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爱读金庸:离散华人对共产中国文化大破坏的抒情回应

在华文教育濒危的历史背景里,尤其是对散居华人而言,金庸的武侠文化中国,或许更容易作为一种“替代的满足”?
2018年10月30日,《明报》创办人、著名作家查良镛(又名金庸)逝世,享年94岁。图为10月31日,书店摆放著金庸的大幅图片和“怀念金庸 再见江湖”的文字及15部武侠巨著,不时有市民驻足翻阅、拍照。

二十世纪以来,能读中文的海外华人,仿佛都欠金庸一份情。十四部武侠小说构筑的江湖,滋养著不知多少华人心中的神州原乡,文化中国。虽然近代发明的中国文学史一向严格区分雅俗,但金庸可算是极少数得到多位海内外重要学者承认的武侠小说家(从夏济安、陈世骧,到陈平原、严家炎等)。虽然有不少被文学经典孵育著长大的朋友,一直对武侠小说颇不以为然;但我想,有朝一日,它在那常被意识型态乌云笼罩的现代文学史里占有完整的一章,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古老文化气息:金庸的节制与保守

能把一种一般被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类、类型小说提升至雅俗共享,而风靡海内外,独霸江湖一甲子,才华之外还需学养、阅历、器识、时机。金庸显赫的家世、书香门第(海宁查家,徐志摩的表弟,诗人译家穆旦的堂弟)、报人的身份,流亡的背景,忧世之心等等,都脱离不了干系。

浅白流畅的白话文,设置的阅读门槛并不高(华语小学三年级左右),有能力读华文报的就能看懂。功能上,比难免有地域色彩的现代文学作品更接近“文学的华语”(微调胡适之“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之说)。这些作品原本即为读者的阅读乐趣而写,以情节为主,言情推理奇幻诸类型无所不包,令人容易入戏。

常被学院读者诟病的那些类型程序,对武侠的爱好者而言,反而是个稳定的期待域――那承担著血海深仇、身世堪怜的孩子一定会遇到武林高人(即便是高人的遗骸枯骨,也能发挥功能――至少留下武功秘笈),让他快速成长为绝世高手;如果是主角,即便坠崖也不会摔得稀巴烂,自有高人异兽承接;危难总会被解救,因为侠客奇人无所不在;奇遇、巧合时时有,因为“无巧不成书”;冤仇总会得到昭雪,坏人总会有恶报,当时候到了。因生果,果生因;事出必有因,因必有果。从这角度来看,它很接近童话。童话里的森林没有真正的恐怖,大野狼的坏总是带著点憨呆。

常被学院读者诟病的那些类型程序,对武侠的爱好者而言,反而是个稳定的期待域。从这角度来看,它很接近童话。

武侠人物多奇遇的成长史(一种成长小说)恰好给成长中的青少年一种想像的未来。侠骨柔情,金庸的江湖人物的情爱总是“发乎情、止乎礼义”,因此其言情对少年读者而言也可说是一种情感教育。学养较佳的读者则容易从那些小说里读到文化,审美化的儒释道的基本观念、生活方式;相较于学院里枯涩干扁的论述,那“中体”在金庸武侠小说里却化为艺,呈现为境界型态,具体化为诸高人(黄药师、风清扬、逍遥子、独孤求败、王重阳、少林寺深处的扫地僧等等),神龙见首不见尾。

当然,还有医卜星相诗词歌赋方术等等,那是个浪漫化的古代中国。不渲染暴力、血腥、色情――狂情畸恋略有但不多,强奸犯比我们生活其中的“正常社会”少很多,没有变态杀人魔(没有人热爱分尸或奸尸),吸血鬼也很温驯――不宣扬个人英雄主义(这一类型最难禁的诱惑),处处可见作者的节制自律。那是个精心构筑的文化中国,甚至可以从作者论的角度说,一个人的江湖。一个富含文化气息的江湖。金庸把他的文化理想、历史观、价值观等等都投射了进去,文化立场接近所谓的“文化守成主义”。他的节制(也可说是保守),使得那世界富于古老的文化气息,那也使得金庸武侠小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华人世界的共同语言。

2018年10月31日,南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发展图片展上,展出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2018年10月31日,南京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发展图片展上,展出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一个人的江湖。一个富含文化气息的江湖。金庸把他的文化理想、历史观、价值观等等都投射了进去,文化立场接近所谓的“文化守成主义”。

