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尘肺工人举村深圳维权：我们不是拿命来拼，而是无命可拼

辣椒水喷尘肺病人

2018年11月7日晚，三百余名湖南尘肺病工人及亡工家属聚集在深圳市政府社保局办公大厅，要求政府兑现一个月前给予他们劳动保障的承诺。官方原应许市委秘书长出面与工人谈判，然而随著夜渐入深，谈判没有如期出现，大批警力倏然出现，一场几乎是意料之中的肢体冲突一如以往般爆发。

冲突伊始，被堵在门外的百来名工友情绪渐涨，人群前沿的部分人试图绕开员警冲进大门，混乱争执中，警方向包含尘肺病人在内的维权者喷出辣椒水及刺激性粉末，数十人即时剧咳甚至倒地，约6名工友在混乱中受伤被送往医院，其中2人在吸入辣椒水后吐血、咳血，1名工友被警棍伤及手指。

在警方施喷辣椒水后，人群不仅未驱散，情绪却越加激烈。几十名工友欲走到马路天桥上声称要集体跳桥，“他们（员警）这时好像才惊醒，赶忙拿绳子去拉去拦。”维权队伍里来自耒阳的徐玲回忆。混乱持续到夜晚12时，政府派出人员与工友对话，然而由于谈判代表级别不足，赔付问题仍然被中断搁置。

这是湖南工人今年第九次维权游行，亦是历年来维权队伍最庞大的一次，来自湖南耒阳、张家界及汨罗的工友及亲属超过三百人，其中13人是二或三期的尘肺病人。剩下的都是病人家属，多半是已逝工友的遗孀。他们一边保护病人，一边对抗员警，同时用不标准的普通话高喊诉求：“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吃饭！”

上世纪90年代，开放政策的雄风披泽南海滨深圳，当年的小渔村如一条盘踞在南方的巨龙惊醒，高楼厦宇拔地而起，短短十几年内，深圳成了珠三角神话，吸引全国各地的人前来“掘金”。湖南、四川及贵州一线偏远乡村的农民南下深圳，因为高楼大厦的建造使得一个叫“风钻爆破工”的职业供不应求，风钻工人需要往地基下的花岗岩层钻炮眼，进行采石、采矿、掘进等一系列工作，为大厦打下基础。

来自湖南省的工友瞅准了这一技术门槛低、工资高的工种，陆续赴深做风钻爆破工，一做就是十几年。十几年铸就城市筋骨，与此同时，十几年的尘埃工作环境，长期吸入大量细微粉尘，工作防护措施的欠缺，让这些工人几乎无一逃脱肺部病变的结果，即尘肺病。

珠三角神话的代价

尘肺病又称矽肺病，又称肺尘埃沉著病，患者因长期处于尘埃场所，吸入大量灰尘，导致末梢支气管下的肺泡积存灰尘，肺部发生病变。

铸成深圳林立高楼的花岗岩石粉尘，沉积在工人们的肺部，加上深圳的地质以轻度风化花岗岩为主，质地坚硬，易出粉尘，对工人的身体更为损耗，原应著力加强的保护措施，没有得到重视。

如今，深圳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余年的光辉锦耀，直至2017年，曾经的深圳小渔村摇身变至GDP达3225亿美元的国际都市，占据全国经济发展之鳌头。

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急速发展的负面后果显现，无数生命接连耗尽，风钻工人陆续发现患上尘肺病。2009年，湖南风钻工人集体维权的“深圳尘肺门”拉开帷幕，工人及家属长达近十年的维权道路正式开始。

屡诉无果的工友及亲属开始将希望寄托于信访管道。早在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尘肺病防治条例》里，明文规定从雇主到工会、从卫生行政部门到劳动部门在防治尘肺病方面应该承担的责任。以上组织和部门要对用人单位的尘肺病防治工作进行检查，相关卫生及执法部门还应监督用人单位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和卫生规程和标准，并查处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政府监管不到位，亦应提供一定赔偿。

