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洪源远：“改革”与“开放”都面临空前危机，中国正处于历史转折点

“改革开放四十年，要分成前35年和后5年来看，”政治学家洪源远坦言：“2013年是分水岭。”

1978年底，中国正处于崩溃边缘，十年文革让国家几乎陷入全面瘫痪，占人口总数80%的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40美元，人均粮食产量甚至不及1957年的水平，与孟加拉、马拉维和乍得等同为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如今，中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稳居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也是全球新兴市场的领导者，并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尖端科技领域直追美国。

这一成就无疑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改革”改变了毛泽东时代僵化的官僚体制和党管一切的全能政治，“开放”则让中国人看见了外面的世界，也让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融入到全球化进程之中。但在最近五年时间里，“党领导一切”又重新成为了政治主基调，“解放思想”的目的被诠释成了“统一思想”，过往以业绩为主的官员考评标准，也逐渐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忠诚度竞赛；言论空间也在这五年日趋缩紧，对公民社会、异见人士、维权行动的打压力度空前严厉。而在外部，中美贸易战似乎正在演变成一场全面对抗的危机，“遏制中国”正在取代“拥抱中国”，成为西方世界的主流，“自力更生”的提法也频频出现在官方话语中。

与此同时，本应该高度一致的中共党内也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在近期全国残联的讲话中，强调“要坚持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判断”，提醒“保持头脑清醒”、“知道自己的位置”；而在《人民日报》对于习近平“南巡”的评论文章中，却着眼“新时代的改革开放”，历数习近平执政以来的功绩，只字未提邓小平。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无论是“改革”还是对外的“开放”，似乎都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中共领导层如何讲述“改革开放”的故事，也直接关乎它如何应对这场挑战。

《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

出版时间：2018年6月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作者：洪源远（Yuen Yuen Ang）

在中文版新书《中国如何跳出贫困陷阱》（英文版于2016年出版）中，政治学家洪源远就总结了“改革开放”故事两点最为可贵之处：

一是市场与制度的“共演”过程。在改革之初，中国有着许多标准的“弱制度”，例如公私不分、偏袒性监管、运动式政策执行等等。在一般的发展理论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是用发达国家的“强制度”替代这些“弱制度”，但这种直接替代的尝试在世界范围内却屡遭失败。洪源远观察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先利用了标准的弱制度去建立市场，例如招商引资过程中的“一窝蜂”运动，然后通过新兴市场的发展再进一步推动制度变革，实现了市场与制度的良性互动，让中国跳出了贫困陷阱。她将这个经验总结为“有什么用什么”，“一个人要想激发变革，首先利用他有的东西，而不是他想要的东西。”

第二，是“引导创变”的策略——中央政府不会事无巨细地要求地方必须做什么，但它会清楚划定什么是红线（不容触碰的高压线，例如对耕地和水资源的配额限制）、什么是黑线（明确鼓励做的事情，例 如“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并留下了相当大范围的灰线（地方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试验，并反馈给中央政府进行适当调整），地方官员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发挥，如果在“灰线”内的尝试取得成功，不仅主事官员会得到升迁，成功经验也会被纳入“黑线”，升级成为大范围推广的政策。

这样一来，原本僵化的官僚体制引入类似特许经营公司式的运作方式，让其灵活性大大加强，这种自上而下的“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创变”之间的结合，为“共演”的发生奠定了基础。

但洪源远也坦言，用这些经验来总结改革开放的前35年是合适的，但最近5年多政治转向，也让她感到难以评价。国内的高压政治和与美国的对抗，是否正在让改革开放走向终结？前35年的种种经验，又能给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带来何种启示？在外部压力之下，“具有民主特色的专制”最终有可能走向民主吗？带着这些问题，端传媒近日对洪源远进行了专访。

洪源远在新加坡出生，于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密歇根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发展和当代中国政治经济。2018年，她获选由卡内基基金会设立的“安德鲁・卡内基杰出学者”，探索“以新思维解决这个时代最为紧迫的难题”。

