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外的西湖大學，能否成為中國最靠近學術自由的校園？

錢，是不是辦好一所大學的最重要條件？

2018年在中國杭州揭牌的西湖大學，正試圖以行動回應這個問題。回應的內容有兩個：第一，宣告西湖大學多麼富有；第二，公布資金的來源。

「哈佛/耶魯給你多少的offer package，西湖大學給的會這個offer package的幾倍；」「Junior faculty，除了啟動經費外，西湖大學會保證你未來5年持續的經費支持（5年內完全不用寫經費申請）；」「給房！不用你買！給！」「只要你全職入職西湖大學，不僅給你高額的商業醫療保險，你太太/先生，包括子女（不限個數）也統統會給；」「以後你的小孩如果想再回美國讀大學，大學的學費，西湖大學幫你出！」

一位網友于2018年8月參加西湖大學的北美宣講會之後，在微博上轉述了這所大學為吸引海外人才而開出的重金條件。這位網友的實名認證為哈佛大學醫學院-丹娜法伯癌症研究所研究員。據端傳媒的不完全統計，這樣的挖角宣講會陸續在美國哈佛大學和耶魯大學、日本東京大學和京都大學、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等頂尖學府召開。因此，學界盛傳「西湖大學，財力雄厚」。

官方網站上，西湖大學稱自己是「中國第一所由社會力量舉辦的研究性大學」。用更通俗的話解釋，與在中國享受財政撥款的大學不同，它是一所「體制外」的學校。它有自己的基金會、董事會，由董事會、而不是國家權力機構來決定校長的任留。它的成立初衷，是希望效仿美國一流大學的經驗，突破中國高等教育中的種種疑難問題。

它的創始捐贈人名單可謂星光熠熠：騰訊馬化騰、萬達王建林、高瓴資本張磊、碧桂園楊國強、敦和投資葉慶均等一眾成功的中國企業家。董事會更是雲集了世界一流的華人學者：楊振寧、錢穎一、施一公、許田、仇旻……這其中有諾貝爾獎得主，有中科院院士，亦有美國藤校的終身教授。

但直至今日，西湖大學仍未對公眾揭開面紗。主校區仍在建設中，而目前的研究與教學在西湖高等教育研究院（西湖大學的前身，以下簡稱「高研院」）低調開展，並禁止外人入內。反覆思量後，西湖大學委婉拒絕了端傳媒的採訪邀約。

不過，端傳媒記者仍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去拼湊西湖大學的輪廓與樣貌。這是一個與系統、權力、制度、甚至是國族命運相聯結的教育嘗試。錢，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能否讓它成為中國最靠近學術自由的校園，仍是一個有待解答的問題。

「裏面那幫人在拯救人類」

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這座素以西湖美景聞名的旅遊城市，近年漸漸多了一些新名號：電商之都、移動支付之城、天堂矽谷。這裏是阿里巴巴商業版圖的中樞，也是網易創新項目的大本營。從2016年杭州舉辦二十國集團領袖峰會（G20）之後，「北上深杭」的叫法漸漸開始流行，杭州躋身新一線城市之列。

城市空間也隨之重塑。過往的杭州，圍繞西湖、沿着錢塘江漸次向東、南延展，近年則以科技和創新之名一路向西，由近及遠規劃了「紫金港科技城」、「未來科技城」（阿里巴巴總部所在）和「青山湖科技城」，並以一條30多公里長的「城西科創大走廊」將這三座憑空而起的新城區一脈貫通。

紫金港科技城裏，「杭州紫金港科技城管理委員會」與「杭州市推進西湖大學項目建設指揮部」同樓辦公，目前仍在建設中的西湖大學主校區，就坐落於此。

而座落在西湖以南20公里的雲棲小鎮的高研院，是目前研究、教學開展的地方。其中一間實驗室大門上書：「請隨手把門關上，裏面那幫人在拯救人類」。

實驗室裏正在進行的，是由80後學者高曉飛帶隊的罕見病研究。高是美國堪薩斯大學的醫學博士，並曾在麻省理工學院從事科研，去年夏天他回國全職加入西湖大學，在杭州從零開始組建實驗室，招募研究團隊。而罕見病，是指患病人數佔總人口0.65-1%的疾病，譬如血友病、白化病、漸凍症，中國大陸有約1680萬罕見病患者，但極其缺少治療方法。

