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早：我们缺乏一个不逾规矩的类型片导演吗？《邪不压正》与坏小子姜文

​两月前，《邪不压正》在大陆上映，许多人又因为姜文吵起来了。

​夸奖的声音比较相似，就是说《邪不压正》“很姜文”，这个说法里包含了任性、荒诞、魔幻、热血、雄性荷尔蒙等一系列“姜文元素”。

质疑的声音就各自不同了。有人说姜文“抖小机灵”，有人说他“夹带私货”、“自恋兼宠妻”，有人说他中年荷尔蒙已经不足所以不够High，有人说他还像个任性的孩子不知道好好讲故事，有人殷殷指点该向原著借三分从容，还有人痛心疾首地表示《邪不压正》格调低了⋯⋯

《邪不压正》，武侠动作喜剧片，姜文导演。改编自作家张北海武侠小说《侠隐》，讲述1936年发生在北平城的间谍斗争。影片是姜文“民国三部曲”的终章，于2018年7月13日在中国上映，9月6日在香港上映。

《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辉煌的高起点”，以及《鬼子来了》的悲情命运，铸就了一个“姜文神话”。从那时到现在，是很多观众、评论者而不是姜文，深陷在这个神话中不能自拔。

质疑者想像的《邪不压正》该是什么样子呢？就像不同年代开始看世界杯的球迷分别会迷恋巴西、阿根廷、意大利或德国一样，有人希望姜文能延续《阳光灿烂的日子》的骚动与迷离，有人索求《鬼子来了》似的历史反讽与反思，有人期盼还能看到《让子弹飞》那样的强烈冲突，还有人高喊为何《太阳照常升起》的诗意与壮烈不再⋯⋯当然还有原著党的不满：“没有我期待的小说里的烙饼炒鸡子，差评！”

说实话，影片公映之前，我完全没料想到这样的局面。我以为经过《一步之遥》的万马齐喑（用姜文的话说叫“包子喂猪”），多少会有“洗粉”的作用——不喜欢姜文的人不再有所期待，而喜欢姜文的人也可以平心静气——至少，在“带不带观众玩儿”这一点上，《邪不压正》比起《一步之遥》来，向观影者提供了不只一根还算结实的拐杖。

我低估了这个时代的健忘与严苛。健忘，不只意味着他们只记得当年观影的激动与喧嚣，却忘了争吵之后的一地鸡毛，也不会再去覆盘自己的冲动何来——某种意义上这种做法类似看完球不捡垃圾，只是期待下次进场，又是干净光鲜的场地，紧张刺激的比赛。健忘，还包括了“记吃不记打”，张艺谋从《英雄》到《三枪》再到《长城》就变成什么样了，人们还是只惦记着《活着》；同样，二十多年过去了，再提《阳光灿烂的日子》有意思么？

在我看来，《阳光灿烂的日子》这种“辉煌的高起点”，以及《鬼子来了》的悲情命运，铸就了一个“姜文神话”。从那时到现在，是很多观众、评论者而不是姜文，深陷在这个神话中不能自拔，他们甚至拒绝与现在这个55岁的姜文和解，而是像一个个严苛的家长，仰面朝着天台上告白的孩子喊：妈妈觉得你的缺点是可以改正的，这样你才能变成更好的自己⋯⋯

“姜文神话”是到了该破产的时候。当然不是跌落到“姜文跟崔永元一样，只是电影爱好者，还不如普通导演”（网络评语）的程度，而是平心静气来审视一下，姜文给这个时代带来了什么，这个时代又反馈给了姜文什么。

最近 Netflix 甚至取消了“用户影评”这个栏目，只提供“赞”或“否”——一个向上或向下的大拇指。

姜文曾经表达过他的困惑：为什么我们年轻时看不懂电影，会觉得自己不行；现在的人看不懂电影，会觉得是电影不行？——我想“票房为王”的观念确实已经深入人心，“用户体验”被互联网企业喊得山响，正如我们多年之前曾经无比羡慕所谓资本主义的口号“顾客是上帝”，以及“无理由退货”赋予消费者的某种独裁者般的权力（当然是虚幻的），消费者已经无法容忍花钱观看一部超出他们理解之外的电影。这种观看期待，将电影这种产品牢牢地按在了“快消品”的位置上。最近 Netflix 甚至取消了“用户影评”这个栏目，只提供“赞”或“否”——一个向上或向下的大拇指。当无数用户像罗马贵族在斗兽场一样，只用一根拇指就决定了角斗士们的生死，电影的丛林法则就已经壁立千仞。

还有一种质疑是：为什么《邪不压正》让观众看不懂，但又没有一股“神作”的韵味？是的，这是《邪不压正》与《刺客聂隐娘》的巨大不同。后者即使遭遇了普通观众睡着或退场的难堪场面，但仍然保持着“大师之作”的样貌，让批评者不太敢造次。而《邪不压正》没这种仙气，它让各种观影人群都可以骂一句“胡闹”（比如史航扮演的华北第一影评人潘公公，确实跟剧情毫无关系），姜文也就被冠上了“中国最大的熊孩子”的称号。