然而，自费在家乡医院进行的检查不能够为他们换取任何后续治疗的保障，而职业病机构的认证则需要当地劳动关系的确认。根据工人所述，第一批到深圳维权的工人没有一人签订过劳动合同。

另一方面，尘肺病潜伏期长，能诊断出来的病人通常已在二或三期，业内有专业说法：“从一期到二期大约5到8年，从二期到三期大约3到5年，三期以后，人的生命时日便所剩无几了”。长达十余年的潜伏期，漫长而煎熬的治疗过程，按照中国大陆农村居民的经济条件，面对一次治疗多达十余万的花费，多数工人只能嗟叹。同时，当多数患者是作为家中“脊梁骨”角色，从患病到治疗，再到最后生命终结，他的家庭乃至整个村庄都极有可能被拖垮。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尘肺病一般可作六级到二级伤残，尘肺病二期则可评到四级到三级伤残。可以拿到18到20个月的工资，并每月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到工资75%-80%的伤残津贴。这些费用皆不包括对医疗费用的报销。

劳动合同的缺席，导致以上的保障全无，同时亦直接导致职业病医院的大门向他们紧闭，多年来，政府对请求进行身体检查的工友一直给予回绝态度，维权之路就这样艰难而漫长地拉开了。

赔偿费“只够买个棺材”

2018年9月，耒阳及张家界工友及家属来到深圳，这是今年的第八次，依然驻扎在人才园，逼促政府提供保障。10天后，他们得到谈判结果：局方以2009年的工资水准计算赔偿，但赔偿对象仅限于拥有劳动合同的工人以工伤赔偿，有工人讽刺这笔稀薄的赔偿费“只够买个棺材”。据统计，那次仲裁劳动关系声诉的工友一共41人，其中11人已死亡，剩下的20名工友亦需参加劳动合同鉴定。

剩下的数百名工友，同样在深圳从事风钻工数年之久，却没有正式签订过劳动合同。对于这部分人，政府则口头承诺一个月后（即10月份）给予赔偿方案的答复。

工友回到湖南，直到10月底，深圳政府承诺的答复仍杳无音讯，工友们开始躁动。11月1日，深圳方言明让他们继续等待最多一周，一周后的11月6日，忍无可忍的工友集结耒阳、张家界及汨罗的三百余人，连夜搭乘火车南下深圳。

这是一个托老带幼、拖病带伤的队伍。三百人中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不足一岁，因家里没有人带孩子了，只能将幼儿带在身边一起“维权”。

一晚上的冲突为工友及工人们争取到的唯一进展，是从次日开始，深圳政府开始为三百余人派送兩餐盒饭。11月8日上午11时许，工人代表与市人社局领导、市劳动仲裁局领导、深圳市政府秘书长等四人于人才园谈判，谈判内容围绕无劳动证明的尘肺病工人赔付的具体方案。

工人要求制定一二三期分级赔付方案，不论是否有书面劳动关系证明。然而政府仍然坚持无劳动关系证明的走救助渠道，诸如微薄的“人文关怀”抚恤金。这一回复与数月之前的争取结果无异。工人又提出按照特殊工种或深圳社平工资的一定比例发放生活补贴，深圳政府仍以拒绝回应。

深圳政府的空头支票在工友们的维权路上屡见不鲜。2018年7月，湖南百余名尘肺病患者及家属前往信访局，要求给予合理赔偿，这次南下前夕，深圳市政府承诺将在7月1日出台有关尘肺病补偿的方案，然而，当工人浩浩荡荡来到后，“踢皮球”式的回应让维权路几乎又一次回到原点。

这次有亡工家属喟叹：“从年初穿棉袄的时候我们就下来维权了，现在要穿上棉袄了，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些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茧了。”

那一次，几十名工友身穿印著黑肺图样的制服，被政府认为“影响市容”而加以阻抗。夜晚，他们被拒在宾馆、招待所之外，只能在深圳罗湖区的“邓小平画像”前面的水泥空地上席地而睡。难眠之夜映照著高厦闪烁的霓虹灯火。

