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地台侨记事：华人不再？老面孔与新时代

【编者按】二十世纪的华人历史，有一半是在世界各地奋斗求生、流离寻岸的旅程。今属法国境内的大溪地岛屿上，也有一片华人落地生根的丛林。特约撰稿人李易安被一张“大溪地国民党部”的照片吸引，亲赴当地，在当地华人世代交替的时刻，完成系列观察访谈笔记，第一篇为〈大溪地华人记事：南太平洋小岛上的“国民党”与关帝庙〉，此为第二篇，谈起在时光荏苒中，逐渐流失的华人姓氏、与随着时代变迁的“华人”认同。

对大溪地华人存亡感到忧心的，不只是学者。

有天清晨，我在关帝庙遇见每天都来晨运的萧老伯。他听我从台湾来，居然激动地拉着我抱怨，“现在的年轻华人根本不会说客家话。女的嫁法国人、男的娶马欧希人，以后不会再有大溪地华人！”我安静地听他滔滔不绝了半个小时，仿佛难得有人愿意倾听这些。

老伯的话有些耸动，实际上，华人和外族通婚早就见怪不怪，也本就是华人在法规缝隙中求生的产物。

比如在国籍法修改之前，华人在买卖土地、登记公司时都有许多限制，因此有些和马欧希人生育后代的华人，干脆不和妻子登记结婚，目的是让孩子得以用“父不详”的方式，登记为妻子的孩子、进而获得法国国籍。

即使是华人和华人通婚所生的后代，有些也会被交由马欧希人领养，孩子获得法国籍之后，华人父母再将土地或公司登记在孩子名下，以便享有较优惠的税率、适用较宽松的法规。

法国学者安－克莉丝丁．特雷蒙（Anne-Christine Trémon），引用华裔学者王爱华的“弹性国籍”（flexible citizenship）概念，将大溪地华人这种特殊的现象，称作“弹性亲属关系”（flexible kinship）。

但真的就像萧老伯、以及许多学者所担心的，大溪地华人终究会因为客家话失传、弹性的亲属关系而“消失”吗？有一群人看到了危机，却不这么悲观。

有天早上，理查帮我联系了他的华语启蒙者苏老师，请她帮我引介“文化协会”（L’association Wen Fa）的成员，让我参加协会每周四中午的固定聚会。文化协会是大溪地十个华人社团的其中一个，成立的初衷即为处理大溪地华人社群的文化事务。

“看看我，你就知道：真正决定你是不是客家人或华人的，不是外表或肤色，”苏老师说着，用食指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而是这里。”

和苏老师见面时，我惊讶于她深邃的五官轮廓，她笑着回应，其实她只有八分之一的华人血统——她的爸爸是法国人，妈妈则是华人和马欧希的混血后代。她之所以自小就被要求学习中文，据说是因为刚出生时，祖母看到她带点东方色彩的凤眼，不由得惊呼“好一个漂亮的『东京人』（Tonkinoise）”，让爸爸决定将她送入国民党支部附设的三民学校学中文，并且让她到台湾念了六年的华侨中学。也因为如此，苏老师讲的华语，至今仍有一九九〇年代之前台湾国语标准音的遗风，听她讲话，简直像在听崔苔菁录制的“国语正音录音带”。

有趣的是，这里的“东京”并非日本的东京，而是越南北部地区的旧称。由于法国曾经殖民印度支那半岛，在法语语境里，过去会将有东亚面孔的人泛称作“东京人”，这个说法今日已经少见，却影响了苏老师的生命轨迹。

在法国取得大学学位后，苏老师回到大溪地进入中学教书；眼见三民学校不再，她主动建议政府在中学里开设中文课，于是成为了大溪地史上第一位官方体制内的华语老师。然而，被认定有传授价值的只是华语，而客家话依旧进入不了课室。

文化协会聚会的地点在一个中国餐厅里，除了苏老师和其中一个成员之外，出席者都是中年男性。身为文化协会的成员，他们清楚文化本就在不断变动，也知道要年轻的华人子弟学习客家话并不容易，但这并不意味大溪地客家族群就必然会消失。有些具有华人特色的习惯，至今仍以幽微的方式存在日常生活之中，比如华人和长辈讲话时，还是会用法文的亲属称谓称呼长辈（比如面对男性长辈会用法语称“Tonton”，即“叔叔”之意），而不像法国人直呼名讳。