姜文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他上学时或许不知道北京电影学院的那句口号“电影是对投资人负责的艺术”。但这么多年电影生涯，猪都会知道每一个镜头后面都是哗哗作响的金钱。电影作为工业社会产儿，曾经拥有的三重属性——商品、宣传品、艺术品，后两者早都在前者威压下溃不成军（想想《战狼》在《建军大业》面前的威风八面）。那些觉得当下一个导演还能任性地“玩电影”的小白想像，只适合豆瓣上的梦呓。真实的情况是：现实太残酷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电影一窝蜂地狂追类型片，又一窝蜂地狂捧大IP（这一点还被有人用来DISS《邪不压正》何以改编不够知名的《侠隐》）。热钱到处蹿动，但永远拜高踩低，只认票房。

姜文再牛气，也不可能不跟资本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但在电影工业越来越订制化、流水线化的背景下，姜文打造的成品，在很多媒体与观众眼里，仍然是“任性”的产物。这种任性，首先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不照顾甚至是毁灭观众的观影快感。正如先锋小说家们在1990年代就已经感受到转向的危机，大批特立独行或貌似特立独行的导演在中国电影市场急剧扩大的十年间一直在捣鼓“名望+资本+订制”的市场实验。从第五代到第六代，从港台到内地，张艺谋、陈凯歌、王家卫、徐克、管虎⋯⋯而坚持初心的艺术片导演如侯孝贤、许鞍华、贾樟柯、王小帅、娄烨，迅速被电影市场边缘化。

在这股顺昌逆亡的潮流中，姜文是一个异数。一方面，正如他提醒记者的那样，姜文拿过两次票房冠军，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要这坏小子不任性不失控，他并不缺乏商业成功的能力——而许鞍华或贾樟柯想成为票房冠军，听上去像是个笑话。

我们的观影生活缺一个严丝合缝、不逾规矩的类型片导演吗？生态多样性不是一个领域保持活力的源泉吗？神化与妖魔化之间，是不是必择其一？

但另一方面，姜文也有着惊人的执拗。不管多少人参与编剧，不管资方多想控制影片的走向，姜文总能让自己那些奇思异想洋溢在影片的每个角落。他不遵循商业化的叙事逻辑，不肯让一个人物哪怕只是正邪两面的“复杂”，他让普通观众很难与人物发生共鸣——他们大都显得疯狂而极致，他也不肯心无旁骛地讲一个干净的故事，总是枝节横生，断简残编。这么说吧，如果姜文是一款软件，那他就是一款界面很不友好的软件。

这就是姜文。多数人认为他这种与时代大唱反调，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姿态问题。这是让已经被商业消费喂养得骄横无比的受众特别不能接受的。当他似乎就是那个才华横溢却眼高于顶的优异人士，“大院子弟”、“红色贵族”之类的揶揄又铺天盖地而来。在一个名人争当草根的时代，这就相当于一种道德批判。

此人之肉，彼人之毒。我不想细辨《邪不压正》的好坏正误。我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时代的你我他：我们是否一定要不遗余力打击华语电影个人风格最强烈的导演？我们是否真的想看到姜文息影或变成徐峥？我们的观影生活缺一个严丝合缝、不逾规矩的类型片导演吗？生态多样性不是一个领域保持活力的源泉吗？神化与妖魔化之间，是不是必择其一？

多数人认为他这种与时代大唱反调，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姿态问题。这是让已经被商业消费喂养得骄横无比的受众特别不能接受的。

在我看来，姜文是华语电影最有勇气与想像力的导演。他自己说不关心物价，纵观十年影史，他确实像站在时代之外的匠人，一心只想干自己的活儿。他的作品就像贝聿铭在卢浮宫外建造的玻璃金字塔，爱者恨者都不计其数。面对将自身生命体验尽数放进作品的作者，我总认为，气场不合是一回事，因为气场不合即否认其价值是另一回事。至少，从过往的经验来看，票房口碑双红的《让子弹飞》，热闹过后很少有人去做再解读的尝试，而当时票房口碑都异常走低的《太阳照常升起》与《一步之遥》，还不时有人说起，重看，回味。

艺术史上的坏小子不少。他们总是不满足于既有的套路，总想把惯性与规范拆得七零八落。姜文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然而，在守门人缺席的时代，坏小子如世界杯赛场拖延时间的姆巴佩，完全暴露在公众的口诛笔伐之下。如林的向下的拇指，会记载每一场时代的精神杀戮，记载异端甚至得不到滥竽者的权利。最终应了陆游一千年前的感慨：

老子舞时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
尊前作剧莫相笑。我死诸君思此狂。

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专栏作家，主要关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与文化史、当代文化研究等。