点喝比较好，对胃肠有利。梁圣岳说，“一开始没喝，因为油很难喝，我们就是想先吃好吃的。”
最后几天，梁圣岳还曾经拿瑞士刀来刮手臂上的角质吃，放在嘴巴里面咀嚼，有些咸味，“也是一种矿物质。”
雪不再下，天气开始回暖，两人渐渐已经不用靠在一起取暖了。死亡，难免成为慢慢浮现的话题。
在绝望的时间里，两人难免提起，如果一个人死了，是否要吃掉另一个人活下去。这时候，梁圣岳往往劝对方不要想“这些有的没的”，也不要写遗书，“受困的时候不要一直讨论这件事……万一哪一天，（其中一个人）动念想把对方干掉怎么办？……不如一起多想吃喝玩乐的事情。想想回去要去哪里吃小吃，讨论一下就会觉得饱了。”
灰暗的话题最后变成了台湾美食地图。两人还约定，回去之后还要继续在台湾爬山。希望一直都在。但，当初留下来、说好要获救时庆功用的起司，因为两人太饿，在四月便被吃掉了。
（二）进山
上了山，生起火，猴子一样的梁圣岳会突然安静下来。
山难已过去半年，半年间我以记者的身份与他采访，很少遇见“安静”的时刻。每每说到正题，他或以聒噪与搞笑来岔开，或以“忘了”、“就是这样”或“也没在想什么”回答提问，有次甚至拿出鼓棒，问“欸我可以练习下午练团要打的歌吗？我都还没练。”然后我们真就在震天价响的音乐声中访问了一个多钟头，他边拿鼓棒敲打身边的家具练歌，边在间歇中回忆往事。
我猜想，回顾在尼泊尔的生死47天，总难免让他有些不自在——尽管他本人从不承认。我们前后更换了很多次采访空间，从大学研究室、图书馆、朋友的租屋处，到他在新竹的家中，他的心情逐渐放松，采访也渐入佳境。但总有些什么，是隔在我这个听者，和他这个讲述者之间的。
不只是生死。那是什么呢？梁的朋友L突然说：“梁圣岳上山后，好像会变得不太一样。”
是了，是山。自尼泊尔归来之后，梁圣岳仍然持续去爬山，究竟“山”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是什么吸引着他一次又一次前往？那个在山里的他，和平时有什么不一样？在平地的采访中，他很少解释尼泊尔之行的环境细节：为什么会选择这里？是什么样的情形才会选错了道路？下切溪谷是什么样，才会有去无回？……他简单一句“（山上）就是这样”便带过。
山，究竟是什么样？为了搞清楚这问题，在2017年入秋的一天，我跟梁圣岳和队友上了山。
1.
“这是我的梦幻路线。”“为什么？”“因为没来过啊！”
跟梁圣岳上山的那天，是个晴朗好天气。三天两夜的行程，走台湾西北方的大霸山北棱线。沿途林木蓊郁，少见天日，植被丰富，常有野生动物出没，也是周围部落的传统猎场。
唯一令我不安的是，这条路线已经六年没有登山记录。台湾每年都有频繁的地震、台风、暴雨会改变山岳面貌，没有近年的行程记录，意味着我们的旅程必须面对许多未知的情节：原来平坦的步道可能出现巨木阻路，或早已形成难以通过的崩壁地形，大大增加风险。
但这是梁圣岳喜欢的路线类型，这也正是他在尼泊尔选择的健行方式：选择到一般游客少去的路线健行，一路上凭着多份地图与指南针找路。“找路，就是靠着图的定位、加上你自己的判断，走出一条路，不一定会跟着路标跟路条走。”他说。
这样“找”出来的路线，未必直达目的地。半年前在尼泊尔，两人失踪消息传出后，有位曾到当地健行的网友Atima如此评价他们的行程：“这路线很绕啊……有点像说要去高雄，然后桃园新竹台中台南（意指走过台湾西部沿海每个县市）一路玩下去，中间还绕去南投（往岛屿中央山地行进）这种感觉。”雪灾之后，不但旅伴过世，他自己也差点赔上性命。不过在半年后，他又重新回到山里。
“这里就是我的梦幻路线。”在台湾一起登山的路上，他说。
“为什么？”我气喘吁吁地问。
“因为没来过啊！”他一副“你在说什么废话”的样子。
跟他进山，让我明白他所说的“找路”意味着什么：有一条理想路径，但每到一个分岔点，都要根据现状重新决定，可能你一直被迫偏离理想路径，又一直在陌生环境中回到它。这其中，风险、艰难如影随形，控制它们，靠的则是面对山的专业。
梁圣岳不只一次嘲笑我花三千元买专业登山鞋的行为，“穿雨鞋就好了，我这只要三百。”但身上穿的外套，毫不马虎，仍然是知名品牌。这是他的一贯风格，该花的钱便花，不该花的钱便不用花，他一向维持这样实事求是的原则。
出发前，他发给我一张等高线地图，用透明胶带做好防水措施，画上这次的路线。他一一检查我背包里的装备，“高装检。”（台湾军中用语，高级装备检查）多余的毛巾、杯子、衣服都被他要求拿出来，减轻背包重量，“什么都不重要，保暖最重要。”他教我：“行进的时候也不用穿太多，你流汗流太多，一吹风又冷到，刚刚好就可以了，停下来的时候保暖，比较重要。”