以下是访谈摘要：

“改革开放”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端传媒（以下简称端）：您在书的一开篇就提到，“这本书讲的不仅仅是中国发展的故事；它讲的是人类发展的故事，以中国的历程为启示”，在人类众多的发展故事中，您为什么会选择中国的历程作为切入？

洪源远（以下简称洪）：这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这本书主要讲的是一个不同于西方主流发展理论的故事，它挑战了西方长期以来关于发展的研究范式（Paradigm）。之所以选择中国，是因为中国在现今影响力巨大，虽然有人说中国很特殊，但你没有办法绕开它，反而需要认真对待它；第二，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利用违反了国际规范的方式来发展的一个国家，且这种发展方式产生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有过割地的历史，但中国并没有大面积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这点是很特别的，因为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都曾沦为过殖民地，而且和许多非洲国家不同，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没有很依靠外来援助。

殖民的经验对一个国家的意识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即使独立后，仍然会用西方人的眼光看自己。中国没有被西方统治，因此在思想和选择上有更大的自主空间，相对不受外国标准的约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旦改革开放，中国便冒出各种“别出心裁”的发展策略。

我认为这几个原因叠加，让中国成为了一个特别有效的案例：它一没有被西方国家殖民过，二没有按照国际规范，三又取得了迅速的经济发展，在全世界范围内，除了中国，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

端：您刚刚提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很依靠外来援助，但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尤其近二十年的经济起飞，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前段时间，美国副总统彭斯（Mike Pence）在一次演讲中就指中国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所推动的”，而在书中您比较多的围绕内政层面展开论述，请问您如何衡量在“跳出贫困陷阱”的成就中，引导创变和全球化分别扮演的角色？

洪：其实你看“改革开放”这个词，它其实就分为了对内和对外两个部分——改革是对内的，讲的就是内政的改革；开放是对外的，讲的是对世界，尤其是对美国的开放。这两点都重要，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那为什么我的书将重点放在了“改革”上？是因为无论开放还是经济发展，尤其在威权体制下，政治是最重要的基础，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政府和领导的权力特别大。打个比方，我在密歇根大学教中国政治经济的课程，第一堂课讲就的是明朝郑和下西洋的时期（1405年至1433年），中国当时在世界上是鼎盛时期，无论在经济、军事还是科技实力方面，都是大大超越西方的，但为什么一百年后就全面没落了？就是因为那一百年里换了几个皇帝，而每换一个皇帝他们都有不同的想法，再加上宫廷内斗，最后下西洋活动也停止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启示，可以看到在威权国家里面，政治是最重要的基础，如果没有改革政治体制，就算有好的资源、好的机遇、好的人才，最后还是无法发展。

端：您提到明朝对外政策转向的案例，也让我想到了这五年中国政治的转变。“引导创变”的核心内容，包括了自上而下的“引导”和自下而上的“创变”，而这五年，“引导”似乎正在向“管控”转变，而在反腐运动下，官员们“创变”的积极性也在减弱，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洪：中国现在真的可以说是处于一个历史转捩点吧。因为改革正在受到很大的冲击，例如你提到的由“引导”转为“管控”的现象；然后“开放”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在内外都处于危机之中。当然，危机处理得好，它可以大好；处理不好，也可以大坏，就是要看领导人如何去应对。

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确实要分成前35年和后5年来看，2013年新任领导人上台后可以说是一个分水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包括意识形态话语又重新兴盛起来，言论自由的空间持续缩紧，经济上的“国进民退”等等，这些变化都很令人感到担忧。但是除了领导层启动的改变以外，到了2013年，宏观条件也发生了巨大转变。国务院和世界银行在2013年联合发表了“China 2030”的报告，正式提出了“中等收入水平陷阱”(Middle-income Trap) 的问题，也就是过去廉价劳动的生产模式该淘汰了，迫切需要转型。官僚体制也发生了变化，除了反腐运动，官员的考核指标年年增加。以前的官员只需要关注快速经济增长，但如今他们什么都得包办，因此普遍感觉瘫痪。正是这个时候需要把“创变”的重心从政府转到社会，过去的政策和制度创新大多由政府带头，但未来的创新需要靠公民社会和私营企业。

