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真正的教者 ──侧记高锟校长

高锟校长在200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迅即成为媒体焦点。除了高校长在光纤通讯方面的成就，其中最受人关注的，是他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期间和学生的关系，尤其是1993年发生的两件大事。但观乎媒体报导，有颇多的不尽不实，部份更近乎传说。这些传说，对高校长和学生都不公平。

我当时读大学三年级，是《中大学生报》校园版编辑，亲历这些事件，而且和高校长做过多次访问，算是对内情有所了解。现在热潮既过，我自觉有责任将当年所见所闻记下来，为历史留个纪录。

更重要的是，十八年后，我对高校长的教育理念，有了一点新体会。这点体会，无论是对中文大学还是对中国的大学，或许有一定参考价值。

##一##

对范记人来说，校长拥有庞大的行政权力，代表大学官僚体系的利益。而学生会的职责，是捍卫教育理想，监察大学施政，争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学权益。所以，校长和学生会之间，存在著某种结构性张力。

我第一次见高锟校长，是1992年八月某个下午，我和学生报其他四位同学去大学行政楼访问他，一谈就是三小时。高校长的粤语不太流利，我们主要用普通话交谈。

高校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率真诚恳，没官腔很随和的人。即使我们有时问得直接尖锐，他也没有回避或带我们绕圈子，而是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还留意到高校长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一边聊天一边在白纸上画几何图案，愈画愈多。

那天我们从中大的人文传统和教育理想谈起，说到学制改变，校园规划，教学评核和通识教育等。最后，我们问高校长是否支持学生运动。在那个年头，学生会经常出去示威抗议，有的时候会出现学生在外抗议，校长在内饮宴的场面。校长说他个人很支持学生参与社会事务和民主运动，但因为他是校长，代表大学，因此不适宜表态。他甚至说：“我很同情你们的许多行为，觉得是年青人应该做的。但有些人很保守，可能会觉得我不对。如果我不做校长而做教师，那情形就不同。”[1]

那个访问最后由我执笔，一年后被收进我有份参与编辑的《中大三十年》。中大学生会一向有为学校撰史的传统，每十年一次，从学生的观点回顾及检讨大学及学运的发展。书出版后，我寄了本给校长。过不了几天，他在校园偶然遇到我，说读了书中我的两篇文章，一篇写得好，一篇写得不太好。我当时有点诧异。一是诧异他会读我的文章，二是诧异他如此直率，直率得对著这个学生说不喜欢他的文章。我没有不快，反觉得高校长如此坦白很好。可惜当时人太多，我没机会问他不喜欢哪一篇及原因是什么。

这里要补一笔，谈谈学生会干事会和学生报。

干事会和学生报是中大学生会的核心，是当时唯一需要全校学生一人一票选出来的组织，运作经费来自学生的会费，在组织和财政上完全独立于校方。学生会总部在学生活动中心范克廉楼，干事会在地库，学生报在顶层，彼此关系密切，我们惯称自己为“范记人”。校长所在的行政楼，与范克廉楼一路之隔，并排而立。

中大学生会有很长参与校政和关心社会的传统，崇尚独立思考自由批判。我入学时，八九年刚过不久，范克廉楼聚集了大批热血青年，天天在那里议论国事。除了学生会，中大还有过百计学生团体，包括书院学生会、国是学会、中大社工队、青年文学奖、绿色天地等。这些团体也是学生自治，每年由会员选举出我们叫做“庄”的内阁，自行组织活动，学校不会干预。

我特别说明这个背景，是想读者明白，虽然高校长是国际知名的光纤之父，但我们当时对他不仅没有崇拜，反而有一份戒心，因为他是校长。对范记人来说，校长拥有庞大的行政权力，代表大学官僚体系的利益。而学生会的职责，是捍卫教育理想，监察大学施政，争取校政民主化，保障同学权益。所以，校长和学生会之间，存在著某种结构性张力。