冷战下:替代的满足

在我们的南方(港、台及东南亚华语地区),它的普及性不只超越中国小说经典《三国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水浒传》等,更超越民国那三十多年累积的现代文学遗产。他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远远超越了鲁迅,更别说是徐志摩、郁达夫、巴金、茅盾、沈从文、张爱玲。“严肃文学”对读者的要求相对高,当然,读者企图从那些作品获取的,是不同的东西。

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以东南亚为例,一定有人会说,那是因为1950年代冷战情境里,共产中国的图书被全面禁止输入,港台的“软性文艺”趁机填补了空白。“金庸现象”当然有历史的偶然因素,不能忽略冷战的背景。

然而,五四以来现代文学不断的激进化,走向革命文学,终至对革命、对中国的激情,远远超越了对文学本身的爱。而金庸武侠,是和“文学本身”一起回来的(以马华文学为例,天狼星诗社同时把金庸和余光中当神);它和港台现代主义的同时性,也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那是两种时间性的交汇。现代是个单向道,不断自我更新犹如不断革命,为了捕捉不断流逝、意义未明的现在;而金庸武侠的准章回形式,可说是被压抑的复返。虽说中文没有明显的过去式,金庸却相当努力的揣摩早期白话小说的语态。

然而,港台中文现代主义对读者设定的高门槛,它的艰涩难读、它先天的精英主义倾向、小众诉求,兴许在句子层面上就把许多对文学有兴趣的读者拒之门外。同样堪做类比的是,1950年代兴起的港台新儒家,以体系化的方式重建儒学,一样对读者设置了高门槛。姑不论是否有“良知的傲慢”(余英时语),牟宗三、唐君毅“奥语”式的文体不是一般读者能轻易克服的,它们艰涩的程度并不亚于同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更何况,个中还有思辩层次的难度。相较之下,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可亲的,更能抚慰饱受文化失根威胁的华人。

特定时地的现实,被一种对华人而言更具普遍性的文化符号所置换;那符号更抒情,更富于幻想,当然也更为“中国”。

1955年万隆会议后,普遍面临从华侨向华人身分转换的华人,其原始的、国-族合一的中国认同受到严厉的挑战,而被迫在国家和民族(文化)之间做切分,甚至做选择,面临被强迫同化的压力。在那样的华文教育濒危的历史背景里,金庸的武侠文化中国,或许更容易作为一种“替代的满足”。当华人不再为中国著魔(obsession with China),那些紧贴著中国苦难现实而写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就相应的失去了魅力。这样的精神史转折,也可说是从“现实”转向文化。特定时地的现实,被一种对华人而言更具普遍性的文化符号所置换;那符号更抒情,更富于幻想,当然也更为“中国”。

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也可说是香港特殊位置的产物。位处于人民共和国与民国之间,作为英殖民地,在那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大局的变化,殖民地又提供了与租借地相似的保护伞,不会直接受到伤害。
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也可说是香港特殊位置的产物。位处于人民共和国与民国之间,作为英殖民地,在那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大局的变化,殖民地又提供了与租借地相似的保护伞,不会直接受到伤害。

无可讳言,金庸确实也写作于冷战的年代。他的江湖,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冷战的产物。他的武侠小说都完成于毛泽东时代,彼时在不断革命的共产中国,传统文化遭受到系统性的破坏。1952年三反五反,1955年初试啼声之作《书剑恩仇录》开始连载。两年后《射雕英雄传》连载时,五七反右,许多著名作家学者中箭落马;文化大革命期间,连载《侠客行》、《侠傲江湖》、及《鹿鼎记》。那十七年间,五四时代栽培起来的几代知识份子被摧折殆尽。唯一还有点生命力的文学形式,也许仅剩下地下化的旧体诗。它的程序,它的短小,它的文类的记忆,它的不必仰赖文字,让它易于自我隐藏。相较之下,现代文学实在太脆弱了。

香港特殊位置:左翼未了的现代性计划

金庸的武侠小说,当然也可说是香港特殊位置的产物。位处于人民共和国与民国之间,作为英殖民地,在那可以近距离观察中国大局的变化,殖民地又提供了与租借地相似的保护伞,不会直接受到伤害。那是有距离的邻近。那邻近,不止可以感受大陆烽火的热度、不断革命的腥气,甚至还可以看到沿河漂下来的、作为大革命象征的,发肿腐烂的浮尸。

但即便是历史偶然条件的产物,金庸武侠小说对既有的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也提出尖锐的挑战。譬如,面对“四千年未有之巨变”、现代的挑战,中国传统思想经典的传承,到底用什么方式比较有效――学院式的注疏形式,缀满概念术语的论文、体系化的论述方式,还是一向被学院瞧不起的说故事形式、甚至是“等而下之”的类型小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新文学,也许因为诞生于国家民族深重的危机里,因而欲望总是投射向家国,而严格地限制了想像。革命文学兴起后,尤其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情况更趋恶化,鲁迅期许的“摩罗诗力”几成灰烬。那样的集体贫乏,禁绝想像,岂是当年文学革命的初衷?