对他们来说，族裔界线日渐模糊，当然是族群间通婚的结果，但也让客家人学会用更开放的态度面对族裔认同——法国公民、玻里尼西亚人、华人、客家人，这些身份标签可以并存不悖，甚至是个人选择的结果。

但这又使我想起了萧老伯的担忧。这种面对认同的开放态度，会不会正是让大溪地客家文化加速消亡的因素之一？

苏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却给了我一个意味深远的微笑，“看看我，你就知道：真正决定你是不是客家人或华人的，不是外表或肤色，”苏老师说着，用食指敲了敲自己的脑袋，“而是这里。”

新时代来临：华人社群、陆客与“两个中国”的政治拉锯

谈及大溪地越来越多见的中国游客，他们指出，政府并未将本地的华人社群当作资源，面对中国游客带来的商机显得有些迟钝。

“中国观光客到大溪地来，还要到法国大使馆申请签证，手续麻烦。不过身为玻里尼西亚人的一分子，如果政府有需要华人帮忙国家、贡献心力的话，我们当然义不容辞。”

这番话虽然有些官腔，却也侧面反映了华人在大溪地政治光谱中的位置。

如果说在台湾，主流的政治议题是统独之争的话，那么在大溪地，类似的二元政治框架则是“独立”和“自治”：前者追求完全脱离和法国的纽带，后者则主张维持自治、但不完全独立的现状。

由于“独立派”对华人（以及欧裔族群）并不友善，加上华人经济条件多半较佳，难免担心大溪地独立之后会遭边缘化，因此华人立场一般较为保守，倾向支持“自治派”。举例来说，一九九五年法国在大溪地重启核爆测试计划时，曾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暴动，而华人在该场风波中，多数都是站在法国政府这边的。这个由法国人、马欧希人、以及华人社群所组成的三角关系，形塑了大溪地华人的政治态度，直到今日都在影响着大溪地的政局。

然而棘手的三角关系还不只族裔政治，两岸的消长动态，也是大溪地华人要面对的课题。

台湾政府开始区分“台侨”和“华侨”之后，有些老华侨对于台湾的侨务政策心生不满，而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也人数渐增，像“国民党支部”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组织名称，自然经常成为争议焦点。

和很多华人社群类似，大溪地许多带有民国色彩的组织，也成了新中国想要夺取的滩头堡。有些地方成功了，很多地方则仍在拉锯；他们对于新中国迎拒存疑，却又难抵红色资本的巨大诱惑。信义堂会议室里的墙上，五星红旗和中国政协赠送的匾额，都具象地说明了这些动态。

尤其在台湾政府开始区分“台侨”和“华侨”之后，有些老华侨对于台湾的侨务政策心生不满，而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也人数渐增，像“国民党支部”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组织名称，自然经常成为争议焦点。

传言中国领事馆的人员曾私下表示，“改个名字，我们就可以有更多交流”，但一来国民党各支部的财力雄厚、不需看人脸色，二来许多老一辈的人并不赞成改名，所以“国民党”几个字才得以高挂如昔。

然而对于“国民党”这个名字，华人社群内部也有异见。有些新移民折衷地提出要将“国民党”改成“故铭堂”或“故明堂”，理由是国民党支部早就转型成为在地的华人社团，与台湾的国民党已无太多联系，而新名字的法文拼音也毋须更动，却可以抹除旧名的政治色彩，或许和中国领事馆方面的来往也会更加方便。在客家话中，“国民党”和“故铭堂”、“故明堂”听来十分相似，不过只要认真聆听，便可发现仍有细微区别，并非完全相同。

这些改名的提议虽然颇有创意，但理查听了并不高兴。

“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当年是他们的祖先用血汗、用生命换来的，怎么能说改就改？”对理查来说，“国民党”三个字承载的早就不是“国共对立”下的阵营对峙，而是很多大溪地华人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在日常生活中，国民党甚至更像一个地名，是华人串门练拳打麻将的场所，政治意义早已在时间冲刷和日常流动之间被淘空殆尽。

但话说回来，法国早在一九六四年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为什么国民党支部却能在大溪地存续至今呢？问题的答案，或许仍和冷战历史脱不了关系。由于法国是北约成员，而法属玻里尼西亚又曾是法国核子试验场的所在地，在当年的冷战情势下，法国并不特别乐见共产政权在大溪地活动，因此在和新中国建交之后，便关闭了国民党开设的三民学校和中国领事馆，至于国民党支部则被视为民间社团，而非外国政府的代办机构。