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留意到，从中央领导层所发出的信号中，看法似乎不是一致的。作为一个观察者，我不知道黑箱中具体是什么情况，但在很多议题上，你都可以听到两种不同的声音。例如前段时间关于“私营经济应逐渐离场”的讨论中，一开始人们担忧这是高层释放的某种信号，但很快央媒就发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中国能在“共演”中走向民主吗？

端：改革开放前35年，中国许多地区的发展方式的确遵循了“共演”的路径，但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根深蒂固的问题，例如国企的领导地位、党政机关对国企的控制等，由此想问，在一党体制不进行变革的情况下，“共演”是否有它其局限性？即演变到一个阶段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产生“逆向共演”。

洪：我需要澄清一点，书中讲到的“共演”并不是一种模式，而是一个过程，我也并没有说“共演三步曲”一定会发生，而且发生以后不会逆转。

在书中，我是用详细资料呈现了“共演”如果发生，它是什么样的情景。因为主流的范式是直线式的，要么先富有才改善制度，要么先改善制度才富有。很多人想像不出来一个多步骤的共演过程是如何展开的，尤其无法想像“有什么用什么”的原则如何在现实生活中体现。所以我们首先需要奠定一个标准的“共演”过程，有了这么一个标准后，才能思考其他的可能性。

至于停滞甚至倒退，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在书中，我讲述了三个县的例子（福建省林山县、浙江省幸福县、湖北省谦恭县），在湖北省谦恭县的例子中，它做了和沿海地区同样的事情，但它还是比沿海地区落后了十年，所以说，并不一定“共演”的过程展开了就一定会进入正向循环。

有几个因素可能导致“共演”的停滞或是倒退。第一，是外部条件的局限。例如说内陆城市就算去复制沿海城市一窝蜂地招商引资，但因为缺乏优异的条件，也不见得就会在同一时间取得同样的效果；第二，如果你迈出的第一步不是为了改变经济环境，而仅仅是为了政治利益，这样也不会引发持续地共演。因为经济环境没有改变，就不会产生改革制度的压力。国有企业就是一个例子，如果首先是保护它，那么它受到保护之后必然想维持这样的利益格局，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怎么走出“共演”的第一步，这个“第一步”的用意是什么，都是很重要的。

第三，就是在威权体制下，中央领导的权力很大，他可以拍拍脑袋突然改变主意，进而改变大环境，这也有可能导致倒退。但就算出现“倒退”的话，也不会回到原点。就像中国现在再怎么倒退，也不会回到毛泽东时代了，因为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端：我们知道，过去西方之所以让中国如此深地介入到全球化之中，背后有一个逻辑：即是中国对外开放力度变大了，经济发展了，就会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进而一步一步走向民主化。但现在看来，这套理论似乎完全失败了，中国不仅没有走向民主化，技术手段反而让极权更加坚固了。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共演”有可能让中国走向民主化吗？

洪：其实你形容的已经不是“共演”了，而是西方的现代化理论。它是直线式的逻辑，就是国家富裕了，就会走向民主化。然后正如你所说，美国长久以来都认为，只要中国富裕了，就会成为类似西方的民主国家。但如今美国认定，中国经济发展之后，非但没有实现民主，而且更加专制了，这让美国人惧怕，不仅把中国视为经济对手，而且还视为意识形态上的敌人。

