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同堂的育儿生活：血缘是家庭的最终归宿

“没有老人的帮忙，就不要想生孩子。”两个孩子的母亲李媛斩钉截铁地对端传媒记者说。生养下一代，就是一场家庭内部人力与经济资源的重新整合。

在育儿方面，父母是她最得力的帮手。三年前，李媛生下第一个女儿，马上邀请自己的爸妈前来同住。她和先生平日上班，白天的十余个小时里，爸妈充当保姆，照顾孩子。每逢周六日都是爸妈的“公休日”，李媛和先生负责带女儿出去游玩、购物、上早教课，爸妈则补充睡眠、养精蓄锐，为下一周的“上五休二”储存体力。

三年后，李媛生下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自己的爸妈已经忙不过来了，她果断地将婆婆从老家接来，为这场漫长的育儿之战再添人力。

和许多中国家庭一样，李媛和先生是“双职工”，都有全职工作，平日就由祖辈承担照料孙辈的职责。曾一度分开、彼此独立的小家庭，因为新生命的到来，又团聚在一起。有人将这称为“新时代的三代同堂”，是三代人重新认识、了解和对话的转折点；有的人说这是“晚来重负”，本该享受退休生活的五零后、六零后们，在忙碌了大半辈子之后，又要为儿女投入到繁琐的育儿时光里。

根据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2015年家庭发展报告》，“无论在农村还是城镇，0～5岁儿童日常生活的主要照料者是母亲，其次是祖辈。”另据中国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追踪调查和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在2014年的统计数字，3 岁以下的婴幼儿主要由祖父母照料的比例超过三成。而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的调查曾显示祖辈参与幼儿抚养的比例高达84.6%。

在大陆，儿童到三岁才有资格进入公立幼儿园。三岁之前，要么选择私立的托幼机构，要么留在家中。私立托幼机构频曝丑闻，2017年有上海携程托管亲子园虐童事件，轰动全国；而聘请保姆的价格，按照不同资历和工作时长，通常在每月5000-8000元人民币之间，几乎相当于一个人的月工资，李媛无力负担。且雇佣保姆的风险也很高，不时有保姆拐卖儿童或放火烧屋的惨剧出现，她实在无法将孩子交给陌生人。

血缘，是祖辈照顾孙辈最正当的理由。祖父母虽有时难以接受先进的育儿理念，同住一个屋檐下也难免有摩擦磕绊，但在李媛眼中，相比不知底细的托幼园和保姆，他们才是最无私、最可靠、也最尽心尽力的人选。正因为无私，他们无偿劳动，尽心尽力，很少抱怨，更不会主动索要“工资”。

一切都是为了孩子。

年轻夫妇对长辈的征召，是理所当然的事

李媛父母的一天是这样过的：早上六点起床，准备五口人的早饭；七点钟，女儿女婿起床，吃完早饭出门上班；八点钟，外孙女妮妮起床，外婆负责伺候洗漱、穿衣、喂早饭，外公出门买菜；九点钟，外公外婆带妮妮去社区花园玩耍，要小心她不被磕碰，不和别的孩子打架，玩耍的途中喂饮料、水果；十一点，回家，外婆给妮妮擦汗、洗手、换衣服，外公准备午饭；十二点，外公外婆哄妮妮吃午饭；一点钟，外婆陪妮妮午觉，外公做家务；等妮妮睡了，外公外婆也可以眯一会，或者玩一下手机；到了下午三点钟，外公外婆洗菜、拣菜、准备晚饭；四点左右，妮妮午睡醒来，通常会哭闹一阵，外婆负责安抚，喂妮妮水果和酸奶；五点，外公做饭，外婆带妮妮去花园里玩；六点钟，李媛和先生下班回家，全家人一起吃饭；七点钟，外婆帮妮妮洗澡；八点半左右，妮妮睡觉。

时不时还会有些额外项目，譬如妮妮要打疫苗、上游泳课和早教课、剪头发、去购物商场里做旋转木马……或者只是某一天的下午，妮妮闹着要和邻居家的宠物狗多玩一会，一天的时刻表便要重新调整。

妮妮从襁褓里的婴儿长到牙牙学语，可以奔跑玩笑，外婆的体重却从74.5公斤掉到了60公斤。“太累了，我不瘦才怪呢！”李媛的妈妈说。“这两年，我老得最快，”李媛的爸爸在一旁补充。

今年32岁的李媛生活在一座沿海三线城市，经济相对繁荣，房价不菲。她是本地姑娘，独生女，在家乡上完了大学，念经济系，毕业进入了一家国字头的证券公司做内勤，工作繁忙，二次怀孕，她都是挺着肚子加班加到最后一刻，进了产房还举着手机在打业务电话。

