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新生代：当下，只能在“不好”和“非常不好”之中做出选择

90后深圳工人吴东最近重读了日本作家山田宗树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幸福的人看这本书，会觉得心痛；不幸的人看这本书，会感到欣慰，原来不止我一个人过得不好。”他认为自己属于后者。2014年，吴东从一所三本大学的日语系毕业，走入社会，他便自认成了一个不幸的人。

吴东在富士康的车间上夜班，从晚上7点工作到早上7点，这是他毕业后的第九份工作。在这之前，他报了一个电脑课程，学习服务器管理，因为广告上说学电脑可以找到高薪工作，“但其实根本没有用”。学费一万块，他用信用卡支付。第二个月要还卡账的时候，他从另一张信用卡里套现。现在他必须要去工厂上班，赚钱还卡债。

同样是90后的女工小雅最喜欢在内地新闻App“今日头条”上阅读时政评论文章。这款App会通过她的年龄、性别、职业、地域等特征向她推送可能会感兴趣的内容。“工人的地位就是这样的，阶层已经固化了。”最近，小雅频频在新闻里读到“阶层固化”这个词。

“说随遇而安只是安慰自己，其实像我们这些人已经基本定型了，换一份工作可能待遇好一点，但我们大体的命运改变不了，也是打工。”清醒的悲观贯穿着小雅的生活。

24岁的工人游莜只在工厂里谈过一场恋爱，后来才发现对方是个已婚男人。她生在广东潮汕，上面有三个哥哥，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多赚钱，帮哥哥们娶妻生子。好像只有嫁了人，才能逃开家庭的“剥削”，可是她发现“工厂里很少有真正的爱情”。

不仅如此，她看到更多的是婚姻带来的痛苦。一位已婚的女性工友，带着孩子在深圳打工，每天都要为孩子的生活费发愁。

吴东、小雅和游莜，都是90后——通常被看做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自我意识更强的一代中国年轻人。他们走进工厂伊始，便要面对财富分布愈发不公的社会，和技术升级取代人力的趋势，他们需要去选择要不要如父辈一样成为工厂流水线的附庸者。温饱已不能使他们满足——逃离工厂，是他们在当下年轻时光里不断重复的主题，但往复来返，最终还只得厌倦并依赖着。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中国农民工总量在2017年达2.86亿，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工人占比首次过半，且占比连年增长。另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上一辈工人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80后平均是18岁，90后平均只有16岁。也就是说，新生代工人的成长经历更趋同于城市的同龄人，他们大多没有务农经验，直接从学校走进了工厂。

根据人口学者于建嵘在2017年的学术报告，新生代工人外出务工的动机不再是基于“生存理性”，而是将“进城务工”作为一种争取向上流动的社会渠道。他们的“城市梦”比父辈更执着，也更看重工作环境和居住条件的舒适程度，以及工作岗位带来的社会地位等。同时，面对歧视与不公，他们有更强烈的维权意识。

2018年，中国内地工人运动风起云涌，新生代工人群体也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这一次，端传媒将报导聚焦在他们身上，讲述几位90后工人的自我探寻之路。

小雅：三进三出富士康

小雅第三次从深圳富士康离职了。

她工作的车间负责生产苹果手机的一个部件，需要用镭射光进行加工。镭射光如果照射到眼睛，会烧伤视网膜，因此防护镜十分重要。小雅发现工厂提供的防护镜没有按照规定定期清洗，有些镜片已经磨花了，也还在发给工人使用。

在离职前，小雅决定投诉车间的管理层。她在月初请了年假，补回自己的带薪休息时间，之后向富士康工会的“关爱热线”78585打电话举报。除了磨花的防护镜，她还投诉了安检部门承诺的镭射补贴没有发放的问题，以及男工友威胁自己人身安全的问题。

投诉的第二天，科长打电话给小雅，恳求她撤回投诉，“有什么问题不能内部解决？”小雅没有撤诉，但是两个月后，她和以前的同事联系，镭射补贴还是没有发放。

她并不信任工会的“关爱热线”。几个月前她也匿名投诉过一次，因为车间主管要求工人们提前5分钟上班开会，“那5分钟又不给我工资，我为什么要提前去开会？”那是她第一次打78585投诉。

“我可以匿名投诉吗？”接通电话，小雅第一句话是要求匿名。尽管承诺了可以匿名，接线员在电话里依然反复询问小雅的工号。小雅不敢暴露自己，因为“关爱热线”的运作机制，是将工人对车间的投诉，反馈给车间主管。几天后，领导把整个车间的工人召集起来开会，要求打热线投诉的人主动站出来。