白天的游行队伍里，工友走过深圳市林立的地标性建筑，地王大厦、深南大道、京基100……这是上世纪末不少人见证都市崛起的“深圳记忆”，也是湖南数百名工人在此埋下生命隐患的“深圳记忆”。

1995年1月1日起，中国实施第一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劳动监察部门需督促用人单位为工人参加社会保险。然而，条文只认可了书面形式的劳动合同。然而实际上，无书面劳动合同亦能形成事实劳动关系。对于事实劳动关系，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否定其效力，如劳动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规定：“中国境内的企业、个体经济组织与劳动者之间，只要形成劳动关系，即劳动者事实上已成为企业、个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为其提供有偿劳动，适用劳动法”。

尘肺病人多数为私营等企业打工，流动性较大，加之尘肺病本身潜伏期长达十余年，维权之路被一张证明堵塞。

法制的滞后，包工制度的盛行，让十年前的工人几乎不可能通过如此“法律管道”换回他们的利益。

2009年8月，深圳市出台处置方案：对于有劳动关系的按法律程序申请劳动仲裁，由企业负责赔偿；最终确认不了劳务关系的按一期尘肺病和死亡人员每人7万元、二期尘肺病每人10万元，三期尘肺病每人13万元的标准，一次性支付给患病农民工及死亡农民工家属。深圳政府曾给予7万至13万不等的“人文关怀补偿”，工人们争取到的低保亦仅有每人每月65或75元，在庞大的治疗费用面前，这个数目何止是杯水车薪。

既没有劳动合同、政府也不肯认可爆破证、工作证等工人所拥有的证件，纵使十年来屡次上诉庭审，最终往往也是因拿不出劳动证明而败诉，已亡人及未亡人一次次上诉，一次次落落而归。工人们开始意识到向企业寻求工伤赔偿是一条死胡同，走仲裁诉讼渠道已无可能搏回权益，只得将重心全部倾向信访渠道。

不是拿命来拼，而是无命可拼

湖南耒阳市的王士曾自称是这场维权之路的“老根据”，对深圳这个城市的“根据地”也了若指掌。下车后的一行人踩著七八点的深秋晨日，跟随王士曾来到可容纳数百人的“根据地”——福田区深圳人才园。

人才园地面层办公大厅约有40*60米面积，工人们自11月8日开始全天“居住”在内，警员及保安寸步不离，在工人集聚的休息区与办公区之间排开伫立或是踱步巡逻，记者走进去时，三五名保安立刻投向目光的打量与追寻。

工人们认为这里和他们有关，他们不是什么“人才”，但是信访局在这里，他们为城市铸造付出的劳动乃至生命，也应当在这里得到兑现。

11月这一次维权行动在许多工友眼里近似于“拼命”，或“耗命”，行动队伍领导人之一的王士曾形容，长达九年的维权路就像抗战长征，走到前线的工友在员警及路人眼里像是亡命之徒。但其实，他们之中的二十余个患者且无多命可亡，而队伍里的其他工友家属多是已逝之人的遗孀。

“这次不解决的话不会回家的，反正已把这当家使了。”徐玲语气坚决。“再没结果就把家婆（家中的外婆）、家公叫来一起住。”她今年45岁，丈夫两年前去世时不到41岁，家中两个孩子，儿子15岁，女儿18岁，父亲逝世后即辍学，帮母亲一同撑起全家人借以为生计的蛋糕店。

辍学前，徐玲的女儿曾陷入纠结：如果不读书，就只能像父辈们一样世代困在大山里，保护自己生命权益的能力也得不到保障。另加之，父亲的去世给母亲徐玲带来的打击重如山，一年内，徐玲平均每周都要对著丈夫的遗物大声发泄泪水。若非这样，“好几次我都想随他而去了”。

一家三口的生活平淡而苍白地继续著，但其实心中对生活的希望和坚持，早已变得孱弱且虚渺。徐玲一家的写照，不过是当地村落成百户人家境状的冰山一角。

不仅在湖南，曾有公益组织“大爱清尘”做不完全统计显示，至2018年中国至少有600万名尘肺病人，而被官方认证的只有60多万。工业城市文明留下的终身伤，还零散撒落在河南、贵州等较落后省份的乡镇人民身体里。