她的先生是大学同窗，二人从校园恋爱，到修成正果。先生来自江苏省北部山区的农村，他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也是唯一的儿子，父母与姐姐至今仍在老家过着前院养鸭、后院养猪、烧柴煮饭的农家生活。因此，李媛先生被认为是典型的“凤凰男”，背负全家人的期望，从偏远贫寒的农村来到沿海富庶的大城市，站稳脚跟，打出一片天地，飞上枝头。他现在在一家生产现代建筑工程设备的国有企业工作，做销售经理，主要面向非洲市场，每年都有四个月时间会在刚果、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出差。这份工作报酬不错，但是辛苦，与家人更是聚少离多。

据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物管理学院的学者钟晓慧的研究，隔代抚育是从上世纪90年代起逐步出现，并变得越来越普遍。如李媛父母这一代五零后、六零后，工作单位通常设有托幼所，李媛父母可以将李媛放在单位的托幼所，再去上班，下班再将李媛接走，托幼所的老师都是单位熟人，因此比较放心。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单位制解体，托幼福利随之消失。

李媛和先生供职的国有企业——通常被视作在大陆就业环境里员工福利较佳的雇主，现在都没有为员工设立的托幼机构。在李媛的公司，甚至找不到一间哺乳室，她通常是在员工洗手间或无人的会议室里泵奶。因经济形势下滑，过去为员工提供的班车等服务也取消了，李媛每日开车17公里、约45分钟去往公司，往返通勤路花去近两个小时。而不公平的职场文化，让她根本不敢辞职，担心失去工作后再难进入职场。而丈夫根本没有育儿假，在带孩子的过程中越来越缺位。

因“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李媛和先生居住的新房位于城市西北角的一片新区，入住五年，社区仍未建设完毕，距离最近的菜市场、购物商场和医院，都需5公里以上路程。

“住所、幼儿园、学校、医院与父母的工作场所可能相隔甚远，教育和医疗资源的市场化又使得育儿成本越来越高昂，父母需要在工作中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承担育儿工作。”钟晓慧在《重视“全面两孩”政策下老年女性照顾者的境遇》一文中写道，“相比请保姆，祖辈的照料更让人放心，也更经济实惠。”

于是，年轻夫妇对长辈的征召，就变成理所当然的事。

退休后的“黄金十年”消磨殆尽

照看妮妮的这些日子，李媛父母最大的期望便是孩子早日满三岁，够年龄去幼儿园。这样子，除了早送晚接，他们可以享受一整天属于自己的时光，“算是松口气”。但是，在妮妮刚过两岁生日时，李媛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我是坚决反对她生二胎的，”李媛的妈妈对端传媒记者说。刚得知女儿再次有孕时，她和女儿大吵一架。

“你知不知道带孩子有多辛苦？比你上班累多了！我眼看要熬出头，你又要生一个？”李媛回忆，妈妈气得直发抖，对她拍着桌子大声喊。

李媛妈妈这样解释她当时的怒气：老两口操劳了半辈子，终于等到退休。颐养天年的日子没过两天，女儿便怀孕了。女婿时常出差，他们不放心女儿，隔三差五便端着各种饭菜给女儿送去。“那时，她爸爸开着车，后备箱里都是牛奶、鱼虾，我在家做的包子、云吞、肉丸、排骨、鸡汤……”李媛妈妈说，“那条路我们走熟了，闭着眼都能走到，她爸说那是闺女的营养特供专线。”

妮妮出世后，老两口就搬到了李媛家同住。虽是自己女儿家，但他们依然有寄人篱下之感，担心生活习惯不同，惹女儿女婿反感；又怕照顾外孙女出差错，被指责不尽心。“刚开始的时候，说提心吊胆也不为过。”

眼看着昔日老友们在退休之后游山玩水，时不时就聚会、打牌、K歌，“我们心里羡慕得很，”李媛爸爸说，自外孙女出生以来，他唯一一次社交活动是参加旧同事儿子的婚礼，在宴席上眼巴巴地听人家说又去了哪里旅游，自己闷头喝酒，差点喝醉。但一想到，“他儿子结婚了，很快也会有小孩，他也得跟我们一样要伺候小家伙，”李媛爸爸自我安慰，心里稍稍平衡些。

李媛妈妈原本盘算着，自己60岁退休，身体还算健康，“怎么着也能玩到70岁”。就算花几年功夫把妮妮带大，多少还余些硬朗的日子“可以继续玩”。谁想到又一个外孙来到世上，不能置之不理，等到外孙长大，自己年近七十，退休后的“黄金十年”消磨殆尽，到时候“一把老骨头”，“走不动、吃不动、玩不动了”，“还有什么意思？”