小雅不怪“关爱热线”的接线员，她们通常是怀孕了的女工，不能从事比较累的岗位，就被安排去当接线员，但通常没有受过职业的“关爱”训练。

小雅听工友丽丽讲过去工会开会的经历，“他们都很凶”。有一次，丽丽的组长请假了，她替组长去参加工会的年度例会，在提意见的环节，丽丽突然开口，说工友们普遍觉得夜班津贴太少，只有8块钱一个晚上。“你是谁，你是哪个部门的？”丽丽被严厉地质问。

小雅曾在主管的办公室看到过富士康工会选举的名单，但这份名单最终并没有发下来要她们签名投票。“今年工会选举，也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因为工作能力出众，小雅曾经被提拔为线长。线长处在管理层和普通工人之间的位置，每个月会多500元补贴，主要负责分配任务，不用再参与到流水线的工作里。但是她拒绝了。

因为她看不惯富士康的管理制度，觉得管理层会想尽办法压榨工人，于是线长经常“要做很多招人讨厌的事情”，比如通过调休来减少工人的加班费。

和小雅一同被提拔为线长的还有一个男工友，“虽然能力不怎么样，但是很狗腿，很巴结领导”，小雅不喜欢他。

“我不是喜欢压迫别人的人。”这几年，小雅在工作的间隙，参加了一些社会机构举办的课程和讲座，建立了自己关于“公正”、“平等”、“尊严”等观念的论述。

当她意识到工厂是一个缺少人情味、势利、斤斤计较的小社会之后，她选择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应，而不是默默忍耐。

有工友劝过小雅不要太较真，不要传播负面的消息。但比起赚钱，小雅更在乎做人的“道理”。她厌恶不平等，希望能被公正对待，也希望能公正地对待别人。较真的代价，是小雅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好好在富士康里当个小领导，为自己谋求更好的福利。

这是小雅第三次从富士康离职。她1990年出生，8年前20岁的时候，第一次进入富士康，在一个需要进行研磨操作，充满粉尘的车间里上班。按照规定，车间需要发放过滤式的防毒口罩，但她们一直戴着普通的黑炭口罩进行工作。

小雅形容她的车间是“后娘养的”，随即又补充：“这样说好像不太好，不太性别平等。”

那时，车间主管给工人定了产量指标，并表示先做完可以提早下班，加班费照常算。小雅和同事于是拼命赶工，但下个月产量指标就上调了，直到她们无法提早做完为止。“我们被坑了。”小雅后来回忆。

防毒口罩的问题没有解决，小雅想调岗去其他车间。但在富士康转岗很难，哪怕原来车间跟接收车间的领导都同意，也很难转岗成功。允许一个工人转岗，会被认为车间的富余人力，下一季度招聘的时候就会被削减岗位。因此工人通常都是辞职后，再重新应聘进入富士康。小雅三进三出富士康，在工友里并不算稀奇。

可是这次离开富士康，小雅就不准备再回来了。她不想当线长，但一直当工人，也看不到希望。因为在阶级分化严重的工厂，她觉得普通工人只能被最大限度地压榨。

小雅对加班调休的事情特别生气。按照规定，周六加班会有双倍工资，这对于基本工资只有2650元人民币的工人来说，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但富士康会在农历新年订单减少的时候给工人放15天左右的假期（超过国家法定的7天放假时间），多出的假期，是由年前的周六加班调换过来的。但进行调换之后，富士康只发一倍的工资，而非本来的加班双倍工资。

“郭台铭总是说富士康的工人喜欢加班，但他没说不加班我们就活不下去了。”小雅对这种说辞感到滑稽。

经济形势也在影响着工人的收入。2010年3月小雅第一次进富士康的时候，基本工资只有900元，但每隔几个月就涨一次，到了2011年4月，已经涨到了2300元。那也是富士康福利最好的时候，为工人提供免费住宿和伙食补贴。

但2018年的经济形势不好，基本工资比起七年前只多了350元，而物价已经涨了不知道几倍。如今光是在城中村租一个单间，就要花掉近一半。

而最新的消息是，富士康正考虑在越南投资建厂，以降低在中国不断增高的成本。

小雅明白，在经济萧条的大环境下，其他工厂并不会更好。譬如之前两次她从富士康离职，去了其他工厂，又都因为福利更差、剥削更严重而回到富士康。

“只能在‘不好’跟‘非常不好’里面选，”她无奈地说，“其实就是没得选。”

吴东：不习惯压抑，才可以一直离开

2014年，吴东从一所三本大学的日语系毕业。他从湖南坐火车到东莞，在一家台湾企业工作，工作职责是回日本客户的邮件，处理订单。做了一个多月，吴东就辞职了。

吴东感觉台湾上司对他不友好。“我刚出来工作的时候，胆量比较小。”上司总是盯着他的工作，一出错，比如打印纸张大小不对，就会态度很凶地骂他。而一遭受批评，吴东就容易紧张，工作就更经常出错。