更重要的是，范克廉楼有强烈的反权威反建制传统，在我的读书年代尤甚。这个传统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发展下来，一代传一代，从没中断过，形成所谓范克廉楼文化。很多人对这个传统不认识，一见到学生会有抗争行动，总会习惯性标签他们为“过激”“非理性”和“一小撮搞事份子”，但却很少尝试理解他们背后的理念。

##二##

他回应说：“你们说我太天真了，我说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对香港的将来做一些事情，这是不错的。香港的将来是大家的将来，可能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

1993年距九七主权移交，还有四年。那是高锟校长任内最纷扰的一年，而且和香港政局纠结在一起。在这年，高校长放弃了一年前亲口对我们说过的政治中立，接受中国政府委任为港事顾问，结果引发轩然大波。

让我先说点背景。

1992年7月，彭定康成为香港最后一任殖民地总督。他上任不久，即在施政报告提出政治改革方案，增加立法会民选议席，冀在九七前加快香港民主发展步伐。这个方案遭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双方关系陷于破裂，当时的港澳办主任鲁平甚至斥责彭定康为“香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中方于是决定另起炉灶，积极吸纳香港不同界别精英为其所用，邀请他们出任港事顾问。

1993年3月27日中国政府公布第二批港顾名单，高锟校长赫然在名单之上。中大学生会在29日发出声明，指港事顾问乃不民主的政治委任，高锟身为校长，代表中大，不宜担任此职，并要求高校长公开交代事件。高校长当晚回应说，他是以个人身份接受此职，不会对中大有任何影响。事情发展得很快，当天在范克廉楼已出现大字报潮，傍晚电视新闻也以头条报导此事。在委任名单中，其实也有别的大学的校长，例如科技大学校长吴家玮，但因为只有中大有反对声音，所以成为全城焦点。

3月30日中午，学生会在烽火台举办论坛，有四百多人出席。高校长没有出现，但发了一信给学生会，称他会利用港顾一职，就“学术自由及促进本港与国际学术界联系”向中国政府反映意见。论坛结束后，有五十多位同学带著横额，游行到中环恒生银行总行，要求正在那里参加中大校董会会议的高校长回校公开解释。傍晚六时许，高校长答应出席第二天的论坛。我们当晚在学生会开会到夜深，并为第二天的论坛作准备。

3月31日早上11时，高校长踏出行政楼，来到数步之遥的烽火台，等候他的，是中大千多名师生及全香港所有媒体。高校长那天穿深色西装，精神看来不错。烽火台放了一张长桌，高校长坐一端，中间是学生主持，另一端是学生会会长。高校长背对著的，是朱铭先生著名的太极系列雕塑“仲门”，门后面是大学图书馆；正对著的，是密密麻麻的师生，师生后面是百万大道，大道尽头是俗称“饭煲底”的科学馆，上有“博文约礼”校徽。

论坛气氛热烈，学生排著长队等著发问，用的是标准中大模式：发问者先自报姓名及所属书院学系年级，然后提出问题，高校长回应，发问者接著可追问或评论，高校长再回应，然后下一位接上。

争论的焦点，是港事顾问的政治含意以及校长应否接受这样的委任。高校长不善言辞，对著群情汹涌的学生，一点也不易应付。但就我观察，高校长不是太紧张，即使面对发问者的冷嘲热讽，他也不以为忤，有时甚至忍不住和学生一起笑起来。

高校长当天答得很坦白，直言不熟悉政治也对政治没兴趣，只是如果拒绝接受委任，会引起对方“猜疑”及“弊多于利”。有学生批评高校长六十岁了还如此天真，竟以为港事顾问可以和政治无关。他回应说：“你们说我太天真了，我说我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希望大家努力对香港的将来做一些事情，这是不错的。香港的将来是大家的将来，可能对世界的影响非常大。”[2]