保暖是他最重视的事，这也是他在尼泊尔山难中得以生还的重要原因之一。与此一体两面的活动是生火。他不只晚上在营地生火，中午停下来吃午餐也生火，捡来干燥的柴薪，不够的就让队友去砍。交锯子给我的时候，他说了一句玩笑话，“我们来看看平地人怎么砍柴。”仿佛“山上的人”是与他更亲近的一种身分认同。
木材捡来之后，他会顺着柴薪的天然大小，排列成留有空隙的井字状，点燃一些易燃的废纸，放在底部，扇风留火。有时火星能顺利移转到木材上，有时不免熄灭，冒出大量浓烟，他便再试，直到成功为止。待在火堆旁，平常躁动如猴子的他可以沉默很久。
在山里的梁圣岳，的确和在平地很不一样。玩笑话变少了，人变得沉默，关键时刻可靠专业，在队友之间，他无疑是领着大家找路的那一位。
走在平缓的腰绕路上，路往往仅有一个脚掌宽，右边山壁充满湿滑青苔与矮树，左边直落断崖，我沿途心惊，而梁圣岳如履平地。每到一个岔路口，他会停下来用指南针与地图找路，再决定前行方向。偶有路基流失，他会回头提醒我：“这边要小心，你要踩这里，不要踩那里，对。”大多数时候，他不特别说什么话，只是挥动腰刀，砍草开路，“留下我们来过的痕迹，虽然大概过一个礼拜就消失了。”
行程之外，他还心心念念要“寻熊”——这次的入山路线，据说常有台湾黑熊出没。台湾黑熊是本地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之一，身躯极为强壮，体长可达一人高、最重可达200公斤，胸口会有一片V字型花纹。近年来，由于土地开发带来的栖地破坏，黑熊已成濒危物种，罕能遇见。
但他想与熊相遇的盼望贯穿整趟旅程，看见壳斗科植物果实，他便说这是熊的食物；遇上稍大的动物脚印，他便说这可能是熊；夜半在深山中，有动物高声鸣叫，我警醒坐起，他高兴大叫：“是熊！”被旅伴忍不住喝斥：“屁啦！是山羌！”他仍锲而不舍地开玩笑：“熊啦！”
如果可以，他大概比较喜欢住在山里。就像多年前的一篇网志中他写，希望自己“像山羊一样行走峭壁，像猴子一样勾着枝干前进，像山猪一样奔跑。”
2.
我一直都有心理准备，不管他做什么，我都要有心理准备。
梁圣岳对野外的兴趣与爸妈如出一辙。从小学开始，爸妈就会带他去露营，从森林到海滩。一样爱生火：“我爸会生火，煮拉面给我们吃。”也一样爱找路：他们家扎营的地方，常是全台湾游客罕至的地方，还遇上过巡逻队。
他的人生仿佛也感染了“找路”的习气。高中念到三年级，同侪都已开始准备大学联考，他就决定休学了。没有给出“反抗权威”或“家庭矛盾”这种大话，休学之后，他只是跑去了中国骑单车。因为“不喜欢搭飞机，比较喜欢搭船，厦门又近，搭船一下就到了。”
台湾在解严前，曾有一位“拒绝联考的小子”，当时就读建中的吴祥辉，决定不考大学，作为对体制的质疑与反抗，还将心路历程写成同名书借，在当时仍保守的台湾社会中引起震撼，名噪一时。30年过去，台湾的大学录取率几乎百分之百，多元教育的想象集中在“该怎么上大学”，而不是“要不要上大学”。因此，梁圣岳的选择即便到了社会多元化的今天，也显得十分罕见。
这种带有二十一世纪废青风格的“拒绝联考”方式，令老一辈人十分摸不着头绪。梁圣岳的父亲梁添进，也曾经十分烦恼，但最终面对的方式，却是选择接受。
梁添进，从事保险相关行业。梁家住在新竹北部，是台湾第一个“科学园区”的发源地。这是自1970年代开始，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的高科技集中区。也是根据2017年的最新数据，是全台湾平均收入最高的地方，却存在贫富差距。“你经过的是全台湾最有钱的社区，但不是我们家，我们家没什么钱。”骑着破烂摩托车载我回家时，梁圣岳如此评价。
梁添进自述，自己其实是个传统的男人，“好不容易有个儿子，你说没有寄予厚望那是骗人的。”他记得有一次，梁圣岳回来告诉他，在学校参加了棒球队，他很高兴，告诉儿子，“我们打棒球要有自信，就是要臭屁，打不赢他没关系，还是要比他臭屁。”
后来梁圣岳考进新竹高中，也算是当地名校。在学期间，他创立“土地社”，赶上当时的运动浪潮，各大抗议场合都看得见他，“科学园区”这四字，逐渐从台湾产业的金字招牌，成为农民抗议的对象。但在大学生、甚至是成年人主导的社运场合里，他有时也只是在旁边跟着。他自己就回忆，“华隆罢工的时候，人家在罢工，我们还在后面玩。”
而梁添进，则免不了每年问一问，“你将来（大学）要念哪里？”
“他先说想念清大人社。高一下学期又说，可不可以只念国立就好，到了高二，问我如果只考上私立，我会觉得怎么样？高二下学期，他跟我说他不念书了。”
“高三大概过年前，我发现他有包裹来，本来他的包裹我也不会拆，因为他多半就是买书，有一天他拆开来，我发现，怎么那么多地图啊？而且都是中国大陆的？有一天问他，你为什么买那么多大陆地图？结果他回答我着实吓了一跳，他说：我要去大陆骑脚踏车。我说：……蛤？！”