“这不是我人生中值得书写的事情。”吴东为这段经历做了注脚。

从台湾企业离开后，吴东去另一家工厂做仓库管理，需要驾驶叉车搬货。三、四个月后，吴东再次离职，原因是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吴东不抽烟，工作间隙上司和同事去抽烟的时候，他没有跟过去，彼此间没有什么交流，关系淡漠。后来，因为自己的工作能力，吴东跟上司产生了分歧，“我叉车开得不错，但是他认为我开得不好。”

再次辞职后的吴东离开了东莞，来到深圳龙华区探望朋友。他喜欢看书，每到一个新地方就往当地的图书馆去。在龙华的图书馆，吴东看到一家免费进行音乐培训的社区机构，他报了吉他班，一边练习吉他，一边在人才市场找工作。这次他想找轻松一点的工作。

新工作是在距龙华160公里的汕尾市一间工厂当工业工程师，英文名叫Industrial Engineer，主要负责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头衔好听，工作内容也比较重要，从车间布局，到厂线流程设计，再到工时测算，他的意见都很受老板重视，但是工资并不高，只有3000多元人民币。上班时间在车间里必须穿连体防尘服，整个人都被包裹起来，吴东觉得压抑，他再次辞职。这份是他待得最长的一个岗位，有半年之久。

回到龙华，吴东很快开始了下一段工作经历。聊到这里，吴东有些害羞，因为他去了一家按摩店当服务生，负责端茶倒水。选择这份工作，“主要是想了解一下社会的黑暗面。”“认识社会”是他换工作的重要缘由。在讲述他之后的另一份工作——房地产销售时，他也提到，这份工作尽管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入，至少使他学到了一些东西，增进了对社会的认识。

吴东不爱和陌生人交流，但房地产销售的工作，却是日复一日打电话给客户推销。这个应聘时承诺有底薪的岗位，在他开始上班后就改为完全的“提成”制度。他讨厌这份工作，讨厌硬着头皮去向陌生人推销几百万一套的房子，更讨厌每天被不耐烦的客户挂断电话。他的自信心被一点点磨掉，变得颓废。

吴东也不喜欢工厂，他去年曾在富士康当过派遣工，在流水线上干活，一小时15块钱，如果当月没有迟到和早退，就以一小时17块钱结算工资。产线刚开始相对轻松，但产量指标会逐渐增加，把工人往最高产量逼。

在他看来，工人并不团结，在同一条流水线上，做得慢的工人，会被做得快的工人要求加紧一点。“如果大家都团结一点，速度不要太快，就不会被逼到一刻都不能放松了。”他觉得工厂很压抑，更可怕的是人们都习惯了这种压抑，变得麻木。

“我就不习惯，不习惯压抑，才可以一直离开。”不停辞职似乎是吴东对抗麻木、避免被压抑同质化的武器。

“我对这个社会比较感兴趣。”吴东认为自己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大学念日语系，他爱看日本作家的小说，平常会玩音乐，是个文艺青年；他关心中国社会，在朋友圈转发支持崔永元维权的帖子，还有讲述深圳废青“三和大神”生存状况的文章。

辞掉房地产销售的工作后，吴东搬去龙岗，租下月租1000元的房子，白天睡觉，晚上在手机上和网友下围棋，就这样过了三四个月。除了下楼买午餐和晚餐吃，他不出门，也没有别的消费，每个月的支出只需要1600元。

“围棋是我排忧的方式。”那是吴东过得最快乐的日子，也是他棋力最高的时期。偶尔白天“清醒”过来，他就去人才市场找找工作，但通常很快就躲回出租屋睡觉和下围棋。

就算支出不高，吴东还是负债了。他报了一个电脑课程，想要镀金，以期未来找到高薪工作。一万元学费他用信用卡支付，再用其他的信用卡来填补债务。他一共有四、五张信用卡，可以让债务暂时搁置。他不愿意向朋友借钱，朋友都是出门打工的人，赚钱不容易，但也不可能去向父母开口，因为不想让父母知晓自己的窘状，而且父母也没有什么积蓄。

学音乐认识的朋友给吴东介绍了一份兼职工作——到学校给小学生上围棋课。在这份兼职结束后，他又去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当日语老师。

吴东最喜欢这两份兼职，不仅因为薪水高（一节课45分钟120元），还因为他可以当“老师”，而不是“工人”，这个称呼让他很开心，他始终更认同自己作为文化人的一面。但是这两份工作后来都没有继续聘请他。