但在我看来，西方一直误解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许多西方的观察家认为中国只开放了经济而没有进行形式任何的政治改革，因此深怕中国的经济成功证明了专制比民主强，会“带坏”其他的发展中国家。这个理解是不对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共其实进行了政治改革，不过不是以西方期待的形式，如实施选举或是立法保障言论自由，而是在不改变一党专政的前提下，变革庞大的官僚体制，加强问责制度、加剧竞争，并让权力受到部分地制约。这些改革措施造就了一种特别的混合体：具有民主特色的专制（Autocracy with Democratic Characteristics），它让僵化的共产主义官僚机构变成了具有高度适应性、拥抱市场经济的组织。

与民主国家党政分开的原则恰好相反，中国体制的一个特性是“行政政治化，政治行政化”，于是行政改革实际上就是政治改革。你可以说，邓小平时代体现的就是民主特色对繁荣、稳定是绝对有必要的，只是这些民主特色不一定要按西方的形式来体现。如果正确理解“改革开放”的故事，西方就不应该惧怕“中国模式”，应该担忧的是人们误解了这个故事，利用中国的经济起飞把专制行为合理化，又或者是某些中国人自己误解了这个故事。

端：那么这种“民主特色”会在威权体制下止步不前，甚至倒退，还是说会走向普世意义上的民主制呢？

洪：以现状来看，答案似乎是不一定会。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如果领导人想要倒退的话，他是有这样的权力的。但如果换个角度说，我认为这种民主特色，为将来的民主化提供了孕育的土壤。

西方对于民主化的论述有个很大的弊病，就是它认为民主化只须要复制“硬件”（Hardware），把诸如选举制等硬件照搬过来就行，但忽略了“软件”（Software）。美国民主的“硬件”其实非常依赖“软件”的，“软件”就包括公民素养、尊重法律的习性等。比如有一次，我在美国的幼稚园里看到，孩子们为教室制定了“规则”，张贴在墙上，他们从小就学习民主，演练“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的原则。

我觉得邓小平的改革，就是先让官员、让人民有一个训练的平台，慢慢放权、慢慢放开，让你一点点学习如何使用权力，如何使用自由。当然，这并不保证中国以后一定会成为民主国家，但它绝对改变了中国政府的意识，也改变了中国人民的意识。例如说，在毛时代老百姓对政府可能没有什么要求，完全服从，但是现在人民对政府有很多的要求，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提出意见和批评，而这些改变一旦发生了，就很难完全倒退回去。

特许经营的官僚体制

端：您刚才提到了“具有民主特色的专制”，这个概念很有意思。我看到您在书中也提到说，“中国不仅是一个权力下放的威权国家，而且更加具体来说，它遵循着一种特许经营式的权力下放模式”，您可否详细阐释一下这种特许经营式的官僚制？

洪：特许经营，就是像麦当劳的组织形式，它结合了自上而下的层级制（Hierarchy）和分权、因地制宜的运营模式。

比如说，麦当劳在上海一个分店的老板，他其实是一个所有者（Owner），除去交给麦当劳的特许经营费用外，店铺产生的利润都可以归他。如果是在传统的层级制经营模式中，所有分店的负责人只不过是员工，拿工资干活，赚多赚少和自己没多大关系。但麦当劳它让老板变成了持份者，这就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但同时它又有严格的中央管制。比起其他的经营模式，它既可以维持巨大的组织规模，又可以让每个地方的分店非常本地化，所以非常容易在竞争中取胜。

在毛时代，中国的官僚体制是自上而下，非常僵化的，而到了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既维持了这种自上而下的层级制，但同时又对地方官员放权让利，让地方政府官员成为某程度上的“股东”（Partial Owners），地方上产生的一些经济收益，他们是可以直接分享的。

当然，这种分成有几种。第一种是社会不一定赞同，但它是合乎官僚体制内规则（Institutional Rules）的，比如说我们地方上产生的经济收益大，官员待遇就好；还有一种既不合法，也不符合官僚体制内规则，主要发生在地方领导身上，这里经济好了，我个人从中分一杯羹，就是通常所谓的贪腐。这样一来，整个官僚体制就变成了一个类似公司的机构。