梁添进是到那一刻才知道儿子打定主意要休学。回忆起来，这段对话仍令他毫无头绪：
“你不用念书吗？”
“我要休学。”
“蛤！你要休学，你没有跟我讲，你要去大陆，你也没跟我讲，你还没满18岁耶！你喜欢骑脚踏车，好，去大陆，好。但你还没满18岁耶，你做决定都要我同意耶！你不怕我对你说『不』吗？”
“结果他回我说，你说不要，那就不要去啊。意思是说，那就等我满十八我就自己去啊。”梁添进回忆。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快要抓狂了，但抓狂也无济于事。他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禁止儿子去，他给梁圣岳的要求是：写一份出行的企划书。
梁圣岳写了。“就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样？对，准确来说，就是随便写一份……”梁添进说，“我看完以后也不知道怎么讲，我一直在想说，是要阻止他还不要阻止他？阻止他，他以后会不会恨我？我应该给他恨吗？”
“我只能尽量帮他准备，所有证件都是他自己处理，他要去的是冬天，我就帮他买了两件保暖衣，一件羽绒衣给他带去，什么护肤霜、护唇膏我就尽量帮他买，我跟他说你缺什么你告诉我我买给你，其他都他自己准备啦。最后就是我陪他去台中港，他前一天就去，我去台中港等他，我再买午餐给他吃，我差一点就流下眼泪了，这样目送他出海关。”梁添进说。
“其实我什么想法都没有，我一直都有心理准备，不管他做什么，我都要有心理准备。”
3.
旅行移动跟目的地一样重要，没有那个重要，也没有哪个不重要。
那是梁圣岳的第一次中国单车行。2014年，台湾社会正爆发占领立法院的三一八学运，他已经启程出门，还上了苹果日报，报导标题是《单车横跨大陆 他18岁壮游7700公里》。没有记者拍到他在中国骑车的样子，便引用了一张他单车环台的照片，裸着上身、穿着拖鞋，把全身家当放在一台拖车上拉着前进，头上倒是老实地戴了单车安全帽。
这一次中国行，从厦门一直走到了四川、西藏、新疆。他在脸书上留下日记：“告别那个浮躁、混乱但又迷人的国度，怀念路上不绝于耳的喇叭声，和从车牌分辨每个地方驾驶的个性……感谢地沟油太营养害我肥了超过十公斤，然后各种消失和拆除在这片土地发生，下次再去应该又是另一个国度了。或许我会认不得路，找不到在英吾斯塘乡让我住的维族大叔，喀什的古城也砌上了水泥墙，然后草原的藏族也不再牧羊。就只能当个骑车进县城找工作农民工或是出城市找自然的屌丝，然后旅行再也找不到意义，因为都是假的，因为你看到的都是为了给你看到而存在的。”
时隔3年，经过了兵役、做农事、打零工赚钱，和零零碎碎的贫穷旅行，他又一次规划了中国单车行。这一次，仍旧从厦门出发，一路骑到云南西双版纳，进入寮国，转泰国，经过马来西亚回到台湾。接上旅伴刘宸君，再出发经过印度到加德满都，展开旅程的第二段，尼泊尔山区行。
整趟旅行从2016年9月18日开始，一直到2017年3月11日被困尼泊尔洞穴，整整47天之后，4月26日获救。他和中途加入的旅伴，终究没有一起走完全程。
事隔半年，梁圣岳以缓慢的节奏，讲起了这段行程的前半段：
骑单车的行程，我平均一天可以骑一百公里左右，路线大概总共长三、四千公里。
在中国骑车就要听万能青年旅店，那时候万青最多了，听李志啊、周云蓬啊，不然要听谁？汪峰？谁听那种东西喔。还会听唐朝啊，梦回唐朝，黑豹也听，听得不多，听崔健啊。
台湾乐团，我就听劝世宝贝、伤心欲绝，五条人，啊五条人不是台湾团。伍佰、侯孝贤、陈明章、图腾、巨大的轰鸣、巴奈、拍谢少年、林强、林生祥、桑布伊、漂流出口、玖壹壹、甜梅号、胡德夫、茄子、草东没有派对、血肉果汁机、农武、阿飞西雅、青春大卫、非人物种、黄克林、黄连煜、陈升、黄玮杰，大概就听这些吧。
五月天很鸟，试都不想试。
我都把手机打开就随便放音乐，骑车不听，要看路，停下来才听，在旅馆听。不喜欢带耳机，直接放出来。扎营的时候也放。
我不会特别排今天要住宿在哪里，也无法预测，看下午两、三点到哪里，就可以知道今天会到哪里。过了贵州、云南我就扎营了，到那边比较好扎营，两三天才住一次旅馆。
2014年，乌鲁木齐爆炸案的时候，我刚好在那边，跟来视察的习近平擦肩而过。当时路上的口号都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还有全程都在反腐反贪。这次再去，感觉中国每个城市长得越来越像了，网路越来越普遍，但买电话卡都是实名制，我就没有办了。有WIFI的地方我就去接WIFI用，接上了就跟家里还有刘宸君报平安啊。