论坛去到最后，学生会会长将一个纸制传声筒递给校长，讽刺他作为中方的传声工具。高校长接过传声筒一刻，摄影记者蜂拥而上。这张相片在全香港报纸刊登后，不少人大骂中大学生是文革小将，想威逼校长戴高帽游街示众。我们哭笑不得，因为真是发梦也想不到，传声筒会变成批斗高帽。

4月1日高校长和其他港事顾问上北京接受委任，学生会再次带著标语到机场示威。高校长回来后，接受我们访问。被问及如何看待学生抗议时，他说学生会对他没有作出任何人身攻击，而且“在香港，学生完全有权和有自由这样做。”[3] 尽管是这样，学生之间却很快出现分歧，不同立场的大字报贴满范克廉楼，引来大批同学围观回应。学生报当时做了个民意调查，访问七百多位学生，发觉支持和反对高校长出任港顾的比例，是一半一半。

事件发生一年后，我再次访问高校长，问他一年来做过什么，他说没有参加过任何港顾的正式活动，也没表达过什么意见。我当时为这宗新闻起了个标题叫“港顾徒具虚名，校长一事无成”。[4]

报纸出来后，有个书院辅导长见到我，说你们这样写校长，难道不怕得罪大学吗？我当时愣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因为真的没想过。我那几年办学生报，虽然对学校有许多批评，但从来没担心言论会受到限制，也没感受过来自学校的压力。当时的中大，百花齐放。除了学生报和大字报，还有许多我们称为小报的刊物，大部份匿名出版，言论大胆出位，放在范克廉楼任取。我们自己也知道，校内校外都有声音，要求学校管制这些出版物，但校方始终没有行动。

港顾一役后，高校长如常接受我们访问，每年会亲自写一封信来多谢我们的工作，还从他的私人户口拿出两万元资助学生会有经济需要的同学──虽然我们不怎么领他的情。高校长也重视我们的言论。学校公关部职员曾私下告诉过我，每月学生报出版后，如有对大学的投诉，高校长都会叫职员影印一份，寄给相关部门跟进。我当时的感觉，也是许多校园问题报导后，负责部门很快就会回应。

我们那时一个月出版一期报纸，每期有好几十版，印五千份，放在校园免费任取，通常几天内就会派完。那时做学生报很辛苦，白天要采访，晚上要开会写稿排版校对，没有半分酬劳，但我们却觉得值得和有满足感，因为相信可以为校园带来一点改变，并令同学多些关心身外事。

现在回过头看，港顾事件在中大校史中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对香港政治产生了什么影响，而是起了一个示范，就是校长有责任就大学重要事务出来和同学公开对话。之前或许也试过，但论规模论影响，这次千人论坛肯定是历史性的。

从此之后，类似的校政讨论逐渐成了传统。我记得1995年高校长宣布退休后，学生会曾在烽火台办了另一次论坛，要求学生有权参与遴选新校长。那次论坛由我主持，高校长不仅自己出席，还带了好几位学校高层来一起讨论。这样的对话，不一定有即时成果，但对建立一个问责透明，重视师生共治的校园文化，却有积极作用。

##三##

直到前两年，我从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来当年大学曾为此特别开会，会中只有三人不主张处分学生。三人之中，有高锟校长本人──是他硬生生将处分学生的建议压了下去。

1993年发生的第二件大事，是11月13日的开放日事件。所谓开放日，是指中大三年一次，开放校园给公众参观，让公众对中大有更多认识。1993年的开放日，恰逢中大建校三十年，所以办得特别隆重。没料到的是，这个开放日又一次令高校长成为全香港的焦点。

开幕礼当天早上，百万大道会场坐满了嘉宾，高锟校长被邀到台上致辞。正当他要发言时，突然有十多位学生从两边冲出来，手持标语，高叫反对开放日口号，会场霎时乱成一团。高校长一个人在台上，手里拿著讲稿，说又不是，不说又不是，只能呆呆站著苦笑。与此同时，有学生抢了台上的麦克风，还有两位爬到典礼正前方的“饭煲底”顶层，用一条长布横额将中大校徽遮起来，上书“两天虚假景象，掩饰中大衰相”。