这种对官员强有力的激励，在其他国家中是很难找到的。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在民主国家，我们都会觉得，官僚体制怎么可能有高激励？你就是一个公务员，领一份薪水，然后按部就班做好该做的事就好，完全不需要像个企业家一样到处跑项目，甚至冒风险。

端：最近几年八项规定、铁腕反腐、全面从严治党等的措施，似乎让官员们的“企业家热情”受到了不小打击。在习时代，这种特许经营官僚制还存在吗？

洪：打压贪腐本身是好事，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卡在中间。如果说像过去那样，将官僚体制整个企业化，它起码能发挥一些优势，官员们敢于冒风险、担责任。相反的，如果让官僚系统变得循规蹈矩，也有好处。尤其是在一些一线城市中，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这时官僚系统就应该是服务型的，老老实实做事，权力受到制约的。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领导人似乎既希望官员有企业家精神，做事充满魄力，又要求官员大公无私，严守纪律，就像《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那样。但这是不实际的，只能二选一，如果要全选的话，官员们是做不来的，做不来就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作假走形式，一种就是蒙混过关。李达康这样的干部不是说没有，但就算有的话应该也只是极少数，非常难能可贵的，你不可能以这个标准来要求所有的官员。

“改革开放”会走向终结吗？

端：中美贸易战是近期备受瞩目的话题。9月底，中国针对贸易战发布了一份《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您如何看待其中的观点？

洪：中国在白皮书中的回应相对还是属于比较理性的，也罗列了许多的事实。例如就提到，如果综合考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三项因素，双方经贸往来获益大致平衡，且美方的净收益是更多的。

但现在特朗普政府并不是一个和你讲道理的态度，（贸易战）也不仅仅关乎贸易逆差，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了战略竞争对手。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背后有两大原因，一是最近几年中国国内政治气候不断趋向保守，各方面的自由度都在收缩，这让美国感受到中国不但没有变得更开放和民主，反而变得更加威权；第二，中国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也表现地很有雄心壮志，和以前邓小平“韬光养晦”那一套完全不同。这两点对美国人来讲都是事实，也让美国人感到非常害怕，不是言语上的反驳就能改变的。当然，美国内部也都很多问题，某程度上也需要一个替罪羊（Scapegoat）。那么，这些因素全部叠加起来，当前的美国政府就将中国认定成了竞争对手。这不单单是一种短暂性的特朗普现象，这种趋势一直存在，只是特朗普上台将这种趋势放大了。而目前，即使美国两党互相之间斗的厉害，但抵制中国的论点却是两党都秉持的。

前段时间，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合通过了一个新的法案，叫做 BUILD Act（建设法案），这个法案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与美国国际发展署两个部门合并，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并为它提供最高600亿美元的资金，投入贫困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基本上就是为了抗衡“一带一路”。看到这样的法案通过时，我是担忧的，因为它的出发点并非是为了促进贫困国家的经济发展，而是为了和中国竞争。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词叫做“新冷战”，我们知道，冷战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好处，当时美苏两国为了竞争，在世界各国扩张政治势力，结果把其他国家情况都弄得更糟糕。所以现在的局势，不仅仅是中国感到担忧，全世界都应该感到担忧。

端：刚好您提到“一带一路”的问题。前段时间，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演讲中，就批评中国用“债务陷阱外交”（Debt Trap Diplomacy）扩大影响力。这种外交策略是通过给其他国家提供巨额贷款，进而对其施加影响，彭斯又举例，斯里兰卡就因为无力偿还债务的而将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Hambantota）港租借给中国99年。您认为，这种“债务陷阱外交”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精心布局吗？

洪：我9月底的时候在 Bloomberg 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为了驳斥这种阴谋论。