我都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抓（行程），跟原本的计划大概都会差三、五成吧，发现哪一条小路车更少，就往那边去。
我住的都是小镇，不住大城市，在小镇上就不用花力气做决定，很少旅馆可以选。一路吃快餐，白饭可以吃到饱，可以吃得很多。
我不买水，我都自带滤水器，够环保吧。
就是一直骑，不会停下来。沿途不会爱上什么地方吗？也是会啦。但爱上是爱上，留下是留下。因为留恋一个地方就走不掉，这样很可怜吧。旅行移动跟目的地一样重要，没有那个重要，也没有哪个不重要。
在昆明停了三天，在大城市要停下来好好补给，因为即将离开中国了。脚踏车内外胎一次准备五到十条在身上，半路上也有在淘宝上买，送到我即将要去的青年旅舍去。
我还有去凯里，对，就是因为《路边野餐》所以去的。去了觉得凯里也没什么，就是一个城市，城里很热闹，我在那边留了两天。
接下来，从滇池、玉溪，骑上西双版纳。然后沿着澜沧江骑，接上213公路，就可以把脚踏车骑上高速公路，只有双线道，没有分隔岛，因为在修路，路很烂，都是泥巴。感觉不到澜沧江的美，因为一直都在下雨，我骑得很赌烂。
在这段我摔了一次车，是整路唯一一次摔车。那天已经骑了130几公里，又是山路，骑到隧道里，天快黑了，看不到、又下坡，遇到一个大窟窿就摔下去了。受了一点皮肉伤，就去路边修路工人的工寮，问说可不可以借冲水、就地扎营？工人就邀请我进去跟他们一起睡，跟他们两三个人挤一张通铺。工人都是当地的少数民族，哈尼族、傣族都有。
213公路一直骑，到寮国境内变成13号公路，就比较爽了，车子开始没有中国那么多。寮国第一站琅南塔，再到芒新，在丛林里扎营，遇到一堆云南人，都在说中文。
在河边遇到猎人，不知道他在猎什么，也没跟他去打猎，语言没有办法沟通。
从青孔沿着湄公河经过金三角，通过泰缅边境的口岸大其力，再一路到美思乐，美思乐可以通中文。从美思乐出发，去热水塘新村找朋友。那边是一个泰缅孤军村，有间华文学校“一新中学”，小孩白天上泰国的课程，晚上要上华文课，都还是认同自己是华人。
到了热水塘新村就可以去旁边的大谷地，因为赵德胤，一定要去大谷地。大谷地是赵德胤《穷人、榴梿、麻药、偷渡客》的场景，不过这部片我其实没有看过。
赵德胤的电影我蛮喜欢的，但我只看过那个《冰毒》，最后那个牛好可怜，被杀掉了。
在大谷地，我还有越境过到缅甸一下下，被守卫队的人劝回来。他带着一把步枪走向我，“付钱，不然就回头。”我没有要付钱，所以我就回头了。
离开热水塘，继续往南骑，绕过清迈市区，一路骑在丛林里面。事实上，离开贵州以后就一路在丛林里面骑了，那些地方还是有一些观光客，不过没有太被观光客污染，住的都是原住民。
嗯？有什么好笑的？观光客不是一种污染吗？
我在夜丰颂停了一天，蛮美的泰北小镇，有茂密的热带雨林，还有少数民族。我不追求off-road，但在夜丰颂有骑一小段off-road，骑单车溯溪。我有上传一张到脸书，我很少上传到脸书，因为那段溯溪实在太干了，超干，开始思考我为什么会骑到这边。路就在溪底，离开溪以后还出现一大段陡上陡下，太刺激了。
从迈萨良开始，就进入105号公路。大概骑了五天吧，公路的终点最后在美索，也是泰缅边境，有好几个难民营，我没有办法进去。离开美索就沿着乡间小路骑一路到北碧，电影《桂河大桥》的那个北碧。过了北碧以后，就开始沿着泰国湾海岸线骑，一路往南，每天骑车看海。
我在泰国都睡庙里面，传统佛寺，只要走进去，跟和尚说“三碗猪脚”，比出一个睡觉的姿势，就可以进去睡觉了。和尚英文不太通，但他们知道你要睡觉，就会让你扎营。他们有的很好，会拿托钵里面没吃完的东西给我；有的和尚怪怪的，明明他们庙里规定过午不食，但要是和尚看到我在煮泡面加青菜跟肉，会忍不住跑来跟我要东西吃。他这样有点酒肉和尚的感觉，对吧？
还有一次，要投宿庙里，他们请我先去拜刚过世的师父，师父躺在玻璃棺材里，我乖乖地拜了，拜完就住在那边。还有遇到泰皇过世，有些居民徒步一两千公里去曼谷瞻仰他，也是跟我一样住在庙里，他们甚至没有扎营，一条毯子、一套衣服，就上路了。
我骑单车走北大年府，进吉兰丹。北大年府有很多穆斯林，还有南方独立运动，常常发生爆炸案，到那边已经不能住庙了，因为庙也怕自己被攻击，婉拒我睡那里，我只好去国小扎营；在国小扎营到一半，就有人来跟我说，为了安全，要把我带到警察局睡，为了安全。在北大年府只停一天，不敢停太久，之后去了耶拉府跟陶公府，合起来是泰南三府，前后一共待了三天。
从吉兰丹就开始坐车了，因为一直下雨，路上已经淹水了，最后停在吉隆坡。到12月底，我先回台湾再飞印度。脚踏车一直丢在马来西亚，丢了八、九天，后来我又飞回吉隆坡，把车领出来，等宸君跟我一起上飞机，飞到印度，一路玩，玩到尼泊尔，在加德满都准备上山。
4.