李媛明白父母心里的委屈。她对端传媒记者说，父母一辈子都是跟着国家与社会的大潮流——年轻时没学上，上山下乡，在农村过苦日子；中年时在工厂里卖力气，硬捱过下岗潮；快退休了，儿女结婚买房，又付出终身积蓄。连自己父母的名字都是“永跃”（50年代末大跃进）和“向红”（一心向着红五星）。“他们那代人是没有自我的，永远在付出，”李媛说，“到了退休，终于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却又被我的孩子拴住了。”

“但我没有办法。他们不帮我，我只能陷入绝境。”李媛说，“我是他们唯一的女儿，他们绝不会看着我陷入绝境。”

这或许是这一代80后独生子女的一种典型心态，他们出生在没有兄弟姐妹的家庭，独享父母所有的关爱，也自然而然地将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李媛认同这样的逻辑：“我高兴，我的父母才会高兴；我过的舒服，我的父母才会舒服。”

“已经到了这一步，如果不管我，他们会更加愧疚。”她坦然接受父母的无私援助，也对父母的承受能力持乐观态度。虽然父母失去了去各地旅游、聚会的退休生活，但是外孙女的可爱，“对外公外婆的天然依赖”，会让父母感到“痛并快乐着”。同时，李媛认为自己也做出很多牺牲，她很少逛街、看电影、喝咖啡，因为要陪孩子，更要待在家里抚慰父母。

“父母来了以后，我手头反倒宽裕了，”李媛对记者说，“煤水电暖、买菜做饭，这些钱爸妈都默默给我掏了。他们从没主动开口问我要过。”

“我这个儿媳妇就是馋、懒、笨，不要挑剔我。”

但无论如何，生下二儿子峰峰之后，六口人同住的日子显得愈发局促。

今年夏秋交接的时候，外公染上感冒，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外婆和妮妮。李媛请了几天假，照看父母和女儿，刚有起色，她自己又被传染，接着传染给了儿子峰峰。她那时感觉“病毒在不到80平方米的房子里蔓延着，空气都是病毒的味道。”只剩下丈夫一个人苦撑，从早忙到晚。

妮妮对小弟弟的到来非常焦虑。“只要我给弟弟喂奶，或者只是看了弟弟一眼，妮妮便会发出尖叫。”李媛说，晚上是外公外婆带妮妮睡觉，但只要妮妮夜里醒来发现妈妈不在身边，就会哭喊。刺耳的哭闹声回荡在黑漆漆的夜里，又把峰峰惊醒，两个孩子接连陷入“歇斯底里的状态”，四个大人只能惺忪着睡眼，哄着、抱着、照顾着……

一来二去，感冒初愈的一家人，再次交叉感染，发烧、咳嗽、去医院、输液、吃药……

“我们快要累死了，把你公婆叫来吧。”李媛妈妈对她说。

半个月后，公公留在老家收粮食，婆婆独自从江苏老家赶来。李媛在隔壁楼以月租三千的价格租下一套两居室。她、先生、婆婆、峰峰四人住在出租屋里，外公、外婆、妮妮住在李媛的家里，每日往来。

婆婆从老家带了两千元来，塞给了李媛，说是给孩子的心意。“他们在老家，一年收入还不到一万元，”李媛没有要，因为她猜这是婆婆家的全部存款。几日后，她又拿了两千元给婆婆，“婆婆初来乍到，口袋里揣着钱，心里会踏实些。”

“但是我没有告诉我父母，”李媛说，自己的爸妈是免费给她看孩子的，“如果知道我给了婆婆钱，可能会心里不舒服。”

李媛在婚后一直和公婆交往不多。她和先生住在城市里，只是逢年过节给老家打电话问候，甚至农历春节也没有回去，因为“老家没有暖气，孩子年纪小，受不住冷。”婆婆一口乡音，平时十句话有八句是李媛听不懂的，全靠先生转述，先生不在家时，她就只能猜。

“你要告诉你妈，我这个儿媳妇就是馋、懒、笨，不要挑剔我。”李媛和先生事先说了“丑话”，让先生和婆婆沟通，不要对李媛有太多期待，像农村媳妇一样要求她，以免滋生矛盾。他们分好工：李媛只负责喂奶和带孩子睡觉，其他工作由婆婆来。索性婆婆平日话不多，“爱孙子爱得不行不行的，干多少活都没有怨言。”

“做“老漂族”，不愿缺席孙辈的成长过程

但压力与焦虑在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里显现出来。

婆婆初来乍到，便被公寓楼的电梯吓坏了。李媛那时才知道，农村都是平层房屋，婆婆一辈子没坐过电梯。对电梯恐惧，也就不敢下楼、上楼，因此整日困在房间里，只围着孙子作伴。“头先来的那大半月，都没有接到地气，真憋屈的慌，”婆婆对端传媒记者说。

即便是在房间里，也“四处隐藏着机关”。抽水马桶从没用过，微波炉、烤箱、榨汁机、豆浆机、空调这些现代家电，也是从未见过、更不会使用的新鲜玩意。老人早过了尝鲜的年纪，不愿去学习，什么都不敢碰，只剩下生闷气。

