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的西湖大学，能否成为中国最靠近学术自由的校园？

钱，是不是办好一所大学的最重要条件？

2018年在中国杭州揭牌的西湖大学，正试图以行动回应这个问题。回应的内容有两个：第一，宣告西湖大学多么富有；第二，公布资金的来源。

“哈佛/耶鲁给你多少的offer package，西湖大学给的会这个offer package的几倍；”“Junior faculty，除了启动经费外，西湖大学会保证你未来5年持续的经费支持（5年内完全不用写经费申请）；”“给房！不用你买！给！”“只要你全职入职西湖大学，不仅给你高额的商业医疗保险，你太太/先生，包括子女（不限个数）也统统会给；”“以后你的小孩如果想再回美国读大学，大学的学费，西湖大学帮你出！”

一位网友于2018年8月参加西湖大学的北美宣讲会之后，在微博上转述了这所大学为吸引海外人才而开出的重金条件。这位网友的实名认证为哈佛大学医学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研究员。据端传媒的不完全统计，这样的挖角宣讲会陆续在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等顶尖学府召开。因此，学界盛传“西湖大学，财力雄厚”。

官方网站上，西湖大学称自己是“中国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的研究性大学”。用更通俗的话解释，与在中国享受财政拨款的大学不同，它是一所“体制外”的学校。它有自己的基金会、董事会，由董事会、而不是国家权力机构来决定校长的任留。它的成立初衷，是希望效仿美国一流大学的经验，突破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种种疑难问题。

它的创始捐赠人名单可谓星光熠熠：腾讯马化腾、万达王建林、高瓴资本张磊、碧桂园杨国强、敦和投资叶庆均等一众成功的中国企业家。董事会更是云集了世界一流的华人学者：杨振宁、钱颖一、施一公、许田、仇旻……这其中有诺贝尔奖得主，有中科院院士，亦有美国藤校的终身教授。

但直至今日，西湖大学仍未对公众揭开面纱。主校区仍在建设中，而目前的研究与教学在西湖高等教育研究院（西湖大学的前身，以下简称“高研院”）低调开展，并禁止外人入内。反复思量后，西湖大学委婉拒绝了端传媒的采访邀约。

不过，端传媒记者仍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去拼凑西湖大学的轮廓与样貌。这是一个与系统、权力、制度、甚至是国族命运相联结的教育尝试。钱，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能否让它成为中国最靠近学术自由的校园，仍是一个有待解答的问题。

“里面那帮人在拯救人类”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这座素以西湖美景闻名的旅游城市，近年渐渐多了一些新名号：电商之都、移动支付之城、天堂硅谷。这里是阿里巴巴商业版图的中枢，也是网易创新项目的大本营。从2016年杭州举办二十国集团领袖峰会（G20）之后，“北上深杭”的叫法渐渐开始流行，杭州跻身新一线城市之列。

城市空间也随之重塑。过往的杭州，围绕西湖、沿着钱塘江渐次向东、南延展，近年则以科技和创新之名一路向西，由近及远规划了“紫金港科技城”、“未来科技城”（阿里巴巴总部所在）和“青山湖科技城”，并以一条30多公里长的“城西科创大走廊”将这三座凭空而起的新城区一脉贯通。

紫金港科技城里，“杭州紫金港科技城管理委员会”与“杭州市推进西湖大学项目建设指挥部”同楼办公，目前仍在建设中的西湖大学主校区，就坐落于此。

而座落在西湖以南20公里的云栖小镇的高研院，是目前研究、教学开展的地方。其中一间实验室大门上书：“请随手把门关上，里面那帮人在拯救人类”。

实验室里正在进行的，是由80后学者高晓飞带队的罕见病研究。高是美国堪萨斯大学的医学博士，并曾在麻省理工学院从事科研，去年夏天他回国全职加入西湖大学，在杭州从零开始组建实验室，招募研究团队。而罕见病，是指患病人数占总人口0.65-1%的疾病，譬如血友病、白化病、渐冻症，中国大陆有约1680万罕见病患者，但极其缺少治疗方法。

高的研究方向是“先天性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Diamond-Blackfan Anemia，简称 DBA），他和团队为患者研发用于治疗、预防和诊断罕见病的药品。

“出于利益的考虑，医药公司会研究这些病吗？其实不大可能。我们这些做科研的不管，就没人会管。”西湖大学博士生黄彦杰谈及在这里的科研，难掩自豪。2017年底，他以研究助理的身份加入高的实验室，之后申请读博，成为了西湖二期118名学子中的一员。一年过去，他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我投身科研的目的不是发很多文章，或者做一个大科学家，其实就是希望去解决一些问题，去治病。整个大学（指西湖大学）给的氛围就是，你们真的要去做出来一些东西去解决一些问题。”