登山我幸，殉山我命。
三天两夜的登山行程很快结束了。从台湾大霸山北棱线下山不到两个月，梁圣岳告诉我，他又要去山里。
这一次，又出了意外。
2018年的大年初一，梁圣岳与其他六名队友由花莲进入日治时期的八通关古道，队友王至诚摔落山谷，当地山势受溪水切割，落差超过100公尺。事发后一个小时，梁圣岳用妈妈在尼泊尔山难后给他买的卫星电话，拨打给山下的留守队员，告知王至诚摔落的消息，请求支援。23岁的王至诚被寻获时，已经不幸身亡。
我没有再像之前一样追着他问“为什么”。
登山本身即有风险，与他爬过山后，我明白，即便在观念、技术、体力、装备具全的情形下，意外仍有可能发生。每次平安自山中归来，都像是一种运气与命数。八通关山难之后，一位参与救援王至诚的资深山友，在脸书上写了一句：“登山我幸，殉山我命。”看到之后，我问梁圣岳，是不是每个登山的人都已经做好这样的准备？“是啊”，他表情看来有些困惑，补充了一句：“应该都是吧。”
他是如此，或许刘宸君也是如此。
（三）重生
梁添进是在2017年3月12日接到刘宸君妈妈的电话。按原计划，早应该打电话回家报平安的宸君没有消息。梁添进安慰她，说也许两人路上状况多，慢个一两天还能接受。
但他自己也有点坐不住了。按照时间表，梁圣岳也应该在3月10日到12日之间联络家里才对。等到14日，他着急了，一个电话打到了台湾外交部：如果小孩在尼泊尔失联，我该找谁联络？
那一天，正是梁圣岳和刘宸君最后一次决定冲出洞穴失败。此后，他们都没有体力再离开洞穴，只得原地停留，等待救援。
1.
“每天讨论到最后，往往就是一句I’m sorry。”
台湾与尼泊尔没有邦交，在当地也没有办事处，由印度代表处与梁、刘两家人接洽。“大雪封山，无法搜救，连卫星电话也没有信号。”这是印度代表处打听后回报的信息。
家人急了。刘妈妈回拨了失联之前，宸君曾打回家报平安的电话，过了两三天才接通。那是一个旅馆，工作人员说见到过两人，但早就不知道两人的去向。梁爸爸连络上罗苡珊，原订要在3月22日加入两人行程的第三位伙伴。罗苡珊辗转连络上在尼泊尔创业的台湾人林念慈，林念慈再找上有当地向导经验的林子毓，但在一开始，两人同样没有头绪：山上大雪，卫星电话也打不通。
“我那时候想说，deadline应该是22号，因为他们跟苡珊约定那时候要会合。如果还没出现，那我们家属就真的必须过去了。”梁添进回忆。
3月25日，梁添进与刘宸君妈妈抵达加德满都。台湾外交部协助约上了当地旅行社，开始第一波的搜救工作。摊开地图，拿出两人回传给家人的健行路线，旅行社先派人沿着路线搜寻，但说必须等雪融后才能上山搜救。对于这个建议，家属无法接受，旅行社便转而提议，不如让家属坐直升机上山，在几个邻近的村庄放人下去，定点搜救，若没有找到人，再移动往下一个定点。
这时，两人失踪的讯息也传到了台湾，在脸书上引起越来越多关注。
3月26日，有位陌生网友留言，建议他们找尼泊尔当地的Asian Trekking公司协助。两边的家人立即行动，最终，组成了一支搜救队伍：Asian trekking出四人、旅行社出四人、当地村民两位，一共有十人的队伍，一同进山搜寻。
对于搜救队来说，梁圣岳和刘宸君的消息如山中野径般忽隐忽现，一下有居民说“好像看过”、又有旅馆回报两人曾经住过，但到底人在何方，无人知晓。
在尼泊尔创业、较熟悉当地状况的林念慈，会抽空陪家属到Asian Trekking办公室开会，帮他们翻译、看地图、确定当前进度。“我们知道，无论是他们或家属，应该都会觉得蛮孤立无援的。台湾人在国外就是凡事要靠自己、靠彼此，有时候，会觉得自己蛮像无国籍人士的。”
林念慈回忆那些天：“每次讨论到最后，往往就是一句I’m sorry。那时候台湾很多热心的人帮忙求神问卜，求了二、三十个神，每个都说还活着，藏医也问过、算过，说还活着，做了些祈福仪式。这对家属来说，真的很煎熬。”“除了神明说活着，一切的讯息都很模糊，像大海捞针。”
2.