婆婆不理解为什么要给孩子用纸尿布，她回忆儿子小时候，“拉完、尿完，就往屁股上糊一把黄土。”

更大的挑战是与儿子儿媳的相处。李媛的丈夫从13岁去县城上寄宿初中开始，就已经离家。后来到了外地上大学，工作更是时不时出差到国外，近二十年没有和自己的父母真正生活在一起。儿媳又是彻彻底底的大城市姑娘，虽平日里爱说爱笑，但一言一行都让她感到莫名的畏惧。李媛也坦陈，婆婆甚至不敢与她有眼神交流，“我婆婆从农村来，到了这里，人生地不熟，总是怯怯生生。”哪怕在端传媒记者的采访中，大多问题，也是李媛代婆婆回答。

李媛和先生都去上班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便往家里打电话，密切地问着婆婆与孩子的状况。后来干脆装了监控录像，随时查看。可是他们回到家，面对面，却又不知道该如何与婆婆相处。“关上房门吧，怕婆婆多想。开着房门吧，干什么都不方便。”

有时也想找些话题，但聊什么呢？聊工作？聊买房？进口奶粉？微信朋友圈？聊什么都要给婆婆从头解释一遍，说着说着也就意兴阑珊。有时婆婆也想分享老家的趣闻，自家种的麦子、亲戚的烧鸡买卖、新盖的农村合作社……但这和城市生活太脱节了，有时婆婆自己也悻悻然。

如婆婆一样的老人，被学者叫做老年流动人口，或者“老漂族”。据2016年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中国大陆约有1778万老年流动人口，年龄中位数是64岁，约有八成低于70岁，他们中有43%都是为了照顾晚辈。按照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杨菊华教授的观点，“隔代照料为社会带来了价值，有助于消解生育对工作的负面影响，是促进二孩生育的重要砝码。”

但是，“把老人从熟悉、舒适的环境变成陌生、需要适应的环境，让他们重新建立社会关系网络，极为不易。”杨菊华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老人若病倒，双薪子女家庭‘两端’同时失守，”“隔代照料更难以为继。”

细数目前的公共政策，对育龄妇女的照顾尚且不足，对于奶奶、外婆这样的老年女性照顾者更没有顾及。

做“老漂族”的的动力，是不愿再次在孙辈的成长中缺席。婆婆已经错过了妮妮学步、学语的那段时光，现在，妮妮走路跌倒，会第一时间将双手伸向外婆。她猜测，在妮妮的头脑里，家庭是李媛夫妻和外公外婆，爷爷奶奶是一年见不到几次的人，被排除在外。于是，她想亲手把第二个孙子峰峰带大，参与峰峰长大的整个过程。

她按照李媛的吩咐照顾孙子，学着包纸尿裤，用奶瓶温奶，努力记下现代精细化育儿所必须的种种繁琐细节。相比在农村老家日复一日地翻看着手机里的照片和视频，现在生活在孙子孙女身边，亲眼看见他们一点点的变化和长大，真实地感受到孩子们的鼻涕、眼泪和笑容，即便城市生活里有种种隔阂，也没有什么不能克服。

现在，她每天和老家的亲戚通电话，发微信，传送孙子孙女的照片给大家看，并时不时催促着自己的丈夫，快点收完麦子来到城市，担起做爷爷的责任。

但更深层的不适随着日子的流逝而凸显出来。李媛的妈妈旁敲侧击，“等妮妮上了幼儿园，腾出人手，就让你婆婆回去吧。”李媛有些意外：“为什么？”

“孩子大了，要学说话了。”外婆担心孩子在学话初期会染上乡音，不好纠正。“婆婆做饭始终不行，偶尔吃吃还可以。”这是忧虑婆婆带孩子不够现代，营养观念跟不上。“要是真的长住，以后生病怎么办。”农村公婆没有城市医疗保险，也没有退休金，万一生病，确实是一笔大开销……

代际矛盾、城乡矛盾，还有即将面临的教育问题、生活开销，李媛估算着，以后的日子更有挑战。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生孩子，为什么生两个？”她对端传媒记者说，生育是一个无需置疑的人生必选项。她虽坐享了一个独生子女能拥有的全部家庭支持，但与此同时，中国《宪法》与《婚姻法》皆规定了子女对父母有赡养义务。当她的父母和公婆逐渐老去，她和先生的担子会重。而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担此重负，就只有多生一个。“多生一个，今后，我孩子身上的赡养义务就会轻一倍。”

“你可以将它理解为一笔亲情债，迟早要还。”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后悔亲手带大了自己的孙辈，”李媛说，“孩子是我和家人情感最重要的体现，血缘才是一个家庭最终的归宿。”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李媛和她子女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