台下观众及负责筹办开放日的同学，最初不知所措，接著则对抗议学生不满，开始起哄，场面混乱。事件扰攘十多分钟后，示威同学被保安推下台，高校长才有机会将开幕辞匆匆讲完，但整个开放日的气氛已全变了调。

典礼结束后，高校长打算离开，大批记者立刻上前将他团团围著。我作为学生报记者，夹在人堆中，高声问了一句：“校方会不会处分示威的同学？”“处分？我为什么要处分他们？他们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校长边走边答，语气平静。

我当时一下子就呆了。要知道，二十多分钟前，高校长刚经历了人生最难堪的一幕。堂堂一校之长，光纤之父，在全校甚至全香港人面前，受到自己学生最不客气的抗议和羞辱。这次和港顾事件不同，学生不是要和校长对话，而是要公开揭露大学之丑相，让外界知道中大三十年没什么值得庆祝，借此激起更多对大学教育的反思。

所以，我和其他在场记者一样，以为校长一定会大发雷霆，狠狠训斥学生一顿。但他没有那样做，而且清楚表达了他的态度。那一幕，留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后来不止一次回想，如果我是他，设身处地，会不会像他那样反应？坦白说，我想我做不到。我相信绝大部份人也做不到。

第二天的报纸，不用说，铺天盖地是这宗新闻，并且一面倒批评学生。在校内，事件也引起极大争论。那一期学生报社论，叫“不是社论”，因为我们内部彻底分裂，无法对事件有共识。然后我听说，学校管理层对此十分震怒，认为绝对不能纵容学生。我又听说，大学收到不少校友来信来电，强烈要求惩戒学生。

但过了两个月，什么也没发生。到底大学内部有何讨论，我全不知情。直到前两年，我从一位同事口中得悉，原来当年大学曾为此特别开会，会中只有三人不主张处分学生。三人之中，有高锟校长本人──是他硬生生将处分学生的建议压了下去。

##四##

2009年高校长获诺贝尔奖后，高太太黄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讲，提及高校长当年和学生激烈争论后，回家对她说：“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

我1995年毕业后，就再没见过高校长。

大约是2000年，我在伦敦读书，香港电台为校长拍摄“杰出华人系列”，导演读了我大学时代的许多文章，特别来伦敦访问我，我才将开放日那难忘一幕说了出来。之前我从没和人提过此事，因为要公开肯定高校长，对我是不容易过的一关。其实当时高校长也人在伦敦，我却因为可笑的自尊而没去见他一面，遂成遗憾。

两年前高校长得诺贝尔奖，传媒拚命追挖中大旧闻，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两件事。而得出的结论，往往是颂扬高校长宽大为怀，有雅量容忍我们这些顽劣之徒。而愈将学生描画成偏激乖张，似乎就愈显校长的伟大。

我对此感到不安。坦白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当年所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无论对于理念还是行动手段，我们都有过深刻反思，甚至进行过激烈辩论。但这并不表示我们是无理取闹或大逆不道。恰恰相反，这些同学是我大学生活中见过的最有理想最独立思考也最关心社会的人。他们许多毕业后一直坚持信念，在不同领域默默耕耘，推动社会改革，并取得不同成就。

退一步，如果我们真是顽劣之徒，高校长何必要忍受我们？高校长身边许多人，就劝过他不要过度纵容学生。例如当时的副校长金耀基教授，便曾公开说过他不认同高校长的做法。我也听过不少评语，认为高校长软弱无能，没有管治权威。可以说，高校长的做法在当年不仅没受到颂赞，反而遭人嘲讽。