没食物吃了以后，我们好像还有放Bob Dylan。
3月28日，在洞穴里的梁圣岳听见了直升机经过的引擎声。他有猜到是搜救队伍在找他们。但当时，洞穴入口仍被雪封住，他没办法再像上次一样，出去挥舞颜色鲜艳的衣物。
“他们在空中应该只看得到地上一片白，看不出溪谷，更不要说洞穴。”梁圣岳说。
这一天，搜救队伍直升机的确一度飞过洞穴上空，但一无所获。接下来，直升机再也没有重回这片区域。
同一天，梁圣岳和刘宸君开始吃面糊，偶尔加一点盐巴。面糊的存量随着四月的来临见底，肚子再感到饿时，梁圣岳开始喝一些油。“装在瓶子里面，打开直接对嘴灌，量大概是一茶匙，很难喝，咕噜一下就吞下去。”
梁圣岳获救之后，医师曾经估算，两人所带的粮食，其实只够他们食用三天，但一直到4月2日，也就是受困的第23天，他们的食物才开始吃完。一开始先吃马铃薯，再来是饼干、面条、生嚼米粒、最后是面粉泡水。
所有食物吃完之后，两人开始吃油配盐巴。先喝油，再沾一点盐巴，一起吃下去，配盐巴可以让油好吃一点，比较没有油耗味，一天可以吃两、三次。如果需要单吃盐巴，就只能用手指头伸进袋子里沾一下吃，以免过咸。“盐巴没有热量，但可以补充一些矿物质。”梁圣岳说，“但盐巴实在太不好吃了，是从泰国带来的，一公斤才十元台币的，好苦。”
漫长的等待时间里，刘宸君时常书写，留下超过千字的笔记。而梁圣岳是不爱说话的那一个，也不爱想问题：他不怀疑自己会获救、也不特别觉得自己会获救，就安静等待、发呆，“反正人生就是不断发呆。”
两人曾经约定白天不说话、日落后再说，以免消耗体力，后来也取消了，发现白天不说话，晚上还说更多。偶尔遇到话题里浮现阴影，梁圣岳就会带头讨论台湾小吃。为了维持手机电力，他们没办法维持每天晚上在营地听歌的习惯，“但一个礼拜可以听一、两次吧，没食物吃了以后，我们好像还有放Bob Dylan，也有放桑布依跟巴奈。”
到了4月10日，最后一点的食用油也喝完了，只剩盐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洞穴里就有干净的水源，且在两人转身就可以伸手接水的地方，“缺点是水好冰，冷吱吱。”梁圣岳说，“没东西吃是越来越饿，但也已经快要没有饿的感觉，胃不会痛、头也不会晕，就是没力气。只要不失温、有水，基本上一时还死不了。”
3.
我许愿，如果找到他，我就要吃素一辈子。结果下午就找到他了。不由得你不信，对吗？
两人在洞穴内艰难支撑时，洞穴外的家长们，也度过了生命中艰难的四十多天。
后来与梁添进的采访中，他口述了自己所经历的搜救过程：
其实在搜救过程，浪费了很多时间，有很多很瞎的事情。譬如说，27号早上七点，旅行社就载我到机场坐直升机，结果直升机公司问题一大堆，一下说没有油、一下怎样，一直等到将近一点，直升机才起飞，载我们到一个叫Somdang的村子。
傻眼的是，到Somdang之后，直升机就飞走了。
所有搜救人员还在Somdang的村子里，直升机就回去了。我就问说，我们还要移动啊，不是说要一个点找完再去下个点，直升机怎么就回去了？用卫星电话连络了半天，好，就说要派直升机回头过来，等到下午五、六点，说云层太厚，直升机没办法降落，所以隔天早上再来接我。
所有搜救人员都在Somdang过了一晚，就这样浪费掉一天。
好吧，那我就问他，隔天早上几点来？对方说八点，结果等到十一点才来，直升机还找不到村子，要求我们升狼烟定位。来了以后，直升机先把八个搜救队员载到Pansan Pass，让他们在地面分头去找，让我在上空看，但找不到半小时，就说直升机没油了，要回来了。
这是第一趟搜救，很多让人很无言的事情。接下来，我们每天就是听回报：没消息、没消息、很抱歉、很遗憾，到最后都已经不想听到这些话了。直到4月10号，我们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但都没有发现。只有打听到他们3月8日曾经在一个点露营，那边有人见到过，但其他地方都一无所获。
其实Asian trekking已经觉得没有希望了，再找都找遗体而已了，一样也是要等雪融了才能再找。这是第一阶段的搜救，大概到4月13日左右为止。
接下来，我就在台湾等消息。其实我坐直升机上去，看到那个大雪封山的景象，我心里就凉了一半了，就认为机会不大了，在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
大概到了4月19日，Asian trekking来了一封信，说雪融了，准备再组一支搜救队出发去找。他们问我，对整个行程有没有意见？我对路线看一看，也觉得还好，我唯一要求的是，可不可以尽快出发？——因为按照他们原订的计划，25号才出发。他们说好，21日就出发。
他们说，21日出发的这一趟搜救任务为期十天，十天结束之后，就等于宣告搜救就完全结束了。完全结束。我们每天就是等，大约傍晚六、七点的时候，就会收到mail，大概都是“我们很抱歉，今天没有任何新的消息”，看了几天以后我就觉得，不抱任何希望，觉得或许，可能，真的只能找到遗体而已。
连续几天，没有消息，一直到4月26日。那天大概下午三点多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好在练乐器，我心里没有想什么了。其实，圣岳失踪的这一段时间里面，我心情没有很大的起伏。因为他平常就很少在家，所以我已经很习惯他不在身边。只是想起来，心里会很难过，搞不好我一个儿子就这么不见了。
26号下午三点多，我手机突然叮一声，是讯息的声音。我想现在不可能有任何人找我，一定是（搜救）有消息了才叮我。一看，是念慈的讯息，我想，一定是找到了，念慈只写说，爸爸，请收mail。我心里想着，我不想看到任何一个人走了的消息，一边把mail打开。我英文不是很好，但意思我大概还懂，看着看着，我就看到圣岳被找到了，而且还活着，我很高兴，心里的石头已经放下一半了，可是当我看到接下去，看到一个unfortunetly，就知道不妙。
信件后来的内容，你们都已经知道了。
……On 26th April, while searching in the Pangsung area the Asian Trekking search and rescue team noticed vultures flying over a deep ravine near Nachet Kharka and rushed there to investigate. While descending down towards the ravine through the forest, they spotted red cloth in a cave under a waterfall located an altitude of around 3600m.