贫困是最根固顽疾

十年尘肺病维权如同一场看不到结果的战争，在这场战役里，许多人生命走到尽头，当一条路阻绝，他们全部的生命重心扑向另一条路。劳动单位的责任意识淡薄及自利行为，事实劳动合同的不被认同，政府部门的互相推诿，工友们越加意识到自己的权益需要得到保障，而不仅仅是赔偿，更不是敷衍了之的“人文关怀”。

十年，从胡时代到习时代，中央高层权力加强，社会工人维权运动趋势渐涨的背景下，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改革之路上，一切从已有到强化的改变诸如扩大工会覆盖面的尝试（参见今年深圳佳士工人维权事件），工人的诉求渠道真的得到扩开了吗？

村庄的衰落，家庭的伤痛，病痛的折磨，对他们而言某种意义上都是一次次量变的累积，到一定程度便开始質变：一切都是为了维护基本的生命权益。一个人倒下，十个人倒下，在社会法制发展面前，他们似是找得到某缕曙光，渴求去挖掘并扩开它，唯有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从无到有地劈进这条道路的尚存可能性。

2017年11月，《职业病防治法》进行了颁布以来的第三次修订，明确规定用人单位的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前期预防，雇佣时的告知，生产过程中的防治，以及培训、报告之义务。法制在进步，劳工关系在不断改进，似有还无，起码还没有从尘肺工人事件中看到。

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社会工作者李大君曾撰写一篇题为《尘肺工人：“我没得选择，我只有做到死为止”》的文章，他提到：贫困是一种社会传染病，在中国农村，贫困与疾病更是一对天生的孪生物。

尘肺病需要的高昂医疗费，最保守也要每月两三百，对于农耕为主的中国农村来说，“人们甚至觉得拿到赔偿款后不久就去世的工人的家庭是幸运的，因为没有因为治病花光所有的钱。人走了，其赚钱或者因病补偿所建的房子，就像一个个墓碑，证明其曾存在的意义。”

李大君认为在自己与尘肺病工友的接触及采访中了解到，部分工人甚至在确定自己的病情后，仍然选择回到工地，因为在有限的技能和机会环境下，风钻爆破工仍然是来钱最快的方法。

2009年，湖南桑植的钟平协在查诊出尘肺病后不久又回到工地，因为“家里有三个孩子，一对双胞胎刚学会走路，妻子在家带娃，父母年事已高。全家七条命都得靠他养活。”他们一次又一次踏上都市城土，贫穷逼迫他们不得不用生命去换取工资维持家计。

“某种程度上，贫穷让当代村庄整个社区网络几乎土崩瓦解。”在李大君的经验及归纳里，“贫穷”二字代表缺乏机会及对风险的抵御能力。在尘肺病人的选择里，只有“做”或“不做”，不做，则必须面对无休无止的贫穷阴云。如张家界的桑植县，虽然近年来旅游业如春笋蓬发，但穿越风景秀丽的白族风情乡镇，仍然是特贫县的山穷水尽模样。

李大君还提及，职业病的鉴定以事实的职位危害接触史及劳动关系认定为依据，然而尘肺病与多数职业病性质有所不同。譬如白血病极有可能因为长期接触化学用品和辐射等职业危害产生，另有一些病种则与病毒感染或先天遗传有关。但尘肺病没有先天性，亦不存在病毒感染，一定是由长期所处的密闭粉尘环境所致。因此，尘肺病的职业病认定不应仅以劳动关系认定为依据，病理性分析和临床表现也应该作为认定根据。

深圳的秋天暑日盛浓，就像夜深后仍然闪烁著的霓虹光火。死亡的接力棒在乡村继续传递，维权者们的声音在体力及生命的消耗下减弱。躺在七零八落的廉价床铺里，眼里看到的光芒是无尽的黑暗。

等候权力回应的乡民打起了鼾，守岗监视的警员换了一批又一批。

（为保护受访者，徐玲、王士曾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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