高晓飞在微信群里对实验室成员说：“我们对每一个人DBA病人负责。”之后，他的学生就在门上贴上了“那帮人在拯救人类”的告示。

几乎每一个人都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骄傲。

放弃美国的一切，也要报效祖国

在西湖大学主持罕见病研究的是副校长、遗传学者许田。在加入西湖大学之前，许田卸下了在美国的所有职务，包括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霍华德·休斯研究员以及罗斯伯格儿童疾病研究所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等。

他曾表示，没有太多思考便决定回国，因为西湖大学的机遇难得。

“以前中国各级政府官员，招商引资发展经济，但现在是四处吸引人才培育创新，这在全世界也绝无仅有。”许田接受媒体访问时曾说，教育“需要各种各样的尝试”，“如同现在的中国经济一样，有国营企业，也有私有企业，还有个体户，多种形式互补”。

风声，从三年前就开始了。2015 年，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生物学者施一公连同科学界的六位知名学者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和王坚，向国家主席习近平提交《关于试点创建新型民办研究性的大学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这七位学者中有四位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六位曾在美国顶尖大学任教。

2016年末，西湖高等研究院作为西湖大学的前身，率先成立，2017年便有第一批博士生入驻。到了2018年初，教育部发函“同意设立西湖大学”，同年四月，西湖大学第一届董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施一公当选为创校校长。

施一公和许田的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生人，童年经历文化大革命，在恢复高考后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并乘着开放的春风出国留学。二人都曾在美国顶尖学府中担任要职。施一公曾是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2008年他辞职回国加入清华大学时，放弃了在普林斯顿占了一整层楼的实验室、每年200万美元的预算，还有霍华德·休斯研究院颁予的1000万美元研究经费，以及美国国籍。

在中国，人们拿施一公和钱学森相比。受麦卡锡主义波及的钱学森，在冷战初期去美归国主持航天研究，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他是政府大力树立的爱国海归典型：放弃在美国获得的一切，也要报效一穷二白的祖国。

而施一公的归来，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科教兴国”的背景之下。为了扭转人才外流，中国政府陆续推出了名目繁多的人才引进计划，2008年启动的“千人计划”是其中规格最高的一个，施一公成为该计划的首批特聘专家，也成为了“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以下简称“联谊会”）的首任会长。

就在2015年施一公连同学者们发起建议时，有六位学者都来自联谊会——海归精英，是这所新型、民办、研究型大学的底色。

之所以要办一所小而精的大学，据内地官媒《光明日报》，施一公曾表示，“以培养博士生入手的独特做法”可以很快“赢得国际学术界的瞩目”。他期待，“十年后，西湖大学的重大前沿科学突破享誉全球”。

而倡议人中唯一不属于联谊会的，是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技术官王坚，也是他为这所大学的名字加上了“西湖”二字。因他牵线，杭州政府和联谊会接洽，大学科研的定位和杭州未来发展的方向一拍即合，同年6月，双方就签署了《筹建西湖大学（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社会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从政府官员、社会精英到百姓一起渴望和推动一流教育，培养创新人才。”许田曾对媒体这样说。

天生我材必有财？

事，科研。人，海归。地，西湖。还缺东风：钱。要维持大学的健康存续，要维持“不跟风做研究”的自由，都需要钱。

黄彦杰参与的罕见病研究，“经费来源主要还是大学的启动经费”。按计划，创办初期，从“启动经费”到地皮、校园建设，西湖大学都靠政府在资金上的大力支持，正常运行后，将由“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下简称“基金会”）来负责输血。

在基金会2016-17年度的报告中披露，“2016 年 7 月从基金会筹集到第一笔捐赠资金，到 2017 年底基金会的协议筹款总额达约 23 亿人民币”。及至今年10月的成立大会时，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向媒体透露已筹款达到35亿元。

有了充裕的资金，西湖大学得以重金引材，于是才有2018年8月施一公在哈佛大学宣讲会为挖人材而开出丰厚条件。消息不胫而走，西湖大学一夜获得“土豪大学”的称谓。

不仅厚待执教者，西湖大学给博士研究生的补助也翻其它高校几番，达到每月5000元人民币，以免除博士们的衣食之忧，一心科研。在一期19人、二期118人入学之后，2019年9月还拟招收220名新生，预计2021年在校博士将达到1220人。届时，每月补助费用将近700万元。