高校长为什么要那样做？

这些年来，我一直困惑。尤其当我2002年回到中大任教，目睹母校种种转变，我就更加怀念我的读书时代，更加希望理解高校长多一点。到了最近两年，因为阅历渐深，也因为听了高校长几段话，我有了一些新体会。

在“杰出华人系列”访问中，高校长应导演之邀，上到范克廉楼中大学生报会室，打开当年报纸，首度谈他的感受：“我的感觉是学生一定要这样做，不然我听不到新的思想。他们表达之后，我们至少有一个反应，知道他们在争取什么东西。”

2009年高校长获诺贝尔奖后，高太太黄美芸女士回中大演讲，提及高校长当年和学生激烈争论后，回家对她说：“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

从这两段说话，我们清楚看到，高校长和许多人不同，他没有视学生为敌，更不是在容忍学生，而是暗暗欣赏这些别人眼中的叛逆学生。他似乎认为，中大学生不这样做，才奇怪才不应该。

这真是大发现！我从没想过，校长会欣赏学生。他欣赏学生什么呢？我猜想，高校长欣赏的，是学生敢于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坚持自己信念的精神。他相信，这是真正的科学精神，也是真正的大学精神。

我这不是胡乱猜度。高校长在某个电视访问中说得清楚：“千万不要盲目相信专家，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譬如我说，光纤在一千年之后还会被应用，大家便不应该随便相信我，要有自己的看法和信念。”

高校长不喜欢别人崇拜他，更不喜欢别人盲从他。他要学生有自己的见解。真正的大学教育，应该鼓励学生自由探索，成为有个性有创造力同时懂得对生命负责的人，而不是用形形色色的戒条将学生变得唯唯诺诺服服贴贴。

高校长明白，要培养这种人，就要给予学生最多的自由和最大的信任，容许学生尝试和犯错，并在众声喧哗和不和谐中看到大学之大。这不仅是个人胸襟的问题，更是理念和制度的问题。一所大学的师生，如果看不到这种理念的价值，并将其体现在制度，实践于生活，沉淀成文化，这所大学就很难有自己的格调。

我渐渐体会到，因为高校长有这样的视野，所以他能对一己荣辱处之泰然，所以能顶住重重压力保护学生，也所以才能说出“什么都反对才像学生哩！”这样的话──即使学生反对的是他本人。

高校长不是文科人，未必懂得将这些理念用很好的语言表达出来。做校长多年，他并没有留下什么动听漂亮的名句。但他是科学家，知道真正的学问真正的人格，要在怎样的环境才能孕育出来。

高校长不晓得说，但晓得做。当十八年前他自自然然不加思索地反问我为什么要处分学生的时候，他就活在他的信念之中。正因为此，当年我们这群最“不听话”的学生，今天才会那么怀念高锟时代的多元开放和有容乃大。

说来惭愧，我用了十八年，才能体会这点道理。

##五##

再次见到高校长，已是十五年后，在去年秋日的中大校园。

那天阳光很好，我驾车从山脚宿舍到山顶办公室。在路上，我远远见到，高校长和高太太两个人在陡峭的山路慢慢行走。我把车停下来，问高太太要不要载他们一程。

这时候，高校长竟自个走到车前，向我挥手对我微笑。校长老了许多，一头白发，还留了长长的胡子，像个老顽童。我大声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学生。校长一脸茫然，不知如何答我。我的心蓦地就酸了。虽然面对面，由于他所患的病，高校长永远不会记得我是谁了，我也永远不会再有机会向他道一声谢。

十八年前的记忆，在树影婆娑中，零零碎碎上心头。

我希望，当时光逝去，人们说起高锟时，不要只记著他是光纤发明人，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还能记著他是我们的老校长，是一位真正的教者。

[1] 《中大三十年》（中大学生会出版，1993），页15。

[2] 《中大学生》，第88期（1993年4月）。

[3]《中大学生》，第88期（1993年4月）。

[4]《中大学生》，第92期（1994年4月）。

*原文收录在《在乎》一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

**（周保松，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