换句话说，虽然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就建交了，但新中国在大溪地却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现身，而国民党支部这类组织，也没有因为法国与中华民国断交而受到太多影响。

二〇〇七年，中国在大溪地终于设立了领事馆，而倾国家之力打造的孔子学院也已经进驻，但中国的外交工作，也并非就此一帆风顺。今年初，中国领事馆租用的馆舍卷入了纠纷，遭屋主指控违约侵占房舍，屋主甚至在网路上发起连署请愿，闹得中国领事馆和大溪地政府脸上无光，直到八月才迁往临时的办公处。

台侨：当代台湾和大溪地的新桥梁

尽管人数不多，但大溪地并非没有台侨；常常到关帝庙找理查聊天的小陈，便是其中之一。她嫁来大溪地至今已近二十年，之所以当初会和现在的老公结识，是因为她在读大学时，曾担任“华侨参访团”的接待人员，近水楼台。

小陈个性开朗、态度温润，在充满台味的关帝庙里，我听着她带台腔的华语，恍如置身台湾。

孩子长大、母职不再繁重之后，小陈也开始兼差赚外快，比如在国民党教华语，或是担任中国观光团、商贸团的地陪和口译，收入颇为丰厚。偶尔，她也义务接待来自台湾的参访团，比如我遇上她时，她正好在帮一个排湾族交流团，安派到大溪地参加纹身艺术节的行程。

“要记得，不可以叫他们『土人』、『土鬼佬』，他们是『原住民』（autochtone）！”

基于和台湾的历史连结，大溪地国民党对于“台湾来的人”仍然友善──就算台湾原住民是否属于传统定义内的“华人”仍有争议，但国民党支部仍乐意接待，并大方开放刚装修好的民宿供交流团下榻。

闲谈告一段落后，小陈起身准备前往国民党一趟，和支部确认原住民交流团的行程，顺便也带上了我。

在小陈的陪伴下，我们一起在国民党支部的主席面前坐下；主席背后，国民党一百周年的纪念Ｔ恤在灯光下还闪闪亮着。

在大溪地华人的传统世界观里，只有“唐人”是“人”，其他的都是“鬼”（比如马欧希人是“土鬼”、白人则是“白鬼”），因此老一辈华人闲谈时，常用客家话将本地的马欧希人称作“土鬼佬”。小陈一边交待行程，一边还不忘用法语对主席耳提面命：“要记得，不可以叫他们『土人』、『土鬼佬』，他们是『原住民』（autochtone）！”

说着说着，涂老师也来了。

涂老师是我在大溪地认识的第二个台侨。她同样因为婚姻而移居大溪地，平时是专职的华语老师，在国民党任教已经三十多年，至今仍偶尔返台，肩上还背着从台湾来的“都兰国小”书包。

涂老师带我走上二楼的教室。当年国民党经营的“三民学校”遭政府关闭后，转型成为推广华语的“补习班”，至今仍以收费低廉、教学优良闻名，全盛时期曾有学生上百人。今日，教室里仍有蒋中正所题的“亲爱精诚”，和标注汉语拼音规则的手写海报，一起挂在略显疲态的白板周围。

听我问起，涂老师马上叹了一口气。碍于现实，华语教材已经换成简体字，注音符号也被汉语拼音取代，“现在的学生很懒，简体字都觉得难写了，哪可能想学繁体字。”教室后方书柜里，十多年前台湾方面捐赠的图书，也已经没人借阅，和一旁早在南岛溽暑中融化的电影胶卷一样，显得过时。

尽管如此，教室墙面上仍贴着一幅手绘的台湾地图。

“其实现在年轻人根本不管、也不懂两岸问题，很多学生也不是华人。只是明年我们会组团去台湾和原住民交流，所以才贴了这张地图，想让学生先了解一下台湾。”

但一谈到台湾，涂老师又叹了口气。从前，她仍会参加侨委会在纽西兰举办的大洋洲华侨联谊会，但近年来“华侨”和“台侨”的嫌隙和龃龉，也让她开始心生倦怠。

涂老师的倦意，恰恰呼应了许多海外华侨眼见台湾政局走向、中国崛起时，经常会出现的唏嘘。

但从台湾原住民频繁造访，和客家学者渐起的研究兴趣来看，虽然旧时大溪地华人和“中华民国”的连结似乎越来越冷薄，但与“台湾”的连结却未必就要跟着凋颓。尤其，台湾数十年来的本土化运动，也促成了客家研究和南岛语系研究的兴起——而客家和南岛语系文化，正好就是大溪地社会的两大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