（4月26日，在Pangsung区域附近搜救的Asian Trekking团队，注意到有秃鹰在Nachet Kharka附近的深谷徘徊，赶紧上前去查看。穿过树丛，下降到溪谷时，他们看到一件红色外套落在一处瀑布下方的溪谷中，此处的海拔大约3600公尺）
The location was not easily accessible so they had to climb down with the help of dry tree trunk. At around 11:45 they spotted the missing couple laying inside the cave. Hearing the men talking Liang Sheng Yueh slowly moved and greeted them. With great sorrow he pointed to Ms. Liu Chen Chun and told the team she was no longer alive.
（这处地点不太容易抵达，搜救队伍必须借助干树枝才能下攀。11点45分左右，他们看见那对失踪的旅人躺在洞穴内。搜救队听着那位男性旅客说自己是梁圣岳，缓慢地移动着、并向他们打招呼。令人难过的是，他告诉搜救队，刘宸君已经过世。）
As per Liang the two of them were trapped in that place from 11th March when they tried to descend in the hopes of finding a settlement near the river down valley. While descending they slipped down on the snow and were trapped as they were unable to climb back up and out, nor climb down to due the steep cliffs on all sides. For 4-5 days they ate the food they carried with them and they managed to survive only on water and salt until they were discovered by the search team. Mr. Liang informed us that Ms Liu passed away just 3 days before the rescue.
（两人是自3月11日开始被困在此地。他们因为试图下切溪谷寻找营地而抵达此处，却无法回攀。他们开始时吃着四至五日份左右的粮食，接着吃盐巴与喝水，以此维生，直到被搜救队发现为止。梁先生告诉我们，刘是在三天前过世。）
……Two helicopters were sent as we planned to bring Mr. Liang Sheng Yueh to a hospital in Kathmandu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another helicopter to bring the remains of Ms. Liu Chen Chun separately. The helicopter with Mr. Liang Sheng Yueh landed at Grande Hospital at around 4:30 PM and immediately the medical team took care of him. The second helicopter with Ms. Liu Chen Chun\”s remains landed at Kathmandu airport around 5:15 PM and the body is currently kept at Teaching Hospital, Maharajgunj.
（我们请两架直升机来此地，一架尽快载送梁圣岳先生去加德满都的医院，另一架载送刘宸君。载送梁圣岳的直升机于傍晚4点30分抵达Grande Hospital，医疗团队立即接手照顾他。载送刘宸君的直升机在5点15分降落于加德满都机场，刘被送到Maharajgunj的Teaching Hospital。）
At 7:00 PM, the medical director, Dr. Chakra Raj Pandey MD, of Grande Hospital informed us that all the reports of Mr. Liang Sheng Yueh\”s medical condition is stable and that he is out of any critical danger. Mr. Liang remains admitted at the Grande Hospital in Kathmandu.
（晚间7点，医院主治医师Chakra Raj Pandey通知我们，梁圣岳先生的一切检查报告结果都很稳定，已经没有致命的危险。梁先生会持续在医院静养。）
Though we are happy that Mr. Liang will soon be back with his family, it is with sadness that we express our sympathies to the family of Ms. Liu. May her soul rest in peace.
（梁先生很快就能跟他的家人团聚，我们对此非常高兴。同时我们也对刘的遇难、对家属的心情感到悲伤不舍，希望他的灵魂可以安息。注：以上内容摘录自Asian Trekking正式发布的事件报告书。）
通知信还没看完，我就已经哭出来了，我那时候完全没有任何喜悦，因为我不晓得如何去面对宸君爸妈。
收到信以后，我们马上订当晚的飞机去加德满都，先处理宸君的事情，处理完所有的事情，送宸君家人带着骨灰离开，第二天才去医院看圣岳。
圣岳一开始说，他不想回来。但我不可能一直留在这边陪他，他妈妈也终于态度比较强硬，跟他说，“你该回家了。”我们包了一台车，在加德满都走了他跟宸君走过的那些地方，宸君喜欢吃的东西，他都又再走了一遍。最后到火葬场，他停下来，就看着火葬场，看了很久很久。
我想他或许在说再见吧？我其实不知道，他不太想让人家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该怎么做？我也不知道。
他回来台湾住院的第一天晚上，我跟他吵架了。他看起来很焦虑，说要做很多很多事情，好像说是他们约定好要做的事情？我也听不清楚。他说要拿笔电、要记录很多事情，说他脑子非常乱，没有办法跟他聊天，只能听他讲。大概就是刚回来那三天，四五天之后就没有了。
其实搜救的时候我一直都很挣扎，要不要许愿说，如果找到他，我就吃素。因为如果只说吃素一个月、一年，感觉不够诚心，但我对自己一辈子吃素真的没有把握。可是26号那天早上，我载女儿去学校，一边骑车一边想，我真的受不了了，真的好痛苦，我就在我心里许愿，如果找到他，我就要吃素一辈子。
结果下午就找到他了。不由得你不信，对吗？
4.