基金会算过一笔帐，当满额聘请教授时，每年所需的各项运营费用将达10-12亿元，需要在8-10年内建立一个200-250亿元的资金池才能达到永续。

若参照美国私立大学的经验，以耶鲁大学为例，耶鲁大学在2017年财政年度的捐赠基金达到272亿美元，但在接下来的财政年度仅计划使用了其中的13亿，占4.7%，还有许多学科依赖美国政府的投入和资助。这样，才能够使耶鲁大学获得持续性的发展。哈佛大学目前的捐赠基金价值392亿美元，而在2018年财政年度计划花掉18亿，约占4.5%。

因此，有媒体评论“西湖大学在美国招人的泡沫吹得太大了”，若给出美国同级教授几倍的年薪或包揽子女重返美国读书的学费，开销惊人，指“这些条件开得太没有边际”。

对大学的筹资能力，黄彦杰认为“施校长的个人魅力非常关键”。另一位学生王晨，对基金会筹到200亿感到“有信心”。他的理由是，“学校的很多大牛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而且，社会也期待创新”。

恋栈的权力制约着改革的空间

但钱有一个功能，是让西湖大学可以公然宣布“社会力量举办”——天然地处在于行政级别之外。

中国内地的公办高校一直都带着鲜明的举国体制色彩，不仅依赖政府的财政拨款，并且在管治上从属于政府部门，大学具有行政级别，主要人事亦由政府任命。例如北大、清华等30余所顶尖高校，由中共中央直接管辖，其党委书记及校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直接任命，具有副部级地位。另外，从“211”、“985”到“双一流”，这些教育工程都由政府牵头并审核。

或者这么说，大学的资金来源、校长任免、教职工数量、招生规模、课程设置、学位授予、学费标准……无一不是由政府决定并控制。

也因此，为了让高校的治理顺应学术自有的规律，“去行政化”成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高频词汇。

政府在一份份长篇累牍的报告中，一次次重申“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和“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然而，“去行政化”一直雷声大、雨点小。以北大为例，2003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回国的经济学家张维迎曾起草“北大改革”方案，改革北大教职员聘用和选拔制度，拆解臃肿的组织机构，尝试引入美国的终身教授晋升制度，而遭到北大上上下下的教职员工反对，最终方案流产；2015年，有“改革校长”之称的时任北大校长林建华曾建议去掉自己的副部级行政级别，并称将在北大的院系尝试推行，而直到2018年10月林建华卸任，他的意愿仅仅引发舆论热议，却未能落地成为任何具体的制度改革。

在既有组织和制度之上推动改革，困难重重，另起炉灶成了一条新路。

2009年，方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职位上退休的化学家朱清时，接下南方科技大学的校长聘书。彼时，这所位于改革开放先锋城市深圳、被誉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田”的大学，尚未获得任何教育部的批准文书。

朱清时因其改革两板斧而知名：“去官化、去行政化”，以及“教授治校、学术优先”。这两者紧密相关，行政官员退出领导位置，教授方能接下治理权，实现学术自主。然而，在朱执掌中科大的十年内，行政化的大环境令单独一所高校的去行政化成为空谈。教研人员争相竞聘行政职位，因为行政级别意味着权力与资源，也挂钩着福利和待遇。校长若没有行政级别，出席论坛或会议时，连座次安排都会成为难题。

没有历史包袱的南科大，给了朱清时构建“理想国”的机会，他原本希望把它“一步到位办成一所亚洲一流的大学”，一所“去行政化”的大学。但2014年1月，原深圳市公安部部长空降南科大，接手了原来由朱清时兼任的党委书记一职。这一人事变动，被外界解读为“去行政化”改革的失败。同年9月，任满5年的朱清时挥别南科大，徒留“南科一梦”（音同“南柯一梦”）。在媒体报导中，这位“中国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惨胜”、“艰难”、“身心俱疲”等关键词联系在了一起。

南科大探索的现代大学制度，定格在了“遵循理事会治理、教授治学、学术自治原则，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其理事会的成员半数是政府官员，理事长则由深圳市市长出任。如同清末洋务运动所采用的“官督商办”形式，恋栈的权力总是制约着改革的空间。

党委书记和政府代表各占校董会1席

“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路，生生不息。”朱清时对端传媒记者说。他认为，除了体制内改革，或者另起炉灶之外，民办新型大学是另一种尝试。但他拒绝评论不同改革方式的利弊。而接任南科大校长的陈十一，也联名倡议举办西湖大学，他目前也是西湖大学的创校校董。

在西湖大学的宣传视频中，在施一公介绍三个特色“小而精”、“高起点”、“研究型”之后，经济学家钱颖一提到，“西湖大学实行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给校长最大的治校空间，给教师充分的治学自由”。

同为校长负责制，西湖大学不同于南科大之处在于，校长之上的是校董会而非党委。虽然，西湖大学也设党委，但“党委书记通过参加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参与学校重大事项的决策与研究”。在西湖大学创校校董会的22名成员中，党委书记和政府代表各占1席，经民主选举产生的教师代表、学生代表、职员代表也各占1席。

虽然施一公曾将“行政化”定义为“主要教授和科研人员不把主要精力用于科研和学术上，而是用于冗长的行政环节”，由此认为“高校是否‘行政化’不体现于校长、副校长的行政级别”。无论保持行政级别之下能否同时做到去行政化，然而事实上，“民办”身份令西湖大学获得了南科大所没有的自主空间。

“我赞成他们的模式，这是大学应该主导的取向，而不是行政治校”，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路告诉端传媒记者，“西湖大学是私立的，空间大一点，自由度也大一点。”

“科研不同于其它组织，它必须给人员空间，但现在在复旦，行政越来越主导。我们到年终、毕业季的时候，人都四分五裂，行政不停支配你干这个干那个，很多应该行政该做的事却叫我们做，好像他们的权力比我们都大……没有时间真正投入教学和科研。”对比李路攻读博士学位所在的香港中文大学，“（港中文的）行政人员是为教授服务的，他们本身就很professional（专业），把事情做得非常漂亮、非常到位，才可以真的为教学和科研服务。”

与朱清时常用的“教授治校”强调行政力量的弱化相比，施一公的“教授治学”更强调行政的服务意识。2018年9月，施一公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了自己心目中学术与行政的关系：“教授治学、行政治院、学术导向决定行政服务，三句话从来没有教授治院之说，教授就是要好好做研究、做教学”。

这一理念直接影响着黄彦杰的学习生活：“实验仪器的预约系统，一开始只开放早上9点到晚上12点，我们在一个老师同学都在的微信群里问了一句，那12点以后要做实验怎么办？第二天马上就改了，变成24小时开放。而且实验室人员还会加班到12点来辅助你完成实验。”

“党委组织的活动也一样，不可以影响学术和科研的进展。有一次实验室的负责人去参加了党委活动，回来被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实验室研究负责人）指责，说参加活动平时晚上或周末都行，工作时间不可以离开工作岗位，”他又举一例。

“香港有一个规则，只要七个教授联名写某个行政人员不称职，就可以把你fire（辞退）了”，李路相信，“西湖大学的制度如果非常完善、奖惩严谨的话，是可以像香港、美国那样做到教授主导的”。

时间将会是唯一的仲裁

复旦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齐丹，2019年将在北大开始博士学习。他赞同西湖大学的理念，不过仍在观望它的发展，认为“西湖大学没有传统，没有底蕴，虽然待遇好一点，但光凭这一点吸引不到特别好的生源”。他会担心“学校目前还没有排名，会拉低自己的水平，对工作或者科研而言都会比较麻烦”。

而作为第一批吃蟹的人，王晨认为西湖大学令之动心的是“理念新，环境好，大牛多，科研氛围浓厚”。黄彦杰同样也为了“学到更多东西，潜心做科研”而来到杭州。对大多数学生，西湖大学只给出“世界级成果”这般宽泛的大目标。虽然离毕业尚远，他们都称压力不小。

在2017年末的一次演讲中，施一公豪言“5年后，（西湖大学的）教师科研水平比肩东京大学、清华、北大等知名学府，成为亚洲一流；15年后，在各项指标上和加州理工大学媲美，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好的大学之一”。

是妄自尊大还是志在必得，时间将会是唯一的仲裁。

一位接近西湖大学的教育学者表示，西湖大学有可能是一个享受超级地位的大学。目前，中国的各个顶尖公立学校，均开始向西湖大学输送人才与支持，例如与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加之富有的杭州地方财政支持，西湖大学无疑拥有更多把握。而它与权力的关系，也更加难以辨明。正如教育部在同意西湖大学设立的函件上写明，它是“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

西湖大学会否成为中国的麻省理工或者哈佛耶鲁？“人们以为显著的科研成果源于雄厚的财力，但实际是源于那些年轻头脑里的beautiful minds，”这位教育学者没有直接回应，“而一流的思想，来自于自由的灵魂。”

李路把西湖大学视作一个实验，“私立大学不一样，在目前的大环境中，它可以作为标杆试行单位，就先深圳之于改革开放一样。而且这所大学的研究集中在基础科学、前沿技术和生命科技，目标定向都是国家喜闻乐见的，政府会保护它，给它实验的天地。”

“我觉得他们会很顺利，但这还是体现了国家权力给的优惠，”李路说。

蒋芷毓对本文亦有贡献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王晨、齐丹、李路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