坦率讲，我认为“一带一路”只是一项愿景，而不是周密的计划，更不是西方想像的阴谋。“一带一路”官方网站上的一份《行动计划（2015-2017）》，只有短短七页纸，具体措施其实非常少，留下了许多空间给下面的人去想如何执行，这种做法在中国是很典型的，尤其符合“运动”的逻辑。

对于下级官员来讲，中央现在如此重视“一带一路”，那无论做得好或不好，都一定要先热情参与再说，于是它就变成了一项运动，所有人一窝蜂的投入。就如国内的招商引资运动一样，这种运动式的风格在短期内是可以产生显著的效果，但同时也会导致混论、腐败和低质素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人人都可以打着“一带一路”的旗帜，无法分辨到底哪个才是官方项目，比如纽约时报前段时间就报导说，“一带一路”的项目包括滑雪场、中医水疗中心等等。

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的官僚逻辑。上面有一个方向性的政策，下面的官员就按照各自理解来执行，然后在执行过程中就出现了种种混乱，斯里兰卡租借港口就是一例，然后这种混乱在外国人看来，就认为这是中国的阴谋。这样的阴谋论会选择一些失败的例子，然后不断鼓吹和夸大，但其实“一带一路”在有些地方也有成功的例子，比如柬埔寨的债务风险并不高，中国在当地投资了电源方面的项目，大幅度降低了电价，但不失败的案例就没有人讲。

这种阴谋论的盛行，也反映出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整体看法，现在的状况非常极端——你要么就是唱衰中国，要么就是为中国辩护。这么一来，理性、客观分析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端：那您认为，中国这几年高调的对外战略是否起到了一种反效果？

洪：我觉得可能现在中国无论做什么，美国的态度都会是批评的。但邓小平“韬光养晦”策略是很有道理的，中国现在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你还没有发展成熟的时候，就过分高估自己是没有好处的；还有就是一些过分夸大的语言，它总是会和民族主义绑在一起，这对民主的发展也是没有好处的。真正的民主不单单包括选举、言论自由等等，还包括你思想开放了，能包容不同意见，能听进批评，能自我反省，但如果你整天都说自己“厉害了”，那其他人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你已经很“厉害了”。

其实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诤友（Critical Friends），中国说一千句赞美自己的好话或反驳美国的狠话还不如诤友说一句公道的话。但我觉得中国官方一直没有好好对待诤友的意见。有很多真正关心中国的学者，他们绝不是随随便便就会去炮轰或是吹嘘中国。他们是会有批评的意见，但他们是真正关心中国，并客观分析，这样的人在世界平台说的话才有可信度，才可以消除偏见和阴谋论。如果一面倒，光找一些外国人赞美中国，这反而降低中国在国际上的可信度。

端：最后一个问题，从现在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来看，“改革”和“开放”的确都在经历很大的挑战，您认为“改革开放”会走向终结吗？

洪：毫无疑问，中国现在面临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是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但我认为它是一个危机——既危险又有机会，取决现在的领导人如何应对。

应对不好，它当然可能产生一些非常负面的效果，中国可能会走向封闭。的确，近来有些言论强调中国人要“自力更生”；还有一个反效果就是助长民族主义，可能有些中国人就会觉得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要打倒它，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一个长起来，另一个也会长起来。

但反过来想的话，它可以成为造成一种正面的效果，让领导人在压力之下更加低调、更加谦虚，之前那种“厉害了”的言论会收敛起来，还有就是会进行更多的内部改革，包括国企的改革。面对新时代的挑战以及外界的压力，中国需要了解前35年改革开放的成功基础，比以前更需要“引导创变”，光靠至上而下的管制必然会抑制社会的创新力，并加深美国的敌意。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正处于历史的转捩点，它可能大好也可能大坏，但现在的局势并不明朗，领导层的声音看来是不一致的，而且向两边的声音都有，但我觉得时间是很迫切的，它没有办法长期处于一个中间地带，而我希望这种种危机是能推动中国的继续改革、继续开放，这不仅关乎中国的命运，也会影响全世界。

（戚振宇，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