“我不太知道怎么哄小孩。”他反思自己上围棋课的问题，自己不是职业棋手，基础知识也不够扎实。至于日语课，有些学员觉得他教得好，有些觉得他教得不好。

上个月，吴东去工厂上夜班了，晚七点到早七点，工作内容主要是检查机器的参数。他需要钱来生活和还信用卡。

这份工作除了日夜颠倒之外，并不算太辛苦。但吴东说，他也不会做太久的，他还是不喜欢工厂的氛围。谈及未来，令他兴致勃勃的不是工作，而是爱好。非工作日的时候，吴东都去参加社区的兴趣班，他正在学习戏剧表演，也在计划开始写作，写工人的故事。

游莜：一个轻飘飘的“反抗者”

游莜是逃到深圳的，打工曾经给了她自由，而她正在逃离这份自由。

1994年出生，游莜今年24岁，她刚和妈妈通完电话，有点沮丧。“家里没什么钱了，你爸身体又不好。”妈妈总是把家里的境况碎碎念叨给她听，希望她多寄点钱回家。

游莜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家，每次1000元左右。中学毕业刚出来打工的时候，她还没学会花钱，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一点点零用，其余的带回家里交给爸妈。但给钱这件事情，似乎总是“不够”。

游莜在广东潮汕地区出生长大，有三个哥哥，她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是她和姐姐们要多赚一些钱，帮助哥哥们娶妻生子。

“有时觉得很不公平。”游莜说，姐姐们十几岁就开始打工，赚钱给弟弟交学费。游莜的姐姐几乎没有上过学，而大哥一路读完了大学，但毕业后也“没有找到很好的工作”。

游莜是在一次和爸爸的争吵里离家出走的。那时她在哥哥的餐馆里当收银员，“没有工资的哦”，但爸爸看不惯她的工作方式，两个人经常发生口角，一气之下，游莜在春节前收拾了行李来到深圳。

家庭让游莜感到压抑，生活在一个性别成见很深的环境里，她觉得自己得不到重视。“我付出那么多，却得不到爸妈的关心。有时他们会跟我说，生你是个意外。”相比之下，哥哥似乎轻易就成为了家庭生活里的重心。

姐姐们陆续结婚，离开了家庭，不再需要填补家里的经济缺口。在仍然保守的潮汕文化里，女人是属于夫家的，因此结婚前才会被父母“剥削”。

游莜用业余时间参加了一个服务女工的社会机构的活动，还关注了公众号。对于性别不平等，她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这些”。“当男生有一点什么什么的时候”，她会义正辞严地告诉对方，你这句话歧视女性了，你这是性骚扰，但她的人际关系因而特别僵化。

游莜期待着“真正的爱情”，她只谈过一次恋爱，恋情开始后才发现对方是个已婚的男人，最终悲伤地发现“工厂里很少有真正的爱情，大家来自不同的地方，能走到最后的不多。”而即便结婚，痛苦也多过快乐。她认识一位已婚的女性工友，带着孩子在深圳打工，生活非常辛苦，每天都要为孩子的生活费而发愁。

她对“真正的爱情”的定义是：两个人在一起像朋友一样聊天，像亲人一样互相帮助。

于是，打工成了她接受自己家庭的方式。打工给她自由，在家庭的目光之外，她可以花自己赚来的钱，不必全部上缴；买自己喜欢的衣服，而不是穿哥哥的旧衣服；周末躺在沙发上玩手机，不用承担家务。

这份自由很简单。“既然不能改变（自己的家庭），只能接受它，爸爸妈妈也养了我这么大……”家庭的压力对游莜来说，不是太大的问题，只要离开远一点就好了，而打工所带来的独立、自由，也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只是让生活舒适一点而已。

压抑是轻飘飘的，自由也是轻飘飘的。她觉得，生活里似乎没有重要之事。

她在社会机构的活动里听说过马克思主义，却视其为“负担”。“它会让我觉得，我不应该在工厂里面，这是一个压迫人的地方，人不应该被剥削。”游莜觉得自己改变不了现状，只想看那些能让自己生活得平静一些的东西。

“马克思是写给工人看的，但工人不会看它。大学生读完马克思主义，他们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游莜道出自认为的荒诞之处。

如今，游莜已经从工厂离职两个多月，她在服务女工的社会机构里当实习生，负责编辑公众号文章。每次开选题会的时候，上司会要求她参与进去，提出自己的想法。

“思考好累。”游莜说，在工厂的时候，开会的时候只需要听就好了，不需要动脑思考，在流水线工作，也有办法偷懒、发呆。编辑工作完全是另一回事，她觉得不适合自己，她不想思考。

她想去当幼儿园的保育员，照顾小朋友。“应该会简单一点，和小朋友在一起，人际关系没那么复杂。”

等到30岁，她还是想回到家里，“如果回不去，就随便找一个农村吧。”

应受访者要求，小雅、吴东、游莜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