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可能同时超越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者均是从大众读物逐渐“升格”为经典的。

更何况,金庸的武侠小说以其平易近人的白话文体,或许也以并非彼辈预期的方式,意外地,完成了1930、1940年代左翼“文艺大众化”未了的现代性计划。

同样吊诡的是,从现代文学对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来看,鲁迅对《儒林外史》的继承只能说是局部的,谈不上超越;而张爱玲、白先勇一生低首《红楼梦》。但金庸的武侠小说,很可能同时超越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者均是从大众读物逐渐“升格”为经典的。

离散香港的金庸,在他生命最好的年华,倒是以一己之力写下颇能“撄人心”的大量武侠小说。综上所论,我们是不是可以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其实是一种离散文学?尤其是对散居华人而言。就好比,晚近颇为热闹的抒情传统论,其核心,究其实是一种离散论述。它的“原始码”(由陈世骧所铸),是离散华人对共产中国文化大破坏的一种抒情的回应。

附记
我已经超过三十年没读金庸小说了。密集的阅读金庸武侠小说都是初中、高中时期,在马来西亚。其中多部曾反复阅读,因此印象颇深,但随著年深日久,也渐渐忘却了。那些书当然也都留在故家,也早已散佚。来台后,可读与该读的书太多,就没再重读了,对它的影视改编不感兴趣。我的金庸记忆是纯文字的,而且是旧版的,对它们尔后的修改版也不感兴趣。因此,本文的谈论主要是依赖我的“金庸记忆”,主要还是为了向逝者致意。1998年我写〈否想金庸――文化代现的雅俗、时间与地理〉时,凭的也是记忆和印象。
2018/11/2

读者评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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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吉米多危机,你匪难道不是原罪吗?

  2. 有比魯迅影響力還大嗎⋯

  3. 文學的確存在鄙視鏈,中國文學的鄙視鏈頂層是什麼?李白的詩?李後主的詞?王勃的駢文?曹雪芹的紅樓夢?張愛玲的小說?錢穆的中國文學史?
    30多年前的我初讀金庸,我也有過這樣的疑惑;金庸的小說和其他中國文學比較,和其他國家的文學作品相比,處在什麼位置(問世間是否此山最高?)那個時候的我剛剛接觸文學,看的書也不夠多,聽其他文人對金庸作品的評價也是人云亦云,沒有自己的看法。
    多年後我看的書不能說多,也稱不上少。以小說而言;石黑一雄的、Coetzee的、村上春樹的、Fitzgerald的、Salinger的、Tolkien的、Asimov的、最近比較火的Margaret Atwood都有拜讀過。和這些優秀的世界文學作品相比,我覺得金庸小說對人性的刻畫、對生存意義的追尋、對被命運擺弄的悲憫更加深刻。在我成長路上能夠遇上這位非凡的文學家,能夠閱讀到他作品無疑是幸福的。
    在大陸有一個叫六神磊磊的公眾號(?)他是一位依靠金庸作品進行再創作的人。金庸去世後他寫了一系列悼念文章。最後一篇評價金庸作品的文學價值有特別讓我共鳴的部分。以下節錄分享:
    「看一个文学家的高度,有时候可以看他在多大程度上融入了本民族的血脉。比如只要听到一句“床前明月光”,但凡会说汉语的华人大概多数能顺口答出“疑是地上霜”。哪怕是一个从来不读唐诗、不读李白的中国人,也大概会明白“青梅竹马”,听过“疑是银河落九天”,听过“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
    这就叫融入了民族的血脉。李白其人已经和我们的文明共生、永续,无法剥离。
    而当金庸写出了所谓“射雕”三部曲时,他已经不知不觉完成了这一非凡的事情。
    哪怕一个人从来不看金庸,也可能用到“华山论剑”、“左右互搏”这样的成语。当你形容一个女孩子像黄蓉,国人多半就会自然明白意思,不需要任何注释。而假如你说一个阿姨像灭绝师太,她哪怕没看过金庸,也多半便要大怒。」
    我覺得比起僅僅是靠30年前的閱讀記憶和印象去評論金庸文學意義的本文,可能更加言之有物。

  4. 总是把共产党看作原罪,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