有两台直升机来吊我们两个，第一趟吊我一个，第二趟吊他。
（以下为梁圣岳口述获救过程）
4月23日，已经没有力气了。我有发现他过世。
4月26日，旅伴以另外一种形式陪伴我的第三天，我继续想自己到底会往何方去。在接近中午时分，外面传来了交谈声。我把头伸出外帐，看到两个男人，双脚穿着雨鞋，肩上小背包，拿着树枝做成的登山杖，从一旁的山坡下到溪谷来到我们面前，才确认这声音不是幻听。
其中一位先是以英文表明了他们是来救援的，拿出了卫星电话，我才明白我们此时此刻才真正结束了什么，而准备迎接新的什么。
他们还给我看我们那天跟抽大麻的NGO一起玩的影片，确认这是不是我。然后他们留一个人陪我，另一个人去牧羊人小屋（草场）煮泡面，再拿过来给我吃。不能一下吃太多，会死掉，我没有全部吃完。肚子还好，觉得泡面味道还不错。
我整理了一下装备，向导有帮我们一起整理。我在洞穴门口，他们用网袋把我包起来，网袋是用塑胶做的，网绳比鼓棒更细，网绳空隙比手掌还大。我以为会有担架，结果根本没有，网袋直接用绳索接上直升机，把我吊挂在空中，直接起飞。那条绳索长200公尺，我跟搜救员一起在上面，一条绳索维系两个人的性命。高空风很强，对当时虚弱的我感到不舒服，但我仍要忍不住瞥一眼那山谷，用高度的惧怕和强风的侵袭确认自己的感受，确认自己还活着。
当直升机飞过我们走来的路，我才发现，原来主路是那一条，而不是我们当初走的那个方向。飞起来的时候，我就被吊在直升机下面，头还可以转，就看看风景，风景还不错，可以看到世界第八高峰马拉斯鲁。风很大，只听得到风声跟直升机的声音。
起飞的时候，有一度我觉得自己快要撞到岩壁了，距离岩壁最近的时候，大概只有十公尺，吹过来一阵风的话，就GG了。我还在想，要是这样把我一路吊进加德满都，我不就死了吗？
还好直升机只在上空绕了一圈，飞到草场上停下，整理物资，把我们都放进机舱，才回到加德满都。有两台直升机来吊我们两个，第一趟吊我一个，第二趟吊他，最后把装备跟向导吊回来。
被发现的时候，我不到40公斤吧，现在又复胖到60几公斤。被困时每天都喝100cc的水，最后尿尿变得很黄。融雪，所以一直都有水喝，不会缺水。不会要求自己多喝水，只是食物要吃少一点。到后来没吃东西所以不想喝水，所以脱水得很严重，开始喝水以后，脱水结束，就复胖了10公斤。
到医院已经是傍晚，第一餐吃泡面，不能吃太多。刚开始一直睡不着，一天大概睡五、六个小时，回台湾才睡着。回来以后没有哭过。在尼泊尔医院住了五天，最后一天在加德满都买了衣服、裤子，但没有再去走旅行社的那条街。
回来以后，妈妈给我买了卫星电话。后来又遇到一次山难（队友坠谷），就有打出去，才能跟外界求救。
很多人问我还会想去登山吗？我会说，如果想去，就会去；如果不想去，就不会去。
5.
20万棵树，一天要量68棵，我一天至少150棵。
尼泊尔山难之后，我与梁圣岳的访问断断续续进行了10个月。
访问中途，我请他带我去看望刘宸君。墓地在宸君的故乡苗栗。那天风和日丽，梁圣岳先到了，骑着一台老旧的机车来车站接我。机车频频熄火，开往半山上的生命园区时，几乎要爬不动陡坡。
我们就这样以缓慢的速度在道路上升、下降，听着他叨念：“他（刘宸君）住的那个位子看出去很好……离海也很近……”
宸君的最后时光，至今仍是这段时空的黑洞，也盘桓在相关人的世界里，难以面对，却挥之不去。一年多过去，刘宸君的家人，仍处于心痛、思念与自责之中，以信件婉拒了所有采访，并希望所有关于宸君的言行、甚至在尼泊尔留下的记录能尽量不再面世。
文章刊出前，我突然收到消息：梁圣岳找到了人生中一份正职月薪工作，工作地点是位于台湾东北部的森林保护区，研究人员才可以进入的管制山区。他的工作内容是在山里担任树木调查员。
我传讯息给他，问这个真的住进山里的人：“上班感想如何？”
“怎样，所以到底是什么工作？”
“森林动态样区的每木调查，就是每棵树木都要测量。”
“如何测量得完！你要待十年吗？”
“一年。有八个人一起量。”
“这样就可以量完吗？”
“20万棵树，一天要量68棵，我一天至少150棵。老板一天要求是120棵。”
“你真的会吗？”
“会啊。”
“这么强。”
“还满简单上手，只是每天要走来回一小时的山路。”
“住哪里？”
“研究中心宿舍。”
“听起来不错。”
“嗯。”
（张洁平参与梁圣岳专题策划及担任编辑工作，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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