高的研究方向是「先天性純紅細胞再生障礙性貧血」（Diamond-Blackfan Anemia，簡稱 DBA），他和團隊為患者研發用於治療、預防和診斷罕見病的藥品。

「出於利益的考慮，醫藥公司會研究這些病嗎？其實不大可能。我們這些做科研的不管，就沒人會管。」西湖大學博士生黃彥傑談及在這裏的科研，難掩自豪。2017年底，他以研究助理身份加入高的實驗室，之後申請讀博，成為了西湖二期118名學生中的一員。一年過去了，他覺得自己來對了地方，「我投身科研的目的不是發很多文章，或者做一個大科學家，其實就是希望去解決一些問題，去治病。整個大學（指西湖大學）給的氛圍就是，你們真的要去做出來一些東西去解決一些問題。」

高曉飛在微信群裏對實驗室成員說：「我們對每一個人DBA病人負責。」之後，他的學生就在門上貼上了「那幫人在拯救人類」的告示。

幾乎每一個人都為自己所做的事感到驕傲。

放棄美國的一切，也要報效祖國

在西湖大學主持罕見病研究的是副校長、遺傳學者許田。在加入西湖大學之前，許田卸下了在美國的所有職務，包括耶魯大學終身教授、霍華德·休斯研究員以及羅斯伯格兒童疾病研究所科學顧問委員會主席等。

他曾表示，沒有太多思考便決定回國，因為西湖大學的機遇難得。

「以前中國各級政府官員，招商引資發展經濟，但現在是四處吸引人才培育創新，這在全世界也絕無僅有。」許田接受媒體訪問時曾說，教育「需要各種各樣的嘗試」，「如同現在的中國經濟一樣，有國營企業，也有私有企業，還有個體戶，多種形式互補」。

風聲，從三年前就開始了。2015 年，時任清華大學副校長的生物學者施一公連同科學界的六位知名學者陳十一、潘建偉、饒毅、錢穎一、張輝和王堅，向國家主席習近平提交《關於試點創建新型民辦研究性的大學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這七位學者中有四位是中國科學院院士，六位曾在美國頂尖大學任教。

2016年末，西湖高等研究院作為西湖大學的前身，率先成立，2017年便有第一批博士生入駐。到了2018年初，教育部發函「同意設立西湖大學」，同年四月，西湖大學第一屆董事會召開第一次會議，施一公當選為創校校長。

施一公和許田的經歷有許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生人，童年經歷文化大革命，在恢復高考後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並乘着開放的春風出國留學。二人都曾在美國頂尖學府中擔任要職。施一公曾是普林斯頓大學終身講席教授，2008年他辭職回國加入清華大學時，放棄了在普林斯頓佔了一整層樓的實驗室、每年200萬美元的預算，還有霍華德·休斯研究院頒予的1000萬美元研究經費，以及美國國籍。

在中國，人們拿施一公和錢學森相比。受麥卡錫主義波及的錢學森，在冷戰初期去美歸國主持航天研究，被譽為「中國導彈之父」。他是政府大力樹立的愛國海歸典型：放棄在美國獲得的一切，也要報效一窮二白的祖國。

而施一公的歸來，是在中國改革開放後「科教興國」的背景之下。為了扭轉人才外流，中國政府陸續推出了名目繁多的人才引進計劃，2008年啟動的「千人計劃」是其中規格最高的一個，施一公成為該計劃的首批特聘專家，也成為了「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以下簡稱「聯誼會」）的首任會長。

就在2015年施一公連同學者們發起建議時，有六位學者都來自聯誼會——海歸精英，是這所新型、民辦、研究型大學的底色。

之所以要辦一所小而精的大學，據內地官媒《光明日報》，施一公曾表示，「以培養博士生入手的獨特做法」可以很快「贏得國際學術界的矚目」。他期待，「十年後，西湖大學的重大前沿科學突破享譽全球」。

而倡議人中唯一不屬於聯誼會的，是阿里巴巴集團首席技術官王堅，也是他為這所大學的名字加上了「西湖」二字。因他牽線，杭州政府和聯誼會接洽，大學科研的定位和杭州未來發展的方向一拍即合，同年6月，雙方就簽署了《籌建西湖大學（籌）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從政府官員、社會精英到百姓一起渴望和推動一流教育，培養創新人才。」許田曾對媒體這樣說。

天生我材必有財？

事，科研。人，海歸。地，西湖。還缺東風：錢。要維持大學的健康存續，要維持「不跟風做研究」的自由，都需要錢。

黃彥傑參與的罕見病研究，「經費來源主要還是大學的啟動經費」。按計劃，創辦初期，從「啟動經費」到地皮、校園建設，西湖大學都靠政府在資金上的大力支持，正常運行後，將由「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會」（下簡稱「基金會」）來負責輸血。

在基金會2016-17年度的報告中披露，「2016 年 7 月從基金會籌集到第一筆捐贈資金，到 2017 年底基金會的協議籌款總額達約 23 億人民幣」。及至今年10月的成立大會時，基金會執行秘書長向媒體透露已籌款達到35億元。

有了充裕的資金，西湖大學得以重金引材，於是才有2018年8月施一公在哈佛大學宣講會為挖人材而開出豐厚條件。消息不脛而走，西湖大學一夜獲得「土豪大學」的稱謂。

不僅厚待執教者，西湖大學給博士研究生的補助也翻其它高校幾番，達到每月5000元人民幣，以免除博士們的衣食之憂，一心科研。在一期19人、二期118人入學之後，2019年9月還擬招收220名新生，預計2021年在校博士將達到1220人。屆時，每月補助費用將近700萬元。

基金會算過一筆帳，當滿額聘請教授時，每年所需的各項運營費用將達10-12億元，需要在8-10年內建立一個200-250億元的資金池才能達到永續。

若參照美國私立大學的經驗，以耶魯大學為例，耶魯大學在2017年財政年度的捐贈基金達到272億美元，但在接下來的財政年度僅計劃使用了其中的13億，佔4.7%，還有許多學科依賴美國政府的投入和資助。這樣，才能夠使耶魯大學獲得持續性的發展。哈佛大學目前的捐贈基金價值392億美元，而在2018年財政年度計劃花掉18億，約佔4.5%。

因此，有媒體評論「西湖大學在美國招人的泡沫吹得太大了」，若給出美國同級教授幾倍的年薪或包攬子女重返美國讀書的學費，開銷驚人，指「這些條件開得太沒有邊際」。

對大學的籌資能力，黃彥傑認為「施校長的個人魅力非常關鍵」。另一位學生王晨，對基金會籌到200億感到「有信心」。他的理由是，「學校的很多大牛還是很有影響力的，而且，社會也期待創新」。

戀棧的權力制約着改革的空間

但錢有一個功能，是讓西湖大學可以公然宣布「社會力量舉辦」——天然地處在於行政級別之外。

中國內地的公辦高校一直都帶着鮮明的舉國體制色彩，不僅依賴政府的財政撥款，並且在管治上從屬於政府部門，大學具有行政級別，主要人事亦由政府任命。例如北大、清華等30餘所頂尖高校，由中共中央直接管轄，其黨委書記及校長由中共中央組織部直接任命，具有副部級地位。另外，從「211」、「985」到「雙一流」，這些教育工程都由政府牽頭並審核。

或者這麼說，大學的資金來源、校長任免、教職工數量、招生規模、課程設置、學位授予、學費標準……無一不是由政府決定並控制。

也因此，為了讓高校的治理順應學術自有的規律，「去行政化」成為了高等教育改革的高頻詞彙。

政府在一份份長篇累牘的報告中，一次次重申「落實高等學校辦學自主權」（2010年《政府工作報告》）；「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傾向，取消科研院所、學校、醫院等事業單位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以及「推進政校分開、管辦分離」和「發揮教授在教學、學術研究和學校管理中的作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

然而，「去行政化」一直雷聲大、雨點小。以北大為例，2003年，從牛津大學畢業回國的經濟學家張維迎曾起草「北大改革」方案，改革北大教職員聘用和選拔制度，拆解臃腫的組織機構，嘗試引入美國的終身教授晉升制度，而遭到北大上上下下的教職員工反對，最終方案流產；2015年，有「改革校長」之稱的時任北大校長林建華曾建議去掉自己的副部級行政級別，並稱將在北大的院系嘗試推行，而直到2018年10月林建華卸任，他的意願僅僅引發輿論熱議，卻未能落地成為任何具體的制度改革。

在既有組織和制度之上推動改革，困難重重，另起爐灶成了一條新路。

2009年，方從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職位上退休的化學家朱清時，接下南方科技大學的校長聘書。彼時，這所位於改革開放先鋒城市深圳、被譽為「中國高等教育改革試驗田」的大學，尚未獲得任何教育部的批准文書。

朱清時因其改革兩板斧而知名：「去官化、去行政化」，以及「教授治校、學術優先」。這兩者緊密相關，行政官員退出領導位置，教授方能接下治理權，實現學術自主。然而，在朱執掌中科大的十年內，行政化的大環境令單獨一所高校的去行政化成為空談。教研人員爭相競聘行政職位，因為行政級別意味着權力與資源，也掛鈎着福利和待遇。校長若沒有行政級別，出席論壇或會議時，連座次安排都會成為難題。

沒有歷史包袱的南科大，給了朱清時構建「理想國」的機會，他原本希望把它「一步到位辦成一所亞洲一流的大學」，一所「去行政化」的大學。但2014年1月，原深圳市公安部部長空降南科大，接手了原來由朱清時兼任的黨委書記一職。這一人事變動，被外界解讀為「去行政化」改革的失敗。同年9月，任滿5年的朱清時揮別南科大，徒留「南科一夢」（音同「南柯一夢」）。在媒體報導中，這位「中國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和「慘勝」、「艱難」、「身心俱疲」等關鍵詞聯繫在了一起。

南科大探索的現代大學制度，定格在了「遵循理事會治理、教授治學、學術自治原則，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但其理事會的成員半數是政府官員，理事長則由深圳市市長出任。如同清末洋務運動所採用的「官督商辦」形式，戀棧的權力總是制約着改革的空間。

黨委書記和政府代表各佔校董會1席

「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路，生生不息。」朱清時對端傳媒記者說。他認為，除了體制內改革，或者另起爐灶之外，民辦新型大學是另一種嘗試。但他拒絕評論不同改革方式的利弊。而接任南科大校長的陳十一，也聯名倡議舉辦西湖大學，他目前也是西湖大學的創校校董。

在西湖大學的宣傳視頻中，在施一公介紹三個特色「小而精」、「高起點」、「研究型」之後，經濟學家錢穎一提到，「西湖大學實行校董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給校長最大的治校空間，給教師充分的治學自由」。

同為校長負責制，西湖大學不同於南科大之處在於，校長之上的是校董會而非黨委。雖然，西湖大學也設黨委，但「黨委書記通過參加董事會、校務委員會，參與學校重大事項的決策與研究」。在西湖大學創校校董會的22名成員中，黨委書記和政府代表各佔1席，經民主選舉產生的教師代表、學生代表、職員代表也各佔1席。

雖然施一公曾將「行政化」定義為「主要教授和科研人員不把主要精力用於科研和學術上，而是用於宂長的行政環節」，由此認為「高校是否『行政化』不體現於校長、副校長的行政級別」。無論保持行政級別之下能否同時做到去行政化，然而事實上，「民辦」身份令西湖大學獲得了南科大所沒有的自主空間。

「我贊成他們的模式，這是大學應該主導的取向，而不是行政治校」，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路告訴端傳媒記者，「西湖大學是私立的，空間大一點，自由度也大一點。」

「科研不同於其它組織，它必須給人員空間，但現在在復旦，行政越來越主導。我們到年終、畢業季的時候，人都四分五裂，行政不停支配你幹這個幹那個，很多應該行政該做的事卻叫我們做，好像他們的權力比我們都大……沒有時間真正投入教學和科研。」對比李路攻讀博士學位所在的香港中文大學，「（港中文的）行政人員是為教授服務的，他們本身就很professional（專業），把事情做得非常漂亮、非常到位，才可以真的為教學和科研服務。」

與朱清時常用的「教授治校」強調行政力量的弱化相比，施一公的「教授治學」更強調行政的服務意識。2018年9月，施一公在一次會議上表達了自己心目中學術與行政的關係：「教授治學、行政治院、學術導向決定行政服務，三句話從來沒有教授治院之說，教授就是要好好做研究、做教學」。

這一理念直接影響着黃彥傑的學習生活：「實驗儀器的預約系統，一開始只開放早上9點到晚上12點，我們在一個老師同學都在的微信群裏問了一句，那12點以後要做實驗怎麼辦？第二天馬上就改了，變成24小時開放。而且實驗室人員還會加班到12點來輔助你完成實驗。」

「黨委組織的活動也一樣，不可以影響學術和科研的進展。有一次實驗室的負責人去參加了黨委活動，回來被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實驗室研究負責人）指責，說參加活動平時晚上或週末都行，工作時間不可以離開工作崗位，」他又舉一例。

「香港有一個規則，只要七個教授聯名寫某個行政人員不稱職，就可以把你fire（辭退）了」，李路相信，「西湖大學的制度如果非常完善、獎懲嚴謹的話，是可以像香港、美國那樣做到教授主導的」。

時間將會是唯一的仲裁

復旦大學物理系的畢業生齊丹，2019年將在北大開始博士學習。他贊同西湖大學的理念，不過仍在觀望它的發展，認為「西湖大學沒有傳統，沒有底藴，雖然待遇好一點，但光憑這一點吸引不到特別好的生源」。他會擔心「學校目前還沒有排名，會拉低自己的水平，對工作或者科研而言都會比較麻煩」。

而作為第一批吃蟹的人，王晨認為西湖大學令之動心的是「理念新，環境好，大牛多，科研氛圍濃厚」。黃彥傑同樣也為了「學到更多東西，潛心做科研」而來到杭州。對大多數學生，西湖大學只給出「世界級成果」這般寬泛的大目標。雖然離畢業尚遠，他們都稱壓力不小。

在2017年末的一次演講中，施一公豪言「5年後，（西湖大學的）教師科研水平比肩東京大學、清華、北大等知名學府，成為亞洲一流；15年後，在各項指標上和加州理工大學媲美，成為世界範圍內最好的大學之一」。

是妄自尊大還是志在必得，時間將會是唯一的仲裁。

一位接近西湖大學的教育學者表示，西湖大學有可能是一個享受超級地位的大學。目前，中國的各個頂尖公立學校，均開始向西湖大學輸送人才與支持，例如與浙江大學、復旦大學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加之富有的杭州地方財政支持，西湖大學無疑擁有更多把握。而它與權力的關係，也更加難以辨明。正如中國教育部在同意西湖大學設立的函件上寫明，它是「社會力量舉辦，國家重點支持」。

西湖大學會否成為中國的麻省理工或者哈佛耶魯？「人們以為顯著的科研成果源於雄厚的財力，但實際是源於那些年輕頭腦裏的beautiful minds，」這位教育學者沒有直接回應，「而一流的思想，來自於自由的靈魂。」

李路把西湖大學視作一個實驗，「私立大學不一樣，在目前的大環境中，它可以作為標杆試行單位，就先深圳之於改革開放一樣。而且這所大學的研究集中在基礎科學、前沿技術和生命科技，目標定向都是國家喜聞樂見的，政府會保護它，給它實驗的天地。」

「我覺得他們會很順利，但這還是體現了國家權力給的優惠，」李路說。

蔣芷毓對本文亦有貢獻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王晨